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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立棠:倡議媒體在威權下的生存空間

或許我們可以看看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不同例子。

2019年6月12日,Meduza記者Ivan Golunov因涉嫌毒品犯罪被俄羅斯政府羈押,人們在集會上拿著報紙支持並要求政府釋放Ivan Golunov。

2019年6月12日,Meduza記者Ivan Golunov因涉嫌毒品犯罪被俄羅斯政府羈押,人們在集會上拿著報紙支持並要求政府釋放Ivan Golunov。攝:Peter Kovalev\TASS via 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21-07-12

#貝立棠#新聞業#評論

香港警察國安處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多名《蘋果日報》高層後,該報終在6月24日正式停刊。《蘋果日報》的倒下,震動了整個香港傳媒業界,6月28日該報前主筆馮偉光被捕當日,另一間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就決定暫時下架博客文章等內容,以重新評估風險;同時宣布六位董事已辭職,當中包括知名異見人士,如吳靄儀、何韻詩和練乙錚。聲明更直言文字獄已降臨香港,上述措施是應對可能的「沒頂之災」。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當香港已經進入威權時代,本地的倡議媒體還有否存活的空間?或許我們可以看看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不同例子。

倡議媒體的興起

報紙的歷史很久遠,但現代傳媒業其實到19世紀才形成,例如法新社、美聯社和路透社在那段時期先後成立,甚至到1885年,編輯的英文詞「Editor」方誕生。在此之前,報紙的職員更像是撰稿員,為出版社搜羅社區大小,然後寫文謀利,而且當時審查制度在西方國家還是很普遍。到現代傳媒確立後,新聞倫理也出現了,並在往後一世紀普及起來。1926年,國際記者聯盟成立,他們在1954年發表「波爾多宣言」,當中勾勒出很多倫理原則,例如堅持真相、準確、客觀、中立、公平和公共責任。

可是,到20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冒起,從根本上反思自啟蒙時代以來主導西方發展的理性實證主義。有傳播學家以批判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角度,重新思考新聞倫理講求的客觀性。既然各地的新聞制度都置身於自身一套特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脈絡之中,新聞所用的語言、選材,以及敘事的角度,背後都離不開意識形態,他們質疑客觀真相是否真的存在,若果不存在的話,傳媒人可以如何幫助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他們的理論觀點,把新聞報導從實證主義中解放過來,開啟了更多可能性,包括催生了很多倡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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