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走訪英國漁夫、牧民、音樂人：真正脱歐後，他們的得失

英國時間2020年12月31日的晚上11時，布魯塞爾有時差，已是新年午夜，英國終於與歐盟達成了脫歐協議。距離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已經過去了將近5年，脫歐終於變成了事實。當時公投，一張選票上，不過是脫歐與否，一個問題、兩個選項；到了這一本脫歐協議，整整1246頁，細化到了各行各業的糾葛。顯而易見，無論是一個脫歐與否的單選題，還是耗盡心力達成數千頁的細項，都不是英國與歐盟往來的結點——這份協議要永久具有效力，歐洲議會必須要在4月30日之前做出批准，而議會尚未確定簽署的日期。

與此同時，諸多爭端已經開始。布魯塞爾與英國就COVID-19疫苗供應之爭，關係日趨緊張；3月15日，歐盟對英國發起訴訟，稱後者單方面試圖延長對北愛爾蘭食品進口的脫歐寬限期，歐盟指英國違反了脫歐協議中的北愛爾蘭協議，挑動北愛和平協議的神經；3月19日，布魯塞爾就直布羅陀的稅收減免問題在歐洲法院起訴英國⋯⋯即便有著繁文縟節，一切，仍未「完善」。

新的關係會經由怎樣的顛簸才能再建立？當時用手中一票改寫脫歐未來的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又會怎樣受其影響？端傳媒採訪了英國從農業、漁業到音樂業的業內人士，脫歐協議談判過程，他們都緊緊追隨細項，每個人經營雖微，可他們的利益權衡，也都被複雜的政治談判所影響到。

漁業：「不公」配額下的協議焦點

布里克瑟姆（Brixham）是英國西南面的一個海岸小鎮，過千年來漁民都在此作業，在18世紀尤其興盛，還是拖網深海捕漁的發源地。今天，布里克瑟姆的人口接近兩萬，大部份居民仍以捕魚和相關行業維生。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63%的居民支持脫歐，比全國平均高11%。

英國漁民早便開始反對英國加入前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歐盟。波特斯（Jim Portus）是英國西南漁業協會的總監，他說：「30年前第一天上班，我便組織了漁船，到倫敦泰晤士河示威，抗議歐盟共同漁業政策。」

歐盟共同漁業政策於1970年推出，開放了歐盟各成員國的海域，並為各種漁類設下配額和對捕漁統一規管，徹底改變歐洲的捕漁格局。以當中鱈魚的配額為例，英國漁民在英倫海峽只獲9%配額，法國卻有84%配額，令他們大感不公。

對於漁民多年來對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的不滿，漁業協會代表波特斯解釋：「除了漁獲配額不公，英國對本地漁民的規管亦較歐盟嚴格，卻不能規管在英國水域捕魚的歐盟漁民。早在90年代，英國已禁止以拖網方式捕捉鱸魚，其他英國水域的歐盟漁船卻不受限制。」

波特斯的辦公室不大，掛滿了漁船的照片：「我多年來的責任就是穿梭布魯塞爾，遊說充滿官僚主義的各歐盟機構，為漁民爭取應得的捕魚配額和合理的規管措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這個困擾業界數十年的漁獲配額問題，亦令英國行內主流意見逐漸認為，脱歐才能真正擺脫共同漁業政策的掣肘。

「這正正是歐盟的『獨裁』。」布里克瑟姆漁民夏普（Mike Sharp）多年來在英國西南部捕魚，說「每當漁獲超額我便要把魚掉回海裏，但就在一旁的法國漁民卻還可以繼續捕魚，這都是我們英國的海域，他們卻可捕捉更多漁獲。」2016年，夏普跟隨脫歐團隊「Fishing for Leave」的船隊到倫敦泰晤士河，與時任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Nigel Farage）呼籲民眾支持脫歐。夏普記得：「那天示威吸引來自英國各地的漁船參與，那種團結一致的感覺實在很難忘。」

捕漁業佔英國國民生產總值少於1%，卻在脫歐談判成為焦點，更是協議能否達成的重要關卡。英國漁業出口高度依賴歐盟市場，沒有捕魚全權成了脫歐派「Take Back Control」的主要政治宣傳。同時，不少法國和荷蘭漁民依賴英國海域為生，也威脅向英國海鮮增加關稅，令漁業成為雙方籌碼。

