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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大副穆罕默德·艾沙（Mohammad Aisha）被一艘巨型貨輪發出的嘎吱聲和船身的顫動驚醒，他感到船體正在向右傾斜。他一路摸黑，跌跌撞撞爬上了五層樓梯，來到駕駛台，用手機電筒照亮了儀表盤。
MV Aman 號貨船已經傾斜了10度，330英尺（約100米）長的船體已進水超過6英尺（約1.8米），而距離它最近的船也有3英里（約4.8公里）。艾沙心裏明白，如果這艘3000噸的貨輪沉沒，會把他——船上唯一的人——捲入到紅海海底。
這是大難臨頭。卻也是艾沙逃離的良機。
這名29歲的敘利亞人是這艘貨船上留下的最後一名船員，過去幾個月，他一直獨自生活在船上。兩年前，貨船被遺棄在蘇彝士運河入海口附近，並被埃及政府扣留。他們拒絕讓他上岸，但艾沙尋思，如果船要沉了，他們總不能讓他留在船上。
眼看著船要沉了，他打開了緊急信號燈，同時通過無線電高呼「Mayday! Mayday!」幾個小時後，軍方的一艘巡邏艇終於開了過來，把他帶到了岸上。
接下來，他接受了軍方和警方的一連串盤問，十天后，穆罕默德又回到了原點——那艘險些沉沒的棄船上，只不過，船體已被修好。那一天是2019年10月27日，轉了一圈，他又回到了原點。
當時，這名敘利亞小伙離家約400英里（640公里），他被困在了埃及官僚政治和海事法交織成的層層迷宮中。他甚至心想：我還等得到下船那天嗎？
艾沙是2017年5月登上 MV Aman 號的，但沒多久，這艘貨船就因為欠債而被扣留。隨後，船員們接二連三離開了，有些人甚至連招呼都不打就溜回了家。
可艾沙卻走不了。作為 MV Aman 的大副，也是船上的二號指揮官，他曾聽從船長的建議簽署了一份文件，將自己指定為 MV Aman 的法定監護人。後來，這艘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貨船欠下了數額不菲的債務，船東要麼無力償還，要麼就是無心償債。
對埃及海事法院而言，艾沙是負責操控船隻的船員，而在所有債務問題解決之前，這艘船哪兒也不能去。對移民局而言，他缺少上岸所需的文件。對敘利亞政府而言，他不過是數百萬滯留在外的敘利亞人之一。
「我不知道這事兒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他在近日接受採訪時說，「我不僅與世隔絕，而且被徹底拋棄。」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的數據顯示，去年有近1000名船員被遺棄在海上。該組織的高級法律事務官員揚·德·波爾（Jan de Boer）稱，真實數字可能比這高得多。「我們只看到了冰山一角。」他說，「但我們看到的就有這麼多。」
如果船東沒了錢，船員往往拿不到報酬，他們無法回家，也沒法養活自己。此時，無論是港口、保險公司、船旗國政府官員，抑或船員所屬國家的大使館，通常都不願插手來打破僵局。有些國家會要求船員留在船上，有的船員則是自願留下，他們希望在船被賣掉後，可以拿回屬於自己的報酬。
在距離 MV Aman 不遠的蘇彝士港，埃及政府將一位名叫維比·卡拉（Vehbi Kara）的土耳其船長扣留在一間酒店房間裏，他也是一艘集裝箱貨船的法定監護人。這艘在2020年1月被遺棄的船鼠患成災。還有人們已熟知的「長賜號」（Ever Given），3月份時它因擱淺將蘇彝士運河堵塞了六天，如今該船船員依然待在這艘龐大的貨輪上，等待一家法院裁定其船東是否應向埃及方面賠償收入損失。
許多條約、公約和法規都要求集裝箱船的船東購買保險，以便在棄船事件發生時，能更好地維護船員權益。其中最有分量的當屬《國際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這項得到聯合國支持的公約於2013年生效。然而，許多中東國家從未簽署該公約，也包括埃及和巴林，後者正是 MV Aman 的船旗國。自2017年以來，全球行業工會——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接到報告的中東地區棄船事件每年都在增加。
