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什麼是「芬蘭化」？：一個在強權夾縫中求生的北歐小國生存史

提起芬蘭，大部分人首先映入腦海的都是諾基亞這個（前）手機巨頭和5G技術領先者之一。藝術愛好者可能會想到著名作曲家西貝柳斯和芬蘭獨具特色的設計風格。這個恬靜、富裕，彷彿置身世外桃源的小國和其他北歐國家一樣享受着超高的生活水平與完善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教育。近年上台芬蘭的新內閣由很多位年輕女性執掌，更讓世界見識到芬蘭在兩性平等上的領先地位。

如果我們打開一副歐洲北部的地圖，就會發現芬蘭的地理環境並不那麼「得天獨厚」。如今的芬蘭灣平靜且不識戰火，然而在俄羅斯帝國擴張的帝國時代和超級大國劍拔弩張的冷戰高峰，芬蘭的地理位置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實際上，芬蘭作為現代主權國家的獨立史，只有100年。在這之前，他是沙皇俄羅斯帝國內享有特殊憲法地位的大公國，被俄羅斯徹底納入囊中之前，芬蘭地區是瑞典和俄國兩大北方強國長期爭奪的重鎮。瑞典想要插手大陸事務，勢必要在波羅的海有落腳點，而想要面向海洋擴張的俄羅斯，直接奪取涅瓦河口的三角洲地區從無到有地建立了新首都聖彼得堡（在蘇聯時期稱作列寧格勒）。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1917年的兩次革命讓俄羅斯帝國短暫地分崩離析。原俄羅斯的波羅的海省份和烏克蘭地區紛紛脱離帝國宣布獨立。俄羅斯參與瓜分的波蘭也在畢蘇斯基元帥的統帥下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身份。雖然紅軍通過武力「收復」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但是在俄羅斯內戰中，芬蘭的「白衞軍」在德國幫助下打敗了親布爾什維克的赤衞隊，建立了並不從屬於俄羅斯和蘇聯的主權國家。

這種領土安排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獨立芬蘭的國境線距離列寧格勒只有不到40公里。芬蘭和其它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一樣，可以封鎖紅海軍的波羅的海艦隊的行動，並允許第三國通過海路或陸路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在蘇聯內戰中，協約國艦隊確實通過芬蘭灣實施過對白軍的支援。這對被「敵對勢力」包圍的蘇聯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地緣政治風險。內戰的記憶和對俄羅斯帝國擴張本性的懷疑，同樣在芬蘭一方滋生了對蘇聯意圖和行為的不信任。但是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亟需從內戰中恢復並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蘇聯領導層不得不接受他們無法控制的現狀。1932年，蘇聯和芬蘭簽署協議，承認1918年邊界線的永久化。

一、二戰前對蘇聯的強硬態度

這一「現狀」在30年代後期發生急劇變化。隨着蘇聯頭兩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其軍事潛能至少在賬面上已經大大改善。《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雖然暫時穩定了蘇聯和德國的關係，但斯大林從來沒放鬆對希特勒的警惕。而他甚至以同等、如果不是更加懷疑的目光打量着「英法帝國主義」。如此一來，不受控制的波羅的海國家和可能作為外國攻擊跳板的芬蘭就變得愈發不可忍受——列寧格勒不但是俄羅斯的第二首都、第二大城市，具有重要的戰略和象徵意義，他同時也集中了大部分蘇聯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

物質和外交條件都站在斯大林一邊——儘管紅軍剛剛經歷過大清洗，但和20年前內戰時相比畢竟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附件中，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已經被希特勒讓給斯大林作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這意味着這些小國不會向上次大戰那樣獲得來自德國的援助。

1939年，斯大林迫使拉脱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蘇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在三國部署了蘇聯軍事基地，並最終於1940年6月吞併三國。對於芬蘭，斯大林的態度更加温和克制。現在的解密檔案顯示，斯大林在1939-1940年的蘇芬戰爭（「冬戰」）前的所提出的「最小的」外交需求並不是全面吞併芬蘭的前奏和藉口。蘇聯要求芬蘭將國境線遠離列寧格勒，租借海軍基地，並要求割讓若干芬蘭灣島嶼給蘇聯。作為回報，蘇聯願意將蘇聯境內的東卡累利阿的一部分交換給芬蘭。斯大林幾次對芬蘭代表團表示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讓步」，蘇聯和其它大國相比簡直是吃虧的老實人。