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考驗雙方談判員，最終歐盟同意利用五年「調整期」分階段把25%英國海域的歐盟捕魚配額向英國歸還，並繼續讓英國海鮮無關稅進口歐盟市場，五年後再商討如何處理其他配額。據英國政府估計，英國將在2026年後每年額外獲得價值一億四千萬鎊的配額，比現有配額高17%。

可是，這個結果並沒有讓英國的漁民們滿意。漁民夏普這數年來對脫歐抱有希望，唯這份脫歐協議，令他大為失望，覺得不足夠：「約翰遜在2019年大選期間來到布里克瑟姆，向我們保證英國能夠再次成為獨立的海洋國，奪回所有歐盟在英國海域的捕魚配額，農業大臣George ‘Useless’ (Eustice) 又説我們不用擔心⋯⋯但是，這些政治家再次出賣我們了。」

不過，捕捉墨魚的漁民歐文（Sean Irvine）對此並不感到意外：「我一向都十分務實，我不同意所有歐盟共同漁業政策，但從來沒有感到這項政策令我的業務受到阻礙，使我支持脫歐。」在採訪中，歐文多次強調，他尊重投票結果，明白其他漁民支持脫歐是希望有更好的捕魚機會，但是「事實上，捕魚業並不在掙扎中，布里克瑟姆的漁船和魚類加工場過去數十年都在增長。」歐文說：「相反，魚類批發市場卻因脫歐向我們增收了1.5%的行政費。」

「我仍然對英國脫歐感到十分高興。」夏普說，「我們的捕漁權有所增加，所以即使短期內經歷少許困難，業界的前景比六年前好。」

波特斯多次因脫歐協議遲遲未能達成而自願延遲退休：「現在英國從布魯塞爾重奪制定漁業政策的權力，更需向英國各黨派議員遊說，迫使歐盟進一步交出屬於英國海域的餘下捕漁權。」脫歐協議預留了漁業政策再作商議的空間，沒有在這個爭議上畫上句號，英國與歐盟的角力在短期內也不會終結。

音樂業：求一個免簽特權，可以嗎？

脫歐令英國古典音樂、流行音樂及搖滾音樂界團結起來，「合奏」了一場抗爭曲。抗爭的要求很現實：爭取免簽待遇。脫歐前，這些音樂人可以自由出入歐盟國家；脫歐後，他們失去了流動的優勢，巡迴演出夢碎。不少音樂人，包括被喻為近代最知名的指揮家、倫敦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賽門拉圖（Sir Simon Rattle），就決定要離開英國，回流德國發展。

失去免簽待遇，接踵以來是繁複的附屬問題：工作許可證費用及樂器過關文件。以往樂團運送多件樂器到歐盟以外地方演出，須申請費用約360英鎊的海關「暫許進口證」，然樂器涉瀕危物種成份（例如象牙鋼琴）更需的申請「樂器證書」。如今，業界到歐盟國演出，就需要按情況申請文件。不僅如此，他們亦須向不同歐盟國辦簽證，各國費用及容許逗留時間不一，如到西班牙作少於5天的演出，就要付189至232英鎊申請工作許可證；如到法國、西班牙、德國等地巡迴演出，所支付費用或會多出幾倍。

面對額外處理文件時間及簽證費用，2020年12月底，英國音樂界史無前例發起簽名聯署，要求英國政府向音樂工作者發放免費工作許可證到歐洲27個國家巡迴表演，不足兩個月，已有逾28萬人簽署，迫使英國議會在2月8日開會辯論。聯署中就有著名爵士笛子手Paul Cheneour，他說：「音樂家把人與人之間拉近，分享其才華，並建立充滿活力的社區，所以必須允許我們在歐盟及其他地區進行演出」。

