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灰髮的施永青，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笑得眼晴都瞇起來。也難怪他笑得如此開懷，多年來，施永青在現實裏如魚得水。少時曾參與六七暴動、與托派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關係密切的他，多年來批判資本主義，卻在資本主義下做生意，還做出不俗成績；他聲稱不認同中共某些地方，但中原地產卻是少數率先進軍中國大陸的香港地產商。他自詡：「我以前遇到一些大環境的轉變 ，我最後都適應了下來，或者找到生存的空間。」

然而，這次的「現實」似乎不易應付。「共同富裕」四隻大字下，香港政壇風聲四起，似是山雨欲來。多年來遊刃有餘、強調接受現實的施永青於訪問期間，那招牌的笑容消失了數次。

不驚訝中共要搞「共同富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17日於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將「共同富裕」列入第二個百年目標，聲稱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是以，這個由毛澤東於1953年提出的原始概念，以復興之姿重回共產黨綱領。

會議翌日，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元人民幣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阿里巴巴緊隨其後拿出1000億元。結合早前螞蟻金服上市風波、馬雲疑「消失」，對娛樂圈的整治、打撃全國的教培事業等，各界驚訝之餘，亦暗自揣測，這把迅猛針對「資本」的火，會燒多旺，又會燒多久。

施永青對此並不驚訝。小學六年級時，他在幾位任職於父親公司、「思想左傾」的職員的宿舍中發現《共產主義原理》；中學時於舊書攤買來一本《共產黨宣言》、在學校組織讀書會，讀馬列、毛澤東選集；他認為「共同富裕」一直是共產黨的初衷。「共產黨開會都會唱一首歌，叫做《國際歌》。《國際歌》就是講到『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他指出，在共產黨成立初期，他們曾以更直接的方式，嘗試實現共同富裕。由50年代的「鬥地主」，以暴力充公地主富農的財產，乃至以後的「三面紅旗」，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那年，直接迫使資本家吐出口中的肥肉，或者以左傾路線推行社會政策，才是共產黨。

「只不過，之後（共產黨）發覺效果不好，就打回頭......他們得出的意見，就是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產黨由最開始打倒資本家，變為勞動人民掌握生產工具，掌握分配權。」這一轉向，轉了幾十年，「共同富裕」變為「先讓少數人富起來」。

今時不同往日。施永青認為，習近平於第二任期以後，不斷強調「共同富裕」概念，全因中國於經濟層面已大國崛起：「中國的生產力上升到一個水平， 他覺得已經脫離初級社會主義， 已經成為生產大國。」

施永青指出，習近平初上任的一連串打貪、打大老虎之行，足證他對黨內情形早已看不過眼：「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後，生產變了硬道理，不講姓資姓社，就變成共產黨姓資的人越來越多。當時我見共產黨的人『下海』去從商， 開口埋口就是怎樣發達。研究怎樣發達，並不是共產黨的初衷......（習近平）他覺得黨貪污腐化。」

2012年，習近平剛上任，即提出中國夢，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覺得要先復興了黨，才可以復興國家， 所以就將黨的政治建設，組織建制，重新擺上歷史的議程。」

銳意復興的中共，又於國際舞台上找到自信。近年美國總統選舉風波、疫情肆虐、阿富汗亂局，似乎顯示民主與西方價值，並未為人類找到出路。「如果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真的扮演到國際領袖的角色，帶領世界走入和平繁榮昌盛， 那就不會輪到習近平搞依啲嘢啦（做這些事啦）。」尤其於應對疫情期間，「中國模式」似乎優於西方諸國：「最近對付疫情的政策令他制度自信大增......他覺得現在條件成熟了。」

「中國共產黨要重寫黨綱」

以前與革馬盟關係密切的施永青，當上資本家後，仍不改批判資本主義的態度，亦不反對「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類的共同理想， 本身沒有不妥，問題是如何達致。」

