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在對非洲人的種族主義嗎？思考第三世界移民與廣州

2020年2月初，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發，4月初，在廣州的一些非洲人被迫接受強制性隔離手段，被拒絕進入購物中心等公共場所及被扣押護照。4月13日，美國CNN第一時間報導廣州三元里的非洲社群被強制隔離而流落街頭的新聞，引發世界對「中國種族主義歧視」的關注。

面對「種族主義」指責，中國國內主流媒體認為西方媒體對三元里事件的報導是「挑撥中非關係的圈套」。與此同時，尼日利亞（奈及利亞）、肯雅（肯亞）等幾個非洲大國紛紛約見在地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譴責廣州地方政府對其國民施加了種族主義暴力。原本良好的中非關係變得有些微妙。

廣州的這一事件成為了某種時代標誌：自此以來，中國到底有沒有種族主義，變成了網上兩方爭執的熱點。

作為身在中國的非洲知識分子，如何看待這一爭執？三元里事件一年後，我們採訪了長期在中國調研非洲社群尼日利亞的學者曉歐（Oreva Olakpe）。曉歐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瑞爾森大學（Ryerson University）的博士後研究員。2015到2016年間，她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訪學，研究了北京和廣州的非洲移民。在她看來，對非洲裔人群的歧視是世界性的，而中國並不構成一個例外，無論是在中國的非洲人遭遇的一些不方便，還是歷史上出現的排外情況，都說明種族歧視問題在中國是存在的。

中非移民

端：你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南南移民」，也就是從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移民。2017年你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目的地：中國——剖析在中國的尼日利亞移民》。在文章中你提到，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15年的報告，86％的難民移民實際上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這還是很驚人的。因為我們談論難民危機時，一般會立即想到歐洲。是什麼讓你注意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移民呢？

曉歐：這方面的興趣最早來源於我青少年時期的體驗。我16歲起因為上學就開始移民，很小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隨之而來的是，我漸漸地對不同類型的移民產生了興趣，尤其是當這些人穿梭於發展中國家時，所要面臨的國家法律和國際法律，及其這其中的歧視和種族主義。

碩士畢業之後的2012年，我在中國遇到了一群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尋求庇護的難民，這其中包括一些非洲人，這些人的移民故事很吸引我，尤其是這些人為什麼選擇中國，以及這些人是怎麼獲得難民身份的。尤其是從傳統意義上講，中國似乎並不是難民的國際目的地。

在難民法的學術研究中，南南移民的討論非常重要。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南南移民佔全球移民的34％。在人們遷移或尋求庇護的過程中，對目的地國家是沒有任何限制的。為什麼我們只關注西方國家呢？例如你看一下西非，西非人向其他西非國家的遷移比向其他任何地方的遷移都要多得多。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非洲有70％的移民是去其他非洲國家的，非洲內部的移民比向外的移民數量要多得多。當你閲讀來自西方國際機構的數據時，你會認為難民只會選擇來歐洲，美國或加拿大，但事實是，人們會盡全力根據自己擁有的資源和信息找到所有可能的避難所。我遇到的許多在中國的非洲移民都有這樣的故事。

美國和歐洲在世界範圍的聲音最大，因此看起來難民似乎集中在西方。但是事實是，肯雅是世界上（接受）難民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肯雅的難民營。在戰爭與衝突的高峰期，全球南方有許多國家一直在接受尋求庇護者的難民，而非僅僅局限在西方國家。

端：是不是要區分幾個概念，例如移民和難民？中國大陸在難民收容中的地位是什麼？

曉歐：我在田野中遇到了不同類型的移民，遇到了尚未得到難民批准的尋求庇護者：有些人處於流程的開始，有的人處於中間，有的人接近成功。這些成功的人最終可以獲得難​​民身份，以及身份證明和在該國的暫住證。我還遇到了出於商業、教育和其他「經濟」目的的移民。我在廣州遇到的大多數人都屬於此類。

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難民收容問題是我博士論文中討論的重點之一。根據難民署的資料，截至2015年，中國有30多萬名印度支那難民，154名非印度支那難民，以及641名尋求難民庇護者，這些人來自利比里亞、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索馬里、烏干達和尼日利亞。另外，中國政府不認為緬甸的羅興亞人和朝鮮的流離失所者為難民。

