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評論 烏克蘭戰爭

「戰爭不會爆發」:為何眾多專家都誤判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

託尼·朱特曾說「當事實改變之時,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變」,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誠應如是。


2022年2月25日,烏克蘭基輔,俄羅斯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後,烏克蘭國民警衛隊的軍人在基輔駐守。 攝:Gleb Garanich/Reuters/達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烏克蘭基輔,俄羅斯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後,烏克蘭國民警衛隊的軍人在基輔駐守。 攝:Gleb Garanich/Reuters/達志影像

筆者在一週前曾撰文分析,認為俄羅斯所宣稱的緩和姿態很可能是假象,而實際局勢仍然極其緊張。自此之後,局勢全面升級,戰爭正式爆發。截至本文寫作時間點(2月25日晚),烏克蘭首都基輔已經有輕武器交火,料想俄軍實現對首都的全面合圍為期不遠。烏克蘭軍隊抵抗力度超出外界預期,但在俄軍海、空、導彈的絕對優勢打擊下,烏克蘭軍隊有組織全面抵抗所能堅持的時間並不會很長。俄羅斯所期待的「政權更迭」應該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

普京決定全面進入烏克蘭這一局勢,首先衝擊的是從斯拉夫(俄羅斯)研究學界到投資機構中流行的分析範式與假設。國王學院(KCL)俄羅斯研究所所長Samuel Greene,是推特上十分活躍的分析烏克蘭危機的學院派代表性聲音。作為研究俄羅斯內政和社會運動的權威,他在此次危機中一直認為戰爭不太可能爆發,即便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的軍事部署和美國的情報暗示都不斷指向一場全面進攻,他仍然認為普京承認頓巴斯地區兩個「分離共和國」後在保持「戰略模糊」,並且「出現大戰的危險不是很大」

與之類似的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著名俄羅斯軍事、外交權威迪米特里·特列寧。在2月21日普京發表震撼性演說之後,特列寧在接受採訪時,仍然傾向於相信局勢在走向降級。普京在「通過升級來實現降級」,並「利用自己在西方公眾中魯莽冒險的形象作為工具。」他將會暫時滿足於確立對烏克蘭兩分離地區的正式控制。「這是對他來說風險最小的選擇。」

筆者前文曾經簡略提到,分析家中流行的出於前定的偏見和期望,而選擇性接受事實並進行有缺陷的推理的現象。隨着專家們開始反思為何在判斷普京和俄羅斯動向上產生嚴重失誤,我們現在有更多機會一瞥這種誤差背後更深的因素。

2022年2月22日,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地區,一家發電廠遭到砲擊後霧起濃煙。

2022年2月22日,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地區,一家發電廠遭到砲擊後霧起濃煙。攝:Vadim Ghirda/AP/達志影像

失誤背後的深層原因?

這類分析家的系統性失誤不是出自對軍事的不了解(這畢竟是可諒解的),而是出自對政治要素的判斷失誤。

Greene在2月24日發推分析自己為何出錯:他認為,在這次對俄羅斯是否全面動武、普京是否只是想通過威懾來獲得權益的辯論中,專家們主要分為了「從內政視角出發」和從「軍事視角出發」兩個角度。Greene自己作為研究俄羅斯內政的學者,認為真實開戰會對俄羅斯國內造成無可想像的損失,從而侵蝕普京在國內的支持度甚至統治基礎。而軍事、情報觀察家則通過不斷更新的俄軍軍事布置,斷定真實開戰是唯一符合邏輯的結局。他承認在戰爭爆發的當下,軍事邏輯佔據了上風,但他仍然強調,俄羅斯的內政脆弱仍對普京的未來製造了巨大不確定性。Greene教授的自我批評誠懇可敬,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仍然沒有觸及更核心的問題。

軍事服務於政治,普京及其權力核心圈採取「不得不發」的軍事部署,首先必定是設定了政治上的計算和權衡。因此Greene教授這類分析家的系統性失誤就不是出自對軍事的不了解(這畢竟是可諒解的),而是出自對政治要素的判斷失誤。他們仍然將普京政權視作愈發威權轉向的選舉式威權,面臨來自公民社會、反對派、商業利益的更加實質性的制衡,因而對內政壓力有着一定的回應性。普京政權轉向個人式政體(personalist regime)的程度也許出乎他們的意料,導致他們高估了俄羅斯總統一意孤行、將自己意志貫徹到底時面臨的內在難度。

