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東京奧運會 評論

「黃種人」與「中國速度」:百米飛人蘇炳添身上的種族象徵與現代性迷戀

用人體代表國家身體、用獎牌反駁東亞病夫指控的符號學。


 2021年8月1日,中國隊蘇炳添晉級男子100米決賽。 攝:Richard Heathcote/Getty Images
2021年8月1日,中國隊蘇炳添晉級男子100米決賽。 攝:Richard Heathcote/Getty Images

8月1日晚,東京奧運會田徑項目男子100米短跑比賽中,中國選手蘇炳添在半決賽階段以9.83的成績刷新亞洲記錄,成為第一位進入奧運男子100米決賽的中國選手。儘管在決賽中他被相鄰跑道選手干擾,但仍然跑出了9.98秒的不俗成績。賽後的中文媒體上,「飛」這個動詞幾乎被蘇炳添鎖定了所有權,身披五星紅旗的他喜悅的面孔也佔據了大陸社交媒體的大量版面。

無疑,蘇炳添的成績值得祝賀。這位32歲老將可能是最後一次參加奧運會,能跑出打破亞洲紀錄的成績,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和訓練成果的肯定,也鼓舞了其他被認為已經告別巔峰期的高齡運動員,還有所有被客觀存在或主觀臆測的年齡因素阻礙的普通人。 同時,金牌之外的精彩被關注,也說明觀眾的體育知識素養,以及最重要的對運動員的尊重意識的提升。誇讚蘇炳添時,不少人回過頭,向上一位「亞洲飛人」劉翔道歉,後者作為男子110米欄金牌選手,2008年奧運會因傷退賽,遭遇了嚴重的網絡暴力。

不過,蘇炳添能成為輿論的絕對中心,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他這一跑的象徵意義——在直線跑道上追求人類速度極限的奧運大項中,他跑出了亞洲最好成績。無論是蘇炳添自己、媒體、還是網友,都將他的成績視為中國人、黃種人、乃至亞洲人的勝利。

在非裔運動員主導的徑賽項目中,東亞運動員的圈子一直很在意「黃種人」的標籤,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劉翔也發表過「誰說黃種人不可以拿到奧運會前八⋯⋯我,是奧運會冠軍!」的宣言。這次,「黃種人」的標籤再次強力出圈,並延續到了汪順(游泳)、王春雨(田徑)等其他打破亞洲紀錄的運動員身上,在以民族國家為比賽單位的奧運會中,驟然插入了一種「亞洲視角」。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美國的弗雷德·克利(右)在男子 100 米決賽中超越中國選手蘇炳添獲得亞軍。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美國的弗雷德·克利(右)在男子 100 米決賽中超越中國選手蘇炳添獲得亞軍。攝:Fred Lee/Getty Images

「黃種人」:殖民主義的「黃」和「種」

這個以顏色區分健康度的人種概念攜帶着明確的殖民主義基因,其思想依據是作為現代性標誌之一的西方中心進步史觀——人類歷史是從落後到先進的永恆進步史。

不難發現,小到華夏族,大到整個亞洲,「黃種人」的語義範圍伸縮自如,這種含混性也是地緣政治和種族政治的微妙所在。從未形成共識的體質人類學大致認為,所謂「黃種人」,包括東亞、美洲和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在中文流行話語中,「黃種人」又經常成為「亞洲人」的同義詞,代表一種以東亞(或遠東)為中心的非西方異質性存在(這種亞洲想像往往會將土耳其和中東排除在外)。

模糊定義後的基本事實,現在或許已經廣為人知:「黃種人」這一人種並不客觀存在。淺顯地說,沒有健康人的皮膚能呈現為黃色,東亞人的膚色和南歐人沒有什麼區別。更進一步說,按照目前人類學的共識,「人種」本身就是偽概念,難以在生物分類學中找到位置。全人類的基因多樣性比一個黑猩猩大家族都低,表達出來的生理多樣性只是適應不同氣候的結果,也是一個全無生殖隔離的連續統——這不符合亞種的定義。

學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著作《成為黃種人》梳理了「黃種人」概念的短暫歷史。18世紀前,歐洲旅行者對東亞人的描述主要是「白色」「偏暗的白色」或「橄欖色」,隨着工業革命以來歐洲中心主義和現代性視角的發展,歐洲人眼中的東亞逐漸成為了落後停滯的地方,對居民膚色的描述中也逐漸出現「鉛灰色」「病態白」「蠟黃」等負面詞彙。

