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國安處搜查壹傳媒集團總部暨《蘋果日報》報社，並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在內的五名報社高管。這是繼2020年8月香港警方拘捕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對壹傳媒大樓進行封鎖調查以來的第二次大型行動。警方聲稱《蘋果日報》自2019年起，涉有數十篇中、英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危害國家安全，並據此凍結壹傳媒三間公司（包括《蘋果》的日報、印刷及互聯網）共1800萬港元的資產。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聲稱有關人員參與在一個大型「串謀」計劃中，是打著新聞工作的幌子行危害國家安全之事。
且不論警方以2019年為始蒐集證據，是對《港版國安法》未提及追溯期、特首林鄭月娥聲稱「既往不咎」的自掌嘴巴，當局在記者會上更刻意打造《蘋果》和其他媒體對立的印象：這一邊，《蘋果》「利用新聞為工具危害國安行為」、「勾結外國勢力」、呼籲制裁中國，參與在局方認為的國安相關「串謀」計劃中；另一邊，局方強調「一般正常新聞工作」不在當局打擊的行列，其他媒體人及媒體公司只要潔身自好、劃清界線、依照法律（強調包括《港版國安法》）來做新聞，則無需擔心。
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遠超一家媒體被政治打壓的層次。
但「串謀」計劃到底是什麼計劃？「串謀」和「正常新聞工作」之間的界線到底是什麼？有哪些具體的文章能成為證據？是評論文章還是報導中引用的受訪者的話？證據如果還未蒐集到位為何就能實施拘捕？⋯⋯對此局方一概沒有交代，畢竟，案件還處在「調查階段」，而永遠是說不清也不能說清楚的「國家安全」超然凌駕所有程序。
然而可以說，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遠超一家媒體被政治打壓的層次——當買一份《蘋果日報》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會觸犯國安法——它正在新聞的各個參與者（包括讀者、記者、編輯、廣告商、投資者）之間製造斷裂，打擊整個公民社會的信息傳播鏈條；它在香港新聞業界製造二元對立的敵我矛盾，試圖「淨化」業界生態、誘發嚴重的自我審查；它要規範「正常」與「不正常」，實際上騎劫了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權。至於被凍結了資產的、仍是政權眼中釘的《蘋果日報》還能活多久？記者會上一名親政府媒體記者的「七一」之問，大概已揭司馬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