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大爆發 深度 香港

四個抗疫的士佬共赴同居,記下香港獨有二三事

妻子問,「可不可以摸摸你的手?」他說,「不行啦,女兒回家,再摸你就感染了。」原來在香港生活,這麼近、那麼遠。


四位抗疫的士佬:森仔、阿廷、阿峰與輝哥。 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位抗疫的士佬:森仔、阿廷、阿峰與輝哥。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香港計程車俗稱「的士」,男性計程車司機俗稱「的士佬」)

香港流浮山位在城市邊陲,近海,對面就是深圳灣。這裏很少高樓,每天的日落餘暉都會灑進阿廷的祖屋裏。祖屋幾千呎,就他1個人住,很寧靜,活得自由自在。但自「抗疫的士」計劃開始,這屋多了3個人:森仔、輝哥和阿峰。他們都是開的士時認識,大家40來歲、50出頭,在香港大街小巷開了超過10年以上。

52歲的輝哥是這屋的大廚。每天晚飯時間都煮滿一桌好菜,見記者來了,又開兩罐鮑魚仔招待。他是個酒簍子,熬了湯不喝,只喝酒。一說起昨天的士群裏有司機抱怨晚了出糧,他一腔憤懣。

阿廷捧着飯碗附議,「其實你不覺得這些人很過份嗎?如果你覺得這份工不好做,那你可以出去外面『碌街』啊!」碌街,是香港的士行內術語,指司機直接在街上找客。如今4人轉戰「抗疫的士」,朝8晚6,日薪3000港元,隧道費油錢自掏——阿廷說,這個數字,以往只在中秋過年的大節日才賺得到。

「抗疫的士」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時代的產物。隨着確診人數高升,為了紓解前線醫療系統壓力,政府啟動確診個案指定診所,安排抗疫的士點對點接載輕症患者,減少患在社區停留的時間。

司機雖然配有公司分發的保護裝備,但感染風險還是高,為安全起見,不讓家人受牽連,3個男人走出密度高的市中心,齊齊搬進阿廷鄉郊的家,上班下班,吃飯睡覺,都聚在一起,分享狹窄車廂內發生的好事與鳥事,回憶着曾經的香港與人生。

同住和離開,都是為了家人

「9點多就說睡覺?」「是不是有病啊?哪有人生樂趣啊?」阿廷一邊吃着飯,開始忍不住吐糟,嘴巴不饒人。他身為屋主,向來獨居自由來往,是個夜貓子。如今3個房客住進來,闖進他的生活,打亂了節奏。

每到晚上8點,輝哥早就煮好飯菜,但阿廷還在洗澡,3人圍在飯桌,視線一起看着廁所。眼見桌上的熱菜都快涼了,「喂,快點出來了,全世界都等你一個人!」阿森大喊,「他每次都洗好久,都不知道是不是在裏面拍照」。以前,阿廷喜歡洗多久就多久,沒有人會催他。

第3天,阿廷就被同化了,「​​我覺得我不睡覺、不關電視,好像對他們不起,最終我10點多就睡。」他沒好氣說。現在,新住客的習性他已暸如指掌。

他先瞄一瞄左邊的阿峰,說這個人要很安靜,「若果你叫他睡在這邊(客廳),肯定不行,偏僻的地方最適合他。」他又看看右邊輝哥,「這個呢,電視機開多大聲音都沒有問題。」不過,他手機常常不停地放着YouTube,搶光全屋數據,就要趁他睡着時關掉他的YouTube。

輝哥、森仔和阿峰等候正在洗澡的阿廷一起開飯。

輝哥、森仔和阿峰等候正在洗澡的阿廷一起開飯。攝:林振東/端傳媒

至於其他家務分工,根本不用費唇舌討論。每天下班回家、泊好車子,他們就開始清潔消毒程序,但輝哥不用管,只要洗完澡,就走到室外的廚房斬瓜切菜。

「每個人都有不同功能」,阿廷說。輝哥承包了煮飯,阿峰就會自動洗碗; 洗衣服、晾衣服則由大家分工,「不遷就,很難住在一起。」

4個人能聚在一起變成好兄弟,都是因為行內一個老臣子「光哥」。他入行超過20年,為人不計較,常常攜帶新人,講義氣,「總之有事你出聲,幫到我們一定幫」,人於是一個接一個加入這個朋友圈,「有時一叫吃飯,就算有事,我們都先不做。」阿峰說,最高峰時這朋友圈聚了十幾人。

他們當中有老有嫩,有人組了家庭生了小孩,各有顧慮,不太方便做抗疫司機;所以剩來下的就阿廷他們4人。現在,他們一起上同一份工、住在同一屋簷下,生活規律幾乎變得完全同步。