因為中國一直以來都在處理自己的內部移民問題，所以國際難民法直到最近才成為中國政府真正關注的問題。中國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向聯合國難民署提供保護難民的資金。但這僅僅局限於國外事務，在國內，中國至今仍未制定明確的任何有關難民身份確定和保護的程序。這項工作是由聯合國難民署專員來完成的。此外，儘管自8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1951年《難民公約》及其1967年《議定書》的締約國，但中國並未將其納入中國的法律體系，因此這些文件在中國無法完全執行。此外，《出入境法》也仍然沒有關於難民定義或界定難民地位程序或政策的規定。

南太平洋大學的宋麗麗博士有一個研究，分析了中國政府是如何處理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例如，在1970年代的印尼華人難民危機中，中國接受了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具有中國血統的難民，這些難民由於在印尼遭受的迫害而在中國尋求庇護。同樣，中國在1980年代接受了越南和柬埔寨的難民。這兩段難民收容的歷史可以歸因於大中華區的共同祖先和區域聯繫。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來自世界其它地區的移民在中國也開始尋求商業、教育和其他機會。這段時間來中國尋求庇護的還包括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索馬里等地的戰爭難民。中國對待1980年代來自印尼和柬埔寨的難民，與那些現在來自世界其它地方的難民之間，存在脱節的現象。

不過，中國在世界難民問題上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從中國參與處理緬甸的羅興亞難民危機以及在全球人道主義援助項目增加資金中可以看出這一點。中國政府對國際保護難民表示支持，這意味着中國政府傾向於遵守國際難民公約的義務。當然，在保護難民和其它跨國移民在中國國內的權益上，中國政府可以而且應該做更多。

廣州、非洲社群與中非關係

端：你剛才說，廣州的大多數非洲人都在做生意，也有學生。這部分非洲移民到廣州的歷史是什麼樣的呢？

曉歐：從歷史上看，非洲和中國之間一直有移民來往。但是，如果我們就談當下的話，我的一個受訪者是在廣州的非洲社區中最老的成員之一。他是在1990年代後期移民到中國的——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移民規範，沒有法律，沒有政策的時候。那個時候一切都是開放的。來中國之前，他曾在韓國工作。當他的工作在韓國結束時，他就搬到了中國，一下飛機就獲得了落地籤。這在現在來說絕對是不可能的，從1990年代到現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時候當他到達廣州時，他是和一群南非朋友一起來的，這些人非常順利地開展起各自的商業計劃。那時的中國對他來說非常開放。如今這些非洲老移民在中國已有30多年了。

對於商務人士而言，廣州至關重要。如果你要以非常低的價格直接從製造商那裏進貨，並以非常低的價格運往世界各地，那麼廣州就是在中國做生意的最佳選擇。我採訪的一位非洲移民說，由於重商的傳統，廣州人非常開放，這使廣州成為非洲商人的理想之地。

端：近幾年來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廣州非洲人社群的規模似乎在縮小。目前的移民政策是如何影響非洲向中國的移民的？

曉歐：我認為嚴格的簽證政策使非洲人在中國更難經商。不可預測的簽證政策也增加了逾期居留的人數。在中國的非洲商人的規模在不斷縮小，但來非洲國家經商的中國人數量卻在不斷增加，這是因為非洲國家對不同公司和不同商業項目的開放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基礎設施行業。

對於非洲人來說，進入中國的要求非常非常嚴格。你必須有足夠的錢，還必須在中國有願意為你擔保的人。這個申請簽證的要求非常多。2012年我第一次申請中國簽證，當時是從瑞士申請，十分順利，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是那裏的學生。後來，我在倫敦亞非學院讀博士，我以為可以在倫敦申請中國簽證，但是折騰了幾個月之後，中國大使館最終表示我必須回尼日利亞申請中國簽證。2015年的時候，我要申請中國簽證來田野調研依舊很難，就算當時北京師範大學提供了幫助也是如此。這只是我。有些人的簽證有更嚴格的要求。過於嚴格的簽證要求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很多非洲人來華經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更嚴格的要求往往只針對非洲人。這也是為什麼在華的非洲人覺得不公平。我在倫敦亞非學院（SOAS）的很多博士同學都非常容易地獲得了簽證和在中國調研的許可證。但我這個尼日利亞人花了四個月來走完整個簽證申請過程，因為要求太多太難了。

再舉個例子：中國基層公安局的外來移民註冊規定是隨時更改的，但是由於公安局與外國人之間的交流並不通暢，導致很多外國人根本不了解最新的移民註冊規定。很多人原本的簽證有效期被莫名縮短，沒有任何官方解釋。

