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自2月起，以中央為「後盾」、港府負上「主體」責任的抗疫新模式，正式在香港展開︰公共房屋供不應求的香港土地上，一夜之間開動數個大型隔離設施工程；港府動用緊急條例，豁免引入大陸醫護、檢測人員、護理員，以求撐起搖搖欲墜的抗疫人力網絡；對於全民強檢的可行性，港府態度搖身一變，從「不可行」轉向推行強制全民檢測，而根據最新財政預算案，政府為全民強檢報備了港幣220億元。

一時之間，大陸抗疫模式和速度籠罩香港，港府則頻頻感謝大陸「援港」，網民戲稱香港官員的記者會變成「感謝祭」。到底香港動態清零的目標將如何實現？在港府「打仗」時期，香港暴露了什麼社會結構性問題、大陸模式在香港將輸出什麼產物、又會為未來埋下什麼隱患？

全民強檢：從「口號式的建議」到中央「助力」

香港全城最近鬧得最熱哄哄的話題，莫過於是否要進行全民強制檢測，以及是否需要配合禁足令等。翻查資料，自COVID-19疫情於2020年初爆發以來，大陸多個城市已推行過全民檢測，而這種需要付諸大量人力和成本的檢測方式，在港府眼中曾是不切實際。

早在2020年8月，港府曾推出自願性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最終只有140萬人進行檢測，僅有32位確診者浮出水面，另循此追蹤到10個確診個案；不計中央政府承擔的實驗室開支，當時單是港府支出為港幣5.3億元，被評為成效不彰。

2020年11月，林鄭月娥表示強制全民檢測只是「口號式的建議」，無法達到清零目標。1年多後第五波疫情出現，林鄭月娥2022年1月12日出席新一屆立法會首次會議，回應有關全民強檢的提問，那時還提及「普及社區檢測」成效較低，並指「本港應該採取切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檢測政策，不能夠盲目跟隨其他地區的檢疫手法。」

轉捩點在2月，疫情跌入失控的漩渦，中央官員紛紛南下駐紮「前線」深圳，港府不敢怠慢，官員二度前往深圳參與疫情討論會，此前，曾接下港府大訂單進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華大基因旗下的華昇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繼續從旁協助港府解話，稱港府向中央提出希望協助增大檢測量，其中一個做法是考慮採用大陸的「十合一混樣測試」，可將每日檢測量提升至100萬。

22日，林鄭宣布，在中央「助力」之下，將於3月推行全民強制檢測，計劃短時間內進行3輪、每次強檢期間個人需要作快速檢測，每輪強檢會覆蓋740萬人；同時，相關檢測具備法律效力及處罰機制，當時強調不會禁足。不過檢測地點數量、分布，所涉及的人力，以至每日檢測量等具體細節安排，於截稿前仍未向社會公布。

關於全民強檢的日期討論眾說紛紜。曾有媒體引述消息稱將於3月下旬進行，不過，政府專家許樹昌則建議，在疫情高峰期過後、即4月回落時再進行全檢，不僅能找到潛在個案，也有足夠設施隔離；另一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則指，若沒有足夠隔離設施，全民檢測效果會很差。

有關香港全民強檢的時間和意義，也許取決於究竟中央希望介入多少。在習近平「指示」港府落實抗疫「主體」責任後，港府多次表示將自行帶領抗疫工作。3月3日，目前在港的國家衞健委最高級別官員梁萬年接受傳媒訪問時仍稱，國家隊專家目前在港仍處於了解疫情的階段、「輔助港府」。

「輔助」香港防疫的前提，可先由中央如何在大陸進行全民檢測的經驗說起。

全民檢測一直是大陸應對疫情的常用手段。2020年5月，武漢是中國大陸首次進行全民檢測的城市，因耗時10日被稱為「10天大會戰」，動用醫護逾5.7萬人次、社區人員28.8萬人次，全市設立檢測點單日最高量超過2900個。根據當時武漢市統計局，2019年武漢市常住人口數量達到1121.2萬。全民檢測人數最終為989.98萬。