MV Aman 的船員和代理商稱，船東名叫尤塞夫·本·薩那德（Youssif bin Sanad）。記者致電在巴林的薩那德，但他說自己並不是船東，而是 Tylos Shipping & Marine Services 公司的前商務經理，如今這家公司已經破產。他拒絕透露該公司的老闆是誰，也拒絕談論艾沙事件的細節。
他說，「我自己也遭受了損失。」他還說，艾沙當初不應該簽署那份將其指定為法定監護人的文件。隨後，薩那德在聊天軟體 WhatsApp 上發來一條訊息，稱他不會再談論此事。
記者曾多次向埃及港口管理方、警方以及軍方致電、發送電子郵件以及短信請求置評，但均未得到答覆。
艾沙登上 MV Aman 的兩個月後，船隻在蘇彝士運河入海口附近的阿達比亞（Adabiya）港被攔了下來。船長上岸辦事去了，艾沙正在船上做一些修補工作，這時，一名埃及法院的工作人員帶著一封信來到了船上。信裏說，船東需要為去年購買的一個三噸重的錨支付21500美元，否則船隻將一直被扣留。
艾沙說，在船長的建議下，他簽署了文件，將自己定為船隻的法定監護人。
「我當時沒想到，這會成為我這輩子犯下的最大錯誤。」他說。
艾沙19歲開始跑船，MV Aman 是他跑過的第11艘船。他出生在敘利亞有著海軍基地的城市塔爾圖斯（Tartus），在船上摸爬滾打了多年，職位也不斷晉升。他跟隨貨輪最遠到過香港，那是他最喜歡的港口。
母親瑪吉德·艾爾-凱亞特（Majd Al-Khaiat）每天都會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敘利亞戰事的最新情況。他記得母親曾說，「要隨時把手機帶在身邊。」「她想用這種方式告訴我，一直都有人在陪著我。」
根據艾沙的合同，他在 MV Aman 上的僱主是巴林的 Tylos Shipping & Marine Services 公司。在艾沙被聘用時，該公司擁有幾艘雜貨船，MV Aman 就是其中之一。
MV Aman 被扣期間，船上的埃及、印度和敘利亞船員（共16人）靠下棋或打牌來打發時間。每扣留一天，債務就會越積越多。巴哈·菲德爾·埃爾·阿拉（Baha Fadel El Alla）是 MV Aman 的代理人，由他代表這艘貨輪與當地官員對接相關事宜。在岸上，他會整理 MV Aman 產生的各種發票費用，包括食物、燃料、保養以及其他港口開支。
阿拉在接受採訪時說，他會給一名男子打電話，據他說，按照法律文件，此人就是 MV Aman 的船東——薩那德。他說，面對堆積如山的債務，薩那德似乎很淡定，他承諾會解決這些債務的。據阿拉回憶，薩那德有時會在聊天訊息中發一些現金的圖片，他說他正要去西聯（Western Union）匯款，可阿拉從沒收到過一分錢，而且薩那德經常好幾個星期不回訊息，再次出現時，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起誓發願。
面對遲遲不能到手的工資， MV Aman 的船員失去了耐心，他們逐一簽署了文件，從港口管理局拿回了護照，陸續離開。2017年11月，艾沙打電話給代理商，要求下船。
艾沙說，一位港口管理人員告訴他，這樣做是不允許的。作為船隻的法定監護人，艾沙必須待在船上。
船員只剩下了八人。他們在船上待的時間越長，他們應得的工資就越多。如果這時離開，就意味著他們一分錢也拿不到。
情況變得越來越糟。船員之間開始發生爭吵。一天，艾沙來到輪機艙時，那裏剛剛結束了一場打鬥。
2018年夏天，又有四名船員選擇了離開，包括船上的廚師。於是，艾沙自告奮勇當起了廚師。他在手機上搜索大廚傑米·奧利弗（Jamie Oliver）的影片，自己烤起了麵包，可烤出來的麵包要麼烤焦了，要麼就黏糊糊的。儲藏室裏的食品越來越少，他按照母親的推薦，把所剩的東西拿來即興製作意大利面。
與此同時，艾沙還在不停地給所有他能想到可以幫助他的人發電子郵件。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駐倫敦辦公室表示，它會調查此事，並且會幫他找到一名律師。然而，若要與律師會面，艾沙需要獲得移民局官員的上岸許可，而鑑於艾沙的身份，移民局官員必須徵詢港口和法院方面的意見才行。
艾沙說，他打電話給敘利亞駐埃及大使館，但電話無人接聽，他的母親還去大馬士革向敘利亞外交部請願，也沒有人願意聽她反映問題。一位熟人找到了一名敘利亞外交官的電話，他告訴艾沙，這屬於埃及的主權事務。
當年9月，艾沙的母親不像以前那樣經常打電話來了。她得了癌症。9月10日那天，一位親戚打來電話，問艾沙是否坐著，他從電話裏得知，母親已經過世。
