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選市長，在華裔中不得人心？紐約客表達心聲

廣東中山人黃華清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紐約哈萊姆區經營快餐，那時周圍大多是非裔和西班牙裔。經常有人罵他：「滾回你的國家去！（Go back to your country!）」他便回敬：「你也是！（You too!）」

「其實從移民歷史來看，我們華裔不會比他們晚，有170年的歷史。」黃華清覺得美國社會對這些事實知之甚少，使得華裔、亞裔長年遭受排擠。因此，談到正在進行的紐約市長選舉，黃華清「最基本的願望」就是下任市長可以「從教科書開始」，教育美國公眾平等看待華裔和亞裔族群。「非裔有馬丁·路德·金一直為他們吶喊。那華人的馬丁·路德·金在哪呢？」他對端傳媒說。

如今紐約迎來了一位華裔市長候選人——台灣移民的兒子楊安澤（Andrew Yang）。但黃華清卻不甚滿意。「開始的時候楊安澤沒有說自己是華裔，而是說台灣裔；之後有人罵他了，他改口說自己是亞裔；要爭取華人選票的時候，他說『I\”m American Chinese』。」他覺得楊安澤把種族身分變成迎合選民的符號，「非常虛」，「不實在」。

這令他想到自己和女兒吵架的情景。在美國出生的女兒曾對他說，「我的護照比你的好。」黃華清答，「不對吧？我們兩個的護照明明是一樣的，只有出生地（Birth Country）不同。」女兒反駁他，「我可以去競選美國總統，但你不可以。」

黃華清來美四十多年，1992年入美國籍，在紐約政商界交遊廣泛，參選過地區的民主黨代表，也曾為紐約市議員候選人做過競選顧問。當年9/11事件發生後，他在紐約做了數月義工，吸了太多受污染的空氣而留下肺纖維化後遺症。但女兒這麼說，「意思就是她是美國人，而我不是，我是歸化的。」黃華清回憶。

眼下，楊安澤是紐約市長的熱門人選，但黃華清支持楊的對手、現任布魯克林區長、非裔民主黨候選人亞當斯（Eric Adams）。他稱讚在亞當斯的主持下，紐約計畫豎起第一個中式牌樓，上書「四海一家」（建成時間未知）。「波士頓有（牌樓），澳大利亞有，新加坡有，怎麼就紐約以前沒有呢？」而相比起楊安澤用英文發推特說春節吃月餅，亞當斯每逢春節會在布魯克林的華人區舉辦慶祝活動，黃華清覺得亞當斯更加真誠一些。

2021年5月，由幾個亞裔團體舉辦的市長參選人論壇上，談及華人關心的教育和特殊高中（Specialized High Schools）入學考試等議題，黃華清見亞當斯「想都沒想就舉手搶答」，而楊安則卻遲疑不決。「很多人說『華人要選華人』，但他選上之後，會不會真的幫你呢？」黃華清說。

「拿著亞裔的臉來騙選票」

楊安澤最初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走入公眾視野，他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參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華裔。當時他主打「MATH」口號，稱特朗普的反義詞就是一個擅長數學的亞裔，令許多人印象深刻。2021年，他加入了紐約市長的競逐，攜同是華裔的妻子呂艾玲（Evelyn Yang）和家人在紐約的大街小巷拜票、造勢，誓要幫這個城市擺脱疫情帶來的困境。

「楊安澤競選總統的時候，我非常支持他，買了他的周邊產品，給他捐款。在街上看到有人貼Andrew Yang的貼紙，會很興奮。那個時候我沒有覺得他會選上（總統），只是覺得很好，有個亞裔願意出來，這是對亞裔很好的代表。」在紐約市一家NGO組織工作的華人Zi對端傳媒說。