根據端傳媒梳理，曾進行全民檢測、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000萬人的城市，往往能迅速設立4000至5000個採樣點，發動數萬名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協助進行核酸採樣。在大陸做全民檢測，只要官方一聲令下，調動人力不是難事；若一個城市需要全民檢測，通過一夜時間便可實現外市人員調配，翌日就可進行檢測。根據2021年9月國家衞健委公布的新版《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500萬人口以內的城市，應在2天內完成全民檢測，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則為3日，若有需要可從省或全國申請支援。

港人對於全民強檢非常抗拒，認為既擾民又無實際效能；然而，在語境截然不同的大陸，不少人民卻非常擁戴「清零」 政策下的全民強檢模式，認為對管控疫情有幫助。

生活在南方城市的沈莉萍（化名），曾參與過數次全民檢測，「一旦有人染疫，當天就會安排全民檢測。」同時，沈莉萍所在城市會關閉娛樂休息場所，例如酒吧、KTV等容易聚眾的場所需要暫停營業。沈莉萍覺得檢測是個很方便的事情，由於檢測點分布廣泛，所有人幾乎不用搭乘交通工具，只需走路十幾分鐘，就能找到離他最近的檢測點。對她而言，上班期間做檢測，更像是個「放風的休息時刻」，「老闆會在上班時間告訴我們哪裏不用排隊，20分鐘就能做完。」

她指出，普通市民能從多個渠道接收突發全民檢測的通知，例如微信上的社區群組通知，電訊運營商亦會根據用戶的位置，發出短信提醒，不過，她偶爾也能收到隔壁城市的通知。基層人員是迅速推動全民檢測的力量，居委會人員常挨家挨戶上門通知做檢測。沈莉萍是共青團團員，她的社區組建了團員群組，疫情發生時，有人會主動報名做全民檢測的志願者。

根據《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全民檢測的組織機制為做到「無遺漏」，「以居民小區樓宇、自然村組、學校、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公司、市場、賓館等為最小單元」。指南還寫道，1000人至1500人設置一個採樣點，500人至1000人是一個採樣台，原則上以「小區」為單位設置採樣點，應保證居民排隊時間不超過半小時。

不過，全民檢測並不意味著能做到百分百檢測率。例如在2021年河北石家莊和河南鄭州的全民檢測中，檢測居民的人數和常住人口的差距均超過100萬，差距差不多佔常住人口一成。

在大陸，倘若不參與全民檢測也未必會被發現，只不過科技手段會讓沒做檢測的人士迎來出行不便的後果——健康碼會被標為黃碼（編註：健康碼系統是中國大陸常態化防控疫情的手段，用戶需要提交詳細個人信息和手機定位，將人群以「紅、黃、綠」分類，綠碼通行，黃碼和紅碼需要按規定隔離或採取其他措施），這會導致出行不便，例如無法搭乘公共交通，進入商場、文化、體育、娛樂場所等均受到限制。

沈莉萍說，她也曾有過缺席全民檢測的經歷，有次她錯過某個檢測點的截止時間，儘管還有未關閉的檢測點，但天色已晚，害怕走夜路的她決定直接回家。

曾在大陸參與多次全民檢測的醫生方暉（化名）介紹，大陸城市做全民檢測時會分高、中、低風險地區，一般該城市的醫護會負責中高風險區域，省內其他城市來支援的醫護則負責低風險區域。不同風險區的檢測方式不同，低風險區採用「十合一混採檢測」或「五混一」方式，高風險則採用單採單檢​​。

而所謂「十合一」混檢，指的是將檢測人群以10人分為一組，將10個採集樣本放在一個採集管中進行核酸檢測，若出現陽性，再對這10人進行複檢。方暉說，「十合一」的檢測方式速度很快，也是大陸能迅速完成全民檢測的關鍵。不過，由於大陸往往在有零星確診個案的時候就迅速決定做全民檢測，她認為以香港目前龐大的確診量，「十合一」混採並不可行，「還是要看當地情況吧，確診的太多了，混採可能增加工作量。」

