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豆瓣「一星運動」:小粉紅當警察,這回倒霉的是小津安二郎?

年輕一代的「小粉紅」和「道德警察」正在利用上代人努力爭取的網絡言論自由,用看似民主的打分進行着某種無形的封殺行動。


豆瓣的應用程式。 攝:陳焯煇/端傳媒
豆瓣的應用程式。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05年,網友「阿北」創辦了豆瓣網,他的初衷並不複雜,想要建立一個基於針對影音書(電影、音樂和書籍)的評論而具有社交功能的網站。可以說,在豆瓣最初的設定上,「阿北」參考了數個國外影音書評分網站,將其做了一個大綜合:如今,評論書籍的goodreads,電影資料庫性質的IMDB和樂評人網站Pitchfork都被認為是豆瓣模仿的對象。

但不管如何,阿北成功地將文藝青年所喜歡的影音書和當時流行的論壇形式糾結在了一起,很快就在小範圍內聚集了一批用戶,形成一個小眾但熱鬧的平台。如今,這個平台已經成為有2億註冊用戶的網站,儘管一直被互聯網業內批評「不温不火」,但誰也不可否認它在中國前後三數代文藝青年心中的地位。

最初,豆瓣的小眾是一種堅持,一些用戶甚至捨不得讓它變得大眾起來,它像是現實之外的飛地,讓遍布全國各地的青年人獲得一種虛擬但真實的連結。

記憶裏,我是在2007年註冊並使用豆瓣的,彼時豆瓣用戶不足100萬。不誇張地說,在其後十四年的時間裏,我幾乎每天都會登陸,見證了這個網站從小眾文藝到逐步「出圈」的變化,不少「豆友」也變成了現實中的朋友。

最初,我們在豆瓣上分享彼此喜歡的藝術電影,加入各種興趣小組,將自己不想在生活中分享的東西寫在這裏。不僅如此,作為現實裏無人問津的普通人,我們在這裏也可以隨意發表對一部作品的評論,喜歡也好,討厭也罷,這裏給了文藝青年一種難得的「自由感」。

豆瓣打分從建立之初就是五星制。「一星」代表很差,「五星」代表力薦,也可以不打分不表態。即使不使用豆瓣的社交功能,對於很多用戶來說,豆瓣網也是一個不錯的數據管理工具,有效地記錄自己的閲讀、觀影和聽歌。

隨着豆瓣網越來越為人所知,用戶也越來越低齡化,豆瓣的整體輿論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在以八卦聞名的豆瓣小組「鵝組」的帖子裏,越來越多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佐證。

此外,隨着影響力的上升,普通觀眾也會以豆瓣分數作為自己選擇電影的重要標準,這裏自然也成為資本競相入駐的地方。時至今日,豆瓣的打分功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純粹,不僅有票房訴求的片方會用各種方式干預分數,瘋狂的粉絲也會在這裏號召出一場場的「打分運動」,如僱傭水軍為一位作品打「一星」或者「五星」以達到某種目的的行為比比皆是;更讓人恐懼的是,公權力與民粹分子還會假以「愛國」之名用「一星」掀起網絡世界的「口誅筆伐」。

近日,因為「流量明星」張哲瀚在靖國神社拍照的事件引發了豆瓣新一輪的「一星」運動,網友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刺激下不但抵制張哲瀚的作品,連帶着曾作為「侵華日軍」一員的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的一系列作品都被網友以打「一星」的形式衝擊。面對如此亂象,我們不妨回溯下豆瓣各種「一星運動」的歷史,從中看出近十年的輿論場微妙但深刻的變化。

豆瓣的打分功能早已失去純粹,不僅有票房訴求的片方會用雇傭水軍等各種方式干預分數,瘋狂的粉絲也會在這裏號召出一場場的「打分運動」,而公權力與民粹分子也可能假以「愛國」之名用「一星」掀起網絡世界的「口誅筆伐」。

《陳情令》劇照。

《陳情令》劇照。圖:網上圖片

「一星」作為一種態度

打分不僅代表個人對一部作品的評價,也能代表一種態度。我還記得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出來的時候因為豆瓣分數過低,引發了媒體關注。當時有人質疑豆瓣干預算法:既然八成觀眾給了一星,為何最後得分還是停留在5.1(事實上應該更低)。

