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 BA.2變種究竟是什麼？中國目前的疫苗防得住嗎？人們的恐慌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動態清零」還適用於感染率高、但普遍輕症的病毒嗎？中國防疫可能會走向何處？端傳媒結合數位專家學者的採訪，試圖一一回答這些問題。

大陸「失守」

3月12日，吉林省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破千。這是自武漢疫情後時隔兩年，中國大陸再次出現單日破千病例數。而事實上，在此之前，吉林農業科技學院爆發聚集性感染已經引發公眾關注。

3月10日，一名為「@林凡一尋」的網友發文指，吉林農業科技學院被感染學生此前不斷在微博發布求助信息及校內情況，卻遭校方壓制。校方要求學生刪帖，試圖掩蓋校內疫情。該網文並附有檢測陽性同學們睡在圖書館桌上的視頻。

帖文被轉發近40萬次後，終於在當天下午引發有關部門關注。隨後，30輛大巴將初診陽性及密接、次密接學生轉移出校園；該校黨委書記張立峰被免職。該校一名學生志願者對財新回憶說，學校最早於3月6日出現確診病例，7日「封校」。

吉林省本次疫情遠早於吉林農業科技學院的聚集性感染。2月28日，地處中國、朝鮮、俄羅斯交界處的延邊州琿春市發現一例核酸陽性，並確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琿春市次日即採取封控措施，但疫情仍從延邊州擴散至吉林市、遼源市、長春市等多個地級市。

首例確診病例報告後，吉林省連續十餘日每日新增在百餘徘徊，直至3月12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破千，且此後連續三天新增破千。3月14日，有着2400萬人口的吉林宣布禁止跨省跨市通行即「封省」後，確診數字始見回落。

3月18日，吉林省在最新一場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通報，該省目前現有輕症患者8775人，無症狀感染者4109名，方艙醫院現有床位10494張。長春和吉林兩市還能釋放床位2166張，已有4個方艙醫院的醫護力量，初步測算目前方艙醫院每100名患者配備5名醫生，20名護士。

曾被視為「防疫模範生」的上海，也在本次疫情中「陷落」。上海交大學生段勛，已經過了近一週的封校隔離生活。其間，上海交大因3月11日左右對發熱學生安置不善一度衝上熱搜，質疑校方安排與維護學校的學生爭執不下。目前，社交平台微博已無法搜索顯示3月11日至13日以「上海交大」為關鍵詞的內容。

上海市民于南則在3月17日晚收到所住小區將封閉48小時的小道消息，網購平台上常見的生鮮速購渠道已完全約滿，隨即全家出動到周邊採購物資，採購回到家後，居委會敲門通知，確認了封閉48小時的消息。

據上海衞健委通報，上海本土病例最早發現於一個老年舞蹈隊。3月11日，上海衞健委披露病毒溯源結果稱，該市近期疫情來源於「境外輸入病例攜帶的病毒污染環境，由於管理疏漏引發本土感染並導致傳播。」

此前，微博有帖文爆料稱上海疫情與境外隔離用的華亭賓館有關。帖文稱，華亭賓館建於1986年，通風系統老化，使得其中隔離確診者所攜帶的病毒外溢。文章還將矛頭指向近期暴疫的香港，認為是北上避疫港人所致。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信公眾號雖然確認了「管理疏漏」出自華亭賓館，但最早的病毒攜帶者已無從查證。

同一時間，較吉林、上海等地更早爆發疫情的深圳，雖然新增感染數已經開始回落，但當地政府的防控措施依然強硬。3月13日，深圳宣布「封城」，要求除保障城市運行及供港物資貨運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鐵停運。全市社區小區、城中村、產業園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全市人員非必要不離深。次日，富士康深圳工廠宣告停工。

北京也於3月中旬開始暴疫。3月14日，因2名確診學生曾有校外非學科類線下培訓場所暴露史，北京要求全市校外培訓機構暫停線下培訓；次日，北京表示，因近期出現多起京外輸入病例引發聚集性疫情，進入全面防控狀態。

