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判斷失誤之後,在對手的咆哮聲中,伍家朗低頭看著羽毛球,左手拉扯著球衣的肩膀位置。濕透的綠白色球衣,離開身體一剎,又瞬間吸附回去。
這是一場世界排名第九,對上第五十九的比賽。排名不是絕對,但前香港羽毛球奧運代表潘樂恩認為,那不是平日的伍家朗。不論是網前交鋒,抑或對羽毛球落點的判斷,這位香港羽毛球代表都失卻了過往的銳利。
這場比賽未開始,伍家朗已成為香港全城焦點。因為在早前的比賽穿上一件全黑,沒有區徽的球衣,伍遭到建制派批評「不想代表中國香港」,最後臨陣更換戰衣。2018年,伍家朗曾表示,他花了兩年時間,克服了賽場上的輸羸壓力。但這次,身穿不熟悉的衣服,面對不熟悉的壓力,終爆冷落敗,無緣晉級。
「在我認知,這件事是沒可能發生的,不應該會發生。」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隊設計戰衣、投身業界近二十年的Eric Leung如此評價。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副院長葉曉雲。](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1/08/3c101200e8064036ab0a877571f3a018.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球衣物料決定表現?
東京奧運意外地為壓抑已久的香港,帶來久違的興奮。截至8月6日,香港運動員已經奪得一金兩銀兩銅,超越了過去6屆奧運的總和。
全城奧運狂熱,終究也避免不了政治化。伍家朗的黑色球衣引來建制派狙擊後,翌日羽毛球總會解畫,稱伍家朗因未能夠與現有贊助商續約,決定自己安排球衣參賽。伍家朗亦於個人社交平台Instagram中解釋,他未獲授權印上區旗,不能擅自印製。根據《區旗及區徽條例》,若未經副行政署長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使用國旗、區旗、區徽等圖案。
比賽過後,穿著濕透新球衣的伍家朗對傳媒坦言,不會將落敗完全歸咎於臨陣更換球衣,但承認受到影響。同時,一眾香港網民亦圍繞球衣提出意見,當中有網民指出,該FILA球衣用料為100%聚酯纖維,必然難起吸濕排汗之效。
不過,根據其2021年的產品型錄,有份贊助其他香港羽毛球運動員的日本品牌Yonex,絕大部分球衣均使用100%聚酯纖維,另有小部分球衣為82%聚酯纖維 & 18%混合纖維。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副院長葉曉雲解釋,一件衣服能否有效排汗吸濕,並非單純取決於物料。纖維的編織、形狀、之間的空隙、後期化學加工等,都會影響到其後果。例如,Yonex的球衣資料中,都會強調其使用了異形斷面纖維,可將熱氣及水氣快速排出。
至於伍家朗一開始穿著的全黑Lululemon球衣,其物料則是49% 尼龍,43% 回收聚酯纖維, 4% 氨綸及4% X-static® 尼龍,售價亦相對較高,是否優於FILA和Yonex?葉曉雲表示,單以物料實在難以判斷,但用上氨綸這種具高度回彈的物料,衣服的回彈力或會更高。
心理影響或更為關鍵
球衣設計師Eric Leung表示,一件奧運戰衣不能只著眼於物料,設計上可是充滿細節。他舉例,為了設計08年北京奧運的戰衣,由2004年開始,他和運動用品廠商團隊已需要親身飛往北京到各運動總會,與相關人士會面,並觀看運動員的練習及比賽,以設計出最合適的衣服。
「例如舉重,原來運動員不會經常將條bar(舉重槓)上胸口,更多是舉到大腿就放下,不斷重複這個動作。」所以,這些部位的用料就需要加厚,或者使用更堅韌的物料。又例如射箭,Eric Leung觀察到運動員經常只需移動其中一隻手,「當時我有個想法,就是不對稱的design。」不過,經運動員試穿後,反饋卻是不甚舒服,「好像有點不Balance(平衡),最後我們就改了這個設計。」
Eric Leung表示,這類與運動員的意見來回,至少需要兩次。同時,設計途中,亦要進行多次科學測試,「例如研究運動員出汗最多的地方」,由開始設計到成品誕生,少說也要3、4年。
那末,球衣對運動員的表現,影響有多大?曾代表香港出戰兩屆奧運的羽毛球運動員潘樂恩表示,香港的羽毛球員很少會得到度身訂造的球衣,臨陣換衣帶來的影響,或許沒有想像中巨大:「可能是質地上或者貼身,但也不會影響打球的速度、力量之類。反而,我覺得整件事是心理上的影響較大。」
伍家朗身穿新衣的比賽中,潘樂恩觀察到,「明顯他的動作和平時的神態有些許不同,沒有以往的從容。」她指出,運動員的確要克服壓力,但是次風波,伍家朗要承受的,是「完全想像不到的其他事情,也不是正常要承受的東西。」
