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從香港偷渡？深圳邊境的搜查、懸賞與防疫破功

「你邊度來的？我哋依家捉香港人呀﹗」（你是哪來的？我們現在抓香港人﹗)2月26日，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福田區，城中村A的社區工作人員扶著鐵欄向進村的人說，「進村就不能再出去了，想清楚﹗」。

穿著防護衣的防疫人員每家每戶敲門走訪，檢查健康碼之餘，也查問家中有多少人居住。有村民說：「現在不捉超生了吧，這個時勢（疫情期間）還查戶口嗎？是捉逃跑佬（偷渡客）呀﹗」

在橫街窄巷中，鮮肉、活魚、蔬果供應不絕，魚檔的檔主強調是今日的鮮貨：「車辦了通行證可以開進（管控區）來，但出去必須要空車，有人檢查拍照的，不能運任何東西出去。」入村不難，出村難。

除了防疫告示，整個褔田區還貼了另一張通告：懸賞舉報偷渡入境者，奬勵5百至2萬元。

自1月31日出現本地新增病例以來，截至3月7日，深圳本輪疫情已確診353人（含39例無症狀感染者）。疫情管控地圖顯示，福田區近8成被標記為封控、管控及防範區，受影響人數近120萬人（佔全區80%人口）。而毗鄰的香港，自2021年12月31日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已錄得超過45萬宗確診。2月至今，香港輸入中國大陸各地的病例累積有上千宗，輸入地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及上海、北京。隨著疫情擴散，廣東各地對「偷渡」的關注及討論也愈加熱烈。

在3月1日深圳市疫情防控記者會上，市公安局副局長甘桂平指，已多措並舉維持邊防一線安全，防止境外人員非法入境可能引發的疫情傳播。深圳網警、廣東媒體發布打擊偷渡、加強邊防巡邏的措施，包括在海域拉起防止船隻駛入的隔離帶，並呼籲市民舉報偷渡者。同時，不少褔田區居民收到電話，核對所在地和登記戶籍地點不同的原因；一些封控區上門做強制核酸檢測時，也要再次登記住戶資料，包括居住人數；某村管理處的手寫通告上，更直接援引傳聞指染疫的香港人「從圍欄爬了進來」，籲住戶不要外出。

和香港元朗隔水相望的深圳灣公園，在13公里長的海岸線布下警示浮球。3月4日下午，常在深圳灣公園攝影的許強告訴端傳媒記者，這些警示浮球是近半個月才出現的。除此之外，端傳媒記者於深圳灣公園，亦見到至少4名身着軍裝的站崗軍人盯梢着香港方向的海域。入夜，新增的探照燈射出光束，照向海面，同時有無人機盤旋在空中。

3月6日，福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要求所有小區（包括城中村）進出實行居民白名單管理，不接受訪客進入，全區餐飲場所暫停堂食供應，進入小區（包括城中村）、辦公、經營場所需要48小時核酸陰性紀錄。早在3月2日，深圳全市搭乘地鐵已經需要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該要求隨後擴大至全市公共交通。據深圳衞健委的消息，截至3月2日，全市共有800個核酸檢測點，市民需要至少兩天檢測一次，以滿足日常出行的需求。

網絡流傳來自「羅湖政務」的電話短訊，指「目前從香港偷渡到深圳的人員很多，邊檢公安只抓到部分」，並指該區的個案和香港出現的病毒株高度同源，呼籲居民做核酸檢測。端傳媒梳理深圳衞健委2月發布的疫情通報發現，深圳本輪病例均由Omicron變異株（BA.2分支）引起，這也是造成香港疫情的毒株。至今，關於這一毒株如何在深港之間造成傳播、是否有行之有效的阻截方法，依然沒有答案。而港人偷渡入境大陸的傳聞、謠言，在深港民間不脛而走。

「掃樓」：「工作人員連櫃子、床底都要查看」

下沙村封得很突然，很多居民出門上班時才發現，城中村被封閉了。

2月22日，防疫志願者小拳拿着居民的網格信息表（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住址），「挨家挨戶敲門，核實個人信息，通知他們測核酸」。

據深圳衞健委當時公布的信息，2月22日下沙並無確診病例，小拳敲門通知的時候，收到居民的疑問：「為什麼封區？是不是有人得病了，什麼時候能解封？有沒有文件？（跟公司請假需要具體的政府文件）」這些問題他一個都解答不了，因為志願者也不知道任何內部信息。雖然名為「志願者」，但小拳和大部分人一樣，是從不同的政府部門被抽調去一線的職員。

