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國家和產業創新

正是政府對安防設備的大規模採購，激勵了某些國內企業對開發最先進的監控和犯罪預防技術進行戰略投資。

在創新政治的研究中，有一派的觀點認為，安全政治（Security Politics）能加速創新，而再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會壓抑創新（Taylor 2016）。美國前官員對美國AI發展滯後的批評，顯示出美國部分政治精英擔心過去長期有效的國家安全系統的創新驅動作用正在弱化。在冷戰時期地緣政治的驅動下，美國軍方通過將合同外包和各類國防與安全機構的種子基金，對中小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進行支持，促進了與國防工業相關的技術進步，也帶動了軍民兩用技術的商業化和向消費領域的衍生。美國半導體等行業以及矽谷企業的成功離不開以國防部為代表的「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系統支持（Weiss 2014）。這種政府機構、私營公司、大學和研究機構間公私混合模式幫助美國最終在科技之戰中拖垮了蘇聯。

按照類似的邏輯，中國監控行業的崛起以及後續AI的發展可能是另一種安全國家的故事。不同的是，安全政治的驅動力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於內部。採購的需求起初源於中國各級政府公共安全和維穩的需要。正是政府對安防設備的大規模採購，激勵了某些國內企業對開發最先進的監控和犯罪預防技術進行戰略投資。

數據說明了在「平安城市」（Safe City）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建設中，中國政府採購對監控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例如，IHS的報告認為，政府採購佔中國監控設備企業產值的近60%。每年的中國安防產業報告也顯示，平安城市、智慧交通和智能建築構成了主要的細分市場，其次分別是文化、教育和衞生以及金融部門。除了智能建築一般由私人開發商支付外，其他門類的消費者主要是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如此估算來自於財政購買的市場份額每年可達70%以上。一份基於政府採購合同的報告顯示，從2004年到2020年，公安機關佔政府系統採購量的65.8%。儘管近年來宏觀經濟增速下降，但十多年來，中國安防企業的產值每年都有兩位數的增長。

然而，公共採購和企業創新行為，乃至產業的全球追趕並沒有必然性關係。在與中國地理和政治規模上可以進行比較的俄羅斯和印度，相關的政府項目或公共工程就沒有產生如中國一樣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本土產業集群。比如，俄羅斯和中國都在21世紀初推動平安城市工程，但前者直到現在監控設備仍依賴於外國廠商。印度近年來也在地方層面積極建設智慧城市，卻因為各種原因受困於合格國內供應商的短缺。所以，問題在於識別政府採購在什麼條件下會導致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成功。

在中國，安防產業最早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廣東省出現的。鑑於珠江三角洲電子製造業的高度集中和依靠香港作為技術學習的跳板，這並不意外。表面上看，廣東擁有很多有利於監控設備行業技術創新的條件，包括很早就進入國際生產網絡、承接外商直接投資與擁有最大的海外安防設備技術企業集群。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全球排名前三的技術公司都是在浙江杭州成立的。因此，通過對比廣東和浙江不同的產業發展路徑，有助於揭示中國監控產業的崛起的關鍵因素。

廣東的薄型工業化

廣東本地公司發現經銷海外產品或者乾脆對國外監控產品的反向工程可以幫助企業盈利下去，這削弱了本地生產商和產品代理公司及早投入技術研發的積極性。

廣東由於區位優勢和對外開放較早，當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強大的監控基礎設施時，其順理成章地成為最早發展安防產業的省份。廣東的安防企業起初主要從事租賃或銷售海外產品。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學習了國外的技術並開始進行代工生產，有一些也具備了製造國外安防產品零部件的能力。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刑事犯罪和大量流動人口，增強了地方政府和民間對數字監控和安防建設的需求。這就形成了兩類本地市場，分別服務於公共與私人安防需求。從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廣東逐漸形成了以廣州、深圳為首的兩個安防產業集群，這兩個城市在那個時期也以「雙搶」案件（指搶劫和搶奪）頻發惹人關注。對地方公安機關而言，低人均警力配比的困擾，使他們需要加裝公共監控以增強執法能力。與此同時，民用安防市場則專注於保護零售店/商場、商業辦公室和住宅樓的財產。

