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疫情 評論

魏玓: 疫情惡化下的台灣,要「校正」的事情是什麼?

台灣真正要示範的,是如何在民主自由、信息公開的環境裏,打贏這場戰爭。


2021年5月17日,穿著保護衣的醫護人員在台北一所臨時新冠病毒快速測試中心工作。 攝: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5月17日,穿著保護衣的醫護人員在台北一所臨時新冠病毒快速測試中心工作。 攝: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5月中旬台灣Covid-19肺炎疫情爆發社區感染,過去一年多來相對安全的情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相關資訊的發佈和傳播出現混亂,關鍵信息釋放趨遲緩之外,假訊息、謠言也四處出沒,網絡上的爭吵層出不窮。這顯現出無論是官方的信息管控,還是民間的輿論傳播,都有許多值得檢討和反思的地方。

以「校正回歸」為例。5月22日,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上,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例行公布了當日的確診數字321例,但同時也表示 尚有400例因為篩檢流程「塞車」之故,將加回到過去六天的確診數值之中,他並使用了一個新的名詞「校正回歸」來說明這個狀況(目前台灣疫情指揮中心還在沿用該詞,每天公布的疫情數字都包括「確認」和「校正回歸」兩個數字)。

當時由於「校正回歸」是全新的防疫用詞,而且指揮中心一次性地公布累計六天的修正數字,數量又相對龐大,立刻讓許多民眾出現困惑、疑懼甚至憤怒等情緒,有批評者認為這是在隱匿疫情,但也有支持者認為回溯數字是正常操作。在很短的時間裏,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從公衛、醫療,到經濟、公共行政等等,也紛紛提出各種資料和說法來解釋這件事情的合理性,並在網路上迅速傳散。根據多家媒體引述報導的網路聲量調查顯示,5月22到23日網路上對這個議題的討論聲量居高不下,攻防激烈,到23日晚間已經超過15萬5千筆。

其實,「校正確診數字」本身並不是太難理解的事情,而很多的專家解釋,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些說法卻沒有辦法解釋一件事情:指揮中心是可以,而且確實正在管控各種疫情狀況資訊的發佈與流通,包括大家最關心的每日確診數字。但是指揮中心應不應該管控資訊?如何管控才恰當?又該如何被監督?或許才是此次事件應該被「校正」出來的重要課題。

指揮中心的資訊管控

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權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傾斜,原本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明顯被限縮。

先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要批判指揮中心對資訊的管控,相反地,我認為在重大公共資訊的披露和發佈上,例如一般民眾最關心的每日確診數字,指揮中心的處理與發佈本來就是需要格外謹慎。不管是採用何種計算方式,或是決定公布時機,都是很合理的政治考量。

不過台灣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既然是民主政治,政府的任何政治考量與決策,就應該受到監督,就應該面對不同意見的挑戰,以及更多資訊揭露的要求。監督和資訊揭露不只是為了防弊,而且是要透過監督力量的發揮,透過不同意見的交流辯論,可以讓政府官員做出更好的決策,更周全的執行,這正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與可貴。

2021年5月18日,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主持每天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

2021年5月18日,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主持每天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去年(2020)初疫情出現後,指揮中心就(從1月22日起)開始舉行每日記者會,並在影音平台YouTube上直播。這雖然一方面可以視作是把資訊發佈的流程變得更直接,卻也由於記者會形式、資訊發佈,甚至連攝影和收音等技術都完全由指揮中心主控,使得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權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傾斜,原本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明顯被限縮。

美國、歐洲等地認為,疫情期間,新聞媒體的守望和監督功能應該要強化,承擔更多信息追問、搜查、驗證及監督的功能,但台灣新聞媒體的參與程度卻不斷被削減。

而據我所知,第一線記者們也經常反映,指揮中心的信息發佈有許多不完整、缺位和需要及時補充卻未能滿足的問題。以「校正回歸」事件為例,端傳媒隔天在報導中就指出,不僅校正回歸案例的「研判日」定義不明,其他包括各縣市的每日累積確診數、每日採檢陽性率的分子與分母,以及關連不明的個案分布等有助疫情趨勢研判的重要資料,都是媒體多次向指揮中心索取,卻一直未獲回覆的。

