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業網球選手的頂級賽事中，最出名的包括澳洲網球公開賽、法國網球公開賽、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和美國網球公開賽四大公開賽（俗稱「大滿貫」），男子職業網球ATP巡迴賽和女子職業網球WTA巡迴賽，以及國際網球總會（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舉辦的系列賽事。

WTA巡迴賽被視為大滿貫後最重要的女子職業賽事。WTA巡迴賽最早於2004年進入中國大陸，目前北京、武漢、鄭州、深圳、廣州、南昌、天津和昆明8個城市，可以承辦WTA巡迴賽，覆蓋所有巡迴賽類型，中國賽季在亞洲區域佔據較大比重。2008年，WTA在北京成立亞太區分部，這是繼美國總部和倫敦後全球第三個辦事機構。

近年WTA與中國最大的合作，當屬WTA年終總決賽（WTA Finals）落戶深圳，這項賽事的參賽者均是巡迴賽中成績名列前茅的選手。自2019年，WTA與中國簽訂10年合約，WTA年終總決賽從新加坡遷移到深圳。經濟驅動顯然是重要的推力。2018年西蒙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對獎金的承諾、體育場建設和房地產因素，都是深圳吸引WTA的原因。「我認為深圳和三角洲區域（編註：指珠江三角洲）是亞洲的新矽谷⋯⋯這是一個正在成長的地區和領域，我們很高興成為增長的一部分。」除了WTA巡迴賽和年終賽，WTA在中國的賽事還包括珠海承辦的超級精英賽。

不過，彭帥事件打破了WTA與中國市場的關係。西蒙在接受CNN採訪時釋出強硬態度，「當今世界有太多次，當我們遇到這樣的問題時，我們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說，「我們絕對願意撤出商業項目並處理隨之產生的後續問題。毫無疑問，這當然更重要。」這一番話被視為對中國市場的直接挑戰。

事實上，WTA的成立與女性平權運動息息相關。WTA的創辦人比利·簡·金是一位性別平權倡導者，她還是女子體育基金會（Women’s Sports Foundation）的創始人。網球運動自1968年進入公開賽時代，讓越來越多人決定成為職業球員，通過比賽獲取獎金謀生。不過，彼時男子和女子賽事的獎金相差懸殊。1968年的溫網比賽中，比利·簡·金拿下冠軍並贏得750英鎊的獎金，而男子冠軍的獎金卻有2000英鎊。

網球在1970年代成為美國婦女平權運動的重要註腳。1973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通過比利·簡·金的遊說，女子冠軍獎金首次和男子獎金持平。當年《紐約時報》頭版寫道，「網球決定了所有女性生而平等。」1973年，比利·簡·金在舉世聞名的性別大戰中擊敗男子球員Bobby Riggs，成立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和一系列WTA巡迴賽，比利·簡·金希望讓每一個女孩有機會參與競爭。

彭帥事件發生兩個星期後，不斷被輿論點名的國際網球總會終於出聲表態。在給路透社的聲明中，網球總會稱：「我們支持對此事展開全面且透明的調查」。網球總會於1913年成立，是一個管理網球運動比賽的國際組織，目前由205個協會組成。

有學者對VOA表示，彭帥事件或將進一步加劇抵制北京冬奧的呼聲。不過，奧委會始終抱持奧運去政治化的態度，其早在2020年回應BBC時便表示，「考慮到奧運參與方的多元性質，國際奧委會必須在所有國際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授予某國奧委會奧運舉辦權並不意味著國際奧委會認同該國的政治架構，社會狀況和人權標準。」

至少就經濟考量而言，奧委會或許難以承擔抵制冬奧的代價，電視轉播權銷售收入、贊助商收入、門票收入、各類商品與活動的冠名，是不容小覷的收入。以東京奧運會為例，僅電視轉播收入就達到40億美元。2021年7月，北京冬奧組委宣布，這屆冬奧市場開發可實現的贊助收入，已超越往屆冬季奧運會的同類數據，其中贊助企業已達45家，徵集的特許生產企業29家、特許零售企業61家，開發了4000多種特許商品。