2月24日，小拳被派去福田另一個封控區工作，負責把確診病例同小區的居民轉移到隔離酒店。「當時我們接到領導通知，把小區所有的居民都敲門叫下來，由大巴車拉到隔離酒店，有公安配合我們掃樓。」小拳說，許多確診病例的小區都只是要求全部人居家隔離，但領導要求這個小區的人集中隔離，原因他也不清楚。

據財新網報導，3月1日開展「掃樓」行動的社區包括下沙村、新洲南村、水圍社區、沙嘴社區等。一名水圍社區居民告訴財新， 除了檢查核酸檢測情況，「掃樓」工作還包括核實居住人員信息，「工作人員檢查非常細緻，連櫃子、床底都要查看。」對此，小拳說，志願者上門核實居民信息，一般不需要進屋搜查，下沙的情況也是他第一次聽聞。

3月2日，在下沙封控區居家隔離的馬丁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社區工作帳號「下沙管理員」發布通知：「每棟樓每個住戶自查房屋人口信息，或是有沒藏着陌生人，不能漏報一人。如果漏報，個人承擔法律責任。」

從深圳衞健委公布的流調來看，這一波排查主要針對2月16日發現的確診病例。當日，居住在福田區沙頭街道城中村沙嘴一坊的二人在主動檢測後確診，至今未報告其他同源病例。但由2月16日開始，沙嘴村周圍的幾個大型城中村不斷報告新的確診病例，其中部分屬於「0215」疫情的傳播鏈，更多則未追溯到清晰的感染鏈條，病例均在強制檢測——即「重點區域核酸篩查」或「重點人群」中發現（「0215」確診患者的居住地分散在南山區招商街道和福田區沙頭街道，據官方報告，2月15日至2月24日共有27名確診患者屬於這一傳播鏈，之後未報告有新確診病例）。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實踐教授Donald Low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提到，因Omicron變種傳染性強、致病性卻不如其他毒株兇猛的特性，使得部分人、尤其是已接種疫苗的人群，極有可能在輕微症狀或無症狀感染時，不自知地傳播了病毒。而引發深港疫情的毒株BA.2，是Omicron的亞譜系，1月底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Statens Serum Institut，SSI）曾有研究表示，BA.2傳染力更比最初的BA.1高30%，但未有證據證明其致病性更強，其更具傳播力的特性，也被WHO證實。目前，除中國大陸和香港外，Omicron變種的亞譜系BA.2，已在丹麥、孟加拉國、菲律賓等至少10個國家成為主要的流行株，並開始在美國流行。

無論是香港還是深圳，由Omicron BA.2變種引起的感染，難以通過流調形成清晰的傳播鏈，成為疫情共同的特徵。

作為本輪深圳疫情重災區的福田沙頭街道，位於深港交界處，管轄有上沙村、下沙村等多個大型城中村，既居住了大量內地來深打工者，也是自1980年代起在深圳的港人聚集地之一。根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沙頭街道有26.5萬常住人口，比2010年多出3.9萬人。另據2013年的數據，上沙村的常住人口超過10萬，下沙村的常住人口有8萬，其中流動人口占絕對優勢。城中村的建築以村民自建房為主，樓房犬牙交錯，通常一棟樓有幾十到上百個房間，人口流動速度極快。

城中村A約十萬人口，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外地人。村裏播放著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不傳謠的廣播錄音，本地村民對防疫信息一知半解，但對偷渡的可能性深信不疑。有村民說：「我們村內哪家哪戶有多少人是一清二楚，但現在出租那麼多屋給外地人，過農曆新年來來往往的，誰住了多少人我們怎知道，要躲起來誰也找不到，反正一定不是村民。」

自2月底封村後，微博、微信群組和區內居民口中都出現類似的說法：有蛇頭被捕後供出數以百計的人由香港偷渡，並匿藏在城中村內，這些人已受感染的機率很高，因此要封鎖區域來捉他們。

誰是偷渡者？

2月16日，一則自香港偷渡入境廣東的新聞引燃了輿論關注。一艘載有15名偷渡者的快艇，2月14日深夜從香港過海至大陸，15日凌晨在廣東珠海鬥門區上岸，後通過網約車、自駕、高鐵等方式，離開珠海，入境至湖南郴州、廣州、惠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地。目前當局已追蹤到12人，其中4人確診——2名偷渡至湖南郴州的，及2名偷渡至廣州的。

