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不加引號的「使命」

我2000年代初期入學讀新聞。所在大學的新聞系歷史悠久，最早是培養共產黨宣傳幹部的——黨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崗位。這樣的歷史根源讓我理解了，中國的新聞教育有一個來自於歷史的、加引號的核心「使命」——政治宣傳。

我當學生的時候看了 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書中分析共產黨如何變成一個非常會使用媒體進行政治動員的組織。我曾經很想知道這種方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讀了書之後明白，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解放日報》改版。1942年，由時任總編輯陸定一等人操刀，將《解放日報》改版成一個完全的黨報。建立黨的領導地位，宣傳至關重要。所以大陸各級政府裏，宣傳幹部的地位是很高的，和組織部是一個等級。

註：創刊於1941年的《解放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政治理論刊物。194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稱，「黨報是集體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對黨內黨外是最尖銳的武器。」同年4月，《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致讀者》，宣布改版，強化黨報的政治屬性。

但與此同時，讀新聞系的我也在學習一門專業。專業有它自己的使命，不打引號的使命。年輕人要有歸屬感，一定會受到感召：做這件事是有意義的、這份職業能給你使命感。它不是別人給你的、加引號的使命。

我會擁有這種使命感也是因為21世紀初的中國新聞產業正處在窗口期。作為學生的我們聽到了「新聞專業主義」，聽到了「調查報導」、《南方週末》同仁辦報，聽到了央視改革（1993年）、柴靜、《新聞調查》，聽到了「看門人」（gatekeeper）等好多概念。我們的老師會講：某某調查記者隱姓埋名，在煤礦做調查報導，當時有很多案例都是新聞業裏面最頂尖的人做的。

非典期間，我們有一半的學生都不在學校，很多課都在教室外面溜達，孫志剛事件就發生在那個階段。孫志剛的事情發生之後，北大三博士舉辦討論孫志剛的收容遣散制度是否符合法理講座。主辦者就在某個高校的小廣場上，拉了一個橫幅，把它做成了媒介事件，邀請媒體報導。我不太記得有沒有聽講座，但看到了橫幅。對於一個年輕的大學生來說，我不太理解孫志剛事件的意義，但是在那個時候我感知到了，被薰陶了這些事件，然後才明理，讀了更多書之後，才知道他們當時做的這件事是有反抗意義的，是很大膽的，是想要挑戰既有的法律框架的。

註：孫志剛事件發生於2003年，湖北籍外來務工者孫志剛被廣州執法機構以「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收押，押於收容遣送中轉站，期間遭工作人員毆打至身亡。這一事件引發中國上下有關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

當年（2003年）央視前副台長孫玉勝寫過一本書——《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說電視不再是肉喇叭（註：指媒體沒有觀點，只做揚聲器），而是要學習紀錄片的模式去拍真實的情境。比如央視《東方時空》曾經有一個階段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在此前是沒有的。之前都是肉喇叭，都是政策條例，沒有小人物的故事。

我們這些新聞系的學生在私下傳閱《冰點》周刊創刊編輯李大同的書——《用新聞影響今天——<冰點>週刊紀事》（2006年）。那本書沒有在大陸出版，以影印版的方式流傳在我們手中。我現在還能記得，李大同在書裏提到，真相不是只能夠被特權階層、被少數人知道的，真相是普羅大眾都應該擁有的。我不能說所有人都受到了這個的影響，但是我個人會牢牢記住這個。

這些振奮人心的、依稀的、零碎的東西，都是當時從學校專業課進入我們耳朵裏。

後來讀到一些學術文章，包括陸曄、潘忠黨寫的《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潘忠黨、李金銓等學者的新聞改革研究，學者們用更加概念化、體系化的語言來描述新聞改革這個過程，使我了解到新聞改革的具體脈絡和邏輯：以往辦報傳統有兩種，一個是宣傳，就是共產黨的傳統，從蘇聯那邊過來；另一個是儒家傳統，就是知識分子辦報，像梁啟超，辦報是為了結社、改變社會。但後來有了第三種語態上的對立——新聞要成為一個專業，是有專業性的。專業的前提是自己獨立、自我治理，也就意味著政府你不要管我了，不要有新聞審查，因為我可以管理好我自己。

