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防疫的清零困境，与二十大之年“中国道路”论述的内部撕裂

2022年在中国政治的理想中本应该是平稳胜利的一年：开局是冬奥会，然后是拼经济——“两会”上设定了5.5%的GDP增长目标。最后则是大概在秋天或年底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为习近平时代的第三个任期做好人事和思想路线的铺排。

只不过，这种和谐的场面被两只“黑天鹅”打断了。

冬奥刚结束，普京的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开展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到如今，它已经成为一场陷入泥潭无法短期脱身的侵略战争。另一边，在中国国内，奥米克戎BA.2毒株带来的高传染性疫情也让打算坚持“动态清零”的当局疲于奔命，香港的疫情波及到深圳、北京、上海等全国多地。尤其是上海，如今全城的感染规模和广度几乎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武汉，成为了新的疫情中心。

在应对这两只“黑天鹅”时，北京都显示出了一种“无法作为”的困境。

乌克兰战争涉及根本的外交站队问题——是否应该反对俄罗斯？显然，北京高层出于对美国和西方的不信任，无法打出支持乌克兰的牌面；但同样，北京也无法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和西方、美国公开对抗。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在外交上努力保持“中立”——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努力保持距离——相比土耳其或以色列这样的“中立国”斡旋，北京甚至在组织乌克兰和俄罗斯对话上都显得“意兴阑珊”。以至于人们甚至要担心，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相比美国是否会变得低于想象，从而失去平衡态，导致更多的地缘危险。

上海的疫情则牵扯出“清零派和躺平派的斗争”。“清零主义”认为应该尽快通过巨大规模的千万人级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消灭上海的疫情；“躺平主义”则认为和病毒共存不可避免，应该趁奥米克戎变种致病性较低，主动开放国门和减少社会管控。倒是一向“搅浑水”的民族主义媒体人胡锡进讽刺地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症结：“病毒在变异，如果我们固守老方法，不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另一种躺平”。然而问题也恰恰在此，也许是调整策略会带来政治和社会风险从而导致不稳定，当局的选择是不折不扣地将最经典的“清零”执行下去——尽管病毒变了，但管控方法“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了。

在遭遇这两只“黑天鹅”时，2020年初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决断、部署的能力似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政策上的极度保守：针对俄乌战争的外交路线，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一个历史分水岭，似乎还寄希望于双方能够回到战争前的稳定对峙；针对奥米克戎变种病毒，则除了些许微调之外，几乎看不到有计划的提前行动——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疫苗接种水平，都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地遇到了压力，继续“动态清零”则仍然只是路径依赖。

“加速”与“稳定”

与行政、政策上的犹豫与“集体静止”相对，此刻的中国意识形态世界激战正酣。

与行政、政策上的犹豫与“集体静止”相对，此刻的中国意识形态世界激战正酣。笔者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现象：从民间到体制内，都形成了不同意识形态和路线激烈交锋和极化的时刻。

比如，在围绕俄乌战争的讨论中，亲俄路线和亲乌路线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死忠粉丝。

一方面，亲俄的声音从民间到外交宣传系统都有所动员。在习和拜登于3月18日的会晤中，拜登对北京发出了几条威胁，包括要求北京不能援助俄罗斯，以及不要帮助俄罗斯传递关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假新闻”。此前数日，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家级媒体纷纷转载和热议了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在美国援助下建设生物实验室”的报导。拜习会后数日，这类新闻略见收敛。不过，时隔不久，央视就又播出了“探访乌克兰实验室”的“调查报道”。同样，国家媒体上，指责北约的声音和赞扬俄罗斯的声音纷纷扬扬。甚至在战争最初还转载了不少“俄军已经在敖德萨登陆”一类的假消息。

另一方面，从民间到官方内部，对俄罗斯在战争中“拉垮”水平的嘲讽，对中俄关系的怀疑都不乏其是。比如，有国务院专家背景的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胡伟在自媒体刊文《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建议政府“避免两头不落好”，不如采取背刺俄罗斯一刀的政策，以改善和美欧关系。尽管类似这种声音中有不少传统自由派，但是可见的是，不少外交上的实用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有相当比例加入混战：亲俄一方骂另一方“耗材”和“汉奸”，另一方回敬对方“黄俄”、“孝子”，如此来回。

同样，疫情防控也变成了两种理念和路线的争执。就在上海疫情蔓延之前，当地政府似乎更青睐于“科学”防控。而这种态度，连同上海的“海派医学专家”们，立刻遭到了一批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指责上海政府已经被“躺平派”渗透，打算全面开放全民感染，必须拨乱反正乃至清洗上海官场。这些批评甚至上升到了上海政府“卖国”、“买办”、“阴谋躺平”一类的地步。4月2日，主管防疫的副总理孙春兰在上海定调，要求坚定执行“动态清零”，并部署第一次全民核酸检测。批评上海先前防疫政策地人将之视为自己一方的胜利，甚至在最近几天，不少人传播称上海“主要领导已经更换”——尽管根据新闻报导完全看不出这种迹象。

