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謀」vs「正常新聞」，被改寫的香港新聞場域

當有新聞工作者因為出版文章而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而李家超嘗試將事件與「正常」新聞工作劃開距離，所造成的效果與其說是安撫，毋寧是改寫「正常」新聞的定義。

今次的拘捕行動更對本地新聞工作者敲響了難以忽視的警鐘。被逮捕的五人，除了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及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外，《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三人皆為新聞工作者，負責把關《蘋果》內容生產。也即，幾乎在維持一間公司正常運轉的行政、運營和內容部門的話事人，都被警方檢控。

面對傳媒提問，李家超只一再強調今次事件涉及的是「刑事串謀罪行」，需要與「正常新聞工作」作出區分。至於何為「正常」、「一般」的新聞工作，李家超回應指，傳媒工作者只需要考慮自身目的及意圖，若沒有違法或危害國家安全，便不受法律規管。但針對這次所涉及於《蘋果》刊登的文章，李家超及警方均以調查正在進行中為由，拒絕披露細節。

先不論涉事的文章具體內容為何，這次事件本質上是國安法框架下，又一次以言入罪的案例。局方聲稱《蘋果》「呼籲制裁中國」，涉及的文章是在《蘋果》發表的新聞內容，更突顯當下政權對國家安全覆蓋領域的理解，及其與新聞自由之間的矛盾。

《蘋果》刊登的文章縱然有其政治立場和論調，但一直以來仍是屬於香港社會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範圍之內，其爭議主要圍繞在媒體是否具有「倡議」（行動）的功能。而就這一點，即便是在新聞學界內，也有不同考慮，在業界更有不同的實踐形式。在香港，把「倡議」明確作為自身定位，《蘋果》甚至不是首創媒體。支持媒體的「倡議」功能的人認為，倡議只是對古老的傳播功能之一的復興，其實每個媒體都有倡議功能，只是具體的處理方法不一樣。「倡議新聞」就像「快樂新聞」「慢新聞」一樣，只是非傳統型態的新聞，依然要遵守新聞的基本準則與倫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爭議，亦應留待社會自行辯論修正。但今次事件則顯示，政府已有足夠信心，驅動國安法賦予的權力侵入本應屬於新聞自由的空間。

當有新聞工作者因為出版文章而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而李家超嘗試將事件與「正常」新聞工作劃開距離，所造成的效果與其說是安撫，毋寧是改寫「正常」新聞的定義。在新聞專業制度裏，報導事實，呈現社會上不同的觀點，以文字或影像等各種媒介傳播資訊，本身就是正常且正當的專業操作。今次事件的最直接影響，是政權利用國安法，將大眾理解的正常新聞工作，定義為「犯罪活動」，更稱新聞工作者為「罪犯」，稱報館資產為「黑錢」。如此一般，也反映了政權對香港新聞界作出指示，劃分出合乎其需要的「正常」和「合法」區間，以此整治香港新聞界。

《蘋果》在香港新聞界的特殊性在於，它一直是旗幟鮮明的政治異議報章，不憚於發表批判中國及香港政府的言論，亦明確地定位自身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傳播平台。

這個意圖反覆出現於李家超與傳媒的問答之中。他多次呼籲其他傳媒與「罪犯」劃清界線，又指涉案的《蘋果》員工是以新聞作為工具犯罪。一方面是樹立了《蘋果》作為反面例子，要求其他傳媒警惕，另一方面亦毀謗了《蘋果》員工的新聞專業，甚至有將《蘋果》排除於新聞之外的含意。這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當局「撕裂」香港社會的話術同出一轍：運動人士皆為「反中亂港暴力分子」，「普通市民」要與他們切割。

這背後有一重更深遠的影響，就是把《蘋果》所代表的政治異議聲音劃分於合法的新聞空間以外，變相噤絕政治異見的合法發表。《蘋果》在香港新聞界的特殊性在於，它一直是旗幟鮮明的政治異議報章，不憚於發表批判中國及香港政府的言論，亦明確地定位自身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傳播平台。若以嚴謹的新聞專業標準而言，《蘋果》結合民主訴求及新聞操作的做法，的確有新聞倫理的爭議，這亦一直是香港社會、新聞界及學界討論的議題。而今政權以公權力干涉《蘋果》的營運，無非是傳達一個信息：

批判政治及有倡議行動成份的異議，將不容於國安法之下的言論空間。

媒體內容觸犯《國安法》，針對機構，也針對多元觀點

記者試圖在評論和報導間進行區分的努力，顯然並不是多此一舉，因為從專業角度來說，評論和報導，以及報導中的引述性句子，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新聞主角。