以某次全民檢測為例，方暉和同事前往外地支援，大概每人每日負責約560次採檢，一整天工作下來，扣去休息和更換防護服的時間，大概工作了7小時，即每人每小時可做80個採檢。如香港同樣採用大陸的咽喉拭子採檢方式，750萬人3日內要完成一次全民強檢、而每人每日平均工作7小時計算，則每日需要約4500名採檢人員去完成任務。

不過，港府尚未公布將會推行的全民強檢，到底是採用香港2020年普及檢測所用的鼻腔拭子和咽喉拭子採檢，還是大陸的口咽拭子和鼻咽拭子採檢；而由於混檢須在確診人數不多、屬低風險的情況下才適用，未知香港屆時將採用單管單檢還是混檢模式。

有媒體在2月22日的記者會上問到，有關全民強檢的樣本會否送到大陸進行化驗、又是否涉私隱問題，林鄭月娥則回應指，部份檢測樣本會送往內地化驗，而樣本瓶上只有條碼，不會涉及私隱問題，至於有否涉及法律問題，則需再研究。27日，國家衞健委李大川接受無綫電視訪問時表示，若港府要求，可將樣本送往廣東做檢測，廣東省單日檢測量達120萬至150萬次（以單管計）。至28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再一次指出，香港本地目前的檢測量或無法完成全民強檢的樣本，重申部分或全部樣本，或將送大陸處理，細節仍在處理中。

香港大學於3月3日發出新聞稿指出，火眼實驗室重啟後，香港的檢測能力大約是每天30萬支單管。至3月中，港大及其他大學合作的研究團隊估計，在中央政府調動的流動實驗室的支持下，檢測力可提升至每天70萬支單管。

團隊同時指出，檢測池若以5人一組，可把350萬人納入測試；在採樣時，每位居民會同時收集配對的兩份樣本：一份樣本用於第1階段的混合測試，另一份用於必要時（若第1階段為陽性）第2階段的確認測試。

事實上，全民強檢涉及的政府公共開支不菲，在大陸發動全民檢測，至少需要在醫學實驗室、檢測人員、協同場所、PCR系統平台搭建等多個方面花錢。一位內地醫藥行業的人士表示，一座城市在沒有爆發疫情時，政府在日常防疫措施上的花費已經十分高昂，尤其是人口流動較大、國際航班往來頻繁的城市，一旦要做全民檢測，對地方財政的壓力不言而喻。

在香港推行全民強檢所需費用細項尚且未能預估，林鄭指不吝嗇任何開支，「用了錢能夠賺回來」。根據2022/23年度最新財政預算案，抗疫措施開支不菲，尚未有細項的全民強檢預估220億，食衞局採購快速測試劑和配套服務需220億，建設抗疫措施則要120億。

截止3月5日，港府還未宣布全民強檢的具體細節，僅有消息指，將設立500個檢測點。在港府信心滿滿多番感謝中央支援的同時，民間氛圍顯然有溫差。3月初，禁足令的消息流出後，恐慌情緒再次於社區裏彌散。連日來，超市清早排起長龍，市民連日搶購、儲糧，食品價格抬高，貨架仍被一掃而光，商店開始推出限購令。港府多次稱供港食品充足，但似乎毫無安撫作用。

儘管港府一直感謝中央「助力」，但梁萬年3月5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則說，自己難有發言權說甚麼時候推行及怎樣做，相信港府正研究全民強檢可行性。

「打仗」時期的特事特辦、「中港融合」

2月22日，林鄭公布全民強檢初步安排，並在記者會上頻頻用「打仗」形容香港的緊急抗疫時空。在面對法律問題的提問時，林鄭稱「不能因現行的法例掣肘，而不做應該做的事」，並指這並非「打仗心態」，「去到打仗無理由再講程序。」

