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蔡英文以「辣台妹」的形象從谷底反彈，成為台灣的「新頂流」，用的仍是社群工具，而且用量更多、強度更大；公部門也積極跟上腳步。除了抓準第一時間回擊的覺悟，最關鍵的是這次「空軍」使用的彈藥換了，除了直接交戰外，也肩負製作並空投材料給支持者的任務，緊抓迷因工程和「二二二原則」：兩張圖、壓上二十個大字、說明少於兩百字；於此同時，站在第一線的公務員小編，也正式成為打造聲量部隊的一員。

根據QSearch收集到的數據，2019年底時，台灣前一百大人物粉絲頁，四分之一是政治人物，每天的新聞和社群熱點，都能看到公部門或側翼們製造出來的「熱搜」。

線下「陸軍」是新戰略的延伸

彈藥對了，效果就出來了。此時的社群工具已不再是太陽花世代的專利，每個年齡層從工作、娛樂休閒、資訊吸收、親友間連絡交誼，都開始移到這些平台上進行，競爭使用者的注意力，這也正是資訊戰能成功投放各種製造社會裂痕與爭端的訊息的路徑。為此，府院黨的宣傳系統在正規軍外，招募了一群有能力打游擊戰、巷戰的言論領袖、支持者和粉專主，讓他們從自己既有的人際關係與小傳播群開始「反攻」。

在「辣台妹」路線下，公共溝通接的也不是「地氣」，而是流行文化裡偶像與粉絲的互動模式，側翼與KOL如同會和經紀公司密切合作的大粉、後援會幹部，將拿到的材料根據不同受眾進行加工或二創，並熱情組織粉絲們參與「辣台派」見面會等活動；至此，陳水扁為民進黨奠基的「政治明星化」路線再次進化，網友們也暱稱這是「蔡英文2.0」。根據QSearch收集到的數據，2019年底時，台灣前一百大人物粉絲頁，四分之一是政治人物（《真相製造》第346頁），每天的新聞和社群熱點，都能看到公部門或側翼們製造出來的「熱搜」。

重新回顧2018~2019這兩年，台灣確實一度處於歷史岔路口，若沒有中國走上強硬路線、戰狼外交、提前撕毀一國兩制承諾並加倍打壓香港等大環境的變化，如今我們看到的恐怕將是非常不同的台海局勢。因此，即使在這樣一篇以批判、反思側翼現象的文章中，也必須承認在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社會被極度撕裂、沒有太多時間留給台灣的處境下，選擇並不太多。

游擊隊能操作的武器並不難複製，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民黨文宣試圖趕上、努力簡化文字、精緻美感，假訊息攻擊也透過各種「試錯」來測試各類防禦系統。如今只有回到改善體質的正規路徑，才可能與之對抗。

但進入2021年以後，不論是各部會的宣導，還是由側翼出面攻擊對政策有不同意見者的效應，在「同溫層」之外已有降溫現象，最明顯的是為了緩和藻礁公投造成的衝擊，經濟部宣佈了新的外推方案（卻沒有具體交待新方案的依據，以及是否會影響原本設定的如減煤等目標期程），而振興五倍券政策也一再修改，應與府院高層感受到民意開始變化有關。

而綠營內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在利用這套方法，各自搶佔聲量，以求獲得更多資源和參選機會。如今，我們很難知道哪些游擊隊只針對中國的資訊戰進行反擊，哪些是以自身利益為先的派系的軍閥豢養的勢力，又有哪些是敵人部隊偽裝成的盟軍，甚至有沒有人已經做起了國際傭兵的生意，兜售起自身的影響力。

另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是，游擊隊能操作的武器並不難複製，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民黨文宣試圖趕上、努力簡化文字、精緻美感，假訊息攻擊也透過各種「試錯」來測試各類防禦系統，如事實查核機制、Line上的提醒機器人等運作的漏洞。如今只有回到改善體質的正規路徑，才可能與之對抗。

側翼的主要工具：國族主義

過去三年多來，由側翼路線形塑的氛圍，卻更像將愛國當成避難所的無賴，國族情感只是工具、導向的是憤怒與盲目的仇恨，不容批評、也不容深思，一切都是在野黨、左膠、中國的錯，執政絕對沒有錯。