根據《香港01》報導，湖南省郴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工作人員，回應《香港01》記者查詢時確認，從香港偷渡到湖南的二人是湖南籍人士，並非香港居民。二人目前已符合出院條件，同時也被當地公安以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等立案。另外，《香港01》還提及惠州當地的內部通報顯示，有兩名偷渡當事人是在香港一家餐廳的後廚工作的廣東人。

除此之外，上海衞健委2月18日也通報了一例「自香港非法越境抵滬」的確診案例，其2月13日自香港入境大陸，14日從珠海乘坐高鐵抵滬。

2月12日至17日，惠州、珠海等8個廣東與香港比鄰的城市相繼發布懸賞通告，鼓勵對偷渡組織者、偷渡作案工具等的舉報，在惠州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每條線索查實後的最高獎賞金額甚至高達50萬。同時，福建南安、湖南郴州也發布了偷渡舉報的懸賞。

2月18日，廣東省通報表示，先後破獲偷渡案件7起，抓獲相關犯罪嫌疑人18名。

2021年5月，也曾有4位漁民自香港偷渡至惠州避疫，上岸後自惠州乘巴士計畫前往廣東茂名，途經東莞時被攔下。

除機場與西九高鐵站外，深圳與香港共有13個口岸互通。蓮塘、文錦渡、鹽田港、蛇口、赤灣、媽灣、大鏟灣等7個是貨運口岸，福田、羅湖是客運口岸，皇崗、深圳灣、沙頭角是貨運與客運口岸，而大亞灣則是大亞灣核電站轉用碼頭口岸。

香港爆發疫情以來，無論飛大陸任何一個城市的機位都十分搶手，客運口岸僅餘深圳灣，每日僅有800人的名額。貨運口岸仍照常運行，供港生鮮等物資主要以文錦渡、皇崗等公路貨運口岸為主要通道，出口、轉口貿易則在蛇口等水運口岸完成。2月底陸路跨境運輸因大量司機確診受阻，深圳又在水運口岸開通深港跨境運輸的水路專線。

在深圳華強北從事水貨化粧品貿易的李富先告訴端傳媒記者，即便在疫情期間，用「大飛」（註：走私用的馬達快艇）從香港往中國大陸走私商品的路線仍然一直存在，通常靠岸地點是珠海而非深圳。他說，近兩週因為偷渡事件的影響，海上沒有貨過來，對生意也有一定影響。

懸賞舉報、香港連續破萬確診數，以及深圳不斷加碼的防疫措施，都構成了滋生恐慌和謠言的温床。2月18日，微信群組謠傳有香港偷渡者在深圳灣被發現，後被闢謠，實為輕生遊客被救回。3月4日，端傳媒記者在深圳灣公園聽到市民談論「偷渡人員偷穿防護服偽裝成防疫志願者買藥」的傳聞，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隨後發布闢謠通告，並拘留了一名「散布謠言擾亂公共秩序」的女子。3月5日，又有傳言稱「一男子攜帶一漂浮物游泳偷渡」，後被證實為游泳愛好者，巡邏民警發現後勸其上岸。

除此之外，微博上還有不少「#香港偷渡」的帖文，大都是身在深圳的人表達憤怒：「不交一分錢税憑什麼偷渡回來我們要給他們治？」「別來害我們﹗」有人轉發晚上射燈照射向水面的圖片，標題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甚至有人表示要「組團抓香港偷渡客」。

70年代的大逃港，是有關深港偷渡最主要的集體記憶。後來，「偷渡」二字主要出現在廣東各市邊防的出警通報裏。大陸勞工、性工作者及東南亞籍勞工等通過快艇或藏匿在集裝箱中，或合法出境再非法入境，偷偷越境至香港，找尋生活的出路。「東南亞一偷渡客潛於深圳河6小時，被抓時全身淤泥已奄奄一息」、「兩越南籍人藏身車底欲偷渡香港」等標題，偶爾會佔據報紙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或淹沒在網絡資訊的洪流裏。

事實上，香港入境處每年都會遣返數百位自大陸非法入境香港的勞工，2021年這一數字更高達919人。廣東邊防每年都會聯合港澳不定期開展打擊跨境犯罪的專項活動，主要指向走私、販毒、偷渡、人口販賣等，例如，2000年起持續17年的「雷霆」行動，在2017年抓獲嫌疑人790餘名。2019年12月，深港警方也聯合找到一條由廣西，途徑東莞、深圳，自海上非法入境香港的偷渡路線，主要運送越南籍人員到港務工。即使在疫情期間，深圳、江門等沿海地區也不時開展打擊偷渡、搜查未登記船舶等行動。