其實對於這一部分網友來說,「打一星」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用來表達自己的態度,他們標註一星的行為未必針對電影本身的質量,而是針對這部主旋律電影的意識形態;片方也會通過操控豆瓣對這樣的打分行為作出應對,比如採取僱傭水軍打高分或者將分數限定在一定標準。諷刺的是,如果說十年前豆瓣控評的方式還「僅僅」是在最終分數上「注水」,十年後的今天,這部電影的分數和評論在類似種種「干預」下已經徹底無法查看。

如果說《建黨偉業》的控評事件背後有着公權力的陰影,兩年後導演馮小剛炮轟豆瓣影評人則可以看做是一次資本與網友的「對戰」。2013年,馮小剛的《私人訂製》上映,上映10天就破了5億票房,但卻在口碑上落了下風,豆瓣網惡評如潮,甚至被一部分網友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郭敬明《小時代》相提並論的爛片。此舉一度激怒了馮小剛,他一連發布7條微博,炮轟影評人,稱影評人是大尾巴狼,和他們「勢不兩立」。

馮小剛的言論自然不能恐嚇住網友,此言一出,他的電影立刻收到了更多的「一星」。類似的例子還有2019年FIRST電影節CEO李子為在台上為電影《馬賽克少女》發聲,認為這部電影不應該低於「三星」,評分低是豆瓣影評人不公正,結果也遭到更多網友「一星」的標記以抗議這種言論。

遺憾的是,這種用「一星」表明自己立場的行為固然可以看做是一場網絡意義的民主運動,有着對抗資本和強權的意義,也有維護影迷尊嚴的可貴;但在這個過程裏,一些網友其實根本沒有看過影片就打低分,這本身可能也存在着極大的倫理問題,讓具有公義色彩的行為蒙上了陰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照。

《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照。圖:網上圖片

用「一星」表明自己立場的行為固然可以看做是一場網絡意義的民主運動,有對抗資本和強權的意義,也有維護影迷尊嚴的可貴;但過程裏一些網友根本沒有看過影片就打低分,這可能也存在着極大的倫理問題。

品味的較量與「粉絲」經濟

立場既然驅動網友給沒有看過的電影打「一星」,面對看過但「冒犯」自己的電影網友自然更不會手軟。2019年新年第一天,青年導演畢贛的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因為過度宣傳導致觀眾預期與電影基調不符,而引發了一場豆瓣「一星」大戰。

作為一部藝術電影,這部電影的受眾並不廣泛,但是為了回收電影的高額成本,《地球最後的夜晚》不得不採用一套更商業的宣傳策略,以這部影片定位為一般的「愛情片」,以「一吻定情」、「湯唯黃覺高甜狗糧」等元素作為賣點,吸引不少觀眾以觀看這部電影跨年,創造了預售期超一億票房、上映當天就破兩億、口碑卻同時斷崖式滑落的罕見現象,第一波的口碑就差評如潮,第二日票房滑落96%,全天收入僅一千多萬。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不因為畢贛的電影質量堪憂,相反還頗有一些可圈可點的地方,但是作為一部給少數人看的藝術電影,這部電影最好的去處其實是電影節和藝術影院,而不是普通觀眾。帶着觀看一部浪漫愛情片期待的觀眾走進電影院,發現自己看到的是一部充滿了囈語和符號的文藝片,故事情節不明確,鏡頭語言過於先鋒,帶着約會的心情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這部電影對於這部分觀眾來說就是失敗,他們只能以在豆瓣「打一星」的方式來表達不滿。

與此同時,文藝電影的票房其實比商業電影更依賴於豆瓣的評分,當沒能在電影上映前兩天看到這部電影的觀眾看到網站上清一色的差評時,他們就會重新考慮自己的觀影意願。另一方面,對於藝術電影的資深觀眾來說,這部電影的過度營銷雖讓人失望,但電影本身的質量還是在一定水準之上,不少畢贛的支持者選擇用「五星」表達自己支持的態度,在網路上形成了有趣的對照關係。

而隨着「粉絲」經濟的興起,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因為明星肖戰的粉絲因為不滿某網絡小說以肖戰的形象進行書寫,就舉報了網文平台AO3,使得後者無法在中國大陸地區登陸。作為報復,肖戰主演的《陳情令》也被豆瓣網友狂打「一星」,肖戰也被不少網友抵制,成為當年最熱門的文化事件。