至此，中國大陸三個超一線城市全面「失守」。據中國國家衞健委通報，截至3月16日，吉林、廣東、山東、上海、北京、福建等共計19個省份發現由Omicron變種病毒引起的本土疫情。

疫情爆發後，大陸各地政府採取了「非必要不離X」「封城」甚至「封省」等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以儘快實現中央口中的「社會面清零」。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幾位專家學者認為，面對Omicron疫情的全面爆發，溯源和流調早已「失效」，「動態清零」政策也已經暴露出其局限性與不可持續性。

Omicron BA.2為何長驅直入？

Omicron BA.2是中國大陸本輪疫情的主要變異毒株，因感染初期極難發現，「隱形變異株」成為媒體對Omicron BA.2最常見的形容。

早在2021年11月26日，Omicron就被世界衞生組織（WHO）列為需「密切關注突變體」（VOC），並按希臘字母順序代稱，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五種VOC。該變種在2021年11月24日由南非向世衞組織報告。

相較於其他變種，Omicron存在更多基因突變，且主要集中在刺突蛋白。這一蛋白質又名S蛋白，被稱為病毒入侵細胞的「鑰匙」。這些突變與細胞受體親和力、病毒複製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強相關。

大陸暴疫前，Omicron已是全球主流毒株，超過80%的新發確診病例為Omicron感染。在病例監測數據上，Omicron顯示出極強的傳播能力。其首次被公布後幾個月時間裏，傳播速度就已明顯高於Delta變種。

「傳播速度更快，潛伏期短，從國外結果看重症低，但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仍有很高的重症和死亡風險，尤其老年人，」免疫學研究者、藥廠研究人員周葉斌這樣描述Omicron BA.2的特性。

他進一步解釋，最原始毒株的潛伏期中位數是5天，Delta毒株是3天-4天，Omicron則縮短至2天-3天，因此無論中國大陸、香港還是歐美其他國家，一旦感染，確診數就如直線飆升。不過，從各地確診者多數為輕症，這可能也和國外或感染或已接種疫苗有關；從香港老人患病情況來看，若未注射疫苗，仍可能有重症風險。

與BA.1相比，Omicron BA.2的「隱形」指其基因標記不明顯，在病毒測序歸類時難以被辨識。縱然其傳播速度較BA.1更快，但在對疫苗的免疫逃逸、致病性等方面，仍有很大相似性。

一份發表在《柳葉刀》上截至目前規模最大的研究顯示，Omicron感染者住院風險與德爾塔相比低59%，死亡風險低69%。無論Omicron還是Delta，接種疫苗的感染者在住院率和死亡率上均顯著低於未接種者；已接種三針相比完全未接種人群，感染後住院風險低近80%，死亡風險低85%。

不同疫苗及加強針的注射情況也會對免疫保護效果有不同影響。根據港大第五波疫情關於疫苗保護率的模型推算，兩針科興或兩針輝瑞對Omicron的保護效果均不理想，90天後防感染保護率更低至個位數，科興保護率14天後僅3%。加強針防感染情況以三針輝瑞最為理想，三針科興在14天後便不足50%。不過，在防重症和死亡上，兩者差距微弱。

不過根據英國衞生部的最新統計，在接種第三劑加強針10週以上後，疫苗應對Omicron BA.2 變體的有效率會下降至50%以下。科興部分則因目前全球其他國家及地區第三針多使用輝瑞或莫德納（Moderna)做加強，因而難以交叉印證。

周葉斌援引香港80歲以上患者死亡數據解釋，死亡個案中91.4%未完成疫苗接種，同年齡層未完成接種者死亡率為12.1%，而完成接種者死亡率是3%。同時，完成接種的老人普遍選擇科興。這意味着縱然3%的數據也不夠好，但仍然壓低了致死率。

他繼續指出，從數個研究的免疫學數據來看，兩針滅活疫苗再加一針mRNA可將中和抗體滴度迅速提升，這說明之前滅活疫苗的注射有留存免疫記憶，這種免疫基礎在遇到加強針或病毒時，可被迅速激活。