另一方的意见则以不少专业人士为主，他们认为奥米克戎的危险性已经变小，可以学习越南和新加坡等国放开管控。但更多的声音是“流感论”，或谴责政府不引入辉瑞疫苗的评论。

与此同时，体制内外的“中间道路”和政策选项一样隐身了。在乌克兰问题上，驻美大使秦刚投书《华盛顿邮报》阐述的中国立场，毋宁说是纯粹的外交决定，放在国内是最不成舆论气候的。疫情防控上，甚至连官方的“中间道路”也没有，上海试图寻找的路径，看似有点像在清零和全面放开之间划定“路线图”，但政治纪律重新宣布之后，“清零”又变成了严格的政治任务。

和过去几年围绕着香港、台湾的争论不同，俄乌战争和疫情防控中的争论，并不能简单化约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对立。也许更应该认为在在光谱两极之间的，分别是“脱钩崛起派”和“共存崛起派”——其所反映的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未来发展路线的深刻分歧。就像围绕着上海疫情所反映的那样：就在过去几年还承载着习近平亲自部署的“开放”重任的、每年举办进口博览会、打造对世界窗口和示范“治理现代化”的上海，那个在疫情期间标榜“最小中风险地区”和“精准防控”的城市，已经被另一边的声音指控为了“洋奴买办经济”和“西方半殖民地”。

笔者认为，这大概是2020年以来中国社会遭遇的最大一次意见撕裂。这种撕裂表现为更加纯粹的意识形态化，和难以握手言和的观念对立。而这恰恰让中国显得和疫情下的许多国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极化的舆论、迟钝的政府反应。这和过去十年强调中国模式时，不屑于“争论”，骄傲与“做事”的态度，已经颠倒了过来。在2022年初，面对两只“黑天鹅”，北京选择了墨守陈规。可以说，“中国模式”应对具体问题的能力变弱了，争吵却加强了。

僵滞的“变法”和僵硬的“治理”

在上海疫情中，其实更能看到习时代中国模式的内在困境。

北京的很多知识分子与体制内人士，私下将最高领导人的过去十年任期称为“变法”。他们中间许多人发自内心相信并认为习时代对官僚机器大刀阔斧的打击、变更，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加强党机器的作用、反腐败和反垄断，都不是出于最高领导人的私利，而是看到了中国社会在此前数十年的沉疴，以一种革命家的姿态锐意改良。这一论述或许还可以用新左派知识分子汪晖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尽管汪晖未必是在赞扬习时代）：“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

但如今的现实和老干部们的理想似乎差距拉大了。也许是和其他中共高层一样热爱阅读的托克维尔的告诫（认为一个非民主政体最危险的时刻是改革的时刻），又也许是因为种种别的原因，在2022年初，一系列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调整都有些停滞：房产税改革在轰轰烈烈推出试点之后，并没有出现在“两会”上，又开始沉寂了；对平台资本的整顿让阿里和腾讯吃力不少，但各级政府又开始和头条系的抖音开展深度合作；就连最锐意进取的外交领域，似乎也被俄乌战争打乱了节奏——和俄罗斯深度合作推广人民币国际化的雄心似乎让位给了遵守制裁，而未知的是，未来北京对台的鹰派政策，是否也会在更保守的外交路线下下调强度。

耐人寻味的是，半个月之前的3月16日，习的心腹、副总理刘鹤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会议上，刘鹤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是指责某些改革过度影响了市场，他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责任，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凡是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在最后的总结中，他申明以上内容的重要性达到了“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高度——（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领导）。可以猜想，刘鹤的讲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顶层设计”更为求稳的心态。

在上海疫情中，其实更能看到习时代中国模式的内在困境。在习时代，权力的高度上收和大量的正规化，造成了各地政府原先执行政策的自由度和空间大大减少。在疫情防控上尤其如此，尽管中央时而要求“不准层层加码”，但各地政府面临疫情考验，往往各自追加管控力度。长久以来，上海反而是管得较少的。这既因为上海有大量的资源和人力物力能够有机会实现“精准防控”，也可能和上海的书记是“之江新军”一员有关。与之类似，原先的广东省长马兴瑞在被委以重任调任新疆书记后，也第一时间放松了伊犁等地的防疫管控，转而要求“精准防控”。