數名記者追問李家超，所謂「呼籲制裁中國」的文章，到底是新聞報導中的引述性句子，還是評論文章中的觀點？李家超對此沒有明確回答。他並沒有區分文章的體裁，只反覆背誦，只要傳媒工作者準確、守法（lawfully and properly），就沒有關係；否則一旦違法，也是「損害香港傳媒界的整體聲譽」。

對此，全港8個傳媒工會組織發聯署聲明，指事件在新聞界引發恐慌，擔心國安法被「武器化」，嚴重威脅新聞自由。

記者試圖在評論和報導間進行區分的努力，顯然並不是多此一舉，因為從專業角度來說，評論和報導，以及報導中的引述性句子，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新聞主角。報導的主要寫作者是記者，流程上經過採訪和編輯兩個環節，過程中會進行非常仔細的事實查核，「真實的陳述」是這類文體的關鍵；報導中的引述性句子則來自被訪者，而非媒體自身；評論則以觀點、分析見長，基於的是評論者個人的經驗、觀察甚至研究，比之報導，評論顯然在立場和語言發揮上有更大的空間，「洞見」「見解」是評論的最大賣點。

區分「危害國家安全」的是評論還是報導，還是報導中的引述性句子，對應的根本性問題是，當局到底是在指控《蘋果日報》的自身立場，還是把市面上、社會上的不同觀點與媒體立場混為一談。如果是前者，那麼針對的是《蘋果》本身，若是後者，則針對的是廣泛意義上，媒體作為一種傳達多元觀點的平台的功能，以及多元觀點的存在。

這種模糊定位為新聞實操帶來的審查效應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報導中的受訪者有批判政治、又呼籲政治行動的聲音，那記者可不可以報導？如果評論者有政治上和當局不一樣的、在當局看來激進的觀點，那麼編輯又是否可以將相關文章發出？

筆者認為，在新聞業務層面進行這樣細緻的分類，未必是眼下當局想要做的事情。在「證據細節不宜披露」的說辭以外，李家超也說出「除了文章內容，整體看是否涉嫌刑事串謀」、「新聞工作只需考慮是否符合香港法律」、「警方收集證據不論是否新聞材料」⋯⋯

這似乎只體現出一種「關懷」：只要「罪行」是刑事串謀，什麼材料都不排除被拿來做證據——換句話說，是什麼體裁並不是最重要的，只看這篇文章的目的和意圖是否危害國家安全。

但這種模糊定位為新聞實操帶來的審查效應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報導中的受訪者有批判政治、又呼籲政治行動的聲音，那記者可不可以報導？如果評論者有政治上和當局不一樣的、在當局看來激進的觀點，那麼編輯又是否可以將相關文章發出？就算記者和編輯願意為自己出品的報導和評論負責，無懼審查，但又是否也擔待得起其他發聲者的安危與風險，繼而減少披露與引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以免間接導致他人因言獲罪？

據報道，香港警方帶走了《蘋果》的38部電腦，並在電腦中集中搜尋「美國集會」、「支持香港」等字眼，很可能「呼籲制裁中國」的罪名要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一度向美國及G7提出幫忙的請求扯上關係。但全港幾乎所有媒體（不論立場）都有報導及評論這些事件，甚至提出制裁請求對象也不限於美國、G7，還有歐盟⋯⋯那麼到底是警方力有不逮因此無法周全、法不責眾，還是只是拿最具動員能力的《蘋果》來開刀？

法庭批准警方蒐集新聞材料，傳媒生態鏈勢被切割

不能忽視法庭批准警方取走屬於《蘋果》的新聞材料的決定。

在去年8月，香港警方第一次進入壹傳媒大廈搜證時，《蘋果》員工以及香港新聞界已對警方窺看記者桌上的新聞材料有所反彈，但那次警方並未得到法庭手令，檢取新聞材料。今次警方根據國安法獲法庭授權檢取新聞材料，壹傳媒公會及記協皆表示擔憂，認為會影響公眾對傳媒信心，令市民不敢接受傳媒訪問。

香港法律規定，執法部門若須檢取新聞材料，需經特定程序作出申請，並由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法官批核。這類申請需要進行公開聆訊，以及有三個層級，分為交出令、須封存資料的搜查令，以及可檢視材料的搜查令。有關規定見於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十二部份，在1995年由立法局通過，意在加強對新聞自由的保障。

警方國安處人員沒有經過公開聆訊，便拿著法庭手令抵達《蘋果》門前，可見《國安法》對新聞自由的尊重並不如香港整體法律，它儼然凌駕一些香港法律的設立原意。

然而，今次事件中，警方國安處人員沒有經過公開聆訊，便拿著法庭手令抵達《蘋果》門前，可見《國安法》對新聞自由的尊重並不如香港整體法律，它儼然凌駕一些香港法律的設立原意。