因此，在中國目前暫未引入mRNA疫苗的情況下，周葉斌認為，延用滅活疫苗做加強針也是一個選項。「最值得擔心的，是那些一針都沒有打過，特別是年紀大的人。」周葉斌說。

儘管已有多項研究均指Omicron BA.2重症與死亡風險均低於早前變異株，但「腦萎縮」「記憶力減退」「男性性慾及生育能力下降」……關於病毒後遺症的種種研究、報導甚至傳言卻在大陸社交媒體中屢見不鮮。吉林高校疫情聚集性爆發時，該校學生也曾出現對後遺症的恐慌情緒。

在美執業醫生Wendy Ye總結，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有關COVID-19後遺症的研究常常有問題，有的研究是觀察回顧性的，缺乏嚴格的對照組，說服力低；有的研究主要針對重症患者及早期毒株數據——如中日友好醫院曹斌教授團隊有關武漢金銀潭醫院住院病人的後遺症研究。她提醒，要注意COVID-19後遺症並非其獨有，它和重症監護後綜合症 (PICS) 頗為相似，兩者都有明顯的體力下降和認知能力減退。其他病毒比如流感、SARS感染後，病人也可能出現持續症狀。「感染後的後遺症絕大多數並不是永久的，是可以逐步恢復的。」Wendy Ye特別提到。

「現在關於COVID-19後遺症的定義不是一種疾病，而是多久之後仍有症狀，」周葉斌說，「而且這個時間每個國家不一樣，比如美國是4周，感染四周後還有症狀就算有後遺症，但英國定的是12周。在美國算有後遺症的人，可能在英國就認為沒有了。」

目前，有關COVID-19後遺症最受關注的是《Nature》3月刊發的一項研究。英國牛津大學神經科學系研究團隊對785名51歲-81歲的患者進行了跟蹤，發現這些患者的大腦嗅覺部分出現了0.2%到2%程度不等的萎縮，部分患者還出現記憶力損害等問題。不過，研究最後也提到，這些有害影響是否可以部分逆轉或否會長期存在，仍有待進一步跟蹤。該研究預印本早在2021年6月便已發布。

英國公共科學獨立NGO「Science Media Centre 」很快組織並刊登了同行學者們對這篇研究的觀點討論，學者們肯定了這份研究資料追蹤的珍貴性，但也提出一些有待商榷的問題。其中，愛丁堡大學臨床腦科學中心神經精神病學教授Alan Carson表示，大腦可能會受到心理、行為、免疫、炎症等很多其他機制影響，如知名的出租車司機研究，由於以前倫敦出租車司機需熟識各個街道才能獲得執照，因而積極備考的司機大腦記憶部分在影像上就變大了，這意味着大腦的變化可能會受更復雜因素的影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該研究所涉及患者是在Alpha變種流行時的患病，同時並未有接種疫苗後的情況對比。

英國衞生局安全局 (UKHSA) 2月對全球15項研究分析統計後，發布了一份有關疫苗防止後遺症情況的快速報告。據統計，約2%英國人口報告「長新冠（Long Covid）」 的症狀，如疲勞、呼吸急促及肌肉或關節疼痛等，這些症狀在感染後可能持續超過4周，而接種過2劑疫苗後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較低，症狀持續時間也更短。

港大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的研究團隊在倉鼠實驗中發現，Covid-19病毒可能造成男性性腺機能減退和生育能力下降，Omicron和Delta變種病毒都可能引起類似損傷，接種疫苗可預防這種併發症。

「動態清零」的潰敗

恐慌在中國大陸的滋生並不意外。自COVID-19疫情爆發後，由於中國政府嚴格實施「清零」政策，大陸公眾對COVID-19病毒的認知與已實施「共存」策略的其他國家相比早已出現巨大的信息鴻溝。

根據中國衞健委的公共衞生專家梁萬年的說法，中國的防疫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2020年初的武漢疫情是「應急圍堵」階段，主要措施是區域封鎖和停工停學；2020年4月進入防範境外輸入的「常態化防控」階段，重點是核酸檢測；2021年8月隨着Delta毒株的出現，江蘇南京、雲南瑞麗等城市發生大規模疫情，中國進入了「動態清零」階段，這一策略至今仍然屬於疫情防控的總方針。