作為教師，我趕上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進院系

追溯大陸新聞改革這段歷程，80年代開始，和改革開放一樣，報紙有了空間，可以建立平台，九十年代中以後，又有了都市報，能很奢侈地去做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導。做出品牌性的、有影響力的報導，其實是有助於建築報紙的品牌和公信力。《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我們為什麼會一直在課堂上聽到講這些，因為它們不僅能夠實現新聞理想，而且可以獲利，這是它們可以持續性地經營的原因。做這些報導很奢侈，需要錢的投入。所以後來打壓的方式，一個是不讓你報，另一個就是讓你雇不起人。

還沒等我博士畢業，這些轉變已經發生。其實《南方週末》在2013年新年獻詞的事之後（註：迫於廣東省宣傳部壓力，《南方週末》未經正常出版流程，大幅刪改2013年新年獻詞，這一事件也被看作習時代新聞業收縮的開端），就已逐漸失去影響力了。以前做調查報導的記者現在很多人退出這個行業，還有少數人去做非虛構，不碰政治題材，因為紅線真的太嚴。另外就是新媒體轉型把很多傳統媒體弄的差不多死掉了，報社養活不起這麼多做調查報導的記者。

新媒體轉型這件事情，當時我們都感受到傳統媒體在衰亡，美國等其他地方的傳統媒體也都在裁員，但那一批倒閉潮、裁員潮在中國是延遲的。中國報業集團旗下往往會有一個黨報一個都市報，過去都市報是負責賺錢的，在新媒體轉型過程中，很多都市報不盈利，廣告賣不出去，報紙沒有人看。這個時候，政策上會有一個新媒體扶持的調整，但扶持的是黨報和官媒的媒體中心。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有非常大對於新媒體的投入，你要架設那個基礎，就是需要錢的。

不知道這是一個故意的策略，還是一個最終的結果。但最後，所有人都在使用手機看新聞，而大家使用手機看新聞的時候，都是來自於黨報、黨媒的聲音。這真的是時代的變化。

習上來之後，我進入某所內地大學的新聞系教書，趕上了很多引導性的教育政策，例如2020年高校將「習思想」納入思政課，某高校還成立了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這種引導和引領下，其他院校開始類似的舉措，就是一個規定動作：現實操作中可能有人說你一定要做，但是教務處處長知道，如果不做，這個學校就會有問題。

註：思政課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簡稱，中國大學的思政課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等課程。

這些抽象的政策繼續落實到各個學院，例如把馬工程教材（註：全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教育部及宣傳部目前共列出75本重點教材）加到課程規劃裏。我上的課其實不用教材，但教務處要求必須填寫教材信息，且必須用那套馬工程系列中的教材。同時，一些老師會邀請專家學者到學校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系列講座。他們有一套自己的論述體系，類似黨課，都是比較教條的理論，比如會講蘇聯案例，再講新聞開放和自由如何導致蘇聯滅亡。新聞專業課的變動是在整個人文社科被改革的大背景下的，其實連數學系都未能倖免，數學系都必須要強調中國理論的先進性，不能把勾股定理寫成是西方起源。其實就不是想要培養合格的大學生，而是想要培養思想上不那麼反動的人，而且要自豪，要變成一個愛國的人。

我在課堂上也會講到「新聞自由」，講「新聞自由」學術上的概念。但我講的時候很謹慎，或者說，也不得不生活在一種擔心之中——畢竟學生在其他課堂上接收的，可能是不一樣的道理。

其實我們都能想像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課堂上，學生在做什麼。老師就是對著一台電腦講話，學生也不會提什麼問題。如果此刻我是學生，還可以躲在教室後面看小說，但作為老師，你必須要做這些規定動作，如果那些專家進入到我的課堂上講這些，我也得配合工作，只能讓他來講。

院系還有一個舉措，叫部校共建——教育部、中宣部，和新聞學院進行共建。有的學校是和當地宣傳部，有的是黨報，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共建有很多舉措，如讓這些部門裏的人來上課，或部門會撥一筆錢做項目、編教材。

註：部校共建新聞學院自2013年年底推出，中國中宣部、教育部聯合發出《關於地方黨委宣傳部門與高等學校共建新聞學院的意見》，10個省市的黨委宣傳部及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黨報，與大學合作共建新聞學院。部校共建新聞系目前已在100多間高校推廣。

隨部校共建的推廣，各高校陸續在新聞系本科生培養方案中加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並開設相應專業必修課。

另外，今年網絡上還傳出一些地區對教材再審查的信息，包括批評使用太多西方概念的教材。這真的匪夷所思，我們所用的教材在編輯過程中已經有了審查。這是用一種非常抽象的方式，對教師提出批評，好像教師如果使用了西方理論就是在貶低中國一樣。