但楊關於種族和身份的言論卻成了許多紐約客心裏過不去的坎。去年春天，紐約市被COVID-19疫情席捲，華人被視作「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楊安澤在《華盛頓郵報》刊評論文章稱，亞裔要體現自己的「美國性」（Americanness），譬如穿紅色、白色和藍色（美國國旗的顏色），彰顯愛國之心，才可以對抗種族歧視和偏見。一年之後，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六位亞裔女性遇害，遇害者不全是美國公民。而楊發推特稱，亞裔美國人也是美國人——繼續將種族問題放在美國國民框架之中，令許多一代移民和暫居美國的留學、工作人士心寒。

「我覺得被他背叛了。他一次又一次把人拖進『美國性』（Americanness）的比賽，而我不想參加這個比賽，我想作為一個移民在美國堂堂正正地生活，也不想拋棄自己的外國人的特性（foreignness）。」Zi說，她是來紐約讀書、工作、安家的第一代移民，「如果真的有美國性的比賽，我是有天然劣勢的，亞特蘭大的華人受害者也有天然劣勢，但難道我們就應該被歧視了嗎？這場比賽本身就是不恰當、不道德的。」

「我很失望楊的解決方案是讓有色人種『身份內卷化』，『因為你比較美國，所以你不該被歧視』。」Zi補充。

「出現對亞裔的仇恨，不應該怪罪那些做壞事的人嗎？為什麼要我們再繼續做好？」在曼哈頓經營中餐廳的華人業主王超對端傳媒說。自疫情爆發以來，紐約是美國亞裔仇恨案件增幅最大的城市，增長超過900%，時常有亞裔被襲擊和謾罵，甚至在地鐵站被陌生人推下鐵軌，華人被當街暴打的視頻時常流傳於社交網絡。現在，王超隨身帶著電擊棒和胡椒噴霧，他的一些開店的華裔朋友甚至穿了防彈背心，「我們在世界中心，又不是敘利亞，太可笑了。」

「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安全的話，再怎麼開心，我覺得都是不幸福的。」王超學藝術出身，赴美留學的時候，「抱著極大的崇敬和希望來到紐約」，「讀書的時候同學、老師幫助很多」。但開了餐廳之後，「社會的大門一下子打開，洪水猛獸全部都過來」，朝他門口丟垃圾的、砸石頭的，近兩年尤其明顯。

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時，王超的店在曼哈頓第一大道，是「天然的遊行場」。「我每天誠惶誠恐地看著烏泱泱的人拍我的玻璃，當時內心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快崩潰了。」有人在店舖的玻璃上刻下字符，街上有人罵他，而此刻再看到楊安澤說「我們亞裔要自省」、「做一個『更』模範生」，王超覺得，「這是要把軟柿子捏爆嗎？」

「我理想中的亞裔領袖是要有擔當的，」而他覺得楊安澤「完全是一個香蕉人的表態」，「拿著亞裔的臉來騙選票」。

「會不會是前進一步，退後兩步？」

在華爾街工作的華人律師Alex稱自己和楊安澤早期從事的職業一樣，名牌法學院畢業，在知名律師事務所供職。「楊安澤那一套對種族的理解，更像是公司大樓裏的多元化項目——過去幾十年自由派的一個符號。」

「楊安澤就是：什麼正確，我就說什麼，但我不關心這是不是真的，或者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Alex解釋，「楊太熟悉這一套自由派的話語體系。這套體系讓大家都感覺很好，好像有進步似的，而且楊通過這個體系活得很好，他是一個受益者。他自己甚至意識不到，也沒有努力地跳出這個泡沫。」

Zi有同感。「我經常變成我們公司多元化的代表，有種族多元委員會，或者關於種族議題的公司大會，會找我來主持，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能力好，還是我的膚色，我總是被選上參加這種門面上的活動。」

「紐約市長的工作是要把不同階層凝結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當選）會不會是前進一步，後退兩步？」Alex補充。

同時，Zi認為，「楊安澤的家庭形象也是有錢華人的感覺，亞裔雅痞（Asian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是個企業家，是個JD（法律博士），高高在上的感覺，讓我想到走在曼哈頓街頭很容易看到哪些人是不用為生活擔心的。」Zi說自己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屬於紐約的普通中產階層。「但我覺得他不會很了解在紐約年收入7、8萬美元，甚至收入更低的普通人，過著怎樣的生活。他缺少社區感，不是社區的一員。」