當年輕人抱怨香港的社會環境令人無法上游時，施永青總認為是年輕人力有未逮；他卻同意資本主義帶來的分配不公，正是貧富懸殊的本源。「現在資本主義明顯是不對的，又1% vs. 99%，又金融風暴，又（企業）欠債無法償還。」施永青認同共產黨尋覓另一條路的嘗試，「但是不可以用粗暴簡單的方法，誰有錢就叫他拿出來。這是唔work的（行不通的），以前都試過。」

根據中國官網的說法，三次分配最早由經濟學家厲以寧在1994年提出，意指「在道德力量的推動下，通過個人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2019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亦首次明確了「三次分配」為中國收入分配體系的其中一環，當時將其定位為慈善等公益事業。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定位一尊的體制下，施永青憂慮本來自願的捐獻會變為強迫。「不是強迫，為什麼個個（企業）以前又不見他們捐幾十億出來， 現在捐幾百億，一千億？你現在走過來，說要為祖國盡力，為什麼他不用盡力，我要盡。」

他覺得，中國的資本家其實並非不願作慈善公益：「原因並不是沒有人肯捐，而是大陸沒有這個機制。大陸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將股票，捐去自己組織的慈善基金。」他指出，中國一直擔心，慈善組織一旦成形，或會威脅管治，是以官方一直未有提供適合的土壤。

事實上，習近平提出此論同時表示，分配時會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但是，這些說法並未釋除施永青的疑慮。

「我認為沒有說清楚什麼是合法。」在施永青眼中，從首次分配著手，方是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他以自己於中原地產推行的「333制」，即員工、股東和公司發展各分3成利潤，以令勞動者可以享受享勞動成果；再以中原的出色成績，令市場上其他公司仿效，最終達至整體社會的共同分配，比現時不知就裡的三次分配，更能實踐社會主義的理論。

他質疑，中央這次推行的政策，背後沒有足夠的理論基礎。「你要恰當地將自己的政治任務理論化，解釋自己的行為。別人就可以知道你會走到哪裏，過火就會返轉頭（回頭）。現在是沒有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唔知佢幾時煞車（不知他何時煞車）。」他越說越興起：「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除了沒有做黨的組織建設之外，這段時間更加缺乏黨的理論建設。」甚至連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亦認為「好皮毛，沒有幾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

「所以我認為，中國共產黨要重寫黨綱。」他如是總結。

似乎過火，似乎高傲。但施永青有資格對此發表意見。回顧他的人生，他可能是香港最熟悉馬克思的資本家，亦可能是唯一一位曾為此走上街頭抗爭的大老闆。他這一生，與共產黨脫不了關係。

「年輕的施永青，絕對會看不起現在的施永青」

1949年，本名施永慶的施永青於上海出生。那年，國民黨節節敗退，共產黨解放軍進入上海。「我來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老豆工作的公司，覺得在上海空間受制，所以來香港發展，這個是事實。」他父親花了些時間安頓，3年之後，把施永青及家人接來香港。

由於「慶」字的繁體太難寫，名字改為施永青的他，居於長沙灣的工人宿舍。施永青回憶時，總稱往日居住地為「紅蕃區」——那時，香港生活環境惡劣，棄嬰、難民、黑社會衝突，只道是平常。

年幼的施永青聽到棄嬰哭聲，有想過前去一探究竟；間或目睹黑社會仇殺，耳聞受害者哀鳴，施永青亦有過爭扎。每次，父親都會拉著他：「拳頭在近，官府在遠。自己都顧不好，怎麼照顧別人？」

現在，施永青回想時，仍覺得父親所教實為正確。惟在當時，踏入青春期的施永青，年輕的躁動衝破了教誨。何況，那年香港有如燒熱的洪爐。

1967年，長期身處貧困環境，早已對現實社會不滿的施永青，放學回家時中途下車，前往新蒲崗，一家人造膠花廠正好爆發工潮。本身只是圍觀的他，看著看著，竟融入了工人暴烈的洪流：別人叫喊口號，他也跟著叫喊，又與群眾在街角朝一個落單警官扔石頭。由始，對左翼思想深感興趣的施永青，踏上了無產階級革命之路。