對於正在申請簽證的外國人或已經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說，政府是有責任告訴這些人最新的簽證法律和政策的變化的。我的很多受訪者，尤其是那些簽證出了問題或者簽證過期的受訪者，根本不知道要在入境後的24小時內去公安局登記。

我來中國後不久，我的朋友就問我是否在公安局登記過。她跟我說公安局登記是避免違反任何移民法規的重中之重。如果她不告訴我，我可能在那不久之後就被驅逐出境了。而如果你違反規定，可能會以《出入境法》處以監禁、罰款或驅逐的處罰。

移民法規的執行也因城市而異。例如，廣州的非洲人在公安局的註冊經歷與在北京的非洲人往往不同。廣州似乎是最嚴格執行這些法規的，因為那裏有大量移民。中國需要一個專門負責外來移民的部委，來協調在不同城市中移民法規的實施，這樣在華的外國人才不會輕易觸犯移民法規。大多數人是無意違反法律的。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情況，就很容易會出錯，會導致漫長的行政程序和對移民的懲罰。

如果取消此類簽證上的限制，非洲人和中國人之間將有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的重要性在於，中國對中非關係的願景是要實現真正的雙贏互動，因此必須保持平衡。來自非洲不同國家的人應該像在非洲的中國人一樣，有能力在中國做生意。

端：根據你的觀察，在2020年的廣州為何會發生針對非洲人的爭議？在英文中我們使用racism這個詞。但在中國，西方的種族主義概念是否適用？比如，中文社交媒體上有人認為，廣州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不是種族主義，而是與中國文化相關。有些人則傾向於認為疫情期間的種族主義做法可以視為例外。

曉歐：我認為種族主義是出於同一根源的，這個根源就是國際體系造成的權力不對稱。公民可以享受到的某些好處，是非公民無法享受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從而確定了屬於某個群體的人和不屬於某個群體的人。民族主義也發揮了作用。大肆宣傳民族主義的做法實際上鼓勵了排外的行為。 「我們和這些人」這樣對立的言論已被用來支持全球範圍內愈加嚴厲的移民法律和政策。

我要說的是，種族主義都是如出一轍的，沒有哪種種族主義是良性或正當的。可能因為文化，歷史和政治背景不同會略有差異。例如中國的政治與美國的政治不同，文化也不同。但是，由於某人不屬於某個社群而遭遇的種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很久以前，當中國試圖加深與非洲的關係時，中國政府為非洲學生提供了很多來華留學的機會。當越來越多的非洲學生來到北京，南京這樣的大城市時，當地人製造了一些騷亂，表達對非洲人的排斥。 Barry Sautman教授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寫了一篇文章討論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反黑種族主義。所以說，在Covid-19期間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新的，因為即使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已經出現了這種不歡迎非洲人民的社會情緒。這與政府的立場是衝突的，因為是政府邀請非洲學生來華留學，將非洲學生安排到大學宿舍，以便這些人可以從中國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推動中非關係，說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同心同德。但是，這種中非友好關係的政府說辭跟兩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有一定的鴻溝的。

去年四月的事情，一些人會感到沮喪和憤怒，因為在廣州的非洲人被當作非人類一樣。全世界都在處理相同的問題，這是一種新的神秘的病毒。那麼，將某些人視為比其餘的人具有更高的感染風險是不公平的。每個人都處於類似的危險之中，因此，不應將任何人區別對待。尼日利亞人對移民的總體看法是積極的，與中國的關係和交流也總體上是積極的，但是在疫情期間發生的事情讓人們開始重新考慮自己對中非關係的立場。

我在中國認識很多歡迎非洲人的中國人，但總的來說，根深蒂固的問題在於教育。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或否認有些做法可能是種族主義，排外性或壓迫性的。種族主義不是Covid-19疫情才產生的。我認為中國人需要開始思考種族主義在中國背景下的含義，因為種族主義無處不在。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場可以在中國學術界開始的討論，而不是說種族歧視並不存在。

中國政府也應發揮作用，因為中非關係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如果商務、經濟和學術交流在增加，中國向非洲的移民和非洲向中國的移民必然也會增加。如果要推動中非關係更加緊密，除了針對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的舉措外，重點還應放在促進人與人之間更好的基層互動上。此外還必須加強公眾教育。種族主義是中國人在世界不同地區也在面臨的問題，因此應該得到更多的公眾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