現年68歲的 Cheneour 在爵士音樂界享負盛名，更被冠為前100名優秀爵士笛子手，作品包括艾美獎最佳電影「Six Happiness」及Evening Standard British Film Awards得獎電影「Hideous Kinky」。在英國土生土長的他，把社交媒體頭像改為了「Still an European」（仍是歐洲人）。他形容自己生於音樂黃金年代，由19歲開始接觸笛子，1998年他就與德國音樂家Achim Fischer合作推出唱片《Between Silence》。他回憶道：「當年，我們一起到德國在千人面前演奏，感受到觀眾最真摯的反應，脫歐令雙方難以合作，如今或不可能再重現舊日光輝。」

英國音樂產業每年貢獻逾58億英鎊經濟收益，如今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及脫歐雙重夾擊下，音樂界變得一片死寂。Encore Musicians的調查更指，有76％英國音樂工作者表示，不會再到歐洲表演。英國管弦樂團組織（Association of British Orchestras）董事彭伯頓（Mark Pemberton）對端傳媒說，英國管弦樂團不如歐洲及亞洲等地區，有龐大政府資助，主要靠票房收益及海外巡迴演出生存；單是管弦樂團，有1400多萬英鎊收入來自海外演出。而且，目前行業內有8％人才來自歐盟國家，有些樂團比例更高達三成，他認為，未來脫歐後未能聘請海外人才，英國政府需增撥資源培訓本地音樂人才。

英國樂隊「Salt the Snail」的低音結他手伊爾丁（George Yelding）說：「我們從前只接受有關唱片宣傳訪問，從來未曾想過今天受訪會與政治有關，原來，政治可影響音樂界那麼深遠。」樂隊主唱哈德森（Krystian Hudson）同時亦是唱片公司「Society of Loser」的創辦人，兩人一起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細說當年成立唱片公司，就是希望聚集英國中北部的搖滾樂隊，將其歌曲推廣至歐洲國家。

「Society of Loser」旗下有11個獨立樂隊，哈德森提到，以往舉辦音樂會，以及發行唱片到20個英國以外國家，收入可達5000英鎊，但脫歐後英國所徵收的VAT(增值稅）及附加稅，估計費用已達全年收入。哈德森嘆道：「除非我們可在地上撿到錢，否則現在我們不可能生存到」。至於舉辦網上音樂會，會否成為脫歐及疫情後的新出路？伊爾丁及哈德森均指，網上失去互動，且音質參差，淡化音樂本身盛載的情感。

音樂界「抗爭曲」仍然在奏，2021年1月底，有逾100名超級巨星譬如如Ed Sheeran、皇后樂團（Queen）的吉他手Brian May及搖滾名人Sir Elton John在《泰晤士報》發出公開信對英國政府表示極度遺憾，重申失去自由流動「將推業界到懸崖邊」。

不過，英國政府堅稱歐盟單方面拒絕協調，包括拒絕英方有關「音樂界30日免簽證」的建議，歐盟方面則反駁是英政府拒絕歐盟於2020年3月提出90日免簽安排。雙方互相指斥下，英國當局最新在3月中於國會強調將與各歐盟國進行「雙邊談判」，還望爭取「出口辦事處」處理業界到歐盟國演出問題，但這距離統一歐盟國免簽待遇似乎仍有一段距離。

農業：拿回了掌控，還是丟掉了蛋糕？

威爾斯以牧羊業聞名，超過一千個家庭農場，遍佈南部的山谷。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安東尼（Jacob Anthony）的家族就都在威爾斯布里真德市（Brigend）附近的一個農場牧羊。這位26歲的農夫以很重的威爾斯口音，自豪地說：「我是這個農場的第五代，自我學會說話和走路，我便希望跟隨我的家庭在這裏牧羊。」依賴威爾斯的大片郊野，牧羊的農夫特別關心大自然的可持續性：「飼養威爾斯羊是一種鄉野生活態度，對威爾斯文化的一種承傳。」

他說：「我支持脫歐，也是為了這個行業的未來。」

布里真德是一個傳統工農業小鎮，也是工黨重鎮，脫歐公投改變了這裏的政治生態。脫歐公投中，居民以55%支持脫歐，在2019年的大選中，這裏還選出1983年來的第一位保守黨議員。這個結果與英國其他地區相似，但這裏的選民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尤其關心。