廣東集中了一批中型OEM、小型組裝企業、經銷商和代理商。中小企業聚集在技術設備組裝生產製造鏈發達的珠三角地區。由於生產報警器、電子鎖、保險櫃等民用安防設備的門檻較低，本土創業者在90年代就進入了安防領域。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一半以上的安防公司都在廣東。但在早期發展階段，侵犯知識產權、無證生產和未經授權的安防工程猖獗。很多產品來自於複製抄襲。當本地企業推出自己的產品時，也會陷入了與國外合作伙伴的知識產權糾紛中。儘管如此，本地公司仍然發現經銷或者乾脆對國外監控產品的反向工程可以幫助企業盈利下去，這削弱了本地生產商和產品代理公司及早投入技術研發的積極性。直到中國政府鼓勵使用國產安防產品，廣東很多生產企業才開始投資開發自己的設備品牌。

廣東龐大而細分的安防市場讓多種多樣的中小企業共存，而且幾乎每個領域都能輕易獲得利潤。龐大的市場意味着廣東的製造商沒有壓力去提升研發能力。廣東本地企業與外國企業的合作採取的是產品分銷和代工的形式。由於本地品牌的產品達不到公安機關的技術要求，珠三角早期的公共安全監控都依賴進口。地方官員當時對跨國公司品牌的質量更有信心。

此外，珠江三角洲快速而持續的房地產建設，為廣東民用安防設備製造市場提供了旺盛的需求來源。大部分安防廠開發的產品主要用於樓宇自動化、停車場門禁、公司門禁、商場安防等。由於民用市場的技術要求相對較低，多數生產企業將重點放在降低材料成本、設計產品外觀、提升私人用戶體驗上，而不是融入前沿技術。少數從事電子監控攝像機研發的企業同樣是被蓬勃發展的民用市場所吸引，並沒有將資源投入到提高公共安全部門所重視的技術品質上。廣東省內龐大的市場需求，令大部分本地企業對發展現狀感到滿意。因此，當地工廠長期保持着小規模的生產線，產品種類有限。廣東企業服務民用市場的發展策略體現在專利分布上。廣東主要的安防設備生產企業在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佔比非常高，而發明專利佔比不到50% （Huang & Tsai 2021）。

廣東的產業發展代表一種中國其他產業也常見的「薄型工業化」（thin industrialization）路徑。與東亞鄰國更為嚴格的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不同，中國對跨國公司投資的開放，使國內公司比戰後東亞發展型國家作為產品供應商更快地參與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同時，巨大的國內市場激勵了本土企業通過與外國公司合作來競爭價值鏈的中端部分，但本土企業並沒有引領技術方向並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主導地位。

浙江企業的後發戰略

浙江企業視頻監控技術創新之路，其背後的共同演進序列始於公共機構尤其是公安部門對日益成熟的產品的需求。這些都激勵了公司層面進行戰略調整，以服務於最大的安防設備消費者——中國地方政府。

在廣東安防產業的初始階段，各種公司在生產和銷售鏈的多個環節蓬勃發展，與此不同的是，浙江的安防產業從一開始就由小製造商主導。他們集中在省會杭州，這個城市得益於早期國有企業主導的工業能力的建設，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基礎。特別是在2000年代初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民營化之後。事實上，中國最大的監控制造商海康威視和大華股份的創始人都有國企血統。胡揚忠在擔任海康威視CEO之前是中國電子信息公司第52研究所的研究員。而大華的創始人傅利泉在下海前則是當地一家國有電子器材廠的技術幹部。

