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闻系教师自述：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如何沦陷的

【记者按】“真相是普罗大众都应该拥有的。”

写按语时，脑里回荡著受访者这句话。这个理念来自于2000年代初，他在大陆一家大学的新闻系读书时，接受的学院教育和彼时新闻专业主义的薰陶。20年过去，大陆新闻行业一再紧缩，高校新闻系的教育方式和教师处境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监督权与公权力纠葛，也投射出政治意识形态向专业领域的渗透。

习近平执政后，政府空前重视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202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7所中国高校新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而各专业的思政改革里，新闻系首当其冲。百所高校的新闻学系与宣传部达成“部校共建”，增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业课，在各院校新闻系“本科生培养方案”的课程要求中，普遍写明：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校方也频频安排针对老师的思政教育，学生对自由派老师的举报新闻屡见不鲜，曾经能在课堂里拥有一方相对自由天地的高校教师，如今往往噤若寒蝉，学会对课程资料反复筛选，对教学内容自我审查。

是次受访的新闻系教师，亲身经历了这一番改变，他为我们回顾自己求学的经历和教书的近况，从第一身角度讲述大陆新闻教育的转变。以下是经过记者整理的受访者口述信息：

学生时代：不加引号的“使命”

我2000年代初期入学读新闻。所在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悠久，最早是培养共产党宣传干部的——党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岗位。这样的历史根源让我理解了，中国的新闻教育有一个来自于历史的、加引号的核心“使命”——政治宣传。

我当学生的时候看了 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中分析共产党如何变成一个非常会使用媒体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我曾经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读了书之后明白，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由时任总编辑陆定一等人操刀，将《解放日报》改版成一个完全的党报。建立党的领导地位，宣传至关重要。所以大陆各级政府里，宣传干部的地位是很高的，和组织部是一个等级。

注：创刊于1941年的《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政治理论刊物。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称，“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是最尖锐的武器。”同年4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改版，强化党报的政治属性。

但与此同时，读新闻系的我也在学习一门专业。专业有它自己的使命，不打引号的使命。年轻人要有归属感，一定会受到感召：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这份职业能给你使命感。它不是别人给你的、加引号的使命。

我会拥有这种使命感也是因为21世纪初的中国新闻产业正处在窗口期。作为学生的我们听到了“新闻专业主义”，听到了“调查报导”、《南方周末》同仁办报，听到了央视改革（1993年）、柴静、《新闻调查》，听到了“看门人”（gatekeeper）等好多概念。我们的老师会讲：某某调查记者隐姓埋名，在煤矿做调查报导，当时有很多案例都是新闻业里面最顶尖的人做的。

非典期间，我们有一半的学生都不在学校，很多课都在教室外面溜达，孙志刚事件就发生在那个阶段。孙志刚的事情发生之后，北大三博士举办讨论孙志刚的收容遣散制度是否符合法理讲座。主办者就在某个高校的小广场上，拉了一个横幅，把它做成了媒介事件，邀请媒体报导。我不太记得有没有听讲座，但看到了横幅。对于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说，我不太理解孙志刚事件的意义，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感知到了，被薰陶了这些事件，然后才明理，读了更多书之后，才知道他们当时做的这件事是有反抗意义的，是很大胆的，是想要挑战既有的法律框架的。

注：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湖北籍外来务工者孙志刚被广州执法机构以“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收押，押于收容遣送中转站，期间遭工作人员殴打至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中国上下有关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

当年（2003年）央视前副台长孙玉胜写过一本书——《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说电视不再是肉喇叭（注：指媒体没有观点，只做扬声器），而是要学习纪录片的模式去拍真实的情境。比如央视《东方时空》曾经有一个阶段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在此前是没有的。之前都是肉喇叭，都是政策条例，没有小人物的故事。

我们这些新闻系的学生在私下传阅《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的书——《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2006年）。那本书没有在大陆出版，以影印版的方式流传在我们手中。我现在还能记得，李大同在书里提到，真相不是只能够被特权阶层、被少数人知道的，真相是普罗大众都应该拥有的。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受到了这个的影响，但是我个人会牢牢记住这个。