我看到的時候，一邊覺得可笑，一邊覺得可怕。看完可能也就過去了，因為它目前還並沒有真實地影響到我，但事情本身會讓人感受到大環境的惡劣。

我們學會了自我審查與學術審查

以前的新聞系，我們的老師可以公然在課堂上講：八九的時候，一個學新聞的學生帶著攝影機去現場，閃光燈一閃，然後「啪」一顆子彈過來，就死了。他說是在大學里看著這個學生長大的，學生家庭情況很差，當年卷著一個涼席就來報到。這個老師說，有時他會反覆想，當時是不是不應該讓學生去現場拍那些新聞照片，雖然確實是在做新聞人要做的事情，但畢竟他們還是學生。

現在誰會講這些，不可能的。

以前還聽過一個老師講的一門通選課，會講到蘇聯，在我們耳朵裏聽到都是在講中國。但是最近我在網上又聽這個老師講網課的時候，就變了，變成一定要落到一個點——我們不能重蹈蘇聯覆轍。以前是就事論事，但你可以聽出自己的結論，現在就像政治課，對你是有引導的。

其實新聞實操課裏客觀、平衡這種要求，和西方教科書沒什麼太大的區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你所在的社會、你看到的新聞是怎麼樣的，老師隨手舉的例子就是在告訴你，這個社會上新聞是怎麼做的，哪些事情值得關注。比如批評官員是不是可以作為標題，在中國大陸，你的核心事實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當政的官員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大陸的新聞教育用看似客觀的方式，比如不涉及個人觀點的講課模式，來避開最基本的應然性表達，比如說新聞業成立的前提是真相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作為老師，你可以假裝自己價值中立、避免評論，避免教育學生真相最重要。

老師會自我審查，會因為擔心被舉報，因此老師對自己的語言和案例會做篩選。有些案例我在某一年會講，但是後來想想就把它刪掉了。比如記者被抓，當時（2013年末）《新快報》記者陳永洲發表了十餘篇關於湖南國企中聯重科的負面報導，就被跨省拘留了，他所在的《新快報》用頭版頭條寫「請放人」、「請再放人」，全國有不少都市報也用社論、報導等形式來聲援他。我當時講這個案例是想說，在極端情況下，原本是競爭關係的報紙也會為同行發聲。但後來我就把它刪掉了，因為覺得可能會有問題——陳永洲後來被刑拘，根據央視新聞播放的畫面，他承認自己接受賄賂並「發表失實報導」。

我也有聽其他老師講，在舉例的時候會提醒學生說這張PPT不要拍，比如放一些活躍課堂氣氛的電視採訪，像江澤民的視頻片段。老師會說這只是我們課堂上的探討。他放完之後會去找補，用一些話來證明做這件事情的正當性。

另外，你會發現新聞學院裏面的老師，用詞是有選擇的，比如「輿情」和「輿論」。讀過相關理論就會知道，輿論是由下至上的，而輿情是如何把這種由下至上的輿論當作一種情況去處理。「輿情」這個用詞，很多老師在課堂上這麼講，學生也自然地習得了。老師完全沒有想，你用輿情其實是默認把它當作一個情況去處理，而不是把輿論當作一個應該被納入政治決策的內容。輿論，是公權力需要回應、需要問責的，而輿情是哪裏有火哪裏去滅。老師們無意中把學生教成了這種慣性思維。

同時，每個人都在很審慎地做學術的自我審查，它不是命令式的，而是需要你自己觀察的。

現在，學術受到政治影響肯定有，比如習近平提出「社會治理」這個概念的時候，相關的稿件就會比較容易發。比如，某一篇標題中有「公共」二字的影響力很廣的學術論文從期刊網站和數據庫裏被撤下來了，那之後大家自然就會知道風向。還有「新聞專業主義」的概念，一旦被狠狠批評了，大家就知道用這概念做標題再就很難發出來了。這裏面有很多微妙的自我規避，沒有那麼明顯。

學者會偏向於做沒有那麼批判現實制度的研究。過於敏感的主題哪怕發在英文期刊也一樣有人盯著你。我們在做的，更多是把一些現象概念化、理論化，這樣就不會表現出那麼強烈的立場了。

最後的縫隙

教師不是宣導者，即使我個人有偏向，我只會默默地滲透到課堂內容中，但不會講自己的立場。在我的課堂上，只希望學生學會一些概念、理論真正的涵義，比如輿情和輿論的辨析，會要求大家多看一下各種研究，然後解釋、分析一些現象意味著什麼。

