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俄烏戰爭中，西方反戰左翼的失語

烏克蘭戰爭至今已一個多月。與一些軍事專家們預測的相反，烏克蘭非但沒有早早丟掉首都基輔的控制權、喪失南部的港口，反而對俄軍造成了重創，牽制了超過1/3部署於俄烏邊境的俄軍。但戰爭不必要地消耗著平民的生命和生活，反戰聲此起彼伏——除了普通民眾樸素的對戰爭的反感之外，也包括反對戰爭升級或用另一場戰爭對抗戰爭的觀點，後者常常被理解為美國和北約不應該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思覺失調的反戰，矛盾地表現在西方左翼身上。

在俄烏開戰之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協會曾發表長篇聲明，譴責西方和北約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負面影響。1）他們將戰爭的爆發部分歸結於北約東擴和西方對烏克蘭內政的干涉：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論點與他們通常「鄙夷」的現實主義學者，如約翰-米爾茲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瓦爾茲（Stephen Waltz）一致，認為以美國為首的 “帝國主義 “北約的擴張，違反了其在德國統一前對蘇聯的承諾，引發了東歐的地緣政治焦慮，促使俄羅斯通過戰爭捍衞其安全勢力範圍；2）與傳統的外交孤立主義者，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類似，他們呼籲重新反思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對美國干涉離岸事務，減少對 “普通俄羅斯人 “的制裁，並主張反對任何形式的武器援助或者戰爭干涉。

對於社會科學家們而言，如果說可以從正在進行的戰爭中學到什麼的話，那便是對於國際關係研究傳統範式的反思：國際政治中結構性的因素，如「北約東擴」和地緣政治壓力，可能並非是獨裁者在做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考量——在學界內部，我們正在目睹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研究範式之間的融合，而這種融合正在對米爾茲海默等傳統的、只關注結構性因素的學者提出越來越大的挑戰。

而在一個更廣闊意義上需要省思的是，一向在人權問題上拒絕保持緘默的西方進步派，在烏克蘭問題上卻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甚至和克里姆林宮，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對人權與內政因素不加以考量的「共識」。

「北約」作為一種責任轉移的話術

諷刺的是，克里姆林宮也曾在其宣傳平台上轉發過米爾茲海默有關「烏克蘭是西方之錯」的演講視頻。理由不必多言。

但烏克蘭是西方/北約之錯嗎？這個命題的問題在於，它假設如果沒有北約的擴張，俄羅斯將會有不同的地緣政治考量和表現。然而，歷史和當代政治都表明情況並非如此。

早在北約成立之前，自16世紀伊凡雷帝一世統治時期起，缺乏天塹、平原廣布的俄羅斯帝國就開始尋求向東擴張，以增加戰略縱深的方式確保地緣政治上的安全。當然，這種歷史上罕有的飛速擴張，給俄羅斯帝國帶來的不僅僅是廣袤（但貧瘠）的西伯利亞平原，也帶來了錯綜複雜的少數民族問題，以及與西方愈發劍拔弩張的軍事競賽。正如著名俄羅斯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指出，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一直以超越國家能力的高漲野心為特徵」，愈發頻繁的擴張所帶來的反而是愈加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對西方的揣測與質疑。

不論歷史，在戰爭爆發前的俄烏邊境，博弈論也告訴我們，俄羅斯阻止北約東擴的最好辦法是在不入侵的情況下在俄烏邊境保持駐軍，以達到最大的威懾效果（deterrance effect）和與北約/歐盟討價還價的能力。

事實上，正是俄羅斯在整個21世紀對烏克蘭的侵略，加速了烏克蘭投入歐盟和北約的懷抱。民意調查顯示，冷戰結束後，只有37%的烏克蘭人支持加入北約；直到橙色革命後，俄羅斯以神經毒素毒害尤先科，超過50%的烏克蘭公眾才接受了就北約問題進行全國公投的想法；在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之後，烏克蘭對北約的支持達到了歷史最高點，超過60%。

在未來的幾十年，關於這場戰爭的爆發，社會科學家將要廣泛辯論的，會包括如何解析個人主義化獨裁政權（person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的不安全感，俄羅斯戰前令人費解的對烏克蘭局勢的樂觀估計，以及高度集權化系統內「準確信息」的流通程度——集權政體的國內政治因素、獨裁者本身的心理畫像、和民族主義的社會文化根基，將會被越來越多地納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但很明顯，北約的擴張並不是普京發動戰爭的主要因素——他在入侵前的宣戰演說中幾乎沒有提到北約，反而宣布烏克蘭是列寧給烏克蘭人的禮物，是一個想像中的國家。