正因我們的民主太年輕、公民社會尚未紮根，加上當時對極權國家以資訊戰攻擊民主社會的手段理解還不深，能用來快速喚起危機意識、凝聚台灣民心的工具並不多，訴諸素樸情感、不需要什麼深刻大道理、用簡單圖文就可以表達的國族意識，就成了最適合的工具。

從台灣最具公信力之一的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來所做民調的趨勢來觀察，可看出每一次台灣認同的大幅成長、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兩者都是的比例下降，都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打壓有關。第一次台海飛彈危機、總統直選，SARS、以及香港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造成的是台灣人對中國的不信任與恐懼，而各種小粉紅抵制台資企業、出征台灣藝人的事件，則是讓更多民眾意識到不能不管政治，因為政治就是會方方面面滲入生活，甚至影響到日常與娛樂消費的選擇。

網民曾半諷刺馬英九為「台獨教父」，同理，蔡英文當選後，原本這個數字並沒有明顯波動、甚至還曾小幅下跌再次明顯上升的時間點，正是習近平發表對台強硬的談話，以及強勢打壓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偏向獨立和主張儘快獨立的比例同時也上升近十個百分點。

國族意識並非絕對不好，畢竟人類都有尋求歸屬感的需求。東奧期間，不分勝負對選手的肯定與疼惜、持續關注體育環境的不足，就是一個更正向、健康的建構方式，也體現了《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到兩個原則：其一，是共同體情感的來源，除了歸屬之外，還有羞恥感，也就是會對自己國族的不當作為感到愧疚。其二，則是與宗教信仰相對照，一個真誠的國族主義者，會承認自己國家的錯誤，甚至投身改變這些錯誤。

可惜的是，過去三年多來，由側翼路線形塑的氛圍，卻更像將愛國當成避難所的無賴，國族情感只是工具、導向的是憤怒與盲目的仇恨，不容批評、也不容深思，一切都是在野黨、左膠、中國的錯，執政絕對沒有錯。至今，想好好說理、試圖討論政策的公共論述，幾乎都得先進行自我政治立場的揭露，自嘲「請不要出征我」，起手式成了「我挺台」、「我是深綠」，即便在肯定現有政策方向之餘進行其它意見討論，仍免不了遭遇網路暴力，一律被指為「為中國遞刀」。

國族主義過度擴張導致政治極化

如果硬要將人權與國族認同對立起來、自行排序，如同過去幾年一些匿名粉專與言論領袖發出的激化言論，只會不斷助長糟糕劣化版本的國族主義。

過去，台灣認同一直在不同政權與文化殖民中，被政治力打壓、扭曲。同時，轉型正義未竟，威權政黨的遺緒至今仍是政壇第二大黨，在這種艱難處境下，台灣國族意識成了一個只能積極鼓勵、萬般呵護的存在，不少綠營支持者在抗中焦慮下，將不惜一切守護民進黨執政當成唯一答案，令過去幾年公共性與社會議題的討論空間幾近癱瘓。

如今在COVID-19疫情之後，台灣不再獨自抗中，成了民主陣營與中國對抗的最前沿，給了我們多一些餘裕，去思考民主與國族建構的深化，好好回答「我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這個一直被擱置的問題。

民主化前期，台灣有不少知識份子因熟悉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教訓，堅信國族主義最終只會導向極端與納粹化，是有害、過時的東西。不可否認，在國族主義成為普世信仰的二十世紀初，也是人類史上最暴力、最具毀滅性的年代，也因此讓當時的知識份子對台灣認同的建構，始終存有戒心，認為避免更多暴力與戰爭、消除貧窮與苦難，應該寄託於超越國界的地球村概念，而非特定區域或國族之上。

不過1980年後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卻給出了看似相反的敘事。首先，東歐多個國家靠國族意識堅定反抗意志、擺脫蘇聯培養出的共產極權的控制；接著，西歐與北美國家的經驗，發現大融爐式的認同並不如想像美好，甚至發展成柱狀社會，形成互不往來的社群，為資源競逐而關係緊張。這些現象似乎也都支持著公民國族主義者的論點：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太過遙不可及的當下，一個有某種「邊界」（例如共同文化、生活方式或對民主的信念）的認同，反而成為能最大程度避免社會分裂、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石。