住在法拉盛的台灣移民Chanel亦評價楊安澤「家境良好、不接地氣」。「許多法拉盛的人打黑工、不繳稅，疫情期間難以生存，因為他們無法領取救助，而且他們很多人也無法投票⋯⋯他們是一群不被聽到的人，下一任市長，會對此做點什麼嗎？」

楊安澤在紐約上州的Westchester長大，「我現在就住在Westchester，」Zi說，「如果我是這裏長大的小孩，我可能會理解為什麼楊安澤這樣。這裏是一個非常白的泡泡。我在的社區有一兩百戶人，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而且很長時間以來，我是唯一一個少數族裔。從去年才開始有非裔、拉丁裔搬進來。」

同樣成長於白人小鎮的華裔IT工程師瀋安對端傳媒說，雖然他在美國出生，「但別人會讓你知道你是個外來者」。那時周圍鄰居問瀋安「是從哪來的」，他疲於解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背景，而懂得長話短說——「我的父母來自中國」。「我知道大部分人問我是哪來的，其實就是這個問題。」他到紐約念大學、工作之後，認識了一些在紐約長大的亞裔，發現彼此對身份和種族的看法「很不一樣」，因為紐約的多種族、多元文化，反倒加重了「我是誰」這樣的身份危機感。

《紐約客》曾經撰文稱，楊的成長背景讓他可以很務實地談論身份，有時甚至是用輕蔑的、開玩笑的方式——其實是一種防禦機制；而這樣的亞裔進入精英工作場所，再次被白人包圍，往往會利用現有的機制，讓自己成為受益者。

Alex覺得，相比於楊安澤比較「老派」的身份定義，和他一樣的千禧一代更傾向將身份認同和更現代的政治意識結合起來。「大家首先要對自己的族裔自豪」，「我在美國生活，我有基本權利，你要尊重我。你就應該接納我，因為接納我是對的事情，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去凸顯我的美國性。」

「我是我們公司最直言不諱的人。」Zi說，「去年Black Lives Matter的時候，美國稍微左派一點的公司都會問員工的感受怎麼樣，提供情緒輔導的資源，大家在下面鼓掌、拍手，然後這個問題就過去了。我說，不行啊，這個問題沒有過去，我就開始講自己遇到了什麼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你講了，對你的職場並沒有任何益處。一直堅持不懈地在別人面前說，也是很難的事情，我也會有點累。但我覺得我作為社會人，我在職場裏有這麼個位置，這個位置也是我的發聲渠道之一。而且我是亞裔女性第一代移民，有這種交叉的身分，不能指望一個政客橫空出世，我們所有亞裔就不再受到歧視。」她補充。

華人社群中，有Zi和Alex等年輕一代，也有處於社會邊緣、對政治冷感的勞工階層。在曼哈頓中城工作的華人老羅對端傳媒說，自己的生活「上班下班」、「兩點一線」，「和這個社會基本上沒有接觸，也看不懂英文」，但因為過去經常受到非裔的欺負，因此絕不會支持楊安澤的競爭對手、非裔候選人亞當斯。

「如果楊安澤真的是『最亞裔』的『亞裔』」

「華人的權益是要自己去爭取，而不是靠哪一個政治人物賜給你。」來自福建永安的華人企業家鄧龍對端傳媒說。他上世紀90年代來到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身上只有165美金，「那時候感覺華人很被瞧不起，尤其是大陸背景的。」他讀到台灣聯合報系在北美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寫「大陸來的人都滿臉菜色，好像營養不良」，格外刺痛。他從底層做起，做裝修、做貿易、開雜貨店、做生鮮生意，後來他成立美國華商會，因為華裔企業家也總是被欺負。