一石激起千層浪，緊急法似乎成為了港府在「打仗」期間特事特辦的通行證。

在此之前，2月18日，距離特首選舉提名期的原訂時間還有2天，港府稱要「全力抗疫」，引用緊急法，把原訂於3月27日舉辦、只涉1500名選委投票的特首換屆選舉延至5月8日舉行。

2月22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第359章)第29(1A)條訂立《2022年醫務化驗師(特別豁免)規例》，生效日期為2月22日，條例將於8月21日午夜失效，即為期半年。根據「醫務化驗師豁免規例」第2條，「指明人士在為特區政府進行指明檢測時獲豁免」，「指明人士」的涵義為： 凡某人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省或市衞生主管當局認可的所需資格，以從事實驗室檢測工作，而該工作屬（或包括）從事指明專業的人所進行的工作，該人即屬指明人士。

事實上，這種做法在2020年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時期也曾出現，港府當時對中央政府支援在港工作框架如此闡述︰「由於有迫切需要於最短時間內開展大規模檢測以保障公眾健康，政府需要大量的檢測人員。然而，經與醫務化驗業界商討後，業界認為本港有適當訓練及經驗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的化驗人員，不足以應付整個普及檢測計劃所需人手。」

在2020年，參與香港檢測工作的「國家檢測服務提供者」包括華大基因（在港開設華昇診斷中心）、廣州金域檢驗和凱普醫檢。這與當下2022年第五波疫情的情況類似，港府依賴華大與金域提供的檢測量支持。

端傳媒整理傳媒報道，發現在《2022年醫務化驗師（特別豁免）規例》訂立前，華大和金域已派出大陸檢測人員來港。根據新華社2月19日報道，華大基因在馬鞍山的火眼實驗室於15日重新投入使用，火眼總指揮劉星向新華社表示，「2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重啟香港火眼實驗室，我們從內地緊急召集約200名員工陸續抵港」；金域醫學則指「在香港暴發第五波疫情時，香港特區政府兩次來函商請金域醫學派員提升香港金域核酸檢測產能，金域醫學隨即抽調骨幹團隊，截至目前（2月26日）累計派出超150名檢測人員支持香港。」

梳理資料可見，大陸派來香港的「檢測人員」，未必全部是從事化驗工作。金域3月3日的文章裏，紀錄了一位2月22日來港支援、原先是黑龍江金域的物流主管，來港後在氣膜實驗室做檢測樣本的接收和錄入工作。

華大基因是一家深圳上市的民營企業，於1999年在深圳創立，2020年於香港新界大埔工業村開設研發中心。疫情爆發後，華大旗下的華昇診斷中心在2020年6月9日於香港成立，現董事長為香港前醫管局主席、中國政協委員胡定旭。華昇由中國生物科技服務和華大基因持股，掌管火眼實驗室，業務涉及香港國際機場、院舍、的士司機檢測等。

金域醫學則成立於2003年，在大陸和香港共設立38家中心醫學實驗室。金域成立之時，是廣州醫科大學的校辦企業，時任校長為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鍾南山；鍾現時為金域醫學學術委員會擔任主席。檢測在疫情期間是一項收入豐盈的業務，金域在2021年第1季至第3季COVID-19檢測業務收入約33億人民幣。不過翻查資料，2022年1月，金域全資子公司、鄭州金域臨床檢測中心的負責人，因涉嫌違反傳播傳染病防治法被立案調查。

現時每日確診人數幾萬人起跳，坊間質疑強推全民強檢是否有實際作用，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找到」確診者後，可以如何處理。根據港大專家推算，如疫情惡化，4月底總感染人口或達430萬，可是早於2月，香港醫療體系和隔離設施已承受不到確診者的住院需求，醫護人員染疫人數亦持續攀升，不少前線醫護人員和專家指出資源調配問題。