歐洲各國農業多年來依賴政府津貼以穩定農業價格和提供糧食需求保障。歐洲共同農業政策在1962年推出，統一各成員國的津貼政策，並由布魯塞爾統一決定行業規管和資助津貼分配。儘管這項政策從八十年代高峰期佔歐盟經費的74%，下降至近年約40%，其龐大開支和分配方法成為歐盟最具爭議的議題。

安東尼不滿歐盟的農業津貼政策，他說：「歐盟裏有這麼多不同的國家，有養鹿的北歐國家，也有種橄欖的希臘，但資助都劃一以農地面積為基礎，毫不考慮各地區的氣候、地理或生產力。」共同農業政策自成立以來長期以產量來分配津貼，卻這導致農業作物盛產，於是在2005年改以農地面積分配。

安東尼質疑這項一刀切政策：「對於以家庭式經營的威爾斯牧羊業，這意味著我們取得較少津貼，津貼變相在支持農地較多的富有地主和鼓勵更多大型商業牧養企業。我們需要津貼，但我們得到的不是很多。」

他認為歐盟農業津貼不但不利威爾斯牧羊業，更阻礙行業長遠發展：「在歐盟按農地面積的資助方式下，上了年紀的農夫因不希望放棄農地資助，令年輕農夫很難租用農地。」

威爾斯農夫聯盟的主席羅伯茨（Glyn Roberts）認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在資助方式上並不是沒有問題，但不能抹殺政策帶來的其他好處。據英國環境食物及鄉郊事務部2014年的統計，英國農業55%的收入來自歐盟的津貼。而且，羅伯茨說：「我們曾經為歐盟的一員，可以把羊向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售賣，就像我們把羊賣給英格蘭和蘇格蘭一樣，沒有任何關稅或手續的需要。對於我來說，歐盟的五億人口是很好的市場。」

兩人的分歧反映英國人民脫歐態度兩極，也影射了建制內外對行業認識的分野。安東尼說：「這個行業的工會代表大多支持留在歐盟，但若你看《英國農夫週報》對我們年輕農夫大會進行的調查，你就會看到六成年輕農夫支持脫歐。」

不過，對於羅伯茨和很多會説威爾斯話的北部留歐派農民，歐盟有著除了農業政策外更深的意義：「歐盟裏有很多小國，與我們有更多相似的地方，特別是對威爾斯農鄉和威爾斯語等本土文化的尊重。」

也恰是對歐盟市場的准入，讓安東尼對英國能否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非常緊張，尤其到了2020年12月談判的最後階段，他說：「如果我們以無協議脫歐，關稅就有很大機會增加，但我們牧羊業往往需要提早至少半年時間計劃飼養數目，所以能夠為脫歐準備的非常少。我每天都離不開電視機旁，緊貼着談判進展。」

英國最終與歐盟達成貿易協議，兩地農產品可繼續自由進出，英國政府亦同時宣佈設立新的農業津貼政策，令安東尼鬆一口氣。他說：「我絲毫沒有否定脫歐短期內可帶來的挑戰，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們能夠奪回英國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權力，可以爭取更貼近威爾斯家庭作業模式的規管和津貼方式，也可拓展其他新興市場，有利農業長遠發展。」

2021年1月，安東尼在《英國農夫週報》撰文，呼籲業內人士在脫歐後團結起來：「這數年社會充滿緊張的氣氛，不論社區諮詢會還是業界與政府的會議都常常出現互相指罵的場面，我們應投放這些精力向政府爭取更多有利政策。」羅伯茨也認為，脫歐進程，其實加快了業內的改革步伐：「脫歐前，要為我們的農民在歐盟爭取合理的農作物價格和津貼方式的確甚具挑戰。作為農夫聯盟，我們現在可以向威爾斯政府爭取更適合本地農夫的作業環境和政策。」

英國離開歐盟只有短短一個月多，在威爾斯北部的羅伯茨還不時與政府開會商討脫歐帶來的問題：「暫時來說對農夫影響不太大，我們毋須付出口歐盟的關稅，但是，近月在歐盟關口出現運輸延誤，反映業內仍需時間適應。」南部的安東尼則期待脫離歐盟的枷鎖會有更好的未來：「作為農夫，我們不應只想短期內的困難，我們應該去關心未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