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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疫苗猶豫」專家官晨怡:我們必須先理解人們不願打疫苗的原因

面對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信任感的建立和「科學」一樣重要。


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 攝:唐佐欣/端傳媒
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 攝:唐佐欣/端傳媒

台灣國產疫苗「高端」於本週開始施打,總統蔡英文在第一天便接受注射,以增加民眾對國產疫苗的信心。自台灣開打疫苗以來,民眾不僅對國產疫苗有許多疑問與不信任,實際上,許多人對「接種疫苗」本身即存在猶豫與考慮,對不同廠牌疫苗的好惡亦十分強烈。在台灣指揮中心原本的規劃中,自費接種疫苗者不得挑選廠牌,但在民眾強烈的反應下,最終改為民眾可以先對疫苗進行「意願登記」,勾選自己想打的疫苗廠牌,再進行正式的排序施打。

對於民眾的「猶豫」或「挑選廠牌」的行為,政府不斷呼籲、勸說民眾「輪到你就去打」,甚至在民眾抗拒AZ疫苗時,說出「英國女皇也打AZ」(實際上英女皇並未公布接種疫苗廠牌)等宣傳詞令,就是希望降低民眾的疑慮,提高疫苗的接種劑數。各大網路論壇也開始出現子女苦惱發問,「家裡的老人家怎麼勸就是不去打疫苗,怎麼辦?」

事實上,這名為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也非Covid-19疫情中才出現。根據WHO的定義,疫苗猶豫是指「儘管有疫苗可用,但民眾遲遲不願或拒絕接種疫苗,導致疫苗可預防的疾病爆發流行」的現象。疫情持續肆虐、變種病毒來勢洶洶的此刻,將疫苗猶豫當做一個正式議題來面對它,發展出有效的風險溝通機制來緩解它,顯然是台灣未來防疫工作的當務之急。

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長期研究台灣疫苗猶豫議題。在她看來,台灣的疫苗猶豫具有哪些本土特色?疫苗猶豫該如何解決?台灣政府當前的風險溝通的方式,還有哪些不足之處?

端=端傳媒;官=官晨怡

不管是政府也好、熱心民眾或意見領袖也好,在做這些溝通的時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論,多一些科學上的論證,就長遠來講,社會會發展得比較健康。

端:什麼是疫苗猶豫?它是這次疫情新興的現象嗎?

官:過去,我們都覺得台灣應該比較沒有「疫苗猶豫」,因為我們過去的各種疫苗接種率都很高。研究之後,其實有些令人驚訝的發現:其實台灣的疫苗猶豫,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點,跟WHO的一些數字相比,可以說台灣人有疫苗猶豫的比例是偏高的。

在疫苗猶豫的群體中,有一部分是家長。為了瞭解他們,我深度訪談、參加他們的聚會、到家庭裡面跟他們聊天,瞭解疫苗猶豫的成因。我觀察到,有一些類型的家庭,比較容易產生疫苗猶豫。例如說他們會去選擇體制外的生育或教育方案:例如居家生產、上自學班等等,或者會願意選擇一些另類療法。

這些社群,平常就跟體制保持著一定距離。但我們也不應該把這些現象歸結在個人身上,好像說「你們這些人就是比較叛逆、對體制不信任才會不相信疫苗」,這也不見得公平。因為我深入訪談之後,就會發現,雖然這些人好像有一些「體制外」的傾向,或者身體觀跟一般主流不同,但歸結到最後,還是因為疫苗的資訊不足,才會讓他們心生猶豫。

我覺得訪談下來,我還是覺得可以歸結出一個現象:我們台灣在疫苗的資訊溝通上,一直都不是那麼注重。以平常這些「常規疫苗」為例,這些疫苗資訊溝通的重點,通常都是先告訴我們「打疫苗有哪些好處」、「為什麼要去打疫苗」,但對於相關風險的仔細說明、事後會出現哪些狀況,其實風險說明的資訊都偏少,所以有蠻多民眾是對疫苗很焦慮的。

那既然常規疫苗都如此、很容易引發民眾焦慮,那這次Covid-19的疫苗當然更是如此。這些疫苗都非常新的,是人類集結眾力在不可能的時間點上把它做出來的成果,很不容易,然而,他卻是要在這種情形下打進每個人的體內,群眾會有質疑,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我觀察到,現在對Covid-19疫苗有疑慮的,已經不只是我上面說的這些「體制外」的社群了,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一般民眾身上。這時候,風險溝通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在我來看,台灣的風險溝通跟國際上比起來,其實作得還是很不夠。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被當成一個政治事件來操作。我們一方面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非常公開的、非常深入討論的過程,來跟民眾去做細緻風險溝通,同時間又有許多把這個疫苗當成是政治事件來操作,去渲染、想像、描繪各式各樣糟糕的情況。