2004年，剛剛當選紐約市議員的台灣裔政客劉醇逸（John Chun Liu）提出「人行道攤位修正法案」（又稱699議案），想要把商鋪或雜貨店占用門前五尺人行道擺放鮮花或水果的攤位取消掉，為行人留出更多的空間。「有攤位的基本上都是華人，」鄧龍自己有三個攤位，他想要站出來反對，發動簽名。「那時候沒有一個華人商家願意加入，尤其是大陸來的。他們在大陸這種政治環境出來，都很怕官、怕政府，說『警察會把你抓起來』。」法案通過那天，要送給時任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簽字，鄧龍聯合了數家有攤位的韓國商人，一群人跑到市政府門前抗議。布隆伯格當時否決了法案。鄧龍又趁機去遊說市議會的議員，最終以微弱的比例將法案作廢。

初嘗民主的滋味之後，鄧龍更密切地參與政治。2014年，鄧龍出任紐約州共和黨財政委員會主席，是首位擔任此職位的華人，2016年曾幫助特朗普競選籌款，也是特朗普當選後的白宮貴賓。但後來因特朗普使用「中國病毒」、「功夫病毒」等字眼，鄧龍與其「割席」。他覺得特朗普「在疫情時做得太糟糕」，「已經把這種白人至上的火種給點起來了，這對我們少數族裔的生存是一種危機」。

「不管再好的經濟、再好的財富，跟你的生命和安全比起來，那都是鴻毛。」鄧龍自那開始轉向民主黨，他現在支持楊安澤競選紐約市長。

「楊安澤之前說為有一張亞裔的臉感到羞恥什麼的，其實就是積累在心裏面的被人家歧視的壓抑。」鄧龍這樣理解，「楊現在也開始講中文，對所有媒體講，我是華裔美國人。」楊安澤有一次來到鄧龍的超市，鄧龍看到兩個顧客豎著大拇指，稱贊楊「勇敢的中國人，勇敢的中國人」。

鄧龍稱，支持楊有另一個原因，他想培養他的兒子在未來成為美國的華裔總統。「說出來人家就是笑笑而已，覺得『怎麼可能呢』？」鄧龍說，「那時楊安澤出來選總統，所有的中國人都說『怎麼可能呢』；不像奧巴馬一個黑人出來選舉，所有黑人都歡呼雀躍。」他表示，支持楊安澤「最重要的就是他華裔的身份」，並且，他覺得楊安澤「給人的感覺很American」，「白人喜歡他，猶太人也喜歡他，他拿了很多主流的票，不是靠華人的選票才能當選。」

「有人說楊安澤不夠『亞裔』，也有人覺得他不是『真正的美國人』，這樣的事情在我自己身上也有發生過——有人覺得我不夠『台灣』，也有人覺得我不是真的美國人，不應該在這裡。」台灣裔美國人Andy對端傳媒說。他自高中起在美國生活，目前在紐約東村經營一家台灣菜館。「如果楊安澤真的是『最亞裔』的『亞裔』，那他可能也沒辦法帶來現在的那些改變了。」

「我開台灣餐館，也從來不試圖做得『地道』，而是努力讓我的菜更能讓美國人接受。如果真把一個台灣的餐館搬到這裏來，生意應該不會這麼好。」Andy補充。

「左派之中的『保守之光』」

在一些紐約華裔和亞裔的社交媒體群組中，有選民點評楊安澤是「民主黨中的『特朗普』，左派之中的『保守之光』」，因為楊的一些主張——譬如支持警隊、提倡稅收減免，響應了華人社群對於安全和富裕生活的渴望。

後疫情時代的紐約，亟需修復的不僅有劍拔弩張的種族問題，也有經歷了十幾個月疫情摧殘的經濟慘狀。楊安澤在2020年參選美國總統時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提議為每個美國成年人每月發1000美金。現在，他帶著UBI的口號競選紐約市長。

鄧龍覺得，楊安澤的UBI想法「不完全是民主黨的」，因為現在美國政府在福利、救濟方面的投入，一大部分消耗在政府審批的表格、程序之中，而沒有直接進入公民的口袋。每人一千元的現金的提議令鄧龍感到「眼前一亮」，「任何審批都不需要」，「像特朗普寄支票，每個人都收到了，對不對？」「這1000塊已經給你保底了，你首先心裏不慌了。」