本来，这样的“精准防控”可能是更迎合最高层的需要的——既维护了经济运转，又以最低成本控制了疫情。然而，在奥米克戎变异株突破了防疫体系后，“精准”就又变成了罪过。可以想像，未来上海的防疫恐怕会层层加码，不敢越雷池一步。地方的自主性会更局限于简单的标准——只要能消灭疫情，就自主增加防疫手段以实现清零。对最高层来说，先前要求的“治理现代化”，是否要随着上海的疫情黑天鹅而牺牲掉？以换取二十大之前更多的政治稳定？

板结的国家机器

更关键的是，能够想象，身居高位的人所能用以决策和分析的信息质量，不见得比一般的街头国人要有什么大的不同。

在中国社会，常常能听见一种精英主义的论调。比如，一些公务员朋友就认为，中国社会的争执和嘴上的功夫都是表面的，背后的决策，定论，都和这些无关，所以其实也没有必要关注这些嘴上的说法。另一些人（有时候是异见者或者民众的意见，有时也是精英本身的意见）则认为，反正民众就是用来割的韭菜，是被精英操纵和豢养的。

但是，通过俄乌战争和上海疫情，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板结迟钝的痕迹。更关键的是，能够想象，身居高位的人所能用以决策和分析的信息质量，不见得比一般的街头国人要有什么大的不同。

比如，俄乌战争前的北京的反应已经令人怀疑，是否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都没有能够对最高层作出独立的开战研判，以至于“开战都是西方拱火”的论调可以持续至今；又比如，在外界许多地方已经进入一种常态化的疫下开放状态时，整个中国民间散布着的对病毒的过度恐惧——就真的不会成为从底层到高层都拥有的“共识”吗？

何况，这次围绕着战争和疫情的巨大争论，体现出一个趋势：中国的舆论已经愈发被自媒体和网络极化的趋势所引导，而官方媒体在舆论场中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不具有“舆论引导”价值。

这个判断看起来可能不符合很多人的观点。毕竟，习时代最重视的就是“党媒姓党”，对媒体的管控这些年也不断加码。然而，如何理解这些年的变化，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宣传部门在党-国机器中的角色。如果将宣传部门视为国家和党的纯粹“喉舌”，那么习时代的改造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像看待地方政府那样，意识到宣传部门也是“条线”中拥有许多其他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年的变化严重削弱了宣传部门的能力。

首先，在传统的国家机器中，宣传部门是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纸媒有发行的报纸，广电部门有电视台、电视剧和电影，出版部门有图书……然而在“新时代”，这些部门都被要求利用自己的“领地”变为党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拓展“宣传阵地”——从微博、微信到快手、抖音。看起来，这是“公权力进入市场领域”，但反过来，其实这也意味着宣传部门自身的流量和政绩也被平台所绑定，加之其自身的资源和空间越来越多变成被从上到下垂直布置任务的“发包式”作业，宣传部门的地盘，其实是变小、变单一了。

本来，“宣传”不仅意味着海报和官方宣讲，还包括了教育民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意识形态研究……如今，“宣传”变成了纯粹的宣传。甚至，“宣传口”在很多方面还要被其他“条线”的宣传部门所盖过风头。比如篇篇文章“十万加”的深圳卫健委公众号。宣传的“条线”是管起来了，但也意味着在行政上，这个条线就几乎只能执行单一的功能。

俄乌之战和上海疫情的例子正是这样。最活跃的宣传部门活动，都是在微博或抖音上，而这些平台追逐流量的逻辑都是“爆款”和“短平快”。政绩引导的官媒也有纷纷变得越来越像市场化的小报，甚至不再提供足够的信息，而是以“观点”输出为主，以吸引眼球。但在这个战场上，官媒又绝对不是民间自媒体的对手——无论是挺俄、挺乌，还是骂上海、挺共存，自媒体的海量信息和审查自媒体信息时更高的成本，都让官方的宣传口径在这些事件中顾此失彼。再辅以官媒这不能报导那不能报导的禁令，可以说，在2022年初，已经出现了“民间舆论激进恶斗，官方媒体浑水摸鱼”的奇怪景象了。

在这种媒介环境下，我们还能相信中国的官僚和统治精英能够独善其身理性决策吗？除非官员们都是不看抖音和自媒体的。而事实恐怕是，各级官员乃至宣传干部，都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抖音、微博的注意力经济的捕食对象。到头来，民间的假消息和舆论恶斗，也足够变成建制内部的立场乃至对立冲突。这个过程恐怕已经在酝酿了。

可以看到的是，不光是宣传领域，各种部委、政策，都在陷入一个循环：越要执行上面交代的任务，就越需要削弱这个条线的自主能力，但越削弱其自主能力，高层需要给的指引就越具体，因而也就越无法面面俱到。在这个循环中，国家机器自己的逻辑已经让自己越来越难以转动身体。精通辩证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否驾驶着“中国道路”的大车，陷入了自己的泥巴车辙？会不会有更糟糕的冲突等在后面？这些问题值得伴随我们观察2022年的各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