2月24日，《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2019冠狀病毒病）規例》刊憲，為中央介入派駐到港工作的各項防疫措施「提供法律基礎」，規例賦權政務司司長「以書面方式批予豁免，容許人士或項目無須符合成文法則的若干規定（包括牌照、權限、批准、豁免、許可證、註冊、標準或規格的規定）」。大陸醫護人員會否免註冊在港執業、照顧病人，旋即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整件事資源錯配，沒有一個客觀的分流措施。好多時候都是最傳統的方法，送去本地化驗室，通知衞生署再做複檢、再找人，office逐個打電話。一日幾十（確診）做得到，如果現在幾千，做不到有效分流，滯後了很多人，很多亂象是因為這個原因。」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志說。

他續稱，現在許多公院做法是在病房加病床和通風設施，外國亦是在已有資源中調配，「外國不會起一些新的隔離設施，沒什麼國家會建『火神山』。」

公立醫院醫生蘇蕾（化名）也認為，就醫療人手和資源的問題，「主要不是不夠，而是錯配。」她說，在公立醫院主要由急診科和內科醫生應對疫情患者，非緊急服務減少，但直到近日，才有外科醫生加入幫忙為內科病人和COVID-19病人看診，「這個是德政，但可以早點推行。」

近日，被用作臨時社區隔離設施的觀塘彩榮路體育館，亦加入了大學學護照顧輕症患者。截至2月25日，24名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及護理學院的師生，負責擔任臨床看護，照顧穩定狀態的長者，當中12名具實習經驗的高年級護理學生，則是參與為期兩星期的護理服務。

2月27日，國家衞健委李大川表示，已集結9000名大陸醫護來港做檢測，亦有消息指出，大陸醫護將接管方艙醫院，但是否會進入公立醫院、大陸醫護和香港醫護會如何配合，或甚大陸醫護到底住在哪裏、假如在港工作而染疫如何處理等事項，港府仍未公布細節。

香港抗疫首次出現大規模「中港融合」，香港醫生對實際運作有所擔心。醫管局員工陣線曾在Facebook回應大陸醫護來港議題，認為應從「善用本地人手」和「集中改善分流制度」來解決醫療資源問題，而大陸醫護對香港醫療情況及臨床實踐（clinical practice）均不認識，成效有限，亦難確保醫療質素，若出現醫療事故無從追究問責。

凌霄志提到，公立醫院使用同一個電腦檔案系統，與私家醫院也有一定程度的互通，倘若患者到方艙醫院接受治療，檔案處理上或有不同。另外，如何診治、用藥的細節都有待敲定。「不是說內地醫護不好，但市民會擔心，會不知所措。」

此外，香港院舍的服務使用者和護理員都暴露在嚴峻疫情之中。衞生署3月5日公布，第五波疫情累計有589間安老院舍染疫，佔全港整體安老院73%，約11000長者和3100員工感染；殘疾院舍則波及192間，佔整體殘疾院舍64%，涉3300院友和1190員工。

2月27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網誌寫道，因院舍人手接近崩潰將緊急向內地直接聘請1000名護理員。3月1日，勞工處隨即宣佈即日起放寬護理業界通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護理員的部分規定，為期3個月，月薪港幣1.4萬元、加上津貼可達3.1萬元。應徵者不需護理經驗、學歷和資格要求，來港培訓3日，便將前往隔離設施和院舍照看長者、殘疾人士和幼童。

不過，內地網友似乎不太買帳，微博上有人表示「我們月嫂（孕婦護理）工資是（人民幣）7000元至1.5萬元（即港幣8600元至1.8萬元），重點是風險低」，也有人擔心被歧視，「就這感染率，而且還有歧視，萬一感染了不一定能進醫院，而且醫藥費如果還要自己掏的話」，有人希望香港本地自行解決，「還能增加就業率」。查看大陸招聘網站，上海養老院護理員工資約為人民幣5000元至8000元。