「動態清零」主要分為三部分措施。第一是主動發現傳染源，包括監測發熱門診、健康監測、核酸檢測、篩查等手段。第二是公共衞生和社會干預，即劃定疫區並實施管控，管理密切接觸者和風險人群，以切斷傳播途徑。第三是救治感染患者。此外，一個默認的前提是，中國關閉了邊境，停發了大部分外國人的簽證，要求從境外回國的中國人集中隔離14天以上。

武漢疫情被公眾知曉時，已經全面擴散，當時的「圍堵」經驗是封城——關閉離漢通道、居民居家隔離，超醫療資源負荷地救治感染者。此後的「常態化防控」階段，不同城市的疫情都在傳播初期被發現，通過劃定疫區、隔離密切接觸者，基本避免了全面封城的局面。比如，2021年5月廣州爆發疫情後，全市劃分了17個中高風險地區（範圍小的只有三棟居民樓），暫停部分室內商業場所營業，並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累計採樣約1609萬份）。大約一個月後，廣州這一輪疫情清零，累計只有170名確診患者。

到了「動態清零」階段，疫區管控和全員核酸檢測逐漸成為常規動作。在中高風險地區之外，國家衞健委又新增「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的疫區分類，對應不同程度的禁足管理。全員核酸檢測的速度也在加快，2021年11月，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表示，一旦發生疫情，500萬以下人口的城市，要在兩天以內完成全員核酸檢測；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要在三天以內完成。

實際上，大城市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今年1月份，鄭州市6小時完成1260萬人的採集，天津市4.5小時完成了超過1000萬人的採集，為了保障這種速度，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大批「下沉」到社區成為「防疫志願者」。

流行病調查、社區封控、大規模核酸檢測，這樣的「精準防控」一度被認為可以越來越精細化，做到最小程度影響普通人正常生活。2022年1月，上海「最小中風險地區」（一間20平方米的奶茶店）受到央視新聞等官方媒體褒獎。《科技日報》當時評論稱，上海的經驗一是「把流行病調查工作做到位」，二是不搞擴大化，不搞一刀切。與此同時，因Delta變種病毒不斷擴散而導致封城的西安，出現生活物資緊缺、健康碼系統崩潰、非新冠患者無法就醫而去世等事故，被普遍批評為沒有做好「精準防控」。

3月份開始，Omicron變種病毒在中國不同城市迅速擴散，單日新增病例持續上千，連上海也進入半封城狀態，開始全員核酸檢測，打破了「精準防控」的神話。

由於Omicron的感染者多是輕症和無症狀，發熱門診的監測失去了靈敏度，只能通過核酸檢測發現。這一隱匿特性對「動態清零」政策的精準帶來挑戰，迫使不少城市在事實上轉變為「圍堵」政策。

財新網引述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病中心首席專家蔡衞平的說法，「現在很少病人是在體温監測環節發現，好多人都不發燒，幾乎都是做核酸主動篩查篩出來。」等到感染者被發現時，病毒已經在社區傳播一段時間了。

因此，多輪全員核酸檢測也難以追蹤病毒的傳播全貌。截至3月16日，吉林省吉林市已經開展第10輪全員核酸檢測，每日仍有不在管控範圍內的新增病例。而深圳自3月2日起乘坐地鐵需要查驗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再到3月14日封城要求全員測至少3輪核酸，至今也未實現「社會面清零」（即在隔離人群或管控區外無新增病例）。

病毒難以溯源，新增病例的流動之下，隨之而來的是「三區」（封控區、管控區、防控區）的擴大，在事實上造成接近封城的效果。在深圳3月14日封城前，一直出現新增病例的福田區，其「三區」面積覆蓋了整個行政區的80%。在多輪全員核酸未能查清傳播鏈的情況下，若要堅持「清零」，則不得不回到「圍堵」策略。