按照計劃,指定診所的開放時間為上午9點到下午5點,抗疫司機會點對點接載客人,地點時間統一由車行分配,最早由8點開始,到6點完結。於是早上6點,4人就要起床洗涮,趕在8點前先到油站入汽。在此之前,他們還要做快速檢測、吃早餐、清潔車廂和穿防護衣。

「我每天起床都要洗澡」,輝哥說,「你想用得久一點,就得自己早點起身了。」

森仔在屋中觀看晨早新聞。

森仔在屋中觀看晨早新聞。攝:林振東/端傳媒

整個計劃原來只維持14天,司機默認不能中途退出;但後來確診的人多了,政府決定延長。截至發稿時,阿廷和阿峰2個人已經連續工作了40天。

森仔說,他有想過放棄,但原因不是因為要早起,更不是因為和大男人一起住不慣——那不過一時難受。與家人分離,才是最煎熬,「我想回家找我的女兒」。

當初,4個人同住的決定,都是為免感染親人。森仔本身患有睡眠窒息症,每晚都要抱着呼吸機睡覺。但始終工作風險高,他寧願把呼吸機搬到阿廷家,在他那兒的沙發睡。這段時間,他和太太還是會見面,但見面了,擱在心底的思念又浮面。

輝哥每天煮的菜,都是森仔太太幫忙在街市買。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森仔會繞回家附近的市場一趟,接過太太買的餸菜,「她是放在地上的,我跟她沒有接觸。」

一次,太太問森仔,「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手?」「我話不行啦,你摸完我之後、女兒一會回家,再摸到你就感染了。」觸手可及,卻遙不可得,他難掩失落,「原來在香港生活好得意的是,這麼近、那麼遠,我終於明白這段說話的意思。」

第14天,森仔忍不住離開大屋,回家與親人團聚,但他未有退出抗疫的士,「本身初衷4個人的目的都是想為社會出一份力,那麼4個人都還在這裏,那就一起做下去、堅持下去囉。」

穿着全副防護裝備的森仔在車上等候乘客。

穿着全副防護裝備的森仔在車上等候乘客。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人的心理壓力,比生理不適更嚴重

一開始,阿廷的家人並不支持他開抗疫的士。計劃初露風聲時,家中兩老已經馬上打電話給他,語重心長:「兒子,你沒有錢嗎?你記住不要做啊。」他他們覺得風險這麼高,不是缺錢的話,幹嘛要栽頭進去。

可阿廷還是加入了,而他覺得風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為防止感染,司機全程需要穿着全副防護裝備——防護衣、乳膠手套、面罩還有眼罩;另外為了保持空氣流通,車窗需要全程打開;乘客在上下車都不用自己開門,而在完成每個單子之後,司機都要下車消毒全車廂。

森仔和阿峰則更小心一點。他們利用包書膠土炮自製屏風,擋在後座和前座中間,希望再減低飛沫傳染。不過,這兩個月,香港天氣一直很不穩定,常常冷熱交替,套在防護衣裏的司機,並不好受。

防護衣和乳膠手套密不透風,天氣一熱,就會緊緊黏住皮膚。阿廷還記得上一個月,天氣又突然變好冷,車上載着兩個老人,車開在公路長達45分鐘、風一直吹,但車窗不能關,吹得他們只能用衣服蓋着頭,縮成一團。「病人好慘,但我們都要和他們一起受。」森仔說。

不過,當這4人還在為這份新工作感到頭昏腦脹,冷不防地又撞上社會的目光和歧視。

阿廷將的士泊在僻靜的馬路盡頭,準備午餐。

阿廷將的士泊在僻靜的馬路盡頭,準備午餐。攝:林振東/端傳媒

為了供市民辨識,抗疫的士車身貼上明顯藍白色的貼紙標示,司機也時刻穿着藍色防護衣——疫情之下,這讓對病毒敏感的市民感到嚇人。

按指引,司機凡是在車上就一定要穿着防護衣,每次下車都要脫掉;再上車,就要換新的一套,而這個過程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十分引人注目。

計劃開展這麼久,阿廷沒有在食店裏吃過飯。每天中午,還沒有接到單的他就會開到餐廳前,趕緊脫下防護衣物,包好,放在車尾。取了外賣,回到車上,再次換上防護衣,然後駛到一處僻靜馬路的盡頭進食。

「你在下面(食店吃飯),他們會覺得你是一隻怪獸。」原來,人們看着抗疫的士來到,就拿出手機影相拍片。訪問那天,太陽曬得正猛,馬路上陰涼的位置都被其他車佔了,阿廷打開車尾箱的蓋子,借它擋住太陽,在車尾坐着吃,但如果哪天下雨,「就慘啦」,只好在家拿幾塊餅乾躲在車廂吃,到下班才吃飯。