那就會變成是,本來該做的事情(風險溝通)已經沒有做足了,後來不該做的事情又做的更多,民眾的不信任感,一定會被加劇。

我也觀察到,台灣當前的疫苗猶豫,其實不只是關乎「要不要打疫苗?」而是「你要打哪一個牌子的疫苗?」這背後也牽涉到他對政府的觀感與態度。比方說,有些人他可能觀察了政府的防疫措施,覺得政府最近「做的事情怪怪的」,就開始不相信政府,他就會很強烈表態說,「我其他牌子的疫苗都勾了,但我就是不想勾高端」,這其實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票。

那也有另外一個案例,他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他會覺得「我們不能輸給中共!」所以他就決定,就算輪到了其他牌子也不打,他要把自己留著去打高端疫苗。

如果民眾因為這種原因而選擇打與不打疫苗,其實長遠來說,對社會發展是很不好的。其實,不管是政府也好、熱心民眾或意見領袖也好,在做這些溝通的時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論,多一些科學上的論證,就長遠來講,社會會發展得比較健康。

2021年8月23日台北,台灣總統蔡英文接種了第一劑高端疫苗。

2021年8月23日台北,台灣總統蔡英文接種了第一劑高端疫苗。攝:Walid Berrazeg/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在我們當代的社會裡面,他其實是一種多元、真實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真實,他們不見得會只以科學為依據,他還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學一樣重要。

端:就老師看來,台灣政府在應對疫苗猶豫時,有哪些地方還做得不夠好?

官:不要誤會,我說政府「風險溝通不夠」,並不是說「我們的政府很偷懶」,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在風險溝通這個環節上,政府還是維持一個過去的方式:把科學的證據、最好的做法、利弊的權衡、照著我們科學的論證,用最「客觀」的方式,貼在CDC的網站或FB上面。又或者說,指揮中心會派一群防疫醫師來拍宣導短片。但這其實是非常傳統的做法,但當Covid-19來的時候,有很多跟疫苗猶豫纏鬥很久的國家,他們的警覺性很高,第一時間就意識到這樣做不夠的。

那怎樣做才夠呢?其實,政府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必須先了解民眾的疑慮到底是什麼?每個國家民眾煩惱的事情都不太一樣,台灣每一個民眾的焦慮也不一樣。究竟台灣現在的民眾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資訊是什麼?他們想知道什麼?提供了什麼資訊,他們才可能會去打?你必須先去貼近他的擔心,才能以此為基礎,好好發展一個有效的溝通模式,而不是拿科學證據出來、給一個統一的答案,就覺得民眾會照單全收、一定可以安心去打。

比方說,在美國來講,非裔美國人施打疫苗的比例會偏低。那在台灣,老年人打疫苗則是最低的。我想至政府就必須去理解特殊的社群文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跟指揮中心的資訊理解有什麼落差?他們是否有特殊考慮?這種積極地、想要以對方的疑慮為基礎來進行溝通、好好轉譯科學資訊的工作,我們這次做的,其實並不夠。

比方說,你可能要找一個老人家熟悉、信任的對象來跟他們溝通,要派的可能不是陳時中,而是陳美鳳(知名台灣藝人),用各式各樣的努力去接近他們,而不是就站在那裡,告訴你說,看科學證據就是這樣,你趕快來聽我說。

在我們當代的社會裡面,他其實是一種多元、真實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真實,他們不見得會只以科學為依據,他還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學一樣重要。

其實,台灣在這之前,確實是花了好多力氣在研發自己的疫苗,但好像卻沒有想到,疫苗做出來以後,該怎樣讓大家願意去打?這兩件事情其實應該是同時並行的。國際上其實從學界、實務界到WHO都有很多討論,大家都把它當成防疫的重要工作之一。

換句話說,疫苗能否成功,其實關乎兩塊工作:一是疫苗做不做得出來?二是人們打不打?國外很多地方,這兩個工作都是同時並行的。當然,不可避免的,某程度來說,都還是比較在意第一點比較多。

台灣或許過去疫苗種率不低,才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我是很樂觀,我認為現在才發現、開始做(風險溝通)也是來得及的。

2021年7月21日台灣台北,人們在等候接種2019冠狀病毒的疫苗。

2021年7月21日台灣台北,人們在等候接種2019冠狀病毒的疫苗。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合作,發展出一種又能關照人的感覺、又能嚴守科學證據的溝通方式,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端:具體來說,怎麼樣的溝通才算是一個好的風險溝通?