對比香港過往的外勞人手和薪酬，翻查資料，「補充勞工計劃」有兩大原則，僱主應優先聘請本地人以填補市場職位空缺 ，如僱主確實未能在本地填充人手，可輸入勞工。根據規定，輸入外勞的薪酬不得少於本地工人相類職位的每月中位工資，參考2020年統計處安老院護理員為港幣1.3萬元。負責長者照顧的護理員，在輸入外勞中的佔比連續3年最高，據勞工處2020年數據，相關護理員人數為1511人。

事實上，照顧長者亦並非想像中簡單，參考香港醫護學會提供的護理員證書資料，學員需要修讀豐富的課程，包括與長者溝通的知識技巧、長者心理生理變化、急救知識、環境衞生及感染控制和生命表徵觀察等，課程需要60小時。

觀乎港府對於今次引入護理員「特事特辦」的做法，似乎也放寬了外勞所須的資歷和經驗。

大陸速度，方艙醫院，連花清瘟

香港沸沸揚揚的討論，還有大陸伸手「支援」居家隔離所需的「藥物」，和方艙醫院等隔離設施的建造。

3月2日，香港單日陽性檢測個案數字首次突破5萬，疫情形勢持續上揚，社會氛圍焦灼。同日早上，一部列車從深圳平湖南國家物流樞紐開出，長驅直入香港，於羅湖停靠。

早在60年代，中國大陸開通快車，每日3次向香港運送鮮活商品，被稱為「香港同胞生命線」。百度百科如此介紹，「不管是在最艱難的3年自然災害時期還是在動盪的文革10年，不管是橋樑斷裂、隧道塌方、還是華東華南發生嚴重澇災，不管是鐵路春運極為緊張，還是流行性病毒肆虐的情況下，許多貨車無法正常運行，而3趟快車卻始終風雨無阻，從未停駛。」

如今，列車上裝載的是中國大陸提供的防疫物資。林鄭在3月2日上午特地前往羅湖迎接列車抵達，向列車上的司機豎起大拇指，稱這趟列車為「愛心線、信心線」。

在中央介入香港抗疫的版圖中，物資是重要一環。根據中國新聞網，5個專班之一醫療物資供應組組長何亞瓊表示已向香港輸送檢測、防護和藥品3大類物資，包括在大陸頗受歡迎的連花清瘟膠囊。根據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除了連花清瘟，中成藥金花清感顆粒和藿香正氣均是推薦。3月2日，衞生署公布已收到45萬盒由國家捐贈的抗疫中成藥，其中17萬盒在透過熱心社團在社區派發，其餘則在醫管局轄下18間中醫診所和正在隔離設施的人士使用。

社會不乏對中成藥能否治療COVID-19病毒的討論。早在2020年3月，大陸醫學專家便開始為連花清瘟等中成藥背書。廣州醫科大學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在國際藥理學期刊《藥理學研究》發表研究，指連花清瘟對Alpha和Delta等變異株有穩定體外抗病毒作用。在大陸號召力很強的鍾南山亦多次表示，中藥可以減輕症狀，使病人恢復得更快，能顯示出體外抑制藥效。

值得留意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指出，「顯示出體外抑制藥效」與「有治療效果的藥物」有很大距離；同時，多個國家不認可連花清瘟，該藥並未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認可，新加坡提醒公眾，沒有證據顯示中藥能治療COVID-19病毒。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對傳媒表示，連花清瘟的研究沒有經過安慰劑對照，故沒有科學實證證明能有效舒緩症狀。單以中醫角度而言，連花清瘟也並非人人適用。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馮玖指出，連花清瘟清熱解毒的功效可以緩解發燒、喉嚨痛等症狀，但藥性偏寒，長期病患、脾胃較差、孕婦、兒童等均不適宜。