壹傳媒工會及記協的憂慮是實在的。香港社會因著《國安法》後的法律紅線，人心惶惶，此時，法庭非但沒有充份保障新聞機構必須保護其信息來源的專業操守，更允許警方肆意檢取任何新聞材料，此舉將打擊新聞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如何讓受訪者在安全的情況下提供信息？即使受訪者願意承擔信息外洩的風險，自己又能否保障材料不被執法部門檢取？這是否會導致傳媒人加劇自我審查，因循苟且，也許視乎業界能否在日漸收窄的環境中堅守價值，也取決於讀者市場是否願意支持敢言的媒體。

其連串舉動卻影響著香港新聞界的資方、記者、作者、甚至受訪者與讀者，以及連結起他們的整個新聞傳播鏈。

而李家超在記者會上，只有反覆污名化因今次事件被捕的新聞工作者，呼籲傳媒同業及市民與「罪犯」劃清界線。同時凍結《蘋果》資產，在商業層面打擊公司營運。政府一貫的說法是將《蘋果》塑造成新聞界的例外，個別的害群之馬，但其連串舉動卻影響著香港新聞界的資方、記者、作者、甚至受訪者與讀者，以及連結起他們的整個新聞傳播鏈。

這次事件造成的寒蟬效應，也勢必滲入廣大讀者的心理。有記者追問李家超，關於局方聲稱涉事的數十篇文章，如果有讀者在社交平台上點讚、分享，會否有違法風險。李家超再次迴避問題，只稱拘捕仍在進行當中，任何協助、教唆、參與犯罪的人士也有可能被捕。此處的含混不清既是滋長恐懼，亦賦予政權伸展管治權力的彈性。「與（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為伍，會付出沉重代價」，李家超的說法近乎恫嚇。

自由是法律容許範圍內的自由，這句政府官員奉為圭臬的說話，如今總是帶有威脅的意味。

「正常的」新聞工作：傳聲、潔化？

追看記者會的坊間大眾對親政府的《東方日報》的四個提問一片譁然。

《東方日報》提問的原話是：局方對五名高層入罪有否信心？傳聞政府有意在7月1日前取締蘋果，局方會否確保蘋果7月1號就沒有報紙出呢？你形容今日被捕人士為涉嫌犯罪分子，你會否形容蘋果日報為犯罪集團？會否叫蘋果的員工「跳船」，若「跳船」能否保平安？

即便是以親政府媒體的提問技巧來看，這幾個問題也過於不專業。這樣的提問給了李家超一個扮演「客觀中立」、「執法有則」的光輝形象的機會。

把傳媒視為第四權、監督者的人，應該都明白傳媒提問要避免導向性、挑戰而非順應官方說辭的基本道理。但即便是以親政府媒體的提問技巧來看，這幾個問題也過於不專業。這樣的提問給了李家超一個扮演「客觀中立」、「執法有則」的光輝形象的機會，李家超依然沒有具體回答這些問題，只是讚美了一番警方蒐證，表達信心，言必稱「依法行事」，當局當然不會干涉個人決定——總之入場有風險，責任需自負。不要將「一般正常新聞工作」和《蘋果》事件扯上關係，李家超藉機再次強調。

而《東方》示範的這種提問方式會是當局眼中「正常新聞工作」的樣子嗎——對主要競爭對手幸災樂禍，媚俗局方，言官方之不方便言，反襯當局的「法治」、「中立」、「專業」。

在保守親建制的論述之外，能存在異議、批判與質疑結構性問題的言論，後者正正被官方抽空於「正常」之外。

對於非建制媒體來說，「正常」甚至不是一個有明文參照的標準，而是傳媒作為個體與公共之間的介入者，也可能被全然架空和抽離——因為媒體的批判功能、媒體上發表的批判觀點，都很有可能違反《國安法》，要被「不正常化」。「正常化」的媒體大概要在官方允許的淨化過的空間裏做新聞，在這個空間裏，哪怕沒有歌舞昇平，也可能是纖塵不染。

以這種定義來說，某程度上，香港社會以往享有的言論自由，也必然伴隨著公共辯論的良莠不齊——一個正常的多元觀點空間，只能以公共輿論中的「烏煙瘴氣」為代價，既有縝密、華麗、精緻的觀點，也必須容得下表達有缺陷、立場有差異、論證不詳實的情緒與思考。更重要的是，在保守親建制的論述之外，能存在異議、批判與質疑結構性問題的言論，後者正正被官方抽空於「正常」之外。

而現在這份抽空的壓力前所未有地迫切。當局急需借助法律和行政權力，掏空香港公民社會的根基、清理異議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