國際奧委會在CGTN發佈聲稱為彭帥郵件的截圖後表示：「對彭帥安全的保證感到鼓舞」。此言論受到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質疑:「中國政府經常強迫它認為觀點或行為有問題的人失蹤，或採用法外拘留的形式，公布強迫供詞，使可以案件顯得合法。」人權觀察還指，「奧運會是對人類的慶祝，而不是虐待運動員和對反人類罪行進行體育清洗的機會。」

回顧歷史，網球運動與奧運會有著複雜淵源。現代奧運會創立伊始僅有9個項目，網球為其一。第一部奧林匹克憲章中寫明，職業選手不得參加奧林匹克比賽項目（除擊劍項目外）。這個規定體現了現代奧運誕生的初衷，旨在維護競技運動的榮譽感，讓競技運動遠離物質利益。然而，隨著網球這項運動的職業化發展，網球總會與奧委會對「業餘選手」的身份認定無法統一，網球項目曾一度退出奧運會64年，在1988年韓國首爾奧運會，網球項目才正式回歸。

來到當下，網球運動與奧運會的關係依然不算緊密。由於分佈全年的巡迴賽期與奧運會交疊，贏得奧運會賽事無法獲得積分和獎金，許多知名運動員寧願選擇在奧運會期間休整，以待參加之後的巡迴賽或大滿貫賽事。

2020年1月，國際網球總會主席大衛（David Haggerty）成功連任4年國際奧委會委員。在彭帥事件上，作為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性網球協會，國際網球總會能對奧委會產生多大影響，還有待觀望。

3. 中國網球產業規模有多大？WTA若撤出中國，誰受損失？

國際網球聯合會2021年的報告顯示，中國的網球人口和球場數量皆列世界前三。職業選手數量也在全球前列，在ATP和WTA統計中，擁有世界排名的中國職業球員數量爲100人，在全球113個國家中位列第11名。截至目前，中國有10項賽事納入WTA全球賽事體系，其亞太總部也設在北京。

從中國舉辦的國際網球賽事中也能看出一二。2004年起舉辦的中國網球公開賽是中國擁有的最高級別網球賽事，其在全球的整體級別僅次於最重要的四大滿貫。其中的女子賽事更爲WTA中僅有的四站頂級巡迴賽——皇冠明珠賽之一（2021年，皇冠明珠賽更名爲WTA1000賽，爲WTA最高級別賽）。

2009年首次舉辦的上海大師賽也在全球網球賽事中頗有重量。它是職業網球聯合會（ATP）世界巡迴賽的九站ATP1000大師賽之一，也是亞洲範圍內最高級別的男子網球賽事。武漢網球公開賽是中國另一項WTA1000賽事，除此之外，中國還有廣州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珠海精英挑戰賽、深圳女子公開賽等共14個賽事納入各種級別的國際巡迴賽事中。

這些國際賽事中不乏中國官方的身影，如被稱爲「中國網壇三大職業賽事」的廣州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其主辦方爲中國網球協會及廣州市體育局；WTA國際巡迴系列賽賽事之一的江西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主辦方爲國家體育總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ATP250世界巡迴賽之一的成都網球公開賽，則由中國網球協會和成都市人民政府主辦。高級別賽事的各大贊助商中，也有中國人壽、中信銀行、中國銀聯等國企的身影。除此之外，奔馳、勞力士、澳新銀行等著名品牌也是這些中國賽事的贊助商。

不過，中國的網球賽事已連續2年被全部取消，主辦方稱是出於防疫考慮。

中國觀衆想要觀看職業網球賽事，主要依靠央視體育、愛奇藝和騰訊體育三大渠道。特別是愛奇藝，它在2017年成爲WTA在中國的數字版權合作伙伴，每年提供全球2000多場WTA女子網球賽的直播、採訪與集錦。時任該網站高級副總裁的耿曉華曾在雙方合作簽約儀式上表示，愛奇藝體育自建立以來就以網球爲核心，「相信未來愛奇藝可以憑藉龐大的高品質用戶群體和流量，成爲WTA賽事在中國進一步推廣發展的絕佳渠道」。按計劃，愛奇藝與WTA的合作將持續到2026年。