葉曉雲亦表示,相信球衣並非決定輸贏的絕對因素。然而,她指出,除了物理上的功能,心理、外觀、觸感等,都是人們判定衣服是否舒適的指標。衣服緊貼身軀,「可能只是有些許不習慣……都可能令他沒有那麼自信。」甚或,球衣的顏色設計,亦有機會影響球員心理:「有可能他喜歡黑色,深沉一點,又是平實的design。」
事實上,心理層面亦是球衣設計的重要一環。Eric Leung向端傳媒表示,08年奧運的中國隊戰衣,胸口國旗的背後,都會印有中國國歌歌詞:「起來前進」4字。他指出,這項設計,非關外觀,而是考慮到運動員手接胸口之際,與國家的無形連繫:「只有運動員穿衣時才會看到,我們想將這個connection給他們。」
對於球衣會否影響表現,Eric Leung表示,其實不用想得太複雜。即使並非專業運動員,可以穿著熟悉的衣服,表現自然會提升:「你自己打波,都不會突然買一對新鞋吧……我穿得舒服,奧委會又批准,我當然穿上去比賽,就是這麼簡單。」
![前香港網球總會主席周小龍。](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1/08/68eb2487838a4b2c8be2b40aea27388b.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世界級球員亦需自行準備球衣
是次風波,亦令大眾質疑和訝異,一位世界級球員,竟需要自行安排球衣?潘樂恩以自身經驗解釋,除了以整個團隊,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打五場的團體賽之外,即使是世界錦標賽、奧運等,香港羽毛球總會都不會為運動員處理球衣事宜。而球衣的贊助,一向亦由球員自行處理;球員亦不一定要配合穿著羽毛球總會本身贊助商的球衣:「上一屆(奧運選手)周凱華、李晉熙的贊助商好像是Victor,當時比賽他們也是穿自己的贊助商球衣。」
前香港網球總會會長周小龍指出,香港的確沒有規例列明,各體育總會必需為運動員準備球衣,然而,沒有規定,不代表就沒有責任。「(總會)百分之百有責任,不然你這個運動的總會用來做甚麼。」
2014年,香港派出10名網球運動員出戰亞運會。周小龍回憶,當時的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港協),僅提供典禮用的西裝外套,而比賽用球衣,則由運動員自己的贊助商提供。然而,10名運動員之中,只有1名有贊助商提供球衣。當時任網球總會會長的周小龍,負責為其餘9名球員安排球衣,印上名字、縫上區徽等亦一手包辦。「(今屆奧運)有多少個運動員代表香港去打羽毛球?4個而已。問4個人有沒有球衣,是一件好困難的事嗎?」
他表示,若果是運動員個人的比賽,總會自然不應干涉其球衣問題,「但這是奧運呀,是代表香港的比賽……你可以讓他有自由不穿(總會安排的球衣),但你應該有責任要安排,at the very minimum(至少)要準備多幾件吧。」
體育總會不為運動員安排球衣,在國際上實屬罕見。Eric Leung向端傳媒表示,不論中國或美國,與贊助商洽商溝通的,絕大部分都是各運動的總會或協會,而非運動員本人:「當然,若你是巨星,例如劉翔、C朗(拿度),可能就會有自己的Agent(經理人)去處理。」
設計08年奧運戰衣時,Eric Leung和運動廠商的同事,都以各體育總會為主要溝通對象。他更指出,視乎贊助商,球衣的設計偶爾亦要迎合總會主席的喜好。例如,中國隊乒乓球球衣「一定要有龍element(元素), 因為代表中國,其實這個設計是federation(協會/總會) 主席的喜好,贊助商設計師沒有決定權。」
7月26日,港協發表聲明,指個別運動項目比賽時所穿的衣著,會因應不同需要,「由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協調統籌。」
即使香港羽毛球總會的確未有為伍家朗準備球衣,Eric Leung表示,仍可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將球衣帶來的影響減低。
FILA香港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伍家朗的新球衣,是由香港羽毛球總會派員到FILA當地的門市購買。Eric Leung認為,既是如此,為何不考慮其他品牌的球衣?他指出,FILA本身並非專長於比賽衣服的品牌:「它主要是做悠閒運動服的……不是追求performance(表現),而是lifestyle(生活品味)的。」