另外幾個「同屋」(室友),也遇到類似情況。輝哥走在街上,感覺被視為「科學怪人」;森仔則覺得自己猶如怪物——「中石化」是的士專用的加氣站,但一個月前,油站沒有事先通知就封了廁所,更規定抗疫的士須在早上8點前完成入氣程序,「我們又不是確診,你無故這樣封了,好像很歧視我們」,森仔說。(註:香港的士大多為石油氣車輛。)

阿峰在車上穿着防護裝備。

阿峰在車上穿着防護裝備。攝:林振東/端傳媒

對於的士司機而言,油站是他們為數不多、能稍作整頓的地方,他們可以在那邊取水洗車、上個廁所。但現在連這些東西都沒了,「我們沒有專用的午餐地方、沒有專用的洗手間」。

不過,這種精神緊張和焦慮,在接載確診者的十數天裏,他慢慢開始理解——很多病人一直預約不到診所,不敢出街,在家已經悶了好多天,差不多「吃藥都吃好了」。但這是不是代表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呢?他們不知道。官方的求助熱線無人接聽,相關資訊每天轉變,「『我(確診者)要做什麼?』他們真的很不清楚。」

阿森覺得,人們在陷入未知和傍惶之中,跑去看醫生,只是想要一個證明和安慰,「去證實自己有沒有事」。

按照規條,一般不建議抗疫的士司機跟客人講話,以減少飛沫傳播。但有些乘客一上車就很緊張,阿森他們只好慢慢安慰,「我們跟他說,沒事的,觀察一下,待回看了醫生就會安定一點。」

負責搭建預約平台的忠誠車行執行董事鄭敏怡,負責每天「抗疫的士」的工作安排。

負責搭建預約平台的忠誠車行執行董事鄭敏怡,負責每天「抗疫的士」的工作安排。攝:林振東/端傳媒

有份負責搭建預約平台的忠誠車行執行董事鄭敏怡也觀察到,不少乘客並不知道,他們必須先預約診所,才可預約的士前往。但更多時候,衞生署的預約電話根本很難接通,於是,抗疫的士就成為資訊缺失下市民的救命稻草,「我想他們是求助無門,有什麼可以book就先book。」很多人打算先到診所,碰碰運氣,看看可否見到醫生。

阿廷說,他們曾經遇到不少長者感到很迷惘,「真的謝謝你啊,因為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診所。」他們又覺得麻煩了司機,下車時偶爾會給他們塞紅包,「你當喝杯東西吧,因為我們(表示)多謝只有這種辦法,其他就做不到了。」一個客人這樣說。

森仔覺得,香港人現在的心理壓力,比生理不適更嚴重。早前封城的流言傳出,「我真的第一次見」,每個人都很徬徨,「一班人在超級市場不知道要搶什麼、像打仗這樣......香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好似啲人差不多傻晒(所有人差不多都全傻了)。」他說。

的士,是大家落難後的共同生路

「的士這行好得意(有趣):認識的就是行家,不認識的就是仇家。」森仔說,同行如敵國,但若是朋友的話,就不會計較——這跟記者一行很相似。

森仔和阿廷原本在一份本地報章當記者,當年碰巧《蘋果》加入業界戰場;用阿廷的話,《蘋果》就「屬於敵人」。但真正出去跑新聞的記者,在現場見行家比見同事還要多,一日三餐都聚在一起,「​​熟到變成朋友。」

阿廷用新購置的霧化消毒槍清潔的士。

阿廷用新購置的霧化消毒槍清潔的士。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媒體開始轉型,他們任職的​​報章在淘汰賽中被擠了出來,於2014年停刊。當時,森仔曾經嘗試跟朋友合伙開餐廳,可惜生意不好,太太又剛好懷孕,正好是花錢最兇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不如揸的士,至少有條生路」,阿廷說,「只要有車,就會有錢」。就這樣,兩人一坐上的士,就開到現在。

輝哥則是4人當中資歷最深,1999年入行,至今開了快23年。他年紀最大,塊頭也大,脾氣早早就收了,開始變得風趣,常常冷不防就爆出一句冷笑話。他活了52年,入過黑幫,有3個紋身,「(那時)每個人都說紋一隻很威風,既然威風,就去吧!」他在左右手臂各紋了一隻螳螂、一個女人,還有胸口上的哪吒。後來被斬過兩刀,熬過牢獄,發現身邊的都是假兄弟,決定革面洗心,腳踏實地。

1991年,他跟妹夫在街市賣凍肉,但過了沒多久,街市被大財團收購改建。他把存下來的錢買了台的士,自己當車主。未料2003年沙士襲港,生意慘淡,他每天都開着車,漫無目的地在人煙稀少的馬路尋客。那時,7歲的兒子哭着問:「為什麼放假,同學們的爸爸媽媽都陪他出去玩, 但我沒有?」

