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學聘任我在其社會科學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國的高校教書有十多年,雖然教過的學生背景廣雜,但要來香港,我還是做好被挑戰的準備。
最初,我課上有香港本地學生、大陸來港學生和來自英國、美國、台灣、南韓等地的交換生。我同時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課。和美國大學不同,香港的本科課程大多一週一次,一次三小時。學生很內斂,既不喜歡提問,也不喜歡參與課堂討論。他們之前接受的中小學教育主要以記憶正確信息為主,這讓他們有些懼怕開放式討論——怕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更怕會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確答案的樣子。於是,前幾週基本上都是我在問問題,等好長一段時間,期待學生能夠回應。
每學期開學我都會把來自西方國家的交換生叫到一邊,和他們解釋,這裏和他們的母校不一樣,在課上說話時請先舉手。不然這堂課會很容易變成交換生和我之間熾熱討論、其他學生靜坐觀察。一個美國學生不以為然,他批評:「你這樣規定不公平。」「你說的沒錯。但是對於本地同學來說,以交換學生利益優先的課堂也不公平。下次說話記得舉手。」
每學期學生們都要花一段時間明白,我不需要他們提供正確答案,很可能這些問題本身就沒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確的答案,社會科學更關心問出正確的問題。當我覺察到同學們已經逐漸對我有信任感、願意回答問題時,我就會在他們回答問題之後一直問「為什麼」,直到他們受不了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