海康威視和大華剛成立時，廣東的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佔據了全國監控設備市場近70%的份額。海康威視、大華、艾比、大立、南望、紅蘋果等浙江公司的出現和規模化發展，是在浙江地方政府良性忽視中不經意間出現的，並不是產業政策指揮棒的結果。當時，如果選購本地產品，浙江的公共部門會採購的是另一家浙江企業南望生產的攝像機。該公司由於後續經營不善已經破產。廣東先行的監控設備製造者在2000年代中期主要跟隨行業主流，生產前端模擬技術的攝像機。而海康威視和大華則認識到公共視頻監控建設對數字錄像機（DVR）技術的需求。因此，兩家公司都在後端數字技術相關的研發上投入了資源和資金。由於浙江的安防企業數量較少，在發展初期，企業之間的競爭並不激烈。作為後起之秀，浙江的安防廠家似乎有一種需要迎頭趕上的意識，使得他們沒有在具體的技術標準的路線選擇上進行爭鬥。

為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兩家公司開始契合公共機構對視頻監控的建設要求，進行相應的技術改進和創新。大華從監獄和銀行普遍使用的板卡式DVR的缺陷中找到靈感，認為應該發展一種嵌入式硬盤錄像機，作為替代產品去改善穩定性和存儲空間的問題。大華首先在2002年推出了圖像存儲更穩定的嵌入式8路DVR，2003年後又推出了16路DVR，2004年又推出8路D1全實時嵌入式數字硬盤錄像機。與此同時，海康威視也啟動了視頻壓縮技術的研發。當MPEG壓縮格式是市場主流時，海康威視是全球首個將H.264視頻壓縮算法引入監控領域的製造商。隨後開發了集視頻編解碼、矩陣切換、顯示控制於一體的產品，進一步在提高了監控視頻清晰度的同時緩解了大量數據交換帶來的網絡帶寬壓力。這種技術方向符合了大型監控系統項目的需求。

後果主義的解釋可能將浙江企業的成功歸咎為技術民族主義、發展型政策或他們潛在的國企背景，但杭州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安防企業出現，並非可以預見的結果。假如天使投資人龔虹嘉2001年沒有投下245萬支持他的華中科技大學同學創業成立海康威視，並隨後支援了H.264技術，產業史的方向可能就大相徑庭。此外，政府並不是一開始就將採購重點放在這兩家企業。杭州本地政府在平安城市初期採用的是杭州另一個公司——H3C的系統。這家公司是華為專營安防的分公司部門和美國3C公司合資的企業。廣東珠三角的地方政府雖然較早接納了大華和海康威視產品，但這些城市政府在2000年初期一直是外國設備的忠實消費者。雖然2010年杭州開始建設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聯網產業園，迎來了當地領先企業集體進駐，但是當時海康威視和大華公司已經接近躋身全球頂級安防企業之列。當地政府有利的產業政策是在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安防企業崛起之後，而非之前。

所以，浙江企業視頻監控技術創新之路，其背後的共同演進序列始於公共機構尤其是公安部門對日益成熟的產品的需求。這些都激勵了公司層面進行戰略調整，以服務於最大的安防設備消費者——中國地方政府。2013年斯諾登揭露美國網絡間諜活動後，中國更加果斷地轉向採購國產安全設備。當時，浙江已有有企業能夠滿足中國不斷擴張的監控技術要求。國內採購的國家安全考量與本土創新能力相一致。

安全合同和監控產業的彎道超車

政府安全議程與企業創新戰略的融合，加速了中國企業的能力，實現了比其他國家技術上更快的代際更新。

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對時間敏感的軍事生產創造了基於「國防合同」的國家-資本關係。21世紀中國的「安全合同」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重商主義做法產生了共鳴。但在數字時代，中國的做法「超越」了過去國家的社會動員和經濟民族主義。安防企業的民營化、金融化與全球信息及通信技術（ICT）的戰略結合，與國家設定的電子監控目標幾乎同步發生。由於建設數字監控基礎設施的壓力，任務的緊迫性使地方官員願意與不同類型的企業合作。各級政府和組織的採購合同為監控企業提供了可預測性和市場穩定性，這種良好市場預期不僅使得企業願意對技術進行持續的投資，也吸引了IPO市場的各類投資者，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