幾天后，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船員工會打來電話說，法庭駁回了另選他人作為船隻監護人的請求。工會聘請的律師阿敏·埃爾·達肖爾（Amin Al Dashour）稱，法院從未了解艾沙一案，並且對他想要予以解釋的要求也置之不理。
艾沙說，他給薩那德發了電子郵件，薩那德告訴他，這艘船會被賣掉，很快艾沙就能拿到錢了。
2018年最後一天，艾沙和剩下兩名船員一起吃了頓飯，彼此說了一些祝福新年好運的話。到2019年夏天時，除了艾沙，就還只剩下一名船員。當年8月，這名船員上岸辦事，隨後打電話說，他不回來了。
至此，這艘空蕩蕩的巨輪上就只剩艾沙孤身一人。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難聽到人聲。聽了好多年的輪船嘎吱聲和抖動聲，如今卻令他毛骨悚然。
他在駕駛台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在那裏凝望地平線，看著往來的巨輪，尋找人類同伴的蹤跡。為躲避白天的酷熱，他會下到船艙裏，太陽落山時再出來，在甲板上走走。他說，到了夜裏，船上漆黑一片，寂靜無聲，就像墳墓一樣。
他下載了一些電子書在手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土耳其小說家埃利芙·沙法克（Elif Shafak）的，還有尤瓦爾·諾亞·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簡史》（Sapiens）。
代理商阿拉仍在供應食物和燃料，只是量沒有那麼大了，頻次也在減少。艾沙說，有幾天，他只剩幾片乾麵包可以啃。船上的柴油快用完了，燃料一旦用光，電燈就會熄滅，而且手機也沒法充電了。
阿拉說，他在 MV Aman 上花掉的補給和維修保養費用已經超過10萬美元，可對於這些費用和三番五次的求助，薩那德都漠不關心。「船東總是這樣輕鬆。」阿拉回憶說，薩那德讓他放心，他會付錢的。
已經幹了20年代理的阿拉說，他實在不明白，一個坐擁好幾艘大船的船東，並且每艘都價值數百萬美元，為什麼會為了這麼一點債務而放棄一艘船。他說，2019年底之後，薩那德再沒回過他的電話。「他就這樣消失了。」阿拉說。
艾沙打定主意，要想下船，他只有靠自己。2019年9月，他兩度發出無線電遇險警報，說他在船上已經無法生存，然後乘坐救生艇來到岸邊，希望可以衝破官僚主義的障礙。可每一次的結局都一樣：警察又把他送回了船上。
艾沙央求警察把他關進監獄——只要能離開 MV Aman ，怎樣都可以——但他們說這樣不行，因為他沒有做錯任何事。而且他是敘利亞人，又缺少必要的簽證，因此不能入境埃及。
回到船上後，艾沙發現，船身開始傾斜。也就是那時，他用無線電發出了文章開頭提到的求救信號。
最先駛來的是一艘標有「搜尋救援」字樣的船。艾沙向他們求助，船上的一名工作人員卻高呼：「我們不是救援船。」他用手機拍了一段艾沙的影片，然後就把船開走了。
幾個小時後，軍方一艘巡邏艇開了過來，把艾沙帶到了一個基地。「你說船上只有你一個人是什麼意思？」他回憶當時一名軍官說，「誰把你留在那兒的？」
接下來的十天裏，軍方把他交給了國土安全部，後者將他移送到一家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之後他又被轉移到一個警局，這裏正是他幾周前來過的地方。
在港口警方眼中，艾沙成了不受待見的人，他說，警察把他拷在沙发上，還警告他，「到時候有你好受的。」艾沙說，當警察把他帶回船上時，他幾乎沒有反抗。
這一次，船上多了一名退休船員，他是代理商雇來看守 MV Aman 的。此人名叫穆罕默德·卡邁勒（Mohamed Kamel），65歲的他煙癮很大，他的任務之一是讓艾沙不要惹麻煩。「一開始，我對他很嚴厲，公事公辦。」卡邁勒說，「但當我目睹他經歷的一切後，我很同情他。」
很快，艾沙和他的看護人成了朋友，他們一起吃著自己烤的麵包，還有變了味的蜂蜜糖。兩人用船上的廢舊金屬與過往的漁船、商船交換，換回奶酪或是魚。
卡邁勒說，他看得出來，艾沙的身心備受煎熬，他試著給他一些鼓勵。他會給艾沙講一些埃及文化裏的俏皮話，鼓勵他度過難關。兩人時常會取笑自己的廚藝。「這是真主對你的考驗。」這位老船員對他說。
艾沙很多時候都在埋頭看新聞和 YouTube，他喜歡在 YouTube 上看《肖申克的救贖》（Shawshank Redemption），尤其是這部電影裏的高潮——男主角被冤枉坐牢19年之後，終於逃了出來。