中學時期，他是學校眼中的搞事分子：帶領同學拒絕為學校的體操表演包銷門票，在校內組織「鬥委會」，設計巨幅標語懸掛於學校，上書「打倒黃老闆（即校長）」五個大字。因而同學視他為英雄，更以一人一票推舉他為班長。校方甚為為難，決定推翻選舉結果。當時，施永青拋下一句「我不想做老師的傀儡」，決定退出選舉。

中五畢業以後，他從事收入微薄的夜校教師，教導勞苦階層學生，只為喚醒工人的階級意識；他又勸說十多位朋友入行，共同授課。「年輕的時候，我踢過很多人入會」，施永青狀甚自豪的說。期間，他又認識了倡導「不斷革命」的革命馬克斯主義者同盟，日夜來往的朋友，是穿著哲古華拉大頭滿街走的長毛梁國雄和劉千石等左翼分子。

那個年代，施永青和香港近年的示威者，除了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不同外，近乎一樣。他甚至覺得，年輕的施永青，絕對會看不起現在的施永青。

左翼之路，斷絕於左翼共黨之手。1976年四五運動，北京於天安門血腥鎮壓群眾。自此，施永青對社會主義的希望，就此死去。70年代末，他面對現實，從革馬盟轉往地產業，創立中原地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你只能接照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生活。」

創立中原後，做了一年，賺了一百萬，那顆反叛的心又再蠢動。年輕的施永青向現實作出最後一次反抗：他退出中原，回家看書，「追求另一些生活」，星期一讀哲學，星期二讀自然科學，星期三讀社會科學。

就這樣過了一年，現實回歸。積蓄漸少，女朋友由於缺乏安全感，也離他而去：「後生的一段時間就跟你啫，大部分人長期都不會跟你。」這次，施永青真正向現實低頭：「就覺得在資本主義社會能做出成績的就只有創業。你做出了成績，就掌握了資源，你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

二次再入中原，正式宣告青春的死亡。他成為了現實的施永青。

「轉左從來不是好事」

回到現在，新的現實襲來，新的香港，新的規則。正在迷惘的香港傳統建制派，也似找到代罪羔羊，將矛頭指向地產商，卻又與中央的「共同富裕」話風似乎一脈相承。

以往，令廣大香港人所恐懼的，令他們走上街頭的既得利益者們，總可置身事外，並對反抗者口誅筆伐，當中當然也包括施永青等人。今天，如同網上一句名言「共產黨殺到嚟，九龍新界無得避」，一直似是左右逢源的施永青，又將如何面對迎面而來的現實？

9月，中國大陸瘋傳一篇名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文章。作者李光滿引用最近中國的一連串變動，聲稱「這是一次從資本集團向人民群眾的回歸，這是一次以資本為中心向以人民為中心的變革。因此，這是一場政治變革，人民正在重新成為這場變革的主體，所有阻擋這場以人民為中心變革的都將被拋棄。」

縱使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批評該文章，稱中國近期一系監管市場的措施，僅為糾正資本野蠻生長，並非文中所說的革命。施永青卻認為，這切實是一場深刻革命。「我就是屬於感覺到的人才寫 （這麼多文章）......向社會主義方向走， 現在是無可避免，會在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影響中國的政治。」

事實似乎正如施永青所說。10月8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就《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包括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等。同日，中國網購平台美團遭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罰款34.2億元人民幣。李光滿亦再次撰寫文章，稱近期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官方未有就此文作出回應。

施永青再以習近平打貪行動作例子：「他現在沒有用文革的用詞，實際上......如果用毛澤東的說話，他是要對付黨內的走資當權派，只不過沒有用那些字眼。」他沒有掩飾自己對這條改革路線的質疑。他研判，中國在歷史上，轉左從來不是好事：「60年代初（大躍進時期）都好傷，到64、65年，陸續先至好返（才慢慢變好）。66年無幾耐，毛澤東就身痕（技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左了。又辛苦一輪。到鄧小平上台，這次右得最長，所以好得最久。這次由78年，右到去2010年咁濟。現在就開始左了，有些人覺得唔好玩啦（不要玩下去）。」