中國網球發展史：網球運動員和舉國體制是什麼關係？

1953年中國網球協會成立。1955年，中國組建了第一支國家網球隊，八名球員全部來自上海。其中最著名的梅福基，在1959年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中打進正賽第二輪，至今未有中國男性網球運動員能超越這個成績。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網球運動員，大部分來自1949年之前網球俱樂部裏的隊員。當時網球運動多在體制內進行，比如解放軍系統中有一批愛好網球的軍官，因此50年代海軍、空軍、南京部隊、成都部隊都組建了網球隊，隸屬鐵路系統的火車頭體協也很早就在各地鐵路局舉辦網球比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網球被定為「資本主義」運動，網球運動員多因此被「勞改」和「戴高帽」，網球發展陷入長時間的停滯。

1979年，中國網球代表團出訪美國，與職業網球聯合會（ATP）第一次接觸，同年夏天，國際網聯教練員代表團訪華。兩年後，中國網球協會成為國際網球聯合會（ITF）會員。

1986年在韓國漢城（今首爾）舉辦的亞洲運動會，62年生的網球運動員李心意奪得中國在亞運會第一枚單打金牌。

1988年，中國宣佈成立編制為40人的國家網球隊，備戰1990年北京亞運會和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在此之前，中國都是臨時抽調各省市的教練和運動員組成國家隊，比賽結束後隨即返回原單位。

1990年，中國國家體委設立網球辦公室。同年北京亞運會，中國網球隊獲得3金3銀1銅，至今仍是中國隊在亞運會上的最佳表現。1994年的廣島亞運會，潘兵衛冕男單金牌，夏嘉平/李芳合作摘得混雙冠軍，此後24年，中國網球男單在亞運會上一直無緣獎牌。

73年生的李芳，是中國第一個走職業道路的網球運動員。1986年，李芳加入國家隊。1988年，她開始出國參加ITF衛星賽。1992年，首次參加大滿貫的李芳打入了澳網第三輪，這項記錄後來在中國保持了12年之久。1998年，李芳先後參加了20多站WTA與ITF比賽，所得獎金在10萬美元以上，足以支付她的旅費並有盈餘，其世界排名也一度達到歷史最高的36位。

90年代，國家隊運動員李芳、易景茜、陳莉先後參加了國際賽事。當時在國外獲得的獎金，有70%上交國家體委，剩下的金額裏21%屬於運動員，9%給教練。時任網球女隊主教練謝逢森接受採訪時說，在國外打比賽時，經常有人要為幾位中國女選手提供贊助，每次教練的回答都是：「你們去跟中國國家體委聯繫」，事情因此作罷。

1994年8月，國家體委撤銷網球辦公室，成立網球運動管理中心（後簡稱「網管中心」），後來推動中國網球職業化改革的孫晉芳，2003年調任網管中心主任。

1998年後，奧運會網球項目開始按照國際排名選拔奧運選手。在這種條件下，中國選手必須開始打職業賽。

1999年11月14日，13歲的彭帥在第16屆國際網聯中國「星運杯」青少年排名賽獲得冠軍，並作為亞洲的唯一代表前往美國，和國際網聯從全球選拔的少年選手一起接受訓練。彭帥當時跟同是網球運動員的舅舅張帆說：「我要和李芳姐姐一樣，成為優秀的網球選手。」

2002年6月，中國網球協會通過經紀人將彭帥送往美國的網球學校培訓，她成為由中國網球協會與外國經紀人公司合作培養的、進軍國際職業網壇的女網第一人。

2002年9月，中國網球隊在釜山亞運會沒有拿下一枚獎牌，是亞運會歷史最差成績。中國網球和國際脫節的現實浮出水面。

2003年，天津隊與中國國家網管中心達成協議，來自天津的教練和隊員屬於國家隊成員，代表國家打亞運會、奧運會和戴維斯杯，但是不隨國家隊集訓和比賽，而是按自己的計劃進行。之後，湖北、江蘇、上海等省市也跟進嘗試。

同年，中國國家女子網球隊教練王良佐帶鄭潔、晏紫等運動員開始到國外參加職業賽。根據王良佐的回憶，剛出去的隊員都必須自己訂機票、訂酒店、訂餐，而當時網管中心不給教練和隊員們配發專屬的信用卡，這讓他們在國外訂酒店機票上吃盡了苦頭。