物種分類法之父林奈在1735年第一次用顏色區分「人種」,當時表示亞洲人膚色的詞是「fuscus」(深色的)。後來,他自己將表述修改為luridus(蠟黃的,快死的)。正如奇邁可的中文序者羅新所說,這個「黃」不是在描述某種顏色,而只是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這個指稱完全不考慮亞洲人膚色的巨大差異,更可以說明,以膚色定義的「人種」不是生物學概念,而是政治概念。

這個以顏色區分健康度的人種概念攜帶着明確的殖民主義基因,其思想依據是作為現代性標誌之一的西方中心進步史觀——人類歷史是從落後到先進的永恆進步史,以及建立在它基礎上的人類學;現實目的則是將殖民行為合法化——通過把面貌特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解釋為原始和現代、落後和先進的「差距」,將殖民解釋為先進帶動後進,或至少征服後進。

在殖民主義的人種分類中,白色代表智慧和高尚、黑色代表野蠻和危險,黃色則意味着懶惰和狡詐,所謂「黃種人」實際上是保守缺德的東方人的同義詞。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帝國主義時期的德國皇帝和貴族讓「黃禍」(yellow peril)一詞廣為人知。因此,雖然人們總希望凝聚「黃種人」的認同反對白人殖民,但「黃種人」本身就是殖民視角的縮影。

電影《神秘的傅滿洲博士》。

電影《神秘的傅滿洲博士》。圖:John Springer Collecti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中國的「黃種人」認同

在中國現代史上,黃種人的認同至少經歷過兩個高峰,毫不意外地都發生在與西方(歐美)關係發生變化的時候。

在中國現代史上,黃種人的認同至少經歷過兩個高峰,毫不意外地都發生在與西方(歐美)關係發生變化的時候。

第一波高峰是在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此正值人種學、顱相學流行於歐洲之時,也是中國大量經由日本和直接引進西學的時刻。中國學者引進了這套 「白黃黑」理論後,激進者如康有為直接建議通過與白人混血改良人種;更多學者則是對人種學進行本土改造,極力抬高「黃種人」地位。如梁啟超聲稱「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章太炎則主張黃人、白人本同宗,但黃人因為不思進取淪落,希望亞洲(不只是中日韓,還包括南亞西亞各國)團結起來,共同抵禦白人。

這種本土化的「黃種人」層次豐富:既用共同的屈辱、也用共同的榮耀來凝聚身份;結合瞭如火如荼的民族國家認同和剛剛萌芽的區域認同;追求的人種進步既包括文明其精神,也包括野蠻其體魄……

以上種種,在20世紀初的社會掀起了一股黃色風暴,直到一戰後日本試圖利用「黃種人」認同進行擴展、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中國的「黃種人」話語才開始減弱。

第二波「黃種人」高峰涵蓋了整個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彼時,社會主題從階級鬥爭驟然轉向「四個現代化」,同時中蘇關係惡化,外交和民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心轉向歐美。變化的立場不僅催生了「中西比較」的狂熱,還決定了所見之物的變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魔窟變回了進步、優渥的「西方」;社會主義大國、第三世界領導者則轉化為沒能擺脱封建殘餘的東方。

這種觀念最典型的例子是紀錄片《河殤》。此片將中國描述為黃皮膚、黃土地、黃河造就的「黃色」農業文明;將西方描繪成藍眼睛、藍色海洋孕育的「藍色」航海文明,並認為前者超級穩定、停滯不前;後者開拓進取、充滿活力……這種結合了歷史評價的種族觀在轉型期間再次用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複合體凝聚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

「黃種人」再次在中文互聯網上湧現,我們不難猜測,背後有被中美的緊張關係激發的殖民創傷記憶。同時,奧運會本身攜帶的種族關切,也讓「黃種人」成為了一種有感召力的直觀表達。

21世紀以來,「黃種人」逐漸失去了凝聚力。人種學的種族歧視和臆測本質被納粹政權暴露無遺,戰後不斷的清算和反思,使得國際語境中「黃種」(yellow race)已經幾乎不是一個有效的指稱,「白人」和「黑人」則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獲得了新內涵,其概念中的種族身份被政治身份所取代。在中國,「黃種人」也隨着流行文化的迭代淡出了日常生活。在化粧品行業的推動下,人們開始將膚色在明-暗/粉-中-黃-橄欖的二維座標系中無限細分。

但這次奧運會中,「黃種人」再次在中文互聯網上湧現,我們不難猜測,背後有被中美的緊張關係激發的殖民創傷記憶。同時,奧運會本身攜帶的種族關切,也讓「黃種人」成為了一種有感召力的直觀表達。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中國隊蘇炳添參與100m準決賽。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中國隊蘇炳添參與100m準決賽。攝:Richard Heathcote/Getty Images