城中村A的一位村民得到聲稱來自公安背景人士的消息指，因香港疫情擴散，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人擔心染疫後被發現，更要承擔非香港居民需要支付的每日5千至2萬多的醫療費用，便偷渡回大陸躲避疫情。每人的偷渡費用一般二萬多元，農曆新年前已偷運了不少人回內地，這些人當中即使有香港身份證，大多數也都在內地有住處，甚至同時有內地戶口。

2月，深圳市海防打私辦向市民群發短信，鼓勵市民積極舉報非法入境人員。3月3日，端傳媒記者以市民身份致電海防打私辦，接線員表示，近期的確有查到偷渡者。但他表示，偷渡者未必是直接經水路從香港到達深圳，可能是從大陸其他城市到深圳的。

偷渡記憶：「姐姐不識字不會游水都逃跑，是窮得無法捱下去了」

發布在微信公眾號上的名為《致敬﹗深圳灣浴海岸線巡防人員24小時值班》的短片裏，展示了深圳灣邊防公安在寒風中吃飯盒站崗的畫面，邊防人員盯著的那片水域，對面就是香港的天水圍。中年以上的深圳當地人十分了解，只是以前是由深圳偷去香港，現在則是反過來。

「其實不可能這邊（深圳灣）上岸的，這下面是泥，人很容易陷入泥沼的，以前由這裏出發的死了好多。七十年代初，不懂游水也能下海工作時趁水退走過去，現在坐『大飛』的，不可能在這邊上岸吧？由大鵬（大小梅沙附近）上岸有人接應再入村倒是有可能，你看珠海的不就能去到湖南嗎？人家一定有接應的，風聲緊上了岸在就近躲一躲。」城中村A的一個村民說。管控持續加碼，如今，區內的居民不能離開住所，商戶也必須關門了。

城中村A的村民堅信：「現在偷渡去香港的人一定不是本地人，外省來去做妓女的多，還有打黑工的，我們當地人現在環境這麼好，去香港都是去消費購物的，他們偷渡是去做犯法的事，和我們當年不是一回事。」

村民們還保留著對偷渡的記憶。他們叫偷渡客「逃跑佬」，用來描述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由內地偷渡到香港的人。今年六十多歲的肖姐回憶：弟弟七十年代逃到香港，過了兩年想看望她們，提早一個月寫信約好在深圳文化公園等。那時他有香港身份證，也有回鄉證，但時值「破四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會運動，指「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逃跑出去會被村裏抓起來的，所以不能入村。

弟弟在香港巴士公司工作，剪了整齊的頭髮，還特意拿來一部照相機，拍了好多照片，說回去沖曬出來天天看，也給她們送了一些餅乾，「我們從未見過的款」。

文革結束後，弟弟可以正大光明回來了。「那時他們如果穿喇叭褲回來的都先把褲腳剪爛才入村，免得太張揚，那時生活質素相距太遠了，我們還在種田、養魚，褲腳沾著泥巴呢。」這些偷渡客會帶上家人需要的物資，幾粒哄孩子的糖果，都是一代人銘記於心的故事：「小時候我弟弟想用白糖放在水裏喝，家裏糖票很珍貴的，哪能這樣喝掉，所以常常被嬤嬤鬧『要喝你逃跑去香港』，他沒到二十歲就逃跑了。」後來弟弟從香港回來，「給我的子女沒少帶糖果呢。」

年屆七旬的黃先生的姐姐，也在六十年代末偷渡到香港。那時她在漁場工作，趁船開到海中心作業，水退時深圳河很窄，借機和兩個朋友逃走了。姐姐在香港那邊上岸時遇到一個女性，知道這邊生活艱難，送了她一套衣服，給了一碗水，教她坐車到上水。「我姐姐不識字不會游水，連她都選擇逃跑，不是她膽大，是村裏窮得無法捱下去了。」他說。姐姐一直在香港當工人，退休前是個清潔工。

「現在村內環境不同了﹗我們當年沒有走的，環境比她們逃到香港打工的好很多，風水輪流轉了﹗但誰又能想得到呢？現在疫情來了，她天天在香港那狹小的屋窩著，不敢出門，連核酸都輪不到，我們這裏天天可以做檢測，有事可去醫院，封村都有菜有肉賣。」他說，「但時勢不同，她的子女在香港生活，我有地方招待，他們一家也不會回來的呀。」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物為化名。

端傳媒記者何恩林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