不過，在社交媒體小紅書上，中成藥似乎是抗疫必備物品，許多人從大陸寄送連花清瘟給身處香港的親戚朋友，也有人曬出感染後食用的藥品相片，包括板藍根、連花清瘟、川貝枇杷膏和必理痛。有網友收到從大陸寄送的10幾盒連花清瘟後，稱自己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安全感Max」。在香港本地，也一度捲起購買連花清瘟的熱潮，亂象伴隨著疫情升溫衍生，衞生署曾發起行動，在藥店查獲名為「以岭連花清瘟膠囊」和「連花清瘟膠囊」的香港未經註冊藥品。

單靠中成藥未可阻止Omicron進一步傳播，在動態清零的高壓目標下，香港遲遲難以推行強制全民檢測的原因，與本地隔離設施數量不足有關。2月24日，發展局宣布已尋覓8塊土地興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亦稱為方艙醫院），將座落香港邊緣地區，土地來源既有政府屬地，亦有私人發展商提供。這8個隔離設施包含臨時性和永久性，合共至少4萬個床位。截止3月5日，僅有青衣方艙醫院落成並投入使用。一間隔離房間有3張低矮的床板，各配有藍白床頭櫃和一盞檯燈，入住者將共用衞生間。

土力工程處前處長陳健碩對《明報》表示，「短時間建多個隔離單位，『特事特辦』無可厚非，內地承建商在相關工程經驗充足，與材料、工人及機器的供應商早有聯繫。」

事實上，香港政府公共工程有一套招標程序，港府會刊登招標公告，接收企業投標書及開標後，經評審標書後才能採納投標和批出工程。這個流程在特事特辦時期不復存在。發展局直接指定8處隔離設施由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承建，費用由港府出資。抗疫設施費用不菲，根據《明報》報道，2020年中國建築參與的檢疫設施工程，1550個單位的工程成本約10.96億。

中國建築在1979年成立，2005年在香港港交所主板上市。因中國建築母公司為中國海外集團，被指兼備央企身分。香港不少大型工程都有中國建築的痕跡，該公司稱其建造了香港一成的公屋，填海面積相當於港島面積的九分之一，在「防疫工程及其他官方、半官方工程項目」中的新簽合約額高達港幣271億元。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使用中國建築的組裝合成建築技術（MiC），親中媒體稱，這是全球首家全MiC負壓隔離病房傳染病醫院。

而香港民間對於全民強檢反彈極大，梁萬年於3月4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並沒有提及任何與香港全民強檢相關事宜；他僅稱，當前香港抗疫，可借鑒武漢抗疫模式，包括建立定點醫院治療重症者，其餘輕症患者則分流至方艙醫院，通過中醫藥等不同方式進行治療；下一步防疫措施應聚焦「重點人群」，「精準識別風險」，大陸專家亦對香港抗疫提出一系列建議，並繼續強調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港府的領導下，認為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

緊急狀態中的制度裂痕

轟轟烈烈的大陸速度介入香港抗疫，許多漏洞和疑慮尚待解決。

法律關注團體「法夢」成員、青年法律學者「腸」（筆名）對豁免醫護人員註冊和放寬外勞輸入均有擔憂。根據《醫生註冊條例》，有意在香港從事內科、外科或助產科職業的人士，需要向香港醫務委員會申請註冊，醫委會亦負責監察醫生專業操守。若發生醫療事故，醫委會可作出紀錄處分，患者及家屬亦可作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目前大陸醫護經豁免註冊在香港執業，不歸屬香港的醫委會，需要問責時權責不清，「直接免註冊，問責這方面，我們不知道會如何問責。」腸表示，「現在的說法是做幾個月會走，走了之後，要如何賠償，找誰賠償呢？」

根據腸的觀察，政府似乎總在用離地的角度處理切實的事情，「以前限聚令不能堂食，然後突然發現，原來那些人要食飯的......他（港府）都沒想到要怎麼做，沒想到執行上有什麼問題，只想到沒人就加些人。」

腸又以護理員為例，細數或會出現的問題：目前引入最低要求是會講廣東話，但老人家原本已經較難溝通、聽力也不太好；內地護理員和香港醫護人員的分工問題、上下指令如何傳達；病人受到不公對待應如何處理。「純粹是緊急法豁免註冊就當（正常）人員處理，但不是這麼簡單的。我不覺得他會敲定細節先至去推。」