政府合同能否外包給合適的企業，政府的投資是否能押注到正確的技術方向，是產業從追趕到領先的關鍵難題。以生物科技為例，成功的發展型經濟體（developmental state）在面對新的技術發展階段，官僚部門由於不善於識別哪些技術應該得到支持以實現成功的創新，導致政府的浪費和產業政策的失敗（Wong 2011）。對中國的研究也指出，官員知識背景的薄弱，以及地方庇護主義和保護主義都抑制了本土科技企業實現真正創新和趕超（Fuller 2016）。但在安防領域，公安機關中具有機電工程、信息科學、無線電技術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教育背景的專業幹部主導了平安城市建設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問題。

「看得清」和「看得懂」始終是公安產品的一線用戶對監控的優先要求。公安的技術幹部以產品的技術含量、有效性和穩定性作為評價標準挑選贏家，不以企業的所有制為轉移。地方公安機關有在數年時間內完成平安城市監控系統建設的任務，因此公安部門更傾向於成熟的品牌來支持他們的政治任務，採購的驅動力是產品質量而非愛國主義，所以早期集中在海外產品。技術幹部在平安城市建設標準化和工程審查相對中立的角色，杜絕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安防工程端腐敗對潛在技術創新的打擊。即便在安防系統建設中存在尋租現象，技術幹部對產品應用的硬性技術約束，使得建設方也需要將不符合技術要求的廠商排除出採購合同。大華和海康威視在平安城市全面展開的階段脱穎而出，正是因它們提供的產品在傳輸效率和圖像採集速率勝於其他國內和國際同行。

進入2010年之後，天網工程在中國各地全面鋪開。兩家浙江安防巨頭在這個過程中受益最大。廣東的公司其實也有潛力滿足公共安全需求，只是他們在那時做出了看似適合市場的戰略選擇。例如，有的公司在2000年初就已經生產了DVR，甚至比浙江更早。但他們繼續基於MPEG格式的產品開發，又進行了其他業務多元化的布局，沒有專注於特定技術方向使其落後於浙江的競爭對手，錯失了2000年代中期的巨大機會。另外的企業逐漸成為原始設計製造商（ODM），為海外客戶生產定製的監控設備。雖然監控建設項目的擴大有助於廣東的一些安防集成商轉型為物聯網和視頻分析技術的高科技公司，但這些集成商依賴於上游的硬件和軟件廠商。廣東與浙江在產業創新能力上的逐漸拉開了巨大差距。廣東各大安防企業的專利總量明顯落後於浙江企業。而且，廣東企業更多的是依賴收購專利，而不是自主研發（Huang & Tsai 2021)。

中國政府對各類監控系統的持續投資也促使企業不斷提高產品的圖像清晰度、識別靈敏度、數據傳輸速度，並開始配備視頻結構化分析、人群追蹤和人像識別技術。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將公共監控項目從大城市延伸到縣城甚至鄉村。中國政府對攝像頭升級要求非常快，在標清攝像頭安裝結束後，很多城市政府就開始布局高清攝像頭和配備AI技術的監控系統。僅僅數年前的電子監控基礎設施很快就面臨更新。政府安全議程與企業創新戰略的融合，加速了中國企業的能力，實現了比其他國家技術上更快的代際更新。尤其在模擬技術向數字網絡技術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監控產業較海外競爭者率先實現了產品的換代升級。隨着世界各國智慧城市建設的拓展，這些廠商憑藉積累的技術能力，不僅適應了中國政府的建設要求，更形成了全球競爭優勢。

被趕超的跨國企業

海康威視和大華的成功地方在於當跨國公司還在猶豫是否轉換賽道時，更早地將國際通行的數字技術標準整合應用到自己的系統中。當數字技術成本開始降低時，跨國企業在市場競爭上已經落後於中國企業。

視頻監控技術與廣播電視技術標準有很多銜接，例如H.264視頻壓縮標準就廣泛運用於光盤儲存和數字電視中。因此，與國防工業發展帶動信息通訊技術商業化不同，在這個監控產業的例子中，是企業依託商業技術標準的研發反哺了國內安全的建設。因此，如果要為中國視頻監控產業的趕超經驗要找取參照系，當年韓國三星與LG在發展數字電視中超越日本公司的歷史則與之有相近之處。在索尼主導模擬電視產品市場的時候，韓國公司決定冒險發展基於數字技術的高清電視（HDTV），這個戰略決策和後續的公私聯合研發最終令他們在全球顯示器市場擊敗了日本。