由於長時間的營養不良，他出現壞血病的症狀，三顆牙齒已經鬆動。在卡邁勒的幫助下，他嘗試了一些治療方法，比如用鹽水漱口，用乾的康乃馨泡茶。儘管如此，他晚上仍要吃10到12顆止疼藥才能入睡。
2020年3月的一天，睡夢中的他被暴風雨驚醒。只見他們的船在狂風巨浪中拖著錨，徑直朝一艘油輪衝去，此時船上的燃料已經所剩不多，無法改變航向。兩艘船差一點就相撞了，但 MV Aman 並沒有停下來，它繼續向一個鑽井平台衝了過去，所幸，還是沒有撞到。
到早上的時候， MV Aman 已經在蘇彝士運河入海口附近擱淺，這裏距離岸上的小村莊只有300碼（約270米）左右。艾沙走到甲板上，終於看到了人間煙火。棕櫚林立的海灘邊是一排排低矮的住宅。
他心想，這場暴風雨真是一個幸運的轉折點——「有如神助」，他對卡邁勒說。
現在，艾沙認識的那些住在蘇彝士的船員可以游過來給他送熟食了，他們會提前用塑膠袋把食物包好，而且也可以把艾沙的手機拿到岸上充電。卡邁勒游上了岸，再也沒有回到船上。
那年5月，艾沙也頭一次游上了岸。就在他頭幾次離船時，有一次，軍方把他攔了下來，還來了一名上校。當時，艾沙的左臉腫了，雙眼也有瘀傷。軍方把他帶到一位牙醫那裏，牙醫拔掉了他的三顆牙。
出於對艾沙處境的同情，港口警方實施了新的規定：如果艾沙游上岸的話，他們不會逮捕他，前提是他要在日落前回到船上。冬季來臨，他用運輸托盤做了一個筏子，還做了一套拉繩系統輔助自己上岸。警察給他取了一個名字：漂流者（Castaway）。
12月時，艾沙的事被穆罕默德·亞拉奇迪（Mohamad Arrachedi）得知，他是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船員工會負責阿拉伯和伊朗事務的區域主管。他的手機會不時收到被遺棄船員發來的訊息：伊朗人被困在了印尼，印度人被困在了阿曼，還有19名船員在一艘掛有帕勞國旗的散貨船上絕食抗議，船隻被遺棄在科威特，船員來自格魯吉亞、印度和土耳其。
在亞拉奇迪看來，艾沙的遭遇屬於極端情況。不過，有一個細節倒是似曾相識。2017年，亞拉奇迪曾和薩那德以及 Tylos Shipping and Marine Services 公司打過交道，當時，該公司一艘船上的船員投訴稱，他們被丟在了阿曼境內一艘不具備航行條件的輪船上，而且已經六個多月沒有領到工資。八個月後，因為即將發生颶風，這批船員才得以下船。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資料顯示，Tylos 公司旗下總共有四艘船發生過船員遭遺棄的情況。
亞拉奇迪說服當地一名工會成員自願代替艾沙，擔任 MV Aman 的法定監護人，同時，他讓一名律師向法庭請願，希望法庭能接受更換船隻監護人的提議。到今年2月份時，由於不堪忍受事情的緩慢進展，亞拉奇迪鼓勵艾沙向媒體求助——將此事告知英國廣播公司（BBC）。隨後，BBC阿拉伯語頻道播出了記者與艾沙影片連線的畫面。
4月份，伊斯蘭教的齋月開始了，艾沙決定冒一次險，上岸過齋月。開齋節那天，他在一位工會代表的家中吃了烤雞，和他一起的還有另一名船員，此人的噩夢才開始不久。
他就是土耳其人維比·卡拉——「MV Kenan Mete」號的船長。他曾在這艘被遺棄的船上獨自生活了12天，後來由於船上鼠患泛濫，當局允許他住進一家酒店，在那裏接受扣留，而這一住就是11個月。「我無法想像你經歷了什麼。換作我，可能活不下來。」艾沙記得卡拉當時曾說。
艾沙的律師讓他放心，法院說過，會在4月11日之前對他的案子做出裁決，如果判決結果對他有利，他說不定馬上就可以飛回家。4月15日那天，艾沙得知，他的奶奶巴德瑞婭·歐塞姆（Badriah Otham）去世了。
「我永遠也不會原諒那些人，在我一個又一個失去家人時，他們還把我留在這裏。」他說。
4月20日，艾沙接到移民局官員的電話，告訴他可以回去收拾東西了。他游回 MV Aman ，開始打包行李。他繞著這艘船走了最後一圈，想起過去四年「以船為家」的日子，他心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想看到這艘該死的船了。」
英文原文：Trapped Aboard an Abandoned Cargo Ship: One Sailor’s Four-Year Or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