「緊急法相當於古代的尚方寶劍，在香港法律層面可以凌駕所有法律，」腸進一步指出，「正是林鄭講的，在這個情況，已經不應該講程序了，所以緊急法可能令法律責任那邊難以追究。」講程序不單是針對隱患，「不僅是事後追究，本身是提醒醫護人員保持專業水準工作，現在變成引入大陸的人時，無法做到香港醫護做的事情（符合香港註冊的要求和資歷）。」

腸同時指出，緊急法在學術上是重要定義，「好像軍法統治，是一個非正常狀態，通常是軍政府可以為所欲為。」若真有事故出現，或許以緊急狀態為由可免去問責。

非正常狀態可類比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或南韓、緬甸軍政府統治時期，「無論作為政治口號也好、個人心理關口又好，緊急或例外狀態用的修辭，往往基於要對付某一個威脅自身社會生存的共同敵人，也許是外敵，也可能是病毒。」腸續指，「我不是說緊急法例一定會出現某種專制的內容或規定，而是一旦越過這條線，所有人（尤其是政府的執行人員）潛意識就會容許或接受很多平常不能想像的事。國家級罪行通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個人就不必為自己所為感到羞恥內疚。」

翻查資料，緊急法自1967年港英時代用以應付六七暴動，及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一直未有再「亮劍」，至香港上一次引用緊急法，是2019年10月4日反修例運動期間，林鄭政府繞過立法會，直接通過《禁蒙面法》，自翌日0時開始，任何人不得在集會時蒙面，或阻礙警方辨識身份；全港學校也收到相關命令，除了健康宗教因素外，「全面禁止學生與教職員帶口罩」。

從宏觀層面來看，在人類社會尚且未能有統一客觀、正確解方來應對疫情的當下，如何指定防疫措施，最後也許屬於政治考量，「因為你不是用科學解決所有問題，到某一個點始終需要權衡各方面，無論是病毒帶來的害處，還是防疫措施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怎麼做一個平衡。」腸說。

在實行普通法的民主國家，對於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由於難以得到科學客觀的最好答案，法院通常不會作出進取的干預，會尊重民選機關做出的決定，且民選機關也有機制能被問責，「比如你可以下次不投票，或者再激進一些可以癱瘓現屆政府，反對黨也會監察。」雖然香港是普通法體系，但卻有種錯位感，「我們的體制做不到人家體制做的野。」

對凌霄志而言，抗疫措施也會進一步影響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緊急法只是包底用，盡希望治療設施能接近香港的標準。林鄭說打仗，制度不同的話，之後會有問題出現。盡可能讓那些準則跟從香港。」

凌霄志表示，責任和標準都值得關注，「不要只是內地指派的就可以在香港做，沒寫明是哪裏、什麼情況、什麼時限就不ok。要用到這個許可的時候，政府有權這樣決定，現在有法律基礎，（但）你用這個東西的時候，每用一次，都有可能對制度、對人的管理、市民的信心等，都會有影響的。』

「（在防疫上）市民配合的程度，在信心高和信心不足的情況下是有很明顯的差別。因為你所有野都要市民配合，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凌霄志說。

3月初，青衣方艙醫院迅速落成後，旋即投入使用，陸續有市民接到安排入住的通知。不少隔離房間門外，擺放著尚未拆封的傢具。青衣隔離房內配備的插座為中國大陸制式，非香港常用的三頭英式插座。有網友在推特上表示，「說好的『一國兩掣』呢」，遭到內地網友留言反駁，「內地疫情基本沒有，我的親人冒著危險援港，我的國家用我繳納的稅錢給你們出建材出醫療人員出防疫策略，你們看不到一點好只會抱怨。」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沈莉萍、方暉、蘇蕾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趙傑 、陸眉間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