此外,出於對偶像的維護,粉絲團體給偶像競爭對手的作品打低分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就連大導演諾蘭的粉絲都有過如此不理智的行為。2008年,諾蘭的電影《蝙蝠俠:黑暗騎士》上映,為了要讓這部作品成為所謂「影史第一」,諾蘭的粉絲不惜用故意差評的方式將排名第一的《教父》拉下神壇。

如果有超過十年以上中文互聯網使用經驗的朋友不難發現,當下互聯網的輿論環境較之上一個十年,面臨着一個斷崖式下滑的狀況。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劇照。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劇照。圖:網上圖片

道德、愛國與審查

如果有超過十年以上中文互聯網使用經驗的朋友不難發現,當下互聯網的輿論環境較之上一個十年,面臨着一個斷崖式下滑的狀況。如今豆瓣上如火如荼的「一星運動」,正在一點點吞噬文藝自由的可能性。年輕一代的「小粉紅」和「道德警察」正在利用上代人努力爭取的網絡言論自由,用看似民主的打分進行着某種無形的封殺行動。

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簡化為「怨婦和渣男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講的是「出軌的女人沒有好下場」,《洛麗塔》則是一部為「戀童癖」開脱的邪惡作品,這些文學史的經典通通被網絡上所謂的「三觀警察」打了「一星」。儘管有評論者認為這些「一星」的評價不過是文藝評論工作大眾化,人們不再尊重權威的表現,是藝術評論的私人性的表現。這話看似頗有道理,卻忽視了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語境與複雜的精神內涵,看似是言論自由,事實上是一種對藝術作品的泛道德化審查。

畢竟,相較於成文的法律,道德的邊界更加模糊,標準也因人因事而異,個人行為的打「一星」一旦變成一場「運動」,所影響的就可能不僅僅是具體作品的分數那麼簡單。已經發生的案例表明,就是沿着這樣的行事邏輯,鄭爽、霍尊等藝人因為「私德」問題被公權力封殺,其背後的邏輯就是「民意」,如此一來,勢必形成一種人人自危的心態。

其實,早就有法律人士對前陣子沸沸揚揚的吳亦凡涉嫌性侵的事件表示過憂慮,在事實沒有調查清楚,他沒有被法院宣判之前僅僅是犯罪嫌疑人,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更不該隨意泄露其隱私。但事件一出,官方媒體對他的口誅筆伐伴隨着娛樂圈的「封殺」,這些行為都在事實上踐踏法律精神。

何況,中國官方的主流敘事早就將道德和愛國綁定在一起,張哲瀚此次的遭遇就是如此。作為公眾人物,他的行為或許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其行為既不違法,也不傷害他人。作為明星,或許可以批評他缺乏歷史常識,經紀團隊審核不嚴,但仔細推敲這件事,一位公民兩年前發在社交媒體的私人旅遊照像被「挖墳」一樣作為不愛國的「漢奸」罪名,連帶着豆瓣上的日本電影都被波及,着實讓人「細思極恐」。

儘管有評論者認為這些「一星」的評價不過是文藝評論工作大眾化,人們不再尊重權威的表現,是藝術評論的私人性的表現。這卻忽視了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語境與複雜的精神內涵,看似是言論自由,事實上是一種對藝術作品的泛道德化審查。

至於在這場風波中被波及到的小津安二郎,其對侵華問題的曖昧態度歷來受到詬病,電影學者對此也多有批評和研究,可是人始終是歷史的囚徒,我們既需要反思和清算出生於118年前的小津身上背負的歷史罪孽,更應該做的是正視當下和歷史,在戰爭的陰影遠沒有消弭的今天,關注和研究讓一位以温情著稱的導演成為侵略者的制度遠遠比粗暴的「封殺」重要得多。

在這件事上,華納流媒體平台HBO+對待《亂世佳人》的態度或許值得借鑑,面對這樣一部有種族歧視傾向的經典電影,他們採用了加入評論字幕的形式展現這部電影歷史局限性,讓年輕一代的觀眾在觀看這部電影的同時意識到其中的歷史的問題,既尊重了電影的藝術性,也正視了歷史的局限。

或許,面對國內越發紛繁複雜的輿論場,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不費力氣的「打一星」,而是在不斷的思辨和討論中對具體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任何彰顯態度和抒發情緒的「一星」,不論是維護抑或反對官方的意識形態,也許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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