習慣於把約束條件下的理性人假設為分析起點的學院專家和商業機構,會以更加「客觀」的方式去估計普京的「效用函數」, 將他設想為本質上精於計算的實用主義者。有些專家雖然正確指出,和2014年不同,2021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實際上很難獲得多少國內政治的加分,反而可能侵蝕他在國內政治的權力基礎;那麼結合標準的理性人分析,就不難得出他只是在進行邊緣訛詐,而不是再準備打一場戰爭的結論。哪怕局勢發展,使得進一步為了威懾目的而持續進行軍事準備變得毫不「理性」,分析家們似乎也並不急於更改自己的預判。

對「理性」的期望

我們不但認為行動者是受到外界可驗證的各種「客觀」約束加以決策,我們還「希望」他們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冒險推測,那麼似乎也可以合理假定,把政治世界的決策者(哪怕是高度個人化的)按照某種無面孔的理性假設加以分析,具有一種知識上的安定感。我們不但認為行動者是受到外界可驗證的各種「客觀」約束加以決策,我們還「希望」他們是這樣的——這在充滿不確定性和變化的政治與商業中引入了某種公共理解的可預測性和可分析性。引入了最基本的交流和秩序。

對於政治和商業領袖來說,確認自己的對手和自己是站在同一個角度分析問題,至少就意味着合作與討價還價的潛在可能:與其相信普京真的是「魯莽」、「冒險」,「把280萬無辜基輔市民陷於炮火危險之中」(特列寧語),相信他只是「表現如此」,是為了「把西方逼到談判桌上」給了分析家和觀察者某種慰藉,某種想要努力抓住的秩序感。

這種「理性對立」的秩序,在核武器擴散、傳染病大流行、地緣政治風險升級的時代愈發顯得不可或缺:我們或許無法緩和分歧,但我們至少期待衝突各方可以理性地計算衝突的得失,從而在必要的時候達成妥協甚至合作。而這看上去甚至不是一個很過分的期待:人們並不指望執掌權力者摒棄自私,而只是假定/希望他們足夠精明的自私。如果連這一點都無法盼望,等待我們的將會是冷戰以來,甚至是二戰以來都難得一見的混亂失序。所有人都會是輸家,而人們彼此傷害的理由又是那麼愚蠢和不可理喻。

2022年2月21日,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人們在臨時住所觀看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講話。

2022年2月21日,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人們在臨時住所觀看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講話。攝:Denis Kaminev/AP/達志影像

政治分析的古老「技藝」

託尼·朱特曾說「當事實改變之時,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變」,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誠應如是。

普京和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在很多人看來,無疑是把世界往這個方向大大的推進了一步。他們表現出震驚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我們不但要考慮地緣政治中可以客觀衡量甚至定量考察的變量,還要深入政治行動者的內心去體察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激情和偏見,他們經常具有偏執傾向的執念,分析家們就把自己置入了一個困難的任務當中。而需要動用這種方法本身就預示着某種更加古老、自然,更少祛魅色彩的世界正在回歸。這個世界的行動者決定性地被生產體系、技術交流、武力的互相威懾捆綁在一起,但爭奪統治權的神話卻彼此水火不容。

從政治動物無數行動、謊言、官樣文章中拼湊出它們的內心圖景,這種古老的技藝來自歷史學,啟發了最初的政治心理學,並因為顯而易見的缺陷而讓位給更加「客觀」、「先進」的範式:畢竟絕大多數想要一探普京、特朗普「內心」的分析都來自不甚有知識含量的新聞記者,充滿着先入為主的偏見與分析者自身的投射。更何況,「把自己帶入他人,並從內部解讀」似乎註定包含着一種矛盾的性質:這種想像的有效性,首先取決於想像者自身能否達觀地「從外部觀察自身」,以全面和理智的方式評估自我。在美國式自戀主義與自我抬高敗壞公共精神生活的當下,這成了一種愈發罕見的品質,畢竟長久的安穩生活(至少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助長了歷史意識和歷史敏感性的衰退。(弗朗西斯·福山在這一點上有着被忽視的驚人的先見之明。)

但是,在民粹主義和個人式政體浪潮洶湧的當下,分析家或許不得不重新踏入這片危險海域,將古老的工具配合更加精細與系統的方法以期推進分析的事業,為公眾貢獻洞見。託尼·朱特曾說「當事實改變之時,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變」,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誠應如是。

2022年1月22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防禦部隊及武裝的志願軍在一個公園訓練。

2022年1月22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防禦部隊及武裝的志願軍在一個公園訓練。攝:Efrem Lukatsky/AP/達志影像

(麥克李,文化與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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