對於烏克蘭和西方的政客而言，俄烏戰爭非但沒有讓北約與「西方」成為過時的冷戰概念，反而促成了西方世界在冷戰之後前所未有的團結。他們在此刻意識到，如若允許烏克蘭在2008年加入北約，今天的一切很可能並不會發生。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這些傳統上處於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地方，如今享受著堅如磐石的和平與安全，這正是北約震懾俄羅斯並保護東歐民主國家的最好範例。

反戰左翼的孤立主義/反帝國主義傾向

西方的進步左派，在面對一個他們熟悉但厭惡、此刻愈發空前團結的西方，以及北約對歐洲和平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面前，面臨着一個事關他們身份與意識形態的挑戰。他們意識到，在一個地緣政治壓力日益加劇，西方與俄羅斯和中國日益決裂的世界裏，他們的信仰漸漸腹背受敵：

一方面，他們試圖批判西方內部的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威權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挑戰，及其內部近年來愈發惡化的人權狀況，又令其坐立難安；更加微妙的是，在他們看來，不少威權國家，諸如中國、古巴、委內瑞拉和伊朗，曾是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受害者，這些左派威權政府層經歷西方非人道的經濟制裁和種族主義歧視。

如何在這個本質上缺乏道德權威的叢林世界裏找到屬於進步派話語體系的位置？西方進步派給出的答案自成體系卻自相矛盾：

1）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相同，他們深以為如今的國際秩序中缺乏「道德感」和絕對的道義權威——當然，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學者將其視為國際秩序中，由於缺乏「絕對權威」所導致的內在特點，並不嘗試去改變它。左派雖然承認這點，但仍嘗試改變現如今的國際秩序，期望國際秩序由某種價值理念主導，只是那理念並非現實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強權政治。

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冷戰後美國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外交精英們異曲同工。當然，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者們所推崇的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理念，與進步左派們所推崇的多極、自決的世界也有所不同。前者的價值理念基於冷戰勝利、共產陣營潰敗給西方帶來的價值觀上的優越；而後者想構建的世界基於對西方中心的解構和對權力多元化的追求。因此，與自由派不同，進步左派們所推崇的價值理念並非基於單一的價值評判體系（如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追求），而更多地是批判殖民主義的負面遺產——一個以西方價值觀為中心的世界。

2）西方左派嘗試通過改變西方內部的國內政治，使之在種族、性別、殖民主義等問題上做出深刻反思，來挑戰固有的、西方中心的國際秩序；所以，即使在烏克蘭問題上，左派仍想嘗試將其塑造為一個有關西方內部不足、缺陷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命題。在左派看來，西方和其所代表的價值觀無疑還是國際秩序和全球化政治經濟的主導者，因而挑戰西方中心的國際秩序應從內部開始。

當然，諷刺的是，西方左派這種對於「西方」的關注，在不經意間奪去了國際秩序中其他玩家塑造國際政治的主體性——在一個美國相對國力漸衰的世界裏，新興國家無疑對國際秩序和價值觀產生的影響日益強大。西方左派這種對於自身的過度凝視，又何不是一種新的西方中心論？

3）部分左派訴諸陰謀論，聲稱目前親西方的烏克蘭政府是2014年由美國支持的 “非法的新納粹政變 “的產物，由此來彌合他們認知與現實的差距。當然，這基本上是一個不僅與現實相矛盾，而且還挑戰烏克蘭人民主體性的主張。當然，對於進步左翼內部而言，這又是一個自洽的主張：通過將美國和西方塑造為無處不在、無所不能、且仍殘存着強烈干涉主義傾向的行動者，進步左翼才能達成上述兩點論述，才能進一步說服公眾挑戰西方霸權，支持多極世界。

4）比起這種無視烏克蘭內部政治環境、有缺陷的論點，更令人不安的是其道德含義：通過將美國和西方認定為世界上唯一的 “壞人”和有能力改變國際秩序的行動者，左派忽視並間接粉飾了世界各地的專制者所犯下的人權罪行。部分反戰左翼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批評美國/中情局向敘利亞、香港和委內瑞拉的民主抗議者提供支持、煽動政權顛覆，而在吞併克里米亞、阿薩德對平民的戰爭罪行、伊朗在中東的代理戰爭、中國對待少數民族和香港的問題上卻保持了長久的緘默。相反，他們主要關注他們認為美國政策錯誤的地方，如美國在也門、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問題上的政策，而忽視了威權國家的人權罪行，因為這些國家是美國與西方霸權的對手，有可能和能力破壞美國的統治地位、挑戰現有的、西方中心的國際秩序，因此他們很少成為批判對象。