美國、歐洲等地認為,疫情期間,新聞媒體的守望和監督功能應該要強化,承擔更多信息追問、搜查、驗證及監督的功能,但台灣新聞媒體的參與程度卻不斷被削減(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允許進入的記者人數,在5月27日從24名減半為12 名)。而造成新聞媒體在這個獨特資訊情境下的弱化,還有一個以前未曾出現過的原因:一般民眾對新聞媒體和記者的不友善與施壓。

封閉的資訊泡泡圈

毫無疑問,這是指揮中心的主場⋯⋯這個資訊泡泡,也因為防疫的相對成功,更加鞏固與封閉,政府和民眾集體自我感覺良好。

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採用直播形式之後,民眾在直播平台上的大量即時留言,也成為整個資訊流通場景的一部分。不過絕大部分的留言,要不是表達對指揮中心官員的問候與支持,就是對現場媒體記者的負面批評。留言民眾不僅對記者的提問有意見,指責記者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是在為難指揮官陳時中;甚至對記者的口語表達、聲音、外表等也經常品頭論足。期間甚至發生過記者對陳時中提問較為尖銳,事後立即被網友「肉搜」和「出征」,導致被迫關閉個人社群媒體帳號的事件。

當然,我並不是說記者的提問就一定恰當,也不是不能被批評。只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原本負責監督政府,為民眾爭取更多資訊的新聞記者,成為了被監督的對象。而原本理應接受新聞媒體監督的政府官員,則掌握資訊流通的現場全局,同時還擁有一群聲勢浩大的線上啦啦隊;毫無疑問,這是指揮中心的主場。而包括我自己以及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陳秀鳳的研究都指出,這不但造成了記者們極大的壓力,甚至是寒蟬效應,當然也就實質限縮了原本新聞媒體可以扮演的角色。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資訊泡泡圈,在這個泡泡裏,資訊無法充分流通,不同意見難以被看見和討論,堅持監督角色的新聞媒體成了黑臉。而這個資訊泡泡,也因為防疫的相對成功,更加鞏固與封閉,政府和民眾集體自我感覺良好。於是,可能的決策錯誤容易被掩蓋,有用的嘗試和建議難以被討論和採納,最後很可能錯失了許多改善防疫政策的機會。

沒有絕不出錯的官員,也沒有完美正確的決策,如果在過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開的資訊流通和討論,給政府和決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監督,決策品質一定可以改善。

審視5月以來的疫情惡化,各方專家都已經指出,包括航空機組人員的隔離措施、快篩和醫療能力的儲備、社區感染的預防與應變,乃至於疫苗的採買與研發,都明顯出現了漏洞與疏失。另一方面,獨立媒體《報導者》的報導明確指出,去年三月,前副總統陳建仁就曾公開建議把快篩納入超前佈署的一環,而半年前也已經有專家建議進行大規模社區感染的演練,以及整備快篩試劑,相關企業也已經著手,但是都被指揮中心否決或擱置。

2021年5月27日,台北街頭,一名店員為顧客量度體溫。

2021年5月27日,台北街頭,一名店員為顧客量度體溫。攝: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歷史不能重來,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如果當初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不要那麼萎縮,指揮中心願意聽取或採納各方建議,今天的情況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沒有絕不出錯的官員,也沒有完美正確的決策,如果在過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開的資訊流通和討論,給政府和決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監督,決策品質一定可以改善,而我們今天所面臨危機的可能性,就可以降低。

「共體時艱」效應

其實,最近很多民眾都很想問一句:「政府超前佈署喊了一年,為什麼佈署成這樣呢?」

但這個其實很合理的探問,在當前台灣也是難以被說出的。一種常見的回應模式是扣帽子:一提到篩檢問題,就被標籤為「普篩仔」;一批評政府,就是「扯後腿」、「中共同路人」;一想要檢討防疫措施,就是「不體諒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勞」。這類刻意簡化的、訴諸情緒的修辭,相當程度上壓抑了公共的良性溝通氛圍與辯論空間。

刻意簡化的、訴諸情緒的修辭,相當程度上壓抑了公共的良性溝通氛圍與辯論空間。

而另一種比較不那麼具攻擊性的回應模式則是「共體時艱」:既然疫情惡化的情況已經發生,此時此刻更應該團結一致,不要急著追究責任,也不要批評官員,只要配合政府措施,攜手度過難關是最重要的。這個從去年就成為主流價值的「共體時艱」說法,本身並沒有錯,也充滿正能量,但其中隱藏的盲點,卻也一直存在。