「中國改革開放，是靠黨管少了，而不是靠黨管多了。現在卻似是全靠黨的偉大領導下產生。」他的招牌笑容，此時消失了一剎。「如果處理得不好，中國人對過左的路線，猶有餘悸，驚的......在中美角力的情況下，好多人都會支持中國。基於民族主義，我都是支持中國的。但，是否支持中國走文革路線呢？大部分人都不支持啦。」

那香港呢？被問及「共同富裕」會否引進香港，香港地產商又如何避免受壓，施永青只是重覆同一套說法：《基本法》105條規定了香港行一國兩制，資本主義，「中央不可能去指使地產商做什麼什麼。」

「我為香港做了一個示範」

2019年9月，《新華社》發表文章《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將反修例運動的責任引導至地產商身上。壓力之下，地產商隨即回應。同年11月，五大地產商之中，有四家先後捐出或借出地皮作公共用途。施永青卻表示，當年他「早叫他們不要捐......那時很多人捐，是發展商的愚昧。」他認為，若果北京迫得太緊，「中央亦要面對，地產商以後不玩的風險，逐步減少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就算不減少，他不再增加，將香港的資金調走。」

幾個月以前，整體融資金額達到了約68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教育行業，在中央一聲令下，於數夜之間化整為零。前車可鑑，施永青如何肯定，中央會對香港的地產商手下留情？

施永青上彎的嘴角再次下沉，一直侃侃而談的他首度停頓了兩、三秒。「所有錯誤的行為，都會受到後果的懲罰。當然，在歷史上，在世界層面上，這些懲罰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出來。不會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他坦承：「我只是意識到，有些東西在改變，我未看得好清楚，所以不可以好清晰作出評價。現在是處於異變的前奏。」

毫無疑問，施永青並不想接受這次現實；他對中國共產黨，亦多有不滿之處。2019年反修例運動正酣之時，施永青於專欄文章《為甚麼我還是選擇做建制派》中寫道：「對於中共的所作所為，我其實有很多都不認同；但中共的存在已是一個短期裏不可改變的現實，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們也得接受。」

在這次他不願面對的現實之前，他仍未能與香港的示威者產生共鳴。除了批評中央，他亦批評香港的反對派不切實際：「有些事是達不到的，我只是指出他們達不到......你在阿富汗，追求驅逐美國離開阿富汗，你怎可能在阿富汗的議會中達到目的。你想驅逐美國離開阿富汗，你要加入塔利班嘛。香港都是一樣，你要打倒一黨專政，你要上山打遊撃才行。」

談及政治道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他斷然表示，赤柬的波爾布特也很有理想。「一條政治路線是否正確，是要看行出來的結果，是不是理念正確就可以。」

「你反抗了，結果如何？結果是自己就......不坐監的，就走佬。其他人就被迫接受一國兩制的第二個版本。」他的笑容三度消失。「你將香港本來得到的，也拋棄了。」

諷刺的是，在這個第二版本的一國兩制之下，他對抗現實的方式，竟是繼續發聲。「其實我為香港做了一個示範，香港還有一國兩制，還可以妄議中央。」

「我是一個篤信真理，堅持真理的人。」他笑得自豪。

若果有天，政權定性他的發言亦違反了國安法，他仍會堅信、宣傳真理嗎？他眨了一下眼，「若果當地的法律不容許，到時再決定我是否走向地下......現在互聯網時代，更加難去阻止訊息的傳遞。」

他沒有說清「走向地下」的意思，只道：「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有限。」

訪問尾聲，在多次追問「如何應對你絕不想接受的現實」之下，他坐直了身子，正眼看著記者。「我有不信命運的一邊，也有（相信）宿命的一邊。我的宿命就是，我在中國人的家庭出生，就註定做中國人。我不接受命運，例如我不信風水，不信相命，我認為人的努力是可以扭轉一些事。但是，每個人都受到一定的時空局限。」

答畢，他又掛回熟悉的笑容說，他已經72歲了：「我都沒有幾耐日子啦。我年紀唔細（我都沒有多少日子了。我年紀不小）。」

死亡在前，他的確無懼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