我在課堂上放過非典時期柴靜的一期《新聞調查》節目，素材都是很古老的，學生們看起來很像VCD的那種。柴靜採訪北大人民醫院其實就是直面政府的失職，當時放這些案例的時候，學生們很震撼，因為他們現在很少看到管理者當面承認自己犯錯的新聞。我還會讓學生分析社會事件的新聞，對比當事人自己表達的主張和訴求，和電視台做的讓當事人看上去很滑稽或無理取鬧的現場新聞，我會讓學生做新聞框架的比較分析。分析下來就會知道，媒介是可以用選擇性的方式呈現現實的，某些新聞當事人不是被妖魔化之後的那個樣子。但學生可能也只是把這些當作作業來寫，所以大多數我收到的分析也就很像作業，沒有自己的觀點。還好也有學生因此受到啟發，關注這些事情，比如關注1968年美國的學生運動是如何被媒體改造的

我也會在課堂上講新聞業界的一些爭論，例如連續發生了幾起無差別殺人事件，要不要報導。有人會說，這會有示範效應。可是那就不要報導了嗎？那這會不會成為一種慣例——在所有壞事情發生的時候，都用這樣的說法讓你不報。這個邏輯一旦成立，就會讓你形成對新聞報導設限的擁護。可是我們不應該站在維穩者的角度想事情，我們應該站在新聞專業的角度上想。不然我們就會變成《叫魂》裏的皇帝，什麼東西都會害怕民眾引發恐慌。我會希望提醒學生，你在學習這個專業，你要站在這個專業的立場上，而不是所謂的大局觀。

我會講我們不要喊口號似地去要求新聞真實，不如分析一下，準確怎麼達到，分析新聞生產過程中永遠會存在的偏差，是由什麼樣社會性的問題造成的，偏向是來源於什麼樣的新聞操作過程。

但課堂上當你在跟學生講新聞報導應該怎樣的時候，你又會心灰意冷地想到，現實中已經沒有這樣的案例了。在大陸的環境里，很多東西已被扼殺在萌芽，你還做什麼調查。大陸越來越少見調查報導，大多都成了等官方發通告。

可能有的老師課堂上還是會講那些市面上有的、比較好的報導，比如非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就是非常聰明地把政治避掉了，變成現象或話題報導，講人性的複雜幽暗，但有時候缺失了公共性——就是那些被稱為輿情的才是事關公眾的呀。就像疫情需要隔離的時候，把一群貓拉出去殺了，這才是典型的公共議題。

我不敢在課堂上鼓勵說，同學們都去參與公共事件吧，但我會說，我們學新聞是要做關切公共生活的人。

學生肯定會和我想法不完全一樣，也有我招架不住的時刻。曾經有一個學生在課堂上評價一個被本校學生舉報的老師時說，你不能捧著黨的飯碗罵黨。我當時就很氣憤，想說你以為所有的大學都是黨校嗎？為什麼要把高等教育的標準放在黨性的標準之下？但我沒有去一一辯駁，也是很多年前了，如果現在我說出這樣的話大概率是會被舉報的。

我們那個時候的新聞系學生出去之後，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去媒體，月薪其實不錯。但後來新媒體出現了，有人畢業後就去互聯網公司、廣告業這些。當年也有人選擇去黨媒，有些就堅決不去，但體制外的選擇也不是很差，你並不會因此過得不好。現在的學生出生在一個沒有深度報導、調查報導的年代，很難想像其他老師是如何引導學生以後去做什麼工作的。而且由於經濟形勢或其他的影響，體制內工作變成非常好的選擇。我在的學校很多學生就是奔著考公務員去的，好像也樂在其中。穩定和保守成為一種策略，一種趨勢，大學裏公共討論的空間很小，大家都在忙著去做一些為簡歷增色的東西。

尾聲

【記者按】在採訪開始前，受訪教師收到一份來自校方的「思想情況調查問卷」，打開來有一長串劃不到底的問題，包括「你認為老師在上課期間講一些思想、自己的見解是合適的嗎？」「如果我校發生政治事件，你是否願意接受媒體調查」等。

端傳媒也在網絡中搜尋到不少類似的問卷，如詢問教師是否有看新聞的習慣，是否對「我國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信心，及在「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台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中美關係、嫦娥二號」中選擇兩個最關注的議題。中國學術文獻數字平台知網中，以「高校教師思想政治狀況」為關鍵詞搜索，可以得到超過200條相關研究文獻。

受訪者說，老師們越來越嚴重的自我審查和這些問卷不無關聯，問卷中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彷彿在對每個人暗示：「你小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