我們為什麼閲讀（1）：如果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

疫情帶來的失序仍在劇烈且深遠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封閉成為常態，權力的邊界愈加模糊。以防疫為名、以愛國為名，反思、質疑甚至討論的空間被進一步摧毀。我們又該如何守護自我的主體性、守護思考的自由？

閲讀，修築了最後一道閘門。端傳媒和六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閲讀者聊了聊閲讀這件事。他們是翻譯者、檢修工人、大學教授、詩人、童書編輯和獨立書店的店長。通過閲讀，他們感受真實、認識社會、尋找自我，抵達一個遠比腳下豐富、開放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中，閲讀就是生活本身。它關乎人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安頓自身，關乎個體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堅守，關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為一種應對時代的方式，賦予他們超越現實的力量。

在接下來的每個週六，我們將與你分享一個閲讀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一個社會學教授講述了他淘書的經歷，以及大學在形塑一個時代的思想氛圍上所承擔的角色。下週六的第二篇故事，講述一個檢修工人透過閱讀不斷更新對自我的理解。

茫茫書海中，身體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遠足卻可翻山越海。願他們的故事，也帶給你力量。

李鈞鵬，現任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43歲），以下是他的口述：

去年二月，我讀了一本生動的哲學書，叫《在心靈最深處遇見哲學》。

作者斯科特·塞繆爾森（Scott Samuelson）任教於美國一家社區學院，做哲學普及。在他看來，哲學是任何人都可以過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將哲學從高等學府的象牙塔中拿出來，擺在了人性中心的位置。我花了幾個通宵讀完了這本書，中間實打實哭了兩次，也有幾次笑得打滾。

晚上坐在床上看書的時光，是我感到最舒服的時候。

我的床頭一般堆着十幾本書，有文學，也有歷史、政治、哲學。白天，因為備課和科研，需要專注讀專業領域的書籍。夜晚的閲讀，對我來說算反而是一種放鬆。你知道你就是一個業餘讀者，是純粹帶着興趣在閲讀，不會過於糾結於字句，也會更享受。

來華中師範大學任教前，我在美國呆了整整十六年。相對廣闊的閲讀視域，很大部分源於那時的求學生活。

2003年，我在北卡羅來納大學讀了三年博士，後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完成了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又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員。但大學四年博雅教育提供的基礎，於我始終是欠缺的。現在的閲讀，算是一種補課。

前段時間，我又拿起了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這不是我第一次讀它，但和很多人一樣，第一次沒有挑戰成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我所說的「挑戰成功」，不是追求將它從頭到尾讀完，而是你內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真正地理解它。

讀這些經典時，我還有一個特殊的喜好。如果一本書有多個譯本，只要是覺得比較靠譜的，我都會收集起來，和原文一塊比對着讀。

去年年底，我第一時間購入了理想國新出的一套《神曲》。這是香港翻譯名家黃國彬的譯本，十來年前，大陸曾經引進過一次，但後來絕版了，之前聽說要出新版，我就很激動。結果真沒有讓我失望。一天凌晨四點，改完與學生合寫的論文，我興奮地讀了兩個小時。雖然讀的是《地獄篇》，但詩體版本長在形神兼備，嚴謹的譯文讀來「芳香撲鼻」。

如果要說過去一年，我在閲讀上發生的最大變化，應該是愈發對微觀社會學感興趣了。

這算是一個個人經歷與學術興趣交織的轉變。

我始終覺得，宏觀與微觀的區分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無論是跟着我的第一任導師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研究的抗爭政治和歷史社會學，還是後來所做的知識社會學，再到關注愛情、友誼，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互動形式，都源於我對符號互動論和現象學社會學的濃厚興趣。好的社會學家應該對身邊的一切事物保持敏感，且能在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不同現象中，找出共通的形態。

我也確實對做「有血有肉」的、觸及人的心靈的研究有越來越強烈的願望。這幾年來，我本人、家庭還是朋友的生活，都發生了不少變故，其中就包括感情上的變故。我希望能通過微觀社會學，弄清楚在自己和身邊的人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一興趣驅使下，我又重讀了一遍以色列文學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愛，為什麼痛？》。如今你到書店買關於愛情的書，能看到的寫作者，基本都是心理諮詢或婚姻婚戀專家。但這本書尤其特別，易洛思從社會根源的角度，探討了人為什麼會在現代愛情中互相傷害，是非常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一本書。

學科邊界只是一個純粹人為的東西，千萬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我對閲讀的熱愛其實始於文學。

家裏最早的房子有兩個小單人沙發，中間是一個茶几，茶几後面就是一個嵌入式的小書櫃。很小的時候，我會經常踩着沙發，再走到茶几上去找書看。直到高中，我的夢想還是當一位文學評論家。

進入大學後，更多時間花在了專業書上，我就把自己對文學的愛好暫時「抑制」住了。在美國生活的最後幾年，才將它重新拾起來。

我記得一位很有名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S.貝克爾（Howard S. Becker）在一本書的序言裏寫過，他從文學中得到的社會學知識，比社會學著作中還要多很多。我現在還挺同意這一點的，因為好的文學，必然需要作者對他所處的大的社會環境、微觀的人際互動都有非常細微的體察。