这些振奋人心的、依稀的、零碎的东西，都是当时从学校专业课进入我们耳朵里。

后来读到一些学术文章，包括陆晔、潘忠党写的《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潘忠党、李金铨等学者的新闻改革研究，学者们用更加概念化、体系化的语言来描述新闻改革这个过程，使我了解到新闻改革的具体脉络和逻辑：以往办报传统有两种，一个是宣传，就是共产党的传统，从苏联那边过来；另一个是儒家传统，就是知识分子办报，像梁启超，办报是为了结社、改变社会。但后来有了第三种语态上的对立——新闻要成为一个专业，是有专业性的。专业的前提是自己独立、自我治理，也就意味著政府你不要管我了，不要有新闻审查，因为我可以管理好我自己。

作为教师，我赶上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院系

追溯大陆新闻改革这段历程，80年代开始，和改革开放一样，报纸有了空间，可以建立平台，九十年代中以后，又有了都市报，能很奢侈地去做深度报导和调查报导。做出品牌性的、有影响力的报导，其实是有助于建筑报纸的品牌和公信力。《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课堂上听到讲这些，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实现新闻理想，而且可以获利，这是它们可以持续性地经营的原因。做这些报导很奢侈，需要钱的投入。所以后来打压的方式，一个是不让你报，另一个就是让你雇不起人。

还没等我博士毕业，这些转变已经发生。其实《南方周末》在2013年新年献词的事之后（注：迫于广东省宣传部压力，《南方周末》未经正常出版流程，大幅删改2013年新年献词，这一事件也被看作习时代新闻业收缩的开端），就已逐渐失去影响力了。以前做调查报导的记者现在很多人退出这个行业，还有少数人去做非虚构，不碰政治题材，因为红线真的太严。另外就是新媒体转型把很多传统媒体弄的差不多死掉了，报社养活不起这么多做调查报导的记者。

新媒体转型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感受到传统媒体在衰亡，美国等其他地方的传统媒体也都在裁员，但那一批倒闭潮、裁员潮在中国是延迟的。中国报业集团旗下往往会有一个党报一个都市报，过去都市报是负责赚钱的，在新媒体转型过程中，很多都市报不盈利，广告卖不出去，报纸没有人看。这个时候，政策上会有一个新媒体扶持的调整，但扶持的是党报和官媒的媒体中心。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有非常大对于新媒体的投入，你要架设那个基础，就是需要钱的。

不知道这是一个故意的策略，还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最后，所有人都在使用手机看新闻，而大家使用手机看新闻的时候，都是来自于党报、党媒的声音。这真的是时代的变化。

习上来之后，我进入某所内地大学的新闻系教书，赶上了很多引导性的教育政策，例如2020年高校将“习思想”纳入思政课，某高校还成立了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这种引导和引领下，其他院校开始类似的举措，就是一个规定动作：现实操作中可能有人说你一定要做，但是教务处处长知道，如果不做，这个学校就会有问题。

注：思政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简称，中国大学的思政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

这些抽象的政策继续落实到各个学院，例如把马工程教材（注：全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教育部及宣传部目前共列出75本重点教材）加到课程规划里。我上的课其实不用教材，但教务处要求必须填写教材信息，且必须用那套马工程系列中的教材。同时，一些老师会邀请专家学者到学校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系列讲座。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论述体系，类似党课，都是比较教条的理论，比如会讲苏联案例，再讲新闻开放和自由如何导致苏联灭亡。新闻专业课的变动是在整个人文社科被改革的大背景下的，其实连数学系都未能幸免，数学系都必须要强调中国理论的先进性，不能把勾股定理写成是西方起源。其实就不是想要培养合格的大学生，而是想要培养思想上不那么反动的人，而且要自豪，要变成一个爱国的人。

我在课堂上也会讲到“新闻自由”，讲“新闻自由”学术上的概念。但我讲的时候很谨慎，或者说，也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担心之中——毕竟学生在其他课堂上接收的，可能是不一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都能想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堂上，学生在做什么。老师就是对著一台电脑讲话，学生也不会提什么问题。如果此刻我是学生，还可以躲在教室后面看小说，但作为老师，你必须要做这些规定动作，如果那些专家进入到我的课堂上讲这些，我也得配合工作，只能让他来讲。

院系还有一个举措，叫部校共建——教育部、中宣部，和新闻学院进行共建。有的学校是和当地宣传部，有的是党报，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共建有很多举措，如让这些部门里的人来上课，或部门会拨一笔钱做项目、编教材。

注：部校共建新闻学院自2013年年底推出，中国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10个省市的党委宣传部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与大学合作共建新闻学院。部校共建新闻系目前已在100多间高校推广。