奧林匹克:種族主義的身體和現代性的速度

現代奧運會奉公正為圭臬,客觀上促進了全人類的反種族歧視進程,但其原始設置有意無意地放大了種族議題本身,也未能迴避殖民視角。

奧運會「更高(Higher)、更快 (Faster)、更強 (Stronger)」(2021年新增「更團結」 (Together))的座右銘,代表着對人類肉身力量的極限追求。在個體層面上,這意味着雕琢身體、開發潛能。但比賽最終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獎牌榜上的位次不可避免地導向對某個民族身體素質的評價——雖然實際上終身訓練的運動員,完全不能代表電視機前缺乏運動的普通國民的任何身體情況。

這或許令人難以接受:現代奧運會奉公正為圭臬,客觀上促進了全人類的反種族歧視進程,但其原始設置有意無意地放大了種族議題本身,也未能迴避殖民視角。現代奧運會之父皮埃爾·顧拜旦晚年坦承,「從最開始,我就是狂熱的殖民主義者」。他甚至公開表示人天生就分為兩種:一種健康、高尚;一種孱弱、猥瑣,而白人全部屬於第一種。談及奧運會的教育意義,他既提到過為世界戰場訓練優秀的青年戰士,也提到過教化殖民地的「土著人」。

1904年的第三屆美國聖路易斯奧運會在種族主義方面登峰造極。比賽安排一天作為「人種學日」,讓八種「野蠻人」(非「高加索人」)中沒有受過訓練的普通人和精心準備的歐美運動員同台競技,以此證明「白種人」的生理優勢。之後,主辦方甚至安排了扔泥巴、爬竿等風俗表演項目,讓會場變成了「人類動物園」,此舉連顧拜旦本人都感到噁心。

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則是德國民族主義和雅利安種族主義的嘉年華,在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授意下,萊妮·雷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奧運紀錄片《奧林匹亞》更是被視為種族主義宣傳的典範之作。尤其有說服力的是,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弗裏·布倫戴奇既是運動強身的積極推動者,又是美國納粹組織的成員。他所提倡的「強身」服務於什麼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

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攝:ullstein bild/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為何速度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含義?其實不止是速度,高、快、強,這些廣受承認的奧運宗旨無一不明示出奧運會背後典型的現代性意識形態——追求永恆進步、追求絕對強大。

時移勢易,奧運會雖然在種族平等方面不斷改進,但奧林匹克,乃至現代體育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仍有強烈的聯繫。對於中國而言,每一塊奧運金牌都在雪洗(又或者召喚)「東亞病夫」的屈辱;都在一遍遍舉起又踢碎這塊牌匾;都要獻祭給1932年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在百米賽道上的落寞身影。89年後,蘇炳添和劉長春站上同一條百米賽道,成功進入決賽、突破了「亞洲運動員無法超越」的9秒85。或許部分是因為這層原因,他的成績被額外賦予了更多民族和種族層面的象徵意義。

但又不僅是如此,百米短跑本身就是最富象徵意義的奧運會「第一大項」,享受獨一無二的燈光秀開場待遇。大賽章程還規定,100米短跑比賽時,所有田賽暫停,選手一起觀看8名「地表最快、地表最強」選手的諸神之戰。100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主辦方認為,這項直線跑道上的瞬息角逐,是將技巧因素壓到最低,純粹的力量和速度的展示,值得最高的尊重。

為何速度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含義?其實不止是速度,高、快、強,這些廣受承認的奧運宗旨無一不明示出奧運會背後典型的現代性意識形態——追求永恆進步、追求絕對強大。對速度和力量的迷戀既存在於啟蒙主義以來無限發掘人類潛能、無限拓寬人類視野的浮士德式人文主義中;也存在於揚帆過海、深入「原始叢林」開疆拓土、換取榮光的殖民意志中;它更存在於被兩次工業革命激發的,用速度和力量改造世界、跨越空間尺度的現代性神話中。

19世紀末剛剛接觸蒸汽火車的中國人驚異於它「一刻既萬周」「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的速度。從那以後,對速度的迷戀與日俱增,既體現在對長征火箭、復興號動車、5G網絡的痴迷上,也體現在對外賣平台30分鐘必須送達的堅持上。在微觀尺度,速度代表生活的改善、代表技術的發展;而宏觀領域,速度則代表着國力的強悍。遠到美蘇爭霸,近到今日地緣衝突,導彈的速度、生育的速度、經濟增長的速度……總是國家最可見的肌肉。