對比韓國企業在數字電視的賭博式跨越，海康威視和大華在視頻監控的升級路線更加平滑。他們並沒有對前端攝像頭進行數字化改造，而是對通過後端的DVR先行切入數字技術軌道。對於跨國企業而言，他們並非沒有看到數字技術的價值，而是思慮轉型是否得不償失。他們重心放在了前端的技術轉型。當時數字攝像頭成本和售價實在太高，若代替成熟的模擬攝像頭，對後續開拓市場未必是有利的舉措。況且，模擬技術在當時確實已經能滿足用戶的需求，在發達國家，監控設備的市場更多的是來自於國防與安全設施、大型社區、特定公共場所、商業區和私人建築。很少會像中國政府這樣有很強的數字技術需求以實現大規模的城市、街道、甚至到村鎮的監控聯網。海康威視和大華的成功地方在於當跨國公司還在猶豫是否轉換賽道時，更早地將國際通行的數字技術標準整合應用到自己的系統中。當數字技術成本開始降低時，跨國企業在市場競爭上已經落後於中國企業。

在數字電視的案例中，公共研究部門（比如韓國電子技術研究所和韓國工業技術技術院）作用是提供選擇適當技術標準和外國合作伙伴的信息和知識，韓國政府將數字電視首先定位於出口戰略而非國內市場（Lee et al. 2005）。在中國，視頻監控的技術標準和合作夥伴的選擇更多是由企業自身作出的，公安部領導的產業標準組織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設定基本的國家標準，並將各類監控技術按照他們的管理意願進行部署。他們更關心的是國內的安全戰略，因此他們並沒有放棄推廣國產標準的努力。中國政府一直對基於廣電標準的H.264和後續的H.265的安全性不滿意，試圖推廣國內自主的安防領域專屬的SVAC標準和芯片，但至今為止在商業應用上並不是很成功，反而是錨定了H.264視頻編碼的浙江兩強和華為海思芯片建立的聯盟關係，不僅在數字時代吞噬了海外視頻監控供應商的國內市場份額，更在海外出口市場獲得勝利。華為也在視頻編碼芯片的國內市場競爭中超越了美國TI，並在如今監控往AI發展的最新階段，憑着關鍵部件優勢在近幾年開始進入了安防領域，成為浙江企業在全國和全球市場最大的挑戰者。

外界的反應和產業鏈韌性

簡而言之，供應鏈的複雜性和地方層面審查的困難，讓各類利益相關者，包括第三方經銷商的商業衝動，緩衝了黑名單的影響，阻止了中美在監控技術領域的脱鈎。

在15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從進口監控硬件和軟件，到幾乎完全依靠國內產品。西方許多觀察家認為這些企業是中國政黨-國家的工具。在中美關係緊張升級的背景下，對中國安防公司的這種政治批判被放大，並轉化為美國政府各部門發布的針對性的政策措施。2018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授權法案》（NDAA），根據NDAA第889條，海康威視、大華及其OEM的攝像機被禁止進入聯邦政府採購清單。2021年3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將華為、中興、海康威視、大華等列為生產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通信設備和服務。緊隨其後，2021年7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將14個中國實體列入其黑名單，限制向被認為參與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動的個人、組織或公司出口美國產品。

美國這些進口禁令和出口管制旨在表達對中國國內監控行為的不滿，並防範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干擾中國公司在所需部件（如半導體）的供應和市場擴張。然而，到目前為止，對中國監控行業的總體影響並不大。海康威視和大華仍在向民用市場銷售，因為它們只被禁止向政府實體供貨。近年美國媒體多次報導，有些宣稱是美國品牌的產品實際上是在中國生產。監控行業出版物IPVM進行的研究顯示，重新貼上標籤的海康威視和大華產品繼續被多個聯邦機構和軍事部門購買，包括美國陸軍、海軍和空軍。簡而言之，供應鏈的複雜性和地方層面審查的困難，讓各類利益相關者，包括第三方經銷商的商業衝動，緩衝了黑名單的影響，阻止了中美在監控技術領域的脱鈎。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受挫，中國視頻監控產品的高性價優勢仍然受到其他國家市場的歡迎。對中國兩大巨頭的打壓，也被中國產業的第二梯隊視為填補他們海外市場份額的機會。