随部校共建的推广，各高校陆续在新闻系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加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开设相应专业必修课。

另外，今年网络上还传出一些地区对教材再审查的信息，包括批评使用太多西方概念的教材。这真的匪夷所思，我们所用的教材在编辑过程中已经有了审查。这是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对教师提出批评，好像教师如果使用了西方理论就是在贬低中国一样。

我看到的时候，一边觉得可笑，一边觉得可怕。看完可能也就过去了，因为它目前还并没有真实地影响到我，但事情本身会让人感受到大环境的恶劣。

我们学会了自我审查与学术审查

以前的新闻系，我们的老师可以公然在课堂上讲：八九的时候，一个学新闻的学生带著摄影机去现场，闪光灯一闪，然后“啪”一颗子弹过来，就死了。他说是在大学里看著这个学生长大的，学生家庭情况很差，当年卷著一个凉席就来报到。这个老师说，有时他会反复想，当时是不是不应该让学生去现场拍那些新闻照片，虽然确实是在做新闻人要做的事情，但毕竟他们还是学生。

现在谁会讲这些，不可能的。

以前还听过一个老师讲的一门通选课，会讲到苏联，在我们耳朵里听到都是在讲中国。但是最近我在网上又听这个老师讲网课的时候，就变了，变成一定要落到一个点——我们不能重蹈苏联覆辙。以前是就事论事，但你可以听出自己的结论，现在就像政治课，对你是有引导的。

其实新闻实操课里客观、平衡这种要求，和西方教科书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所在的社会、你看到的新闻是怎么样的，老师随手举的例子就是在告诉你，这个社会上新闻是怎么做的，哪些事情值得关注。比如批评官员是不是可以作为标题，在中国大陆，你的核心事实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当政的官员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大陆的新闻教育用看似客观的方式，比如不涉及个人观点的讲课模式，来避开最基本的应然性表达，比如说新闻业成立的前提是真相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作为老师，你可以假装自己价值中立、避免评论，避免教育学生真相最重要。

老师会自我审查，会因为担心被举报，因此老师对自己的语言和案例会做筛选。有些案例我在某一年会讲，但是后来想想就把它删掉了。比如记者被抓，当时（2013年末）《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发表了十余篇关于湖南国企中联重科的负面报导，就被跨省拘留了，他所在的《新快报》用头版头条写“请放人”、“请再放人”，全国有不少都市报也用社论、报导等形式来声援他。我当时讲这个案例是想说，在极端情况下，原本是竞争关系的报纸也会为同行发声。但后来我就把它删掉了，因为觉得可能会有问题——陈永洲后来被刑拘，根据央视新闻播放的画面，他承认自己接受贿赂并“发表失实报导”。

我也有听其他老师讲，在举例的时候会提醒学生说这张PPT不要拍，比如放一些活跃课堂气氛的电视采访，像江泽民的视频片段。老师会说这只是我们课堂上的探讨。他放完之后会去找补，用一些话来证明做这件事情的正当性。

另外，你会发现新闻学院里面的老师，用词是有选择的，比如“舆情”和“舆论”。读过相关理论就会知道，舆论是由下至上的，而舆情是如何把这种由下至上的舆论当作一种情况去处理。“舆情”这个用词，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这么讲，学生也自然地习得了。老师完全没有想，你用舆情其实是默认把它当作一个情况去处理，而不是把舆论当作一个应该被纳入政治决策的内容。舆论，是公权力需要回应、需要问责的，而舆情是哪里有火哪里去灭。老师们无意中把学生教成了这种惯性思维。

同时，每个人都在很审慎地做学术的自我审查，它不是命令式的，而是需要你自己观察的。

现在，学术受到政治影响肯定有，比如习近平提出“社会治理”这个概念的时候，相关的稿件就会比较容易发。比如，某一篇标题中有“公共”二字的影响力很广的学术论文从期刊网站和数据库里被撤下来了，那之后大家自然就会知道风向。还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一旦被狠狠批评了，大家就知道用这概念做标题再就很难发出来了。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自我规避，没有那么明显。

学者会偏向于做没有那么批判现实制度的研究。过于敏感的主题哪怕发在英文期刊也一样有人盯著你。我们在做的，更多是把一些现象概念化、理论化，这样就不会表现出那么强烈的立场了。