芬蘭代表團從赫爾辛基那裏沒有得到答應這一讓步所需的靈活授權。作為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芬蘭憲法規定主權領土完整不可分割，而任何領土變動都要求一會六分之五多數。儘管芬蘭的「國父」、軍事領導人曼納海姆元帥和代表團成員、後來的芬蘭總統巴希基維對芬蘭和蘇聯的軍事對抗不抱幻想，因此試圖推動芬蘭接受蘇聯的條件，但國內的政治環境不允許他們做出妥協。

芬蘭的主要潛在盟友德國、法國、英國都不建議芬蘭與蘇聯進行直接對抗，作為斯堪的納維亞最大鄰國的瑞典只願意對芬蘭給出「道德支持。」 芬蘭人只能依靠自己區區370萬人的人口和近乎空白的工業能力進行抵抗準備。他們在維普里（維堡）一線構築了著名的「曼納海姆防線」，並充分動員所有力量參與軍隊訓練。最後，斯大林決定給芬蘭人一些教訓。蘇聯在1939年底利用一起自導自演的「軍事糾紛」開啟了對芬戰爭。

蘇聯領導人本來假定兩週就可以打到赫爾辛基。但由於斯大林及其弄臣們的好大喜功與輕敵，戰爭的頭兩個月成了紅軍的軍事災難。隨着北歐嚴寒消退，鐵木辛哥將軍成為負責對芬戰爭的最高指揮。蘇聯的整個軍事機器得以開動全力。芬蘭背靠地形和天氣優勢所享受的戰術優勢就不值一提了。在蘇聯重炮、飛機、坦克無情的攻勢下，曼納海姆防線被突破。維普里（維堡）陷入紅軍之手，赫爾辛基宣布求和。冬季戰爭前半段紅軍的糟糕表現則讓希特勒更加輕視蘇聯的軍事能力。他和當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一樣沒有看到，斯大林的蘇聯本身就是一台可怕的戰爭機器，可以把殘酷的損失當成學費，把俄羅斯的戰爭潛能轉化為戰鬥力。

作為戰敗的後果，芬蘭不但不得不全面接受斯大林戰前的要求，還被迫將第二大城市維普里（維堡）割讓給蘇聯——不過無論如何，芬蘭保住了自己的獨立。以事後之明來看，芬蘭選擇不接受蘇聯的外交要求而把自己陷入一場可以避免的戰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事前來看，芬蘭對斯大林意圖的懷疑不能說沒有根據。畢竟希特勒剛剛背信棄義地吞併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而一開始德國對蘇台德地區的要求至少看起來也是温和與有限的。芬蘭作為前俄羅斯帝國的領地之一，剛剛獲得獨立20年，內戰的記憶仍然鮮活。誰都不能保證，斯大林不會做出和希特勒類似的事。

更糟糕的是，蘇芬戰爭並不是兩國之間的「正規」交戰。紅軍的軍事進攻一開始，蘇聯就宣布一個「芬蘭民主共和國」政府已經成立。一位前芬蘭共產黨黨員據說是其「領袖」。蘇聯軍隊只是應「合法的」芬蘭政府的請求，去幫助芬蘭人民打碎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壓迫。蘇聯政府甚至馬上迫不及待地和這個幽靈一樣的「芬蘭政府」簽訂條約，把之前蘇聯對芬蘭提出的領土要求落實。

對芬蘭人而言，這恰恰印證了蘇聯想要完全吞併芬蘭的猜想。因此和蘇聯的作戰就不再是單純的利益之爭，而切實涉及到國家的存亡。這自然讓芬蘭的抵抗格外猛烈且殘酷，對蘇聯和芬蘭雙方都造成巨大的損失。當然，隨着芬蘭和蘇聯之間達成停火，這個有名無實的芬蘭政府也被取消。他的頭頭轉而去擔任了新吞併的芬蘭領土上成立的蘇聯卡累利阿加盟共和國的領導。

二、二戰時力求「中立」的踩鋼絲立場

總結冬戰的前因後果，我們不難發現造成交火的根本原因就是信任的缺乏。斯大林想要說服芬蘭人他的要求是認真、合理和有限的；而芬蘭人想說服斯大林芬蘭會嚴守中立，不會讓任何第三方勢力借道芬蘭威脅列寧格勒。但是斯大林無法讓芬蘭相信前者——一個以推進世界革命為己任的革命政權、一個歷史上領土野心從不滿足的帝國、一個說一不二的獨裁者，很難讓一個民主小國產生好感。反過來，芬蘭的保證也無法讓斯大林相信後者——如果芬蘭隨時可能被佔領，赫爾辛基自身的保證就變得毫無意義——列寧格勒和芬蘭灣出海口取決於蘇聯軍事力量在地理上佔據有利地形。

