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匯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八月推出重磅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本篇為第一篇：「網紅國師」背後，是新左派思潮上裂變的三十年。另外，本文也建議搭配閱讀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民粹、粉圈、流量經濟，如何造就了姿勢份子們火紅的影響力。
近幾個月來，一部分中國學者在網絡上的論斷不斷吸引着人們的眼球。從表示「月收入2000人民幣的中國居民，比月收入3000美元的美國居民過得好」的經濟學者陳平，到發布「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微博嘲諷印度疫情的政治學者沈逸，都因為長期發布出格言論而成為網絡紅人。最近期的例子，則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金燦榮，他將不久前河南省發生的暴雨和洪災與美國的「氣象武器」扯上了似是而非的聯繫。
在兩個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談到過，現今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知識平台的娛樂經紀化，如觀察者網、乃至微博等內容平台，紛紛轉型為學者的經紀公司，以娛樂圈造星為模板，孵化學者網紅，依靠不斷出位吸引流量。這些學者的出位言論，看似異軍突起、無根無據，但實際上，其背後卻有着深刻的思想資源積累。甚至就在觀察者網平台的另一些角落裏，沈逸、金燦榮等人的學界前輩們，在試圖搭乘網絡流量順風車的同時，也是在給這些網紅做着思想史的註釋。本文試圖考察的，正是這些近期噴湧而出的民族主義出位言論背後的思想資源。
本世紀初，曾有政治學者提出過一種分析中國意識形態傳播的方法：將意識形態的主體分為三個圈層，分別是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和大眾，以觀察其相互間的一致性與不同，以及彼此的影響（註1）。當然，這三個圈層的劃分遠非如此明確，尤其是用來考察憑藉網絡出位言論而出名的網紅學者——對於金燦榮和張維為等人，很難說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知識階層還是大眾。
當年，鼓吹民族主義、甚至一部分鼓吹自由主義的學者們，最想要實現的圈層躍遷，並非是在知識階層與大眾之間，而是在知識階層與政治精英之間。但今天，向下的民粹式動員已然成為傳播民族主義觀點的不二法門。甚至學者想要獲得向上的、精英階層中的影響力，也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在大眾中出名來實現。
這一模糊性並不是我們今天才面臨的新鮮問題。實際上，在此理論提出之時，這三個圈層之間的模糊性就已顯現。不同的是，當時鼓吹民族主義、甚至一部分鼓吹自由主義的學者們，最想要實現的圈層躍遷，並非是在知識階層與大眾之間，而是在知識階層與政治精英之間——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圍繞着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之中，二者都試圖將自己的政治觀點作為政策方面的諫言向上呈遞，或者至少通過發展自己的學說對政治精英施加影響。
與此同時，面向大眾的自由主義少有傳播，而面向大眾的民族主義則孤立於學術圈之外，諸如《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通俗民族主義讀物，往往被觀察者獨立於當時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新左、自由派之爭。
而今天，正如金燦榮們正在不斷證實的，向下的民粹式動員已然成為傳播民族主義觀點的不二法門。甚至學者想要獲得向上的、精英階層中的影響力，也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在大眾中出名來實現。「人民」，貌似已經「在場」了。那麼，民族主義如何終於跨越了意識形態的三個圈層，實現了政治菁英、知識階層和大眾之間的「通三統」？而人民的貌似在場，是否意味着他們獲得了某種左派曾經呼喚過的政治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