進入21世紀後，民粹政治的發展迫使我們面對人類對歸屬感的渴望，在得不到安放後所迸發的反彈力量。當知識經濟大幅改變生產方式後，階級與傳統政治上的左右光譜，也均不足以回應現代社會下個體的多重身份，而自由派、「進步派」花費諸多精力倡議的身份政治背後，也能看到一種情感機制的存在：在追求平等權利的同時，不少人嚮往的是「像我這樣的人」被看見、被人尊重、能以自己的身份為傲。

由情感所引導出的力量，能使人超越自我、一起努力成為更好的人，同樣也讓人相信自己必須義無反顧銷滅一切威脅這個共同體生存的「敵人」。為彌補這個副作用，「公民國族主義」首先拒絕以血緣、語言、文化等外在條件來決定認同，並將對公民權益的保障與認同並列，成為一份雙向社會契約。如果硬是要將人權與國族認同對立起來、自行排序，如同過去幾年一些匿名粉專與言論領袖發出的激化言論，只會不斷助長糟糕劣化版本的國族主義。

「左膠的世界性陰謀」

自2018年底地方選舉大敗後，「罵左膠」似乎成為由側翼帶頭發起的全網運動。

過去兩年，在側翼現象裡有一支突出的論述值得拿出來當作案例思考。自2018年底地方選舉大敗後，「罵左膠」似乎成為由側翼帶頭發起的全網運動。必須指出，台灣的政治極化和西方政治理論談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會嘲弄「左膠」的網民絕大多數並不反對全民健保、長照等政策，「左右之爭」，說穿了是「意見相左」，例如另一個被側翼斥為「左膠」的房屋實價登錄政策，本質是維持市場自由、透明，但真正脫胎於左派理念的社會住宅，因為執政黨列為針對青年選民的重要政策，這些慣於操作對立的帳號寫手，就安靜無聲了。

把時間再稍微往前撥一點，2013年反服貿運動中，人人搶當左派，連一直立志以國族主義建構台灣意識的基進側翼，都要堅稱自己是「左獨」。如今，只有在外媒關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婚姻平權、第一位跨性別閣員、非核家園背後保育環境的理念，這些才是使世界看見台灣堅持民主價值、包容多元的功臣，外媒攝影機一關，就都是背刺、扯後腿的中共同路人。

說白了，民進黨支持者在意的，是太陽花時曾站在一起，後來卻投入時代力量的成員，以及後來推動同婚、環境保育的社運領袖們。這些人在民進黨全面執政後，仍在不同位置監督執政者、直白戳破民進黨多年來與地方派系和資本企業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履次在他們準備宣佈重要外交突破或政蹟時，不識相的揭發弊案，或當面給予難堪。

有趣的是，這些側翼粉專與KOL們，對真正有機會阻絕有中國官方持股的資金持續掌控台灣企業的法案，或關係到如何查緝中國網軍資金的金融法規，卻看不到同等熱情去談其重要性、追問立法進度。

為轉移無法兌現選舉承諾的尷尬，有人開始將民進黨戲稱為「沙包黨」，並為其寫出各種萬般委屈、忍辱負重的文本，讓不少選民相信所有對政策的質疑監督，都是過當的無理取鬧，不應理會，且為其套上「進步派」的稱呼，稱自己是懂人情義理、能溝通妥協的務實派，而「左膠、社運、在野黨」都是「過度理想化、沒現實感、涼薄寡情的」。

這些看似意氣之爭的語詞，都是為了建立「人設」，使對方被穩穩釘在敵我識別中的「敵」的位置，也方便將未來所有指出民進黨不足或缺失的人與團體都被扁平化打包，全面預防性將之抹紅抹藍抹黑，或動輒指稱對方是柯文哲或時代力量的支持者（事實是社運圈與這兩支力量一直都不親，對柯更是沒少批評）。這麼做，可以喚起綠營支持者對白黃兩黨抗中不力的反感，進而相信所有社會運動都是「來亂的」。

即使根據民意研究專家、政治社會學者的嚴謹考證，地方選舉的選情變化，主因是年金改革、農業政策，以及高雄人口結構改變，網路風向仍繼續無視，持續將同婚議題指為戰犯，掛上恥辱柱羞辱數月，不時就拖出來鞭苔、斥其不知感恩。事實卻是，當時的民進黨根本沒有足夠票數的委員願意扛下社會爭議、支持同婚法案直接在立院進入表決，而領銜提案的尤美女委員，則在黨內承受各種辱罵責難。