正如歷史上無數戰爭一樣，整個「冬戰」成了一場代價昂貴的信號遊戲。芬蘭人學習到斯大林確實想要的是地緣政治上的安全而不是吞併整個芬蘭。斯大林則學習到自己確實需要見好就收，吞併整個芬蘭的可能代價遠勝過滿足於她維持獨立並對蘇友好。

如何平衡「警惕」和「信任」，以謀求芬蘭在強鄰蘇聯之畔的生存，將會是芬蘭內政外交的核心問題。在芬蘭最終找到解決之道前，她還需要在「繼續戰爭」中再經受一次嚴酷考驗。諷刺的是，如果說「冬戰」是芬蘭為了自己的中立地位和行動自由而與蘇聯打了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在「繼續戰爭」中，芬蘭既沒有保住中立、也沒有維持自己的行動自由——基於戰略上的誤判，芬蘭和納粹德國結成軍事上的合作關係（而非同盟），力圖拿回在「冬戰」中損失的領土。芬蘭並非不知道希特勒是何等貨色。但是她期待自己在上次大戰中的好運可以重複——德國打垮俄羅斯，而自身又被同盟國打垮。在這一最佳情形中，芬蘭不但可以拿回自己失去的領土，還可以永遠擺脱自己的布爾什維克鄰居。戰爭的實際情況，如同我們知道的，並沒這麼發展。

芬蘭在交戰中小心翼翼表明自己有限的戰爭目的以及並非和德國形成同盟關係。當芬蘭軍隊推進到1932年邊界附近後，芬蘭就不再前進，無視德國要求參與圍攻列寧格勒的要求。芬蘭同樣刻意保持了穆爾曼斯克鐵路的運作，讓大量同盟國的物資得以轉運到蘇聯。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軸心國宣戰，出於以上種種原因，芬蘭被排除在外。當1944年戰爭局勢的發展不再有任何幻想餘地時，芬蘭人發揮了其果斷和冷酷的政治抉擇。芬蘭總統里斯託·呂蒂曾經對德國保證，自己內閣中的任何人都不會尋求與同盟國的單獨和平。但這顯然是狡猾地欺騙——赫爾辛基和莫斯科的接觸從未中斷。當芬蘭最終決定，和蘇聯的單獨和平已不可避免。呂蒂總統的內閣宣布集體辭職，由曼納海姆元帥接任芬蘭總統。這位年近八旬的芬蘭國父宣布，呂蒂確實保證過不會和同盟國單獨媾和，但他本人並不受這一約束。

新的和平達成了——當然，這是嚴厲的和平。芬蘭將向蘇聯支付3億美元時價的戰爭賠款。這對一個主要以林業產品為主要出口品的農業國家來說是沉重的負擔。他們為了履行自己的和平義務還必須驅逐駐紮在芬蘭的所有軸心國軍隊。1944年，芬蘭不得不對自己之前的盟友德國人開火。7萬多芬蘭人在繼續戰爭中喪生。超過8萬名兒童被疏散到瑞典。芬蘭將北極港口附近的佩查莫（佩琴加）割讓給蘇聯，並將波爾卡拉半島租借給蘇聯用作軍事基地。然而相比之下，芬蘭的命運又好過大部分歐洲交戰國——他維持了自己作為主權國家在內政上的獨立，是二戰中歐洲大陸的交戰國中唯一沒有被佔領過的國家，因此躲過了大部分戰火。確實，在蘇聯和同盟國的要求下，戰爭時的呂蒂內閣接受了芬蘭人自己的審判並被判刑。但與紐倫堡審判上納粹德國領導人的待遇相比，芬蘭戰時政府相關人員所承受的代價可以說是十分輕微的。

三、冷戰時期的生存：「芬蘭化」的成功

1944-1947年是決定戰後芬蘭命運的關鍵三年。芬蘭人在兩次戰爭中學到的教訓是——正如基歐漢指出的——「小國家在殘酷的國際政治裏必須學會聰明，越是小國就必須越是聰明。尤其是對那些地處戰略位置，反覆引起大國注意的小國來說，更是如此。」 芬蘭人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是他們的地理位置是無法變動的。如果不解決和蘇聯/俄羅斯之間的信任問題，芬蘭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將無法正常運作。幸運地是，對斯大林和他之後的蘇聯領導人來說，芬蘭問題首先並且主要的是一個單純的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事關帝國尊嚴、共產主義革命之前途的意識形態議題。這就讓芬蘭的政治生存和滿足蘇聯的要求之間有了潛在的妥協空間。然而要利用和探索這一妥協的空間，芬蘭必須首先守住自己的陣地。