從「動態清零」重回事實上的「圍堵」策略，Omicron疫情在中國大範圍的蔓延，激發了大陸公眾較以往更普遍的恐慌情緒。

3月14日，中國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在微博發文，稱病毒的毒力明顯降低，「對於這個病毒，消除恐懼是我們必須走出的第一步」。他又說，目前不是躺平的時候，需要通過社會面清零爭取窗口期，做足準備。

張文宏發文後，在福建一個小鎮政府機構工作的周瓶收到朋友李嚴連續幾條憤怒的消息。「美國孝子真的很可笑。」李嚴罵着微博評論中支持張文宏的人，她害怕防疫政策真的「共存」，「正是因為管控得這麼嚴格我們國家死亡人數才控制住了。都像國外那樣，死多少人了。」

周瓶去年才大學畢業，進入政府機構工作後，就被抽調去做防疫工作。她告訴端傳媒，在小鎮裏，居民都很害怕跟感染者和密接者有接觸。「我們都挺怕的，無論是現在的同事要去管控對象家，還是我大學同學同棟樓有密接者，都會感歎很可怕。」周瓶說，自己其實並不知道Covid-19現在的殺傷力有多大，她只是有一種模糊的害怕。

她也和李嚴討論過是否病毒現在沒有很厲害，但李嚴堅決否認，她認為只是因為中國的疫情防控很努力，才會看起來沒那麼誇張，一旦「共存」，就會死掉很多人。李嚴並沒有覺得現在的政策沒有「放開」，她還是能出去吃飯，並且覺得很安心。

周瓶發現，小鎮裏的大部分人都是拒絕「共存」的，因為他們的生活不需要頻繁出行，疫情防控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多不方便。相反，小鎮會比上級政府要求的更嚴格執行防疫政策，不讓有風險的人進到鎮裏。從周瓶收到的反饋看，唯一給他們帶來困擾的，是疫苗的副作用。「我打電話動員打第二針的時候，有些人會說自己打完身體很不舒服，我們也沒有跟進和解釋，就是登記一下。」她說。

Wendy Ye提到，中國兩年來也積累了不少患病康復者，然而媒體和網絡上對痊癒者的報導很少。有些地方對病毒和患病的污名化，使很多普通人充滿恐慌和不安。「希望能鼓勵這次感染了Omicron的人寫出自己診斷、隔離、康復的過程和感受，別人看了就會放心很多，不會嚇得要死。」Wendy說。

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中，2019冠狀病毒患者的自述視頻、文字記錄俯拾即是，事實上，Bilibili等大陸社交媒體裏，偶爾也可見到部分境外華人患病自愈的經歷，然而這些經歷自述的評論區卻往往充斥着「別被外媒帶溝裏」「能打國產疫苗是最好的」，甚至「新冠果然會讓人降智」等具有攻擊性的言論，其他支持自述者的留言則因點讚量過低而擠在頁面下方。

「避免恐慌就是你要把真相告訴大家，不要妖魔化這個病毒。」香港大學生物醫學院教授金冬雁認為，中國政府當前最首要應做的，是消除公眾對病毒的恐慌。

中國式「共存」是否可能

Omicron疫情大規模爆發和封控政策收緊的同時，繼3月11日中國放開抗原自檢後不足4天，國家衞健委最新一版診療指南，首次將一般輕症感染者改為送往集中隔離點而非醫院，並放寬出院標準。這些舉動被外界認為可能是中國防控政策轉變的信號。

然而，從大陸目前各地防疫措施來看，並未有改變「清零」政策的任何實際動作。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對端傳媒表示，從目前各個省市採取的措施來看，中國的清零政策沒有絲毫改變。「不要看口頭上的措施或者宣言，更重要的是看做法是不是在與病毒學會與共存。我現在沒有看到這些清零措施比如大規模強制隔離、大規模核酸檢測有變化。」

在隱秘性極強的Omicron疫情持續的當下，堅持「清零」抑或走向「共存」在民間輿論中已有不少爭論，但從中國官方近日多次表態來看，至少未來一段時間仍將固守「動態清零」。