最后的缝隙

教师不是宣导者，即使我个人有偏向，我只会默默地渗透到课堂内容中，但不会讲自己的立场。在我的课堂上，只希望学生学会一些概念、理论真正的涵义，比如舆情和舆论的辨析，会要求大家多看一下各种研究，然后解释、分析一些现象意味著什么。

我在课堂上放过非典时期柴静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素材都是很古老的，学生们看起来很像VCD的那种。柴静采访北大人民医院其实就是直面政府的失职，当时放这些案例的时候，学生们很震撼，因为他们现在很少看到管理者当面承认自己犯错的新闻。我还会让学生分析社会事件的新闻，对比当事人自己表达的主张和诉求，和电视台做的让当事人看上去很滑稽或无理取闹的现场新闻，我会让学生做新闻框架的比较分析。分析下来就会知道，媒介是可以用选择性的方式呈现现实的，某些新闻当事人不是被妖魔化之后的那个样子。但学生可能也只是把这些当作作业来写，所以大多数我收到的分析也就很像作业，没有自己的观点。还好也有学生因此受到启发，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关注1968年美国的学生运动是如何被媒体改造的

我也会在课堂上讲新闻业界的一些争论，例如连续发生了几起无差别杀人事件，要不要报导。有人会说，这会有示范效应。可是那就不要报导了吗？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惯例——在所有坏事情发生的时候，都用这样的说法让你不报。这个逻辑一旦成立，就会让你形成对新闻报导设限的拥护。可是我们不应该站在维稳者的角度想事情，我们应该站在新闻专业的角度上想。不然我们就会变成《叫魂》里的皇帝，什么东西都会害怕民众引发恐慌。我会希望提醒学生，你在学习这个专业，你要站在这个专业的立场上，而不是所谓的大局观。

我会讲我们不要喊口号似地去要求新闻真实，不如分析一下，准确怎么达到，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永远会存在的偏差，是由什么样社会性的问题造成的，偏向是来源于什么样的新闻操作过程。

但课堂上当你在跟学生讲新闻报导应该怎样的时候，你又会心灰意冷地想到，现实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案例了。在大陆的环境里，很多东西已被扼杀在萌芽，你还做什么调查。大陆越来越少见调查报导，大多都成了等官方发通告。

可能有的老师课堂上还是会讲那些市面上有的、比较好的报导，比如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就是非常聪明地把政治避掉了，变成现象或话题报导，讲人性的复杂幽暗，但有时候缺失了公共性——就是那些被称为舆情的才是事关公众的呀。就像疫情需要隔离的时候，把一群猫拉出去杀了，这才是典型的公共议题。

我不敢在课堂上鼓励说，同学们都去参与公共事件吧，但我会说，我们学新闻是要做关切公共生活的人。

学生肯定会和我想法不完全一样，也有我招架不住的时刻。曾经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评价一个被本校学生举报的老师时说，你不能捧著党的饭碗骂党。我当时就很气愤，想说你以为所有的大学都是党校吗？为什么要把高等教育的标准放在党性的标准之下？但我没有去一一辩驳，也是很多年前了，如果现在我说出这样的话大概率是会被举报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新闻系学生出去之后，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去媒体，月薪其实不错。但后来新媒体出现了，有人毕业后就去互联网公司、广告业这些。当年也有人选择去党媒，有些就坚决不去，但体制外的选择也不是很差，你并不会因此过得不好。现在的学生出生在一个没有深度报导、调查报导的年代，很难想像其他老师是如何引导学生以后去做什么工作的。而且由于经济形势或其他的影响，体制内工作变成非常好的选择。我在的学校很多学生就是奔著考公务员去的，好像也乐在其中。稳定和保守成为一种策略，一种趋势，大学里公共讨论的空间很小，大家都在忙著去做一些为简历增色的东西。

尾声

【记者按】在采访开始前，受访教师收到一份来自校方的“思想情况调查问卷”，打开来有一长串划不到底的问题，包括“你认为老师在上课期间讲一些思想、自己的见解是合适的吗？”“如果我校发生政治事件，你是否愿意接受媒体调查”等。

端传媒也在网络中搜寻到不少类似的问卷，如询问教师是否有看新闻的习惯，是否对“我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信心，及在“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中美关系、嫦娥二号”中选择两个最关注的议题。中国学术文献数字平台知网中，以“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状况”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得到超过200条相关研究文献。

受访者说，老师们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审查和这些问卷不无关联，问卷中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仿佛在对每个人暗示：“你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