參加職業賽的效果顯著。2003年賽季，鄭潔的單雙打排名都躋身世界前一百，李婷/孫甜甜也在一年裏三次摘得WTA巡回賽女雙冠軍。2004年雅典奧運會，李婷和孫甜甜組合獲得女子雙打的金牌。同年復出的李娜的世界排名也迅速突破前100名。

2004年，天津選送了一批隊員到美國的網球學校訓練，其中就有彭帥。2005年1月，19歲的彭帥擊敗世界第三米斯金娜，這是中國球員第一次擊敗世界前十球員。

隨著中國網球運動員在世界職業賽事上嶄露頭角，她們和「舉國體制」的衝突也越來越浮上水面。

2005年10月的全運會網球女單半決賽中，李娜輸給了彭帥。賽後李娜表示國家隊教練對她的幫助不是很大，同時炮轟國家隊體制：「國家隊有很多體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將隊員的成績和獎金掛鈎，應該會更好一些。」時任網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孫晉芳對此回應：「李娜出此言論是因為她的道德水準和責任感太差，以李娜這樣的素質，不可能代表中國參加2008年奧運會。」

2005年12月，彭帥向國家隊提出「單飛」要求，並希望網管中心能適當放寬尺度，讓自己能做到獎金自主、教練自主、參賽自主，成為職業化球員，引起了一場有關獎金的風波。在此之前，彭帥在天津體育局訓練時，擁有自己的專用技術教練和體能教練，但進入國家隊後，彭帥並未得到同樣待遇。孫晉芳曾公開談過國家隊的預算問題：「國家體育總局每年向網管中心撥款1000多萬，再加上後者自身經營攢下的2000多萬，合計僅有3000多萬。」但像李娜這樣的團隊一年就需要至少500萬元，而全國有1萬名註冊網球運動員，「都是我的好孩子，温飽都能解決，但想都吃好，真的很難做到。」

2006年1月，孫晉芳在公開場合批評彭帥，「她以為自己是莎拉波娃？國家隊不搞特殊化，球員太自私，心中沒祖國。」不過，孫晉芳後來承認，這次衝突讓她開始認真思考網球職業化的問題。

2006年，鄭潔和晏紫分別在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和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兩項大滿貫賽上獲得女雙冠軍，成為首個奪得大滿貫成年組賽事冠軍的中國網球選手。兩個大滿貫冠軍讓鄭潔和晏紫在2006年的半年時間就獲取近千萬的獎金，但根據體制要求，比賽收入選手本人只能得到35%，其餘上交網管中心。獎金的分配比、統一管理與個人參賽需求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2006年2月，澳網比賽之後，彭帥曾與網管中心再次溝通，但並未得到讓她滿意的結果。

2008年，網管中心的口風開始鬆動。奧運備戰期間，孫晉芳曾公開表示：網球運動員個性張揚，不如純粹傳統體制下的運動隊好管理，管理工作必須突出人性化。

2008年奧運會之後，鄭潔、李娜、彭帥、晏紫四名網球運動員脫離舉國體制，開始「單飛」。新的協議規定，球員可以實現教練自主、獎金自主、參賽自主，收入歸運動員及其團隊所有，將商業開發收益的8%和比賽獎金的12%上繳。

2011年，李娜獲得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女單亞軍、法國網球公開賽冠軍，成為首個來自中國的世界前十球員。彭帥也在同年單打世界排名第14。

2011年法網奪冠之後的冠軍感言中，李娜感謝了自己的團隊、觀眾和贊助商，卻沒有「感謝國家」，再度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

2013年英國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和2014年法國網球公開賽，彭帥和台灣選手謝淑薇組成的雙打兩次奪得冠軍。

2014年，李娜退役。在李娜等四人之後，體制內球員很少再「單飛」，《人民日報》亦發問：球員單飛為何「 斷了線」？同年孫晉芳卸任網管中心主任，她公開表示：「這十年，我也深深地感覺到網球運動受到了很多制約，作為走在（改革）前面的人，我覺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