黃嚴忠認為，在全球防疫政策已經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當下，中國堅持既有政策是為了維護已經取得的防疫成果，而這被宣傳為中國模式甚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此同時，中國一直恐懼「最壞結果」的發生，即全國範圍內病例猛增、醫療資源擠兑、醫療體系失控，甚至由此威脅社會穩定，「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政治會議之前，比方說二十大要召開，（政府）不希望看到任何有損害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的情形出現」。

另一個尷尬的現實是，通過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的目標尚未實現。滅活疫苗雖然對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有一定效果，但對防感染有效性很低，尤其是對Omicron變異毒株則更差。這愈發突出了清零政策的重要性。「所謂清零就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感染。我們也看到，在中國疫苗接種跟清零政策是脱節的，它不是一個主要的政策工具。」

中國大陸此次本土疫情，近一半為無症狀感染者，部分省份如上海和吉林，這一比例高達9成。但要找出全部無症狀感染者幾無可能。「除非封城，每個人都做一遍檢測，才能知道一個準確的感染者數字。所以現在官方報出的數字，我想應該比實際數目要低，」黃嚴忠說，這或許也是中國放開抗原檢測的真正原因，「讓他們對這個病毒的實際流行情況有更好的認識。」

這在黃嚴忠看來，恰恰反映出中國清零政策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續性。清零機制下的核酸檢測完全由政府控制，允許公民抗原自檢後，檢測控制權從政府轉到個人。「這更多的是一個個人的決定了。」根據目前的現實，比如確診陽性後要被強制隔離、無症狀或輕症感染可能通過自我治療便能痊癒，個人不上報的動機十分強烈。「很多人可能不會上報，大量無症狀者還是會繼續傳播。這樣清零就變得更難以為繼。」

從很早就放開抗原檢測的歐美國家經驗可以看出，抗原檢測更多是作為一種個人健康風險提醒，個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作出選擇。但目前在國內，抗原自檢如果呈陽性，即使核酸檢測顯示陰性也需集中隔離，且解除標準並未明確。

事實上，早在去年中國西南邊境小城瑞麗頻繁採取封城、全員核酸等措施時，質疑和反對「清零」的聲音就已經存在，但因為被影響人數少、經濟社會影響限於局部，「他們的聲音即使能出來也很快被淹沒，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黃嚴忠告訴端傳媒，現在北上廣深四個超一線城市全部受到疫情反彈影響，公眾對清零政策的不滿也在增多，過度防疫政策通過激發公眾國家自豪感而獲得支持的效能也被削弱。

家在上海的病毒學專家常榮山告訴端傳媒：「一發現（陽性）就Freeze實際上造成了恐怖效應，這不利於防控。」他贊同佔大多數的無症狀和輕症感染者居家隔離，因為Omicron變異株是可以視作跟感冒類似的自愈性疾病。而需要就醫治療的感染者中，普通型又佔了很大比例。「現在看吉林的數據，重症很少。這個情況下，醫療資源不會發生擠兑。」

「流行病是這樣一個東西，所有的防控策略，包括公共政策都是透明的，全球透明。我建議各地基層防控人員、各級行政領導多去網上搜一搜看人家怎麼做的。疫情已經過兩年了，已經沒那麼大的危害了，不能全都靠怕來採取措施。」在常榮山看來，「病毒怎麼可能清得了零呢？感冒能清零嗎？」

按照常榮山的設想，中國也會逐步過渡到這一天：一個人如果自我檢測是陽性，TA可以不告訴任何人，只要做好居家隔離自我痊癒，也沒造成擴散，感染COVID-19這件事就到此結束。這就不再是一個公共衞生Case，而只是一個性化醫療案例，這樣才能從疫情的應激狀態中走出來。

而這也是全球已經開放國門的國家正在經歷的。

黃嚴忠說，檢測中國是否真正開始調整防疫政策，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觀察：開始教育公眾科學認識病毒，不再將國外疫情控制評價為「一團糟」，通過更有效力的疫苗和藥物下大力氣保護老人及免疫缺陷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