其實,監督、批評、要求資訊盡量公開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團隊的辛勞與成果,並沒有必然衝突。我們並不需要擔心監督和批評,就一定會傷害防疫團隊,或只是為了立刻追究責任。事實上監督和批評反而會讓防疫團隊做得更好,當防疫做的更好,辛苦的團隊也就能獲得更多的喘息。更重要的是,政府機器裏面有人做得好有人做的不好,但是封閉的資訊流通泡泡,很難產生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不只讓其實有必要改進的官員或政策,不需感受壓力,也讓真正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官員,缺乏動力和機會。

監督、批評、要求資訊盡量公開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團隊的辛勞與成果,並沒有必然衝突。

不僅如此,批評與質疑更不能跟不體諒第一線防疫和醫護人員畫上等號。反過來說,如果大家可以通過更多的討論和資訊流通,攜手把防疫工作做得更好,才是真正體恤他們的最好做法。我所接觸的醫護人員告訴我,其實有不少人對政府過去一年的防疫作為多有疑慮,而就在因為確診數激增導致醫療體系瀕臨崩潰的當前,他們最需要的其實不是「辛苦了」三個字,而是儘速修正和彌補相關決策的錯誤,讓他們往正確的方向努力堅持下去。

2021年5月29日,一名穿著保護衣的士兵為交通工具進行消毒後坐下休息。

2021年5月29日,一名穿著保護衣的士兵為交通工具進行消毒後坐下休息。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假訊息與認知作戰

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國對付惡意假訊息的最好辦法,並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單方面無條件相信政府。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民眾顧慮,在當前防疫的資訊流通場景中,存在不少非理性的批評(例如部分藍營政治人物或團體的粉絲專頁),甚至是不懷好意的假訊息攻擊。這些都是事實,然而這並不應該成為促進資訊流通和合理監督的阻礙。

事實上,明顯不理性或是離譜的假訊息,大部分民眾要拒斥或辨認並不困難,不足為懼。而牽涉較複雜的防疫措施或資訊解釋,我們確實需要更謹慎看待。畢竟網路上的風向操控,與各種政治力量的「網軍」運作,亦即所謂的「認知作戰」,已經存在多年。

5月25日爆發的「林瑋豐事件」儘管至今真相未明(編註:一名領頭批評「質疑指揮中心言論是網軍操作」人士,被懷疑其實是發佈質疑言論的真正帳號,被認為在自編自導一齣保護指揮中心的戲碼。因該人士與民進黨關係密切,因此更引發政治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綠藍白紅,無論國內國外,在網路空間上的動員,其激烈與複雜的程度,實是一般民眾難以想像。

然而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國對付惡意假訊息的最好辦法,並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單方面無條件相信政府,因為這些做法都只會形成更封閉的資訊流通空間,而這正是假訊息最容易滋生和被操控的溫床。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元、更開放和更充足的資訊流通環境,而我們也應該對台灣民眾有信心。台灣民主化已經進行超過三十年了,雖然需要更多的學習,但沒有道理不相信大部分民眾有能力處理這些資訊難題。

台灣要示範的是…

不是本土零確診,也不是自動自發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級警戒,而是如何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資訊開放的國度裏,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贏這場戰爭。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理應有足夠的能量容許一定程度的意見對立和辯論,然後仍然在共同的目標上攜手前進。當前的共同目標就是守護台灣,戰勝疫情。

我們都認同「防疫如同作戰」,形勢非常危急,實不容許太多失誤。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發揮民主國家的特長,通過政策監督、意見辯論和眾人之智,同時支持政府和新聞媒體各自扮演應該扮演的角色,大家一起來把防疫決策和落實做得更好。

這次社區感染爆發之際,某網友「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2週內解除3級」的推文被網路瘋傳,如今看來,已成了過去一年我們對於防疫成果自我感覺良好的最大諷刺。不過,儘管有點難堪,但我們並不需要放棄台灣的驕傲。只是,我們必須調整目標。

在對抗Covid-19肺炎的戰爭中,台灣真正要示範的,不是本土零確診,也不是自動自發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級警戒,而是我們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資訊開放的國度裏,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贏這場戰爭。這才是我們跟極權專制國家最大的不同,也才是台灣最大的驕傲和最珍貴的資產。而且,這個示範台灣不會只做一次,我們會做很多次,然後一直做下去。

(魏玓,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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