事已至此,Eric Leung只感荒謬。他表示,伍家朗不是普通球員,而是有能力爭取奧運獎牌,所謂「Top Tier(最高層次)」的運動員。在他過往的經驗中,球員不可能需要突然換下慣用戰衣,體育總會不可能沒有準備後備球衣,球員亦不可能需要自己去購買球衣。
「他是代表香港去參賽奧運,竟然要他自己去買球衣,再印名字上去參加比賽,這已經是悲哀。」Eric Leung道。
![2021年7月28日東京奧運會,香港隊的伍家朗與危地馬拉隊的凱文·科登比賽。](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1/08/19981d0ff3f04720afb377b0bb1d282d.jpg?imageView2/1/w/1080/h/1620/format/jpg)
球衣的背後,是整個架構的問題
周小龍表示,一間體育總會的責任,準備球衣只是基本。發掘青年新晉,以及培訓精英球員,才是總會的主要職責。然而,由於各體育總會的職責,並沒有硬性規定,做多做少,僅視乎各總會的自發性。
2002年,香港網球公開賽停辦。往後十多年,香港網球總會沒有引入或發展任何一項職業網球比賽。周小龍於2014年擔任香港網球總會主席期間,重新引入香港網球公開賽。周小龍表示,當年柬埔寨都有3項國際賽事,越南都有6個,「香港當時可以是1個都沒有。」
另外,周小龍任主席期間,讓球員不只限於總會一位教練,而是出外參與不同的訓練營。周小龍表示,當年一場比賽,成本約為40萬港元,而將運動員送往訓練營,則需要約60萬。當時,香港政府對網球總會的資助,每年約為200萬,「所以我們要自己去找贊助。」截至今年,該家公司仍然是香港網球公開賽的主要贊助商。
現今,羽毛球作為香港的「 A級」精英運動項目,羽毛球總會最近3年獲得的政府資助,分別為3.94億元、5.11億元和4.42億元。周小龍認為,如此優厚的經費,羽毛球總會絕對可以做到更多。
不過,潘樂恩表示,在其職業生涯當中,不論是日常訓練、培訓,以至比賽前後的準備安排,她感覺不到香港羽毛球總會有很大參與:「其實球員和羽總之間沒有太多的交流。」她表示,上述一切,幾乎都由教練一手包辦:「也有可能教練都是收到上面(總會)的指示,就一次過跟我們說。」
總會之間的落差,源自沒有監督與問責。目前,香港共有79個體育總會;理論上,這些體育總會交代的對象,正是港協。然而,歷年來,港協多次爆出惹人非議的新聞。
誰來監督港協暨奧委會?
2013年,港協發生了一次同樣與衣服有關的風波。當時,香港網球總會建議派出四男四女,代表香港出戰天津東亞運動會,港協最初只允許派出兩男,經過上訴,再加派兩女。
周小龍表示,當年他追問港協為何只肯派出4人,港協先是表示不獲批的球員未夠資格參加比賽,接續表示「而且去比賽不用錢嗎,我們要做隊衣給她們。」
結果,兩名最初不獲批准,「未夠資格」的兩名女子球員:張玲和胡可澄,一路殺進季軍戰方落敗。
2020年4月,香港審計署發表報告,指港協在選拔2018年亞運男子游泳隊選手時,17名泳手中,僅6名符合遴選準則,另外11名則以「其他因素」獲選,其中包括香港游泳總會委員吳旭光之子吳欣鍵。另外,報告亦揭發,港協一共設有29個委員會,其中14個在2017至2019年期間未曾開會,另有61名成員未曾出席任何會議。再者,港協的採購程序中,有20項採購為單一報價;港協聲稱市面僅有一家供應商,但審計署則認為有多款選擇。
對於外界對港協、各體育總會的批評,以至敦促政府檢討有關問題時,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一方面指出,政府需要尊重《奧林匹克憲章》有關體育運動在組織、管理、經營上的自主原則;另一方面則向港協撥備每年五百萬元的限時撥款,以成立專責小組檢視各體育總會的運作。
不過,翻查資料,至少有10名港協委員身兼不同體育總會的主席或會長。例如港協委員會會長霍震霆,兼任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而港協副會長湯徫掄,則是羽毛球總會的主席。周小龍表示,要求港協監察體育總會,「即是自己人管自己人……若果這次(球衣)事件有人需要被譴責或督促,是否湯徫掄要譴責湯徫掄?」
2017年8月,經過2016年的里約奧運之後,面對民間及媒體對原有體育制度的種種批評,台灣立法院通過了《國民體育法》的修訂,擴大了民間參與並監督各單項協會的機會。對比香港,每屆奧運過後,政府只會增加撥款,或者興建有關運動的場地;其整體制度及架構,多年來未有重大改革。
撇除制度與體制,周小龍認為,香港運動的核心問題,不過是有否以運動員為本位。若以運動員為核心,各體育總會自當盡全力支援旗下運動員,亦不會懼於輿論,要求伍家朗更換球衣:「當你go back to運動員,其實這次風波根本不會發生。」
(端傳媒實習記者郭海渝、黎嘉琪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