此外，反戰進步人士非但沒有幫助這些專制國家內的活動人士，反而將他們視為美國與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人，主張外交孤立主義，反對美國對他國人權進行干預——在左派看來，伊戰後的美國早已失去了對於人權、自由等充斥着自由派價值判斷的道德權威。在一個沒有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幽靈的世界裏，價值體系也勢必多元與本土化，不再基於在他們看來西方自由派的幼稚想像。

反戰左翼的話語體系是否仍然有效

不難看出，美國進步人士在批評美帝國主義和解決當今海外專制主義之間，面臨着智識上的兩難。正如前文所論，他們認為，批評全球南部（Global South）的專制國家會破壞他們挑戰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多年來，他們主要關注美國外交政策的錯誤與缺失，以此來批判西方中心式的國際秩序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後果。而也正因他們對於美國與西方的過度關注、和對威權主義的天真與無視，導致他們陷入了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種另類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即只有西方才有能力破壞左派心中對於自決和公平的道德準則。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出生於後冷戰的這一代反戰左派，從未親身經歷過來自其他大國的真正威脅。相反，他們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長大，在這個世界裏，美國的力量基本上不受制約且難以制衡。

他們的世界觀被世紀初的伊戰和反恐戰爭所塑造，在那裏，無所不能的美國未能實現冷戰後美國所承諾的、支持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道德主張——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的混亂、以及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塔利班的重新上台，對於進步左派而言，意味着冷戰道德秩序的徹底倒台。

因此，千禧年前後出生的美國進步派們帶着深深的負罪感，而批判美國外交政策對於他們而言，不僅僅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自省，更是對冷戰後道德秩序崩盤的反應——在他們眼裏，美國作為國際秩序中最有權力、最有能力成為道德權威的玩家，卻率先違背了自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這一他們所重視、同時也被自由主義外交精英所鼓吹的國際關係道德準則。

從伊戰之後，進步派便對美國同時作為道德和絕對軍事力量的權威產生深深的懷疑，而那些支持伊戰的自由主義外交精英們，首當其衝，其所代表的由美國主導的道德和地緣政治秩序也順理成章地被左派所質疑。伊戰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西方自由派價值觀在國際舞台上的徹底崩塌，和國際秩序中道德權威的徹底失位。近年來美國政治的劇烈極化，以及美國國內惡劣的種族和警民關係，更是讓進步派失去了在國際舞台上支持美國的合法性。

千禧一代的進步派們，當下的腹背受敵，誠然有其可以理解之處：伊戰後道德秩序在國際關係中的徹底失位、愈發緊張的國際關係皆使得進步派的主張生存空間愈發狹小，他們對新的、反帝國主義與反種族主義的道德秩序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在面對威權主義步步緊逼之際，他們卻未能提出一套新的、能同時反對帝國主義與威權主義的話語體系。

正如烏克蘭左翼歷史學家塔拉斯·比洛斯（Taras Bilous）在開戰後所言，那個屬於冷戰剛結束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時代已經過去，左翼不用為西方中心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辯護。然而，與現實主義學者不同，左翼對於「價值觀」在國際政治中的追求勢必意味着左翼需要提出一套新的、可以取代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話語體系。遺憾的是，由於對西方世界的過度關注和對極權主義的長久無視，當下的西方進步左翼給出的答案並不完整——除了反對西方的殖民與霸權，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非西方獨裁者們的戰爭和對人權的打壓？

在比洛斯寫給西方左翼的信中，他不但譴責了西方左翼長久以來對威權的淡漠，也提出了一套模稜兩可的解決方案——從聯合國入手，改革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秩序，使得左翼所推行的價值觀能事實上被強權所執行。烏克蘭戰爭無疑為西方左翼敲響了冷戰後前所未有的警鐘，提醒着他們對自身的過度凝視和面對嶄新對手時的無力。「前路漫漫，道阻且長」，或許是對西方左翼理論缺失現狀的最好描述。

（鍾思騁，國際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