日後，西德政界在批評勃蘭特總理對東方集團的緩和策略時，會發明出「芬蘭化」這個術語來指代那種民主國家的主權自由受到限制，對蘇聯在外交甚至內政上唯唯諾諾的情況。這對芬蘭自身來說並不公平。相對於處在類似位置的戰後東歐國家，芬蘭是唯一避免成為蘇聯衞星國，而保持有內政自主與經濟自由的例子。作為與蘇聯和平協議的一部分，芬蘭被迫取締大量「反動」社團與團體，並將芬蘭共產黨合法化。後者在1945-1948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優勢，一時間，發生在捷克的「民主政變」似乎會在芬蘭重演。然而，芬蘭共產黨在芬蘭社會民主黨的阻撓下無法控制至關重要的警察和內政部門，從而讓一場捷克式的政權變更消弭於無形。斯大林的利益判斷也再一次壓過了意識形態——蘇聯控制的盟軍控制委員會主要關心芬蘭穩定支付戰爭賠款的能力，為了確保芬蘭平穩兑現自己的義務，和任何政黨合作以維持芬蘭穩定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冬戰」開始前的蘇芬談判中主張接受蘇聯要求的巴希基維先是成為芬蘭總理，隨後成為總統。早在1939年的談判中，商人出身的巴希基維就獲得了斯大林私人的信任。據說斯大林在二戰被問到為何他不追求芬蘭共產黨掌權時，這位蘇聯人民的父親回答道——「我有巴希基維在，還要芬蘭共產黨做什麼？」在他的主導下，芬蘭拒絕了馬歇爾計劃，和蘇聯簽訂了《蘇芬友好互助條約》，並且以極大的讓步簽署了和蘇聯的貿易協定——為了鞏固蘇芬之間的經濟紐帶，芬蘭將不得不進口大量蘇聯產的劣質消費品，而不是西方國家更加便宜耐用的同類產品。

和蘇聯衞星國不同，《蘇芬友好互助條約》儘管規定芬蘭需要盡義務防止德國或任何第三國借道芬蘭攻擊蘇聯並且必要時蘇聯將會武力「協助」芬蘭國防，但任何蘇聯方面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徵求兩國雙方同意。芬蘭的與東方集團有着廣泛貿易往來，但是她主要的外貿活動（超過70%）是與西歐經濟體之間進行的。考慮到芬蘭在地緣政治和國際環境上所面臨的嚴格限制，「芬蘭化」與其說是一項失敗，不如說是難得的成功。

1956年以一票優勢當選總統的烏爾霍·吉科寧繼續了巴希基維的路線。他們二人的外交政策被合稱為「巴希基維-吉科寧主義」。在他漫長、不同尋常且不乏爭議的將近30年（1956-1982）總統生涯中，芬蘭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得以穩定推進，並且為戰後芬蘭的內政發展轉型奠定良好基礎。為了滿足戰爭賠款的需求，芬蘭透過高投資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迅速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而鑑於芬蘭人口稀少，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她不得不借助於更高的勞動生產效率。這促使芬蘭建造了世界領先的公立教育系統，為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轉型提供大量合格的勞動力。

吉科寧得以連續當選的「王牌」顯然就是他和蘇聯領導層之間不同尋常的信任關係。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顯然相信在吉科寧的領導下，一個獨立的、追求中立的、和西方有廣泛經濟合作的芬蘭不會對蘇聯造成威脅。這體現在蘇聯願意放棄在波爾卡拉半島的軍事基地（1955年），也體現在吉科寧可以說服赫魯曉夫讓芬蘭放手加入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以實現芬蘭和西歐資本主義貿易體系更深的融合（1961年）。

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吉科寧並非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1961年，尋求第一次連任的吉科寧面對着一個強大的反對派聯盟。反對派所推出的候選人Olavi Honka有很大概率可以擊敗他。正當此時，蘇聯宣稱由於西德的再武裝和愈發緊張的柏林危機，有必要根據《蘇芬友好互助條約》中的條款發起兩國間的「軍事磋商」。這意味着芬蘭戰後所追求的外交中立和國家自主會受到嚴重威脅，因此釀成嚴重的國內危機。