於是，我的客廳又重新被文學書給佔滿了。每天看到哪本，就會拿起來讀讀。比如最近，我就在重讀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在閲讀上，我的包容性其實挺大的。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80-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雖然沿着知識社會學的路徑，但也需要做大量政治、思想史的背景閲讀。可以說，我的閲讀興趣很大程度就在那時被打開了，且一直影響我至今。這也讓我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的學科邊界，包括研究領域的劃分，只是一個純粹人為的東西，千萬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為了更好地完成畢業論文，我還將中國最活躍的知識分子從80年代迄今的所有公共寫作全部拿出來讀了一遍。這些人的立場本來就不一樣，有的是左翼，有的偏右，我當然也有我自己的立場。但為了研究，我必須深入閲讀他們所有人的東西。這一過程讓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讀書應該是一個取長補短的過程，儘管作者本身的立場我並不贊同，也能從中發現很多優點。

這一代人缺乏心靈的歸屬感，缺乏對於崇高的追求。如果他們是自我的一代，那麼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呢？

在美國的十六年，逛書店曾是我最大的樂趣之一。

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我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是當地社區一家很有名的學術書店——BookCulture的常客。書店有兩層，一樓一進去，就能看到一整排關於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的書架，上頭放的都是最新出版的學術書籍。有時候，我也很好奇，這些「陽春白雪」的書怎麼能夠賣得掉，但它確確實實存在了很多年。

到了哈佛大學，能逛的書店就更多了。我最常去的，是位於唐人街旁的一家二手書店。那時，我一般一週外出買一次菜，買菜之前，會習慣性地先去書店逛幾個小時。每次踏入那個天地，一眼望去一整排一整排的書，真的會讓人產生一種在人類知識寶庫裏流連忘返的感覺。無數次，我不知不覺淘了一書包，外加兩個塑料袋的書，只能直接打個車回家了。

回國後，這條路就基本斷了。剛回武漢生活時，我去了幾家別人推薦的書店，結果都挺失望的；還一度抱着懷舊的心情，去了20年前在武漢讀書時經常買書的書店，發現也今非昔比了。

實體書店逛得少了，獲得閲讀信息的主要渠道變成了豆瓣。每天通過廣播，看到友鄰點了什麼「想讀」，遇到自己感興趣的書，就放到購書單裏。

看起來，當下的社會變得更多元化了。在利益和偏好上，我們所在的是一個異質性越來越強、個人意識越來越強的社會。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確實損失了很多。這一代人缺乏心靈的歸屬感，缺乏對於崇高的追求。如果他們是自我的一代，那麼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呢？可能多數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評閲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論文時，很多人的中文表達都讓我感到非常擔憂，更不用說具體內容本身了。我覺得，這與我們傳統閲讀的減少不無關係。

80年代初，我去表姐家玩，看到她寫了厚厚一筆記本的詩集。那個時候，10來歲的少年喜歡寫詩，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也是在那個時候，薩特或海德格爾的一本書動輒可以賣出上百萬冊，甚至在圖書出版前一天，就有讀者會到書店來排隊搶購。

2010年前後，我回到北京，在中關村租了一間單間，為畢業論文做了一年的田野調查。除訪談外，也參加了許多書店的講座和讀書沙龍。當時，我在單向街書店的藍色港灣店聽了一場楊奎松教授主持的沙龍。現場的狀況非常震撼，裏裏外外全是人，提前半小時到，就已經沒地方坐了。

我還去北京西單對面的三味書屋書店聽過幾次講座。有一次，人民日報社已經退休的一位評論員來到現場，分享了「中國思想界的幾種潮流」。與單向街書店不同，三味書屋的聽眾，大多都是頭髮花白的老人。看到這樣的場景，我把畢業論文的標題都想好了，就叫「富有活力的中國知識界」。

放到現在，這些都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氛圍，離不開大學承擔的角色。

大學作為所謂的「象牙塔」，也在受到來自外界的各種干擾。它還能不能回歸它自身的角色，讓年輕人能夠拋開一切功利的想法，帶着一個「理想主義」的態度，來閲讀人類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要做的，就是重建這樣一個還有可能的閲讀空間。

現在，我在學校開了三門課。其中，知識社會學是為碩士和博士所開的，社會學原著選讀、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兩本課則面向本科生。我的課上都儘量不用教科書，就是讓學生讀原著。因為這樣，它們成為了院裏閲讀量最大的課。一門課下來，學生至少需要讀十幾、二十本書。

課程之外，我還在院內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二十來人的規模，每兩個禮拜讀一本書。所有的研一學生都必須參加，至於到了研三的學生，我也理解他們要忙畢業論文、忙找工作，就不做強求。讀書會的形式有意避免了一個個上台做報告的刻板流程，就是讓大家一塊坐下來，自由地交流關於書的各種想法。

我們儘量做到一個學期有一個主題。比如上學期，我們圍繞的是歷史社會學的主題。主題的設定跟課程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尊重學生自己的興趣，一同討論出來的。讀書會也對外開放，經常會有些其他專業，包括校外的學生前來參加。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氛圍，離不開大學承擔的角色。在高校培養閲讀的氛圍外，我也很希望在它與更大的社區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哈佛大學的那兩年，我去費正清研究中心聽由傅高義教授主持的講座，經常會看到不少中老年人的面孔，他們都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講座信息，有感興趣的，就來了。在北卡羅來那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我發現，圖書館的書也都是對周圍居民免費開放的。然而很遺憾，我們的大學和周圍社區之間，普遍都存在着一堵無形的牆。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的努力已經影響了不少學生。在我的鼓勵下，一些學生還自發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已經堅持了一年多。我沒有實際參與在內，但關於讀什麼，他們有時也會向我徵詢意見。

每個學者都有他們自己的追求，各種形式其實都無可厚非。但對我自己來說，讓我的青春在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身上得到延續，這才是最令我享受，也最讓我感到價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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