為安全而創新

在20世紀90年代，外國公司主導了中國的安防市場。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內公司更加了解當地信息，知道如何才能開發出足夠先進的產品以獲得大型政府合同，並調整和發展產品的技術標準。

與其說是國家為促進技術創新而進行的後果主義干預，造就了中國監控部門快速技術升級，不如說視頻監控的產業躍升是中國政府維護社會穩定任務的積極外部性，再加上後發企業對市場機會的戰略調整所致。國家增強監控能力作為政權建設的議程，推動了政府部門採購技術先進的安防產品。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外國公司主導了中國的安防市場。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內公司更加了解當地信息，知道如何才能開發出足夠先進的產品以獲得大型政府合同，並調整和發展產品的技術標準。

廣東的產業戰略適應過程，使得大部分地方企業在2000年以前就採取了以商業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戰略。憑藉先發優勢，本地中小企業學會了模仿和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生產。廣東早期的生產商因此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即便到現在為止，廣東企業在國內民用領域仍然享有相當多的市場份額。但在2000年代中期以後，同樣的策略限制了廣東產品在國家公共安全項目中的競爭力。相比之下，浙江的戰略調整使杭州的企業瞄準了公共採購市場，他們的技術路徑滿足了中國政府部門對數字監控不斷升級的需要，也在這個過程中成功躍升為全球巨頭。

監控行業的例子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國家資本主義或發展型國家的宏觀機制，啟發我們需要從全球化下地方產業發展初始條件、本土企業發展戰略和專業技術官員反饋等多方面去理解產業升級。實際上，美國國防部離職專家對美國AI產業公私合作不足的批評，當中呈現的觀點恰恰是中國視頻監控成功的原因。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安全工業複合體」（security-industrial complex）所呈現的美國「安全國家」色彩，要比「後共產主義」和「東亞發展主義」的特色要多。不過，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反直覺的結構性差異是，即使美國有一個聯邦政治制度，其安全國家的性質取決於聯邦機構和私人承包商之間的直接關係，而中國政府和企業的互動是以更地方化的方式進行，具有分散的多樣性。在政治經濟條件不同的省份，升級的近似動力是由負責公共安全的部門引導的，他們不僅負責公共監控的大規模建設，而且擁有專業知識，有權堅持政府採購質量作為優先標準。同時，浙江的後發企業在引進新產品時，沒有面臨地方官僚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障礙。政府源源不斷的監控採購允許了產品的快速試驗，激勵了技術迭代。

除了安防產業，習近平「新時代」下中國「國家總體安全觀」的擴張，為確定中國類似動態的產業發展找到可以比較的對象，例如時下被聚焦的「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公共投資和採購清潔能源技術也促進了風能和太陽能的研發並激勵了國內企業的產業升級。中國在清潔能源全球價值鏈，如太陽能電池、風力發電機和永磁體等方面佔據了關鍵位置。與此同時，中國本土企業在減排和污染監測技術上也取得不少進步。這些都令中國在氣候變化這個全球議題上能夠維持其產業鏈韌性和國際影響力。

安防產業和政府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也正延伸到中國政府新一輪對AI的投資當中。已經有經濟學家實證分析了和政權安全相關的投資如何刺激了中國AI的創新（Beraja et al. 2021）。進擊的「安全工業複合體」創造了大量的數據和技術運用場景，令中國在數據密集型創新中再次先行一步，為AI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Beraja et al. 2020）。然而，如今這些成功仍是建立在市場自由化和與外國資本及技術的耦合上，是上一階段高度全球化的歷史遺產。至於下一章技術競爭的故事如何上演，則充滿着未知與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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