到了美選熱議期間，「左膠們」不再雲端離地，而是成了一場全球大陰謀背後，最需要被提防的大Boss。

到了美選熱議期間，「左膠們」不再雲端離地，而是成了一場全球大陰謀背後，最需要被提防的大Boss。許多在太陽花時期搶當左派的人，此刻突然都變身為恨不得消滅所有左派的大右派，緊緊跟隨川普對抗邪惡左翼的腳步。在這幅圖象背後，所有社會正義的倡議、對政策的批評，都因為「打擊民進黨就是幫助中國」的邏輯，成了左派、成了中共以左翼思想滲透、控制全球的大陰謀中的棋子，而川普就是對此揭竿起義的大英雄，誰不支持他的連任，就是想讓親中勢力掌控全球、害到台灣。

一頭鑽進陰謀論、放縱自身被恨意淹沒，會對人的認知造成什麼傷害，又將如何損及自身的政治倡議？至今仍在社群媒體到處問人「蔡英文論文」那群人，或可引以為鑒。

之所以花這麼大的篇幅追溯這幾個名詞在網路用語中的意義轉變，首先是為指出盲目的、只有情感動員層次的國族主義，在網路時代可以在無視事實、變造歷史的情況下，走出多麼荒謬的路徑。但對台灣這樣在地緣政治、大國博奕的夾縫中求生的小國，任何對世界局勢的誤判，都是不被允許的奢侈。而一頭鑽進陰謀論、放縱自身被恨意淹沒，會對人的認知造成什麼傷害，又將如何損及自身的政治倡議？至今仍在社群媒體到處問人「蔡英文論文」那群人，或可引以為鑒。

其次，是想提醒關心台灣的讀者們，極權國家所發動的認知戰造成最大破壞力的，正是以大量半真半假、滿足情感取向的訊息，稀釋正確資訊的傳播，讓人失去對事實的胃口，透過這些加工、挑起情緒的內容，讓民主社會裡不同群體產生對立，失去修復裂痕與不公的能力，讓一般人開始懷疑民主制度的價值。

面對這場不對稱的戰爭，民主國家唯一的但也是最有利的反擊，是從根本上重建公共領域，檢視自己的社會造成民主失靈與不同群體間巨大斷裂的原因，培養出健康的公共討論與懂得如何正確問責的公民。當我們被恐懼所囿，不談價值、不談未來，社會的體質就不可能健壯起來，也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共同體。

綠營支持者是否粉紅化？

當人們放棄歷史感與記憶，將茶館說書、鄉野奇譚性質的資訊當成知識，而拒絕真實時，「粉紅化」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

當執政黨的社會溝通工程，越來越仰仗社群聲量與側翼的協作，當綠營支持者越來越仰賴這些帳號作為資訊來源，當人們放棄歷史感與記憶，將茶館說書、鄉野奇譚性質的資訊當成知識，而拒絕真實時，「粉紅化」是不可能避免的趨勢。

如今最熱衷於「罵戰」、「出征」，拿圖卡到處去親友牆上貼的綠營支持者，也是粉紅化最嚴重的一群，從簡化二分、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自行想像腦補的世界觀、使用的論戰模式和情感的同質性，都能直接對標，其背後對於家、國的想像，對於個體有忠誠義務、凡事應以家國為先的要求、一再提醒你「沒有國哪有你（沒有主權哪有人權）」的核心精神，都是一樣的，只是效忠的群體不同。

對小粉紅來說，國家是不可質疑的信仰，有錯的都是美帝和萬惡資本對人心的腐化，對國家的批評都是幫助境外勢力意圖顛覆。對粉紅化的綠營支持者來說，唯有愛台灣是一切、其它都不重要，若有問題、有不好的，都是黨國遺毒和華國文化對台灣的殖民遺緒，對執政黨的問責，都是幫助中共同路人。