官:我目前沒辦法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絕對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受訪者的感覺給大家聽。舉例來說,有很多有疫苗猶豫的受訪者,會覺得政府的都不願意承認那些不良事件,但他們會覺得,「這些不良事件跟疫苗之間一定有某種關係啊!」如果政府對不良事件說明不夠細緻、沒有好好討論,你很難說服這些人相信你。

第二個,在討論這些不良事件的時候,也不是只使用流行病學證據,而是跟大眾說明更詳細的原因。對於大眾來說,要打疫苗的是我的家人,政府可能真的要很努力,才能找到一個方式去說服大家接受這不確定性。去面對民眾這樣的心情,好好面對它。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指揮中心忙著關照人的「感覺」、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說,要跨領域的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得周全。比如說,我們想要了解這些人(不想打疫苗)的感覺,他們聽到某些訊息的反應是什麼、比較能接受什麼樣的訊息,究竟是什麼樣的訊息會讓他擔心?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合作,發展出一種又能關照人的感覺、又能嚴守科學證據的溝通方式,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舉例來說,我上次在看公視《有話好說》(台灣公共電視知名的政論節目)時,聽到曾在英國受訓的葉庭瑜醫師說,英國首相在針對疫情發言的時候,他背後有一群社會行為科學專家、一個團隊研究他的發言模式。發言的角度、用字遣詞要用到什麼樣程度,你要講出一些不打疫苗的後果讓民眾心生警惕,但又不能把他們嚇死,才會聽政府的話去做這些防疫該做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來說明公衛跟必須跟社會行為科學合作,或許可以發揮比較好的防疫效果。

2021年5月25日台灣台北,化學兵在捷運內進行消毒。

2021年5月25日台灣台北,化學兵在捷運內進行消毒。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未來政府在做相關的風險溝通的時候,其實應該也可以拉一些同時具有另類療法觀點、但也認同疫苗重要性的專家,一起來共同發展這風險溝通。

端:各國的傳統醫學,譬如台灣的中醫,在疫苗猶豫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官: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傳統的醫療,這也是會在疫苗猶豫裡面很需要我們去認識的一個面向。不只台灣有中醫傳統,韓國其實也有「韓醫」,一個社會長期接觸一套身體觀,其實某種程度會很影響人的判斷。所以在這次的調查中,確實也很常出現中醫觀念影響當事人判斷的現象。

比方說,有些受訪者很信任這種自然醫學,他會告訴我說「身體顧好就不用吃有的沒的,不管是西藥還中藥吃太多就是不好啦,可以不要打就不要打啦!」

我覺得這其實是可以給我們很多正面啟發,而不只是一味地批評。未來政府在做相關的風險溝通的時候,其實應該也可以拉一些同時具有另類療法觀點、但也認同疫苗重要性的專家,一起來共同發展這風險溝通。

比方說,我自己也有在看中醫,我也問我的中醫說,你會打疫苗嗎?他說他會打啊,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一套「濁與清的平衡」觀念。在他來看,如果你不打疫苗,你身體可能很「清」,你打了疫苗之後,你的身體可能變「濁」,但是「濁」可以讓你跟外界「濁」和平共存等等,是一套很有趣的觀點。

從這裡來看,針對不同人的世界觀,去發展不同的溝通模式,才會有效。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中醫,自己去發展這套說服病人去接種疫苗的說法,如果政府可以看到,進而系統性地跟他們合作,相信也會對改善疫苗猶豫很有幫助。

 2021年7月2日台灣,醫護人員準備爲市民接種疫苗。

2021年7月2日台灣,醫護人員準備爲市民接種疫苗。攝:Annabelle Chih/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端:在疫情反覆爆發的未來世界,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共衛生與風險溝通觀念?

官:我們過去覺得公共衛生需要的是技術、要趕快掌握知識,然後把這些知識傳播給大眾,大眾就會照著做了。但是事實上,我們很快的發現,在當代社會裡面絕對不是這回事。過去幾年,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去說抽煙、吃檳榔的壞處,但依然還是有相當的人口在抽煙、吃檳榔。

這表示我們很可能需要另外一種專業:從人的經驗、人的生活脈絡去理解這些行為的專業。究竟這些人的行為,背後反映的是怎樣的糾結?知道了以後,才能想辦法解開,疫苗猶豫也是一樣的原理。不能只是一直說「我明明告訴你打疫苗利大於弊啊,你怎麼不聽呢?」

其實,還是需要從每個人的生活脈絡中去理解疫苗猶豫,且建立民眾對你長期的信任。政府需要與社區草根組織合作,打造一套真正貼近社區的風險溝通方法,才是解決之道。如此一來,萬一未來有一天,疫情有所變化的時候,民眾還是願意跟你一起走。這確實是非常複雜、也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來,風險溝通也不應該只是針對疫苗議題來進行而已,它應該是一個長期工程。面對一切都沒有確定答案的未來,我們該如何培養公民社會?怎麼樣打造公民參與機制?如果政府還是用「請你相信我」的方式來單向溝通,長期而言,公民也沒有練習的機會,甚至重新去期待、習慣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中心領導,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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