每一天的工作完結後,司機都會替的士深層清潔消毒。

每一天的工作完結後,司機都會替的士深層清潔消毒。攝:林振東/端傳媒

輝哥的WhatsApp頭像,是他牽着年幼兒子的背影;一談到兒子,豪爽的他就會開始泛淚。「當時壓力太大了」,每晚根本睡不着。醫生給他開了安眠藥,但又不敢多吃,「藥力未散時,坐在車上整個人真的好吽好吽(人都變得呆呆的)。」後來,他覺得不可以再頹廢下去,決定不再依賴藥物、不再怨天怨地。

阿峰坐在餐桌前,聽故事聽得入了神。輝哥瞄到了,頭一轉過去,沒好氣地說,「阿峰你洗米了沒有?我在等你洗米炒菜喔!」阿峰笑了笑,才開始動身。

輝哥走出了陽台,森仔才悄悄跟記者講,不要看他總是刀子嘴,但其實是豆腐心,心底十分戀家,而且一旦有事發生,他最重感情、最講義氣。「​​有事發生時,(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聽他的(輝哥),始終他打滾了很久。我們都尊重他。」阿廷說。

約3年前,森仔的腎長了一顆腫瘤,他不敢告訴家人,率先找輝哥商量,講着講着大家都哭了。當時腫瘤還不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輝哥對森仔說,「始終都要面對的。」

當時森仔房租大約一萬多港元,太太已經沒有工作。如果動手術的話,手停口停。輝哥算了算,加上光哥、阿廷和阿峰,4個人每個月也是分擔3000元,「我說,你先做手術,房租不用擔心,我們幾兄弟幫你撐住,你先休養好身體。」

後來森仔康復出院,也因為買了保險可以索償。大家覺得,患難見真情、雪中送炭,就是這段時間。

輝哥是屋中的大廚,每天預備早餐及晚餐。

輝哥是屋中的大廚,每天預備早餐及晚餐。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不希望長做長有」

阿廷的房子是祖屋,一磚一瓦,由阿廷的父母搭建。客廳外頭,有一個長長的魚池,旁邊種了數十棵植物和菜。主屋背後,還有一間小房子仍在興建。這裏談不上豪奢,但在人口密集的香港,也是怡然自得。以前十多個行家聯誼,就會來到這裏燒烤、「開party」。

阿峰本來住在長沙灣的高樓,那裏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現在,在阿廷家住了這麼久,他覺得這邊空氣「非常好」,「在外面(受了)壓力回到這些地方,會舒暢好多。」

還沒做抗疫司機之前,每個周末,輝哥都會到阿廷家住兩天。每日吃飽飯,就開罐啤酒,看着魚池慢慢抽煙。人活到這個年紀,知命之年,他很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喜歡當的士司機,「我每一年都問自己,不做的士可以做什麼?」

他不是沒有想過轉行。對比開的士,他更喜歡當年在街市工作的人情味,「但是不經不覺,入行都做了20多年,那做生不如做熟。」

轉戰抗疫司機,面對外界的流言,輝哥說他很明白:別人可以簡單一句,就說你是為了錢,「但很多事情,你都要有付出才有收穫。」面對歧視感到難受,他不斷告訴自己,「你要記着,不只是你一個人辛苦、整個世界都是。」

四個抗疫的士佬:阿峰、阿廷、森仔與輝哥,為安全起見,一起住在同一屋簷下。

四個抗疫的士佬:阿峰、阿廷、森仔與輝哥,為安全起見,一起住在同一屋簷下。攝:林振東/端傳媒

3年前,剛結婚的阿峰還在開夜更的士,太太經常一個人在家;放假時,自己又睡到日上三竿,「陪她的時間少」。後來他特意調到早更,想把時間留給家人。

同一年,太太抽中了政府居屋,每個月要還房貸1萬多元,「還到60多歲。」 未幾就碰上疫情:媽媽停薪留職,太太逃不過裁員。一瞬間,無論是生活花費還是房貸,全壓在阿峰身上。

他皺眉,說疫情期間如果以日更(早上5點開到下午4點)計算,收入最慘淡時只得300多元。 現在政府把抗疫司機的日薪定在3000元,即使扣除雜費,這仍比起疫情低峰時期的收入多好幾倍。「一有(抗疫的士),我已經說第一個報名。」

3月14日,政府宣布加開6間指定診所,總數增至23間;抗疫的士亦同步增至約900輛。如果4個人都不休息的話,他們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計劃完結。

「但我又不是很希望長做長有」,阿峰說,最近這幾年,各行各業都深受打擊,「老實說,只是我們這班抗疫司機有(生意)」。他打從心底希望的,是疫情能遏制下去,「如果不是的話,整個香港沉淪了。」

清潔中的「抗疫的士」。

清潔中的「抗疫的士」。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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