對小粉紅來說，國家是不可質疑的信仰；對粉紅化的綠營支持者來說，唯有愛台灣是一切、其它都不重要。

兩者雖在形式與內涵上相似，但台灣的側翼與網民的協作出征，還無法對被出征的當事人造成完全同等的影響。小粉紅的出征，配合上中國各種整合的實聯資訊，不只能讓當事人直接「社會性死亡」，直接整個帳號被刪除，還可能直接騷擾到當事人在線下的生活，甚至連同家人、親友、學校或工作單位同受牽連，導致被退學或開除，更嚴重一點會約談、在拘留中與外界完全失聯、或以國安法被起訴坐牢。

被側翼和其支持者出征的影響，絕大部份都還停留在線上，透過留言或私訊進行人身攻擊、咒罵、侮辱，直接針對人身安全的威脅相對少，當然從感受出發的話，對當事人造成的精神壓力與恐懼，恐怕是不相上下的，並不會因此就比較輕微或無所謂。但如果有人不怕爭議、不怕罵，或是不受那些影響情緒，至少不會因此被迫禁止表達，更極少牽連到工作與親友。而任何人若看不過去，只要不怕困擾，都還能開口聲援。

兩者雖在形式與內涵上相似，但台灣的側翼與網民的協作出征，還無法對被出征的當事人造成（和粉紅出征一樣）完全同等的影響。但必須格外嚴肅的指出，在一個民主國家，讓一個個體在對公共議題表達意見前猶豫再三、甚至有所恐懼，哪怕只是一種精神壓力，也是非常嚴重的病癥。

但必須格外嚴肅的指出，雖然兩者造成的影響無法同等類比，但在一個民主國家，讓一個個體在對公共議題表達意見前猶豫再三、甚至有所恐懼，哪怕只是一種精神壓力，也是非常嚴重的病癥，且是身為共同體成員們應該一同感到恥辱的現象。疫情之後，更因相關法律規範的不夠明確的缺陷，許多有正義感的網民自主舉報大量與自身政治立場不同、或對防疫措施提出質疑討論的社群貼文，導致大量案件被以「疫情假訊息罪」移送的寒蟬效應，更造成警政資源虛耗，徒增社會裂痕。別說疫情這種較敏感的議題，近來就連討論國家投資大筆文化預算拍攝、希望作為「讓世界認識台灣」的一扇窗的台劇系列，即使於理有據對劇情和史實提出批評與建言者，也紛紛遭遇不同程度的謾罵，再再顯示台灣的民主體質，並不是在一個太健康的狀態。

你可以選擇成為一個真誠的國族主義者，將共同體上他人的傷痛、煩惱、困境、埋怨，當成自己的概括承受，你也可以拒絕認為他者必須證明其有資格成為「我們」的要求，單純以生活裏彼此尊重、互助、協商，來完成這份社會契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重新檢視自己獲取資訊的習慣，拒絕匿名來源、不負責任的言論領袖加工過的東西，將事實放在首位，哪怕它並不可口、不吸引人，但唯有事實，能成為民主社會中意見協商的基礎。

我們要重新檢視自己獲取資訊的習慣，拒絕匿名來源、不負責任的言論領袖加工過的東西，將事實放在首位，哪怕它並不可口、不吸引人，但唯有事實，能成為民主社會中意見協商的基礎。

最後，我想引學者吳叡人於2008年野草莓學運時寫下的這一段話作為結語：

「當強國欺凌弱國，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當資本家壓迫弱勢階級，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統治者鎮壓人民，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面對主權國家體系和全球資本主導的國際強權分贓政治，我主張台灣人民的出路在連結全世界的弱者，而這包括中國人民，我主張連結全世界的公民社會，而這包括美國與日本的公民社會。在不完美的現實當中，我不得不是一個具有左翼傾向，無政府氣質，以及國際主義精神的反帝民族主義者。這是對臺灣歷史脈絡詮釋、判斷與選擇的結果。它是一種歷史的，而非本質的立場，因為人無法選擇他所處的情境；人只能在歷史制約中理解歷史，創造歷史。然而如果有一天，強者不再欺壓弱者，社會變得自由而平等，國家機器被馴服或解消，帝國與資本終於崩解——那麼我只是一個和善、任性、容易感傷，而且喜歡讀詩的人。」

「然而如果有一天，強者不再欺壓弱者，社會變得自由而平等，國家機器被馴服或解消，帝國與資本終於崩解——那麼我只是一個和善、任性、容易感傷，而且喜歡讀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