身體,作為最基本的政治單位,當然也是速度和力量的展示單位。奧運會的創立目標的確包括為國家培養更強壯、迅猛的戰士和國民。在顧拜旦的設計中。強健的身體可以服務於強大的國家,但奧運會發展至今,強健的身體、超人的速度已經成為了強大國家的直接代表——尤其對以舉國體制投入天才運動員選拔和訓練的體育大國來說,這種代表的真實性已經超出了象徵層面。

這個年輕人的奔跑獲得了和長征火箭、復興號列車、5G網絡一樣的含義,成為強大國力的一部分。種族主義的身體觀和現代性的速度/力量追求,在奧運賽場上兩相結合,創造出一種用人體代表國家身體、用獎牌反駁東亞病夫指控的符號學。

因此,蘇炳添打破亞洲紀錄後,《人民日報》光速發文,「致敬中國速度」。這個說法迅速傳開,讓這個年輕人的奔跑獲得了和長征火箭、復興號列車、5G網絡一樣的含義,成為強大國力的一部分。種族主義的身體觀和現代性的速度/力量追求,在奧運賽場上兩相結合,創造出一種用人體代表國家身體、用獎牌反駁東亞病夫指控的符號學——這個標籤原本脱胎自「歐洲病夫」土耳其,形容的是問題重重的政權,而非國民的身體。

而無需說明,觀眾也知道國民的身體不等於國家的政體,蘇炳添速度不能和中國速度劃等號。從種族角度說,西非裔運動員的短跑優勢、東非的長跑優勢的遺傳依據一直存在巨大爭議,近期的研究,如馬修·賽義德(Matthew Syed)的《Bounce: The Myth of Talent and the Power of Practice》傾向於認為後天因素遠大於遺傳因素。而從國家角度說,如果奧運成績能代表國力,那麼長跑領域大放異彩的埃塞俄比亞運動員應該也能代表埃國的強大。

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埃塞俄比亞去年以來一直深陷內戰泥沼,死傷慘重:金牌可以成為人民的慰藉,但並不能帶來任何具體的希望。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中國隊的蘇炳添在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100米決賽后。

2021年8月1日日本東京,中國隊的蘇炳添在日本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100米決賽后。攝:Cameron Spencer/Getty Images

更高,更快,更強,還要「更團結」

重拾「黃種人」的老標籤,能帶來的或許不是自強不息的認同,更多的是永遠不會滿足、永遠無法打破隔閡的「承認的政治」,以及從自卑到怨恨、到輕蔑的惡性循環。

上述道理其實並不需要反覆論證。實際上,在最初的歡慶過後,大陸互網上已經有給「黃種人自豪」降温的聲音。對此,有一種反駁意見很有代表性,筆者希望以對它的討論作結。

這種意見是這樣的:解構「黃種人」是邏輯的正確和道德的錯誤。雖然「黃種人」是現代性的建構,但正如不能在BLM運動中解構「黑人」身份,在亞洲人面臨白人霸權的時候,也不應該解構「黃種人」身份破壞團結。

這種觀點乍看不無道理,但根本上,其感情底色和邏輯基礎仍舊是「黃種人/亞洲人」身份自帶的怨懟,但是站在地上拔着自己的頭髮是不可能脱離地球的。且不論解構「黑人」概念並不意味着否定非裔的生存體驗,BLM運動中本就有很多參與者通過解構黑人標籤促進平等,在奧運會中慶祝「黃種人速度」和BLM也並不能共享語境——在國際話語框架中,「yellow race」早是棄用的標籤(雖然針對相同人群的歧視仍以其他緣由存在);而9秒83的象徵意義,和「黃種人」具體所指的蘇炳添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沒有直接聯繫。

今天,中國仍然承受着種族主義的凝視,但這種凝視的含義已經和百年前不同。更何況,在欣喜於「黃種人」的勝利的同時,在關於本屆奧運會的輿論中,也有很多中國人對「帝國主義扶植的」美國選手、對摘金奪銀的「黑人」、對首次參賽的跨性別選手、對諸事不盡如人意的東道主日本投去種族主義的目光。

在今天重拾「黃種人」的老標籤,能帶來的或許不是自強不息的認同,更多的是永遠不會滿足、永遠無法打破隔閡的「承認的政治」,以及從自卑到怨恨、到輕蔑的惡性循環。但速度和力量不是一個國家存在的全部意義,也不是國民生存的全部條件。患難中的世界為奧林匹克精神添加的新內涵——更團結,意味着不忘記歷史而超越恥辱,不抹除身份而戰勝區隔,不放棄自強而堅持共生,不要讓「更高、更快、更強」的現代性藍圖,成為一人、一族、一國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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