但經營中餐館的王超「覺得發錢這事非常不靠譜」。他發現，在疫情期間，因為可以領失業救濟金，一些人不願工作，餐飲業在紐約重啟之後出現了用工荒，各處都招不到員工。「還不如授之以漁，教大家怎麼賺錢，做技工培訓，把人力真真切切投入到勞動市場。美國人本來就沒有儲蓄的習慣，你直接給我發錢，我花完了，下一頓怎麼辦？」

瀋安對UBI「有興趣」，因為覺得「會激發很多創新」。「我經常在考慮自己是不是要做個公司，提供信息安全的諮詢服務，但我最討厭的方面是銷售、找顧客，如果我有基本收入，我就不會擔心這個，有更多安全感。」但是，他質疑楊安澤在政府管理方面的經驗，譬如楊表示要從紐約州政府奪回紐約市的公共交通管理權，卻無法說出州立大都會運輸署（MTA）的負債情況。「楊說得好聽，但不懂細節。比如別人問他從哪拿到錢去做你要做的政策，他就說不出來。」

「楊安澤在美國國內政治裏面，談到了一些真問題。他比較早地強調了工業自動化才是美國的問題，而不是移民，他是正確的。」Alex表示，「但我覺得他的想法更適合一個全國性的平台，而不是一個市長的平台。畢竟，紐約市不掌握財政部和美聯儲。紐約市是沒有財政自由的。」

很多左派、進步派同樣不喜楊的UBI主張。「你把錢發給人，然後讓市場發揮效應，這本身是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東西。」Alex補充，「很多進步派的人認為建立理想社會是需要社區的，需要讓人們的生活有目標，需要更多的培訓項目。」他指出，楊的UBI會不會是在逃避問題？「相比一千美金，其實更需要的是更大的政府，把錢花在市場調節忽略的地方，比如基礎設施和養老院。」

「紐約市對窮人有意義的項目，在過去四十年、五十年裏已經被削減得差不多了。70年代紐約已經瀕臨破產過一次了。以前紐約城市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是免費的，任何人都可以來讀書，是當時平民階層的上升途徑，培養出幾任市長，但當時瀕臨破產的時候，聯邦政府不願意給錢。」Alex曾研究過紐約市的財政狀況，「我覺得楊安澤的很多政策需要花很多錢，他可能會重蹈紐約破產的覆轍。」

目前，楊安澤已經獲得了了民主黨華人國會眾議員孟昭文（Grace Meng）、民主黨紐約州參議員劉醇逸（John Liu）和民主黨紐約市議員陳倩文（Margrat Chin）的背書，也獲得了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饒舌歌手歐陽靖等華人的支持。他在民調中排名前列，也極盡可能地走訪紐約的街頭巷尾，去唐人街吃餛吞、蔥油餅，調侃自己因為沒有買蛋撻回家，惹妻子生氣。

「很多人罵我，說不想選楊安澤就是『漢奸』。」黃華清感受到了來自華人社群的壓力，但他覺得選市長「比選總統還厲害」，「因為什麼政策出來會直接影響到我們本身的利益」。「你要融入一個社會，首先不要怕付出，」他補充，「楊說自己在紐約住了26年，卻從來沒有投過票。桑蒂颶風的時候，紐約下城的唐人街都淹了，你楊安澤就在華爾街那邊工作，為什麼沒有為這個華人社區做點事？」

民主黨初選前夕，《紐約郵報》刊登了一副諷刺楊安澤的漫畫——一個小眼睛的黃種人從紐約時代廣場的地鐵站開心地走出來，旁邊的店家說「遊客回來了」。漫畫取材於楊安澤不久前在採訪中稱「時代廣場是他最喜歡的地鐵站」，令許多紐約客大跌眼鏡，因為時代廣場被普遍認為擁擠、嘈雜，是只有遊客才喜歡的地方。

楊安澤抓住了此次機會，發表聲明稱「每一次，你們說我不是一個真正的紐約客時，你們就是在告訴其他亞裔美國人，他們不屬於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