度假中的吉科寧迅速回國，趕赴俄羅斯安排了與赫魯曉夫的單獨會面。隨後赫魯曉夫宣布出於對吉科寧的信任，兩國的軍事磋商將會「無限期推遲」。在隨後的總統大選中，吉科寧獲得無可爭議的勝利。目前的主流看法認為，赫魯曉夫的威懾本來就是為了促使吉科寧當選，而吉科寧本人也確實尋求蘇聯干預以讓自己在選舉中獲勝。這種在如今看來毫無意外會被視作政治出賣和無政治底線的行為似乎並未減損吉科寧的聲譽。根據維基百科，在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將吉科寧選為100位最偉大的芬蘭人第三位，僅次於曼納海姆元帥和呂蒂總統。

巴希基維-吉科寧所維持的具有靈活性的芬蘭對蘇聯來說也帶來極大好處。蘇聯在保證自己地緣安全的同時，有了一個難得的可以獲取西方技術和市場的準盟友。芬蘭是廣義上的「東方集團」中唯一和西歐經濟體深度融合的國家。因此毫不意外的，芬蘭成為蘇聯獲取西方技術和資本最主要的渠道。更大的收穫也許是在政治上的：芬蘭所積極推行的中立、和平外交，她與西方和蘇聯同時維持的良好關係，讓她成為東西方集團交流磋商的良好緩衝區。吉科寧努力把自己打造為彌合兩大集團分歧的「誠實的中間商」形象。他努力最終結果就是1975年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之簽訂。暫且不談這一條款對蘇東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造成多大影響，從純粹外交領域來說，這一文件是首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產物，而歐安會（隨後的歐安組織）是為數不多的不多把美蘇歐主要大國拉攏在一起的防務討論平台。

結語：「芬蘭化」的得與失

後冷戰的芬蘭在外交上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與歐洲更為深入的合作與融合。1995年，冷戰後歐盟的第一次擴張中，芬蘭隨着中立國瑞典、奧地利加入歐盟。但芬蘭沒有忘記自己從兩次戰爭和冷戰經驗中學會的教訓——也許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俄羅斯仍然是個可怕和不容忽視的鄰居。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格魯吉亞、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產生無盡糾纏和敵對的國際大背景下，芬蘭一如既往享受着與俄羅斯和西方之間難得的共同友好關係，努力將自身置身於大國紛爭之外。

這種中立的安寧並非沒有道德上的代價——1968年華約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芬蘭沒有加入民主國家譴責蘇聯的行列。芬蘭的媒體對涉蘇內容有着不成文的自我審查。曾經有芬蘭媒體宣稱蘇聯對波羅的海三國是「非法吞併」就引來了蘇聯外交部嚴肅的抗議。而芬蘭政府也確實屈服於蘇聯的壓力。2019年被曝光的北歐銀行業洗錢醜聞中芬蘭企業也毫無不意外地牽涉其中——北歐金融業是俄羅斯犯罪分子和寡頭們最經常利用的洗錢渠道之一。

但從最底線的國家生存角度來評判，芬蘭確實維持了自己作為一個發達的議會民主制資本主義國家的獨立存在。這一成就本身的重要性無需多言。或許更重要的是，如果蘇聯/俄羅斯沒有基於務實、理性、有限的原則來評估自己芬蘭政策中各種可能的收益與損失，那麼芬蘭的任何妥協都將變得沒有意義，兩國間建立一種基於利益計算的信任關係也將變得不可能。

誠然，作為主權者的國家，其行動的主要目的確實基於「國家理由」。然而定義何謂國家利益則牽扯到這個國家的靈魂和自我認知。所有國家都受制於自身的「觀念理想」，一套關於共同體自我認同的核心建構。不管關於國家身份的建構性想像是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甚或是納粹式種族主義的，外交在根本上都服從於這一核心議程，從而限制其可能的策略空間。因此，外交行動永遠不可能實現純粹的現實主義所期待的那種靈活性——現實主義所暗含的威斯特伐利亞式的民族-主權國家想像，遠不足以涵蓋主權國家所追求之自我意義的豐富性。「芬蘭化」之所以可以成為現實，恰恰在於無論是芬蘭還是蘇聯，經歷大量誤判和代價，終於共享了同一套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外交哲學。這種經歷對別的國家來說，可能很難成功複製——正如吉科寧自己所說，芬蘭模式「並不適合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