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IPO熱潮背後，你了解港交所大堂的秘密嗎？

【編者按】本文英文版首發於Made in China Journal，端傳媒獲授權翻譯轉載，文章原標題為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Space Within a Virtual Border: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s Trading Hall.

2020年的頭八個月，COVID-19疫情從中國向全球蔓延之際，香港證券交易所仍成功在公司股票的首次公開發行（IPO）中募集了超過190億美元。在2019年該地區受到抗議活動衝擊之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畢竟相比之下，2019年同期籌集的資金只有不到75%。這些新上市公司的股票，構成了港交所上市公司5萬多億美元總市值的一部分，其80%都來自中國內地公司。在為中國內地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提供了一個股票交易的場所後，香港交易所有力推進了中國經濟所有權的市場化。這些內地公司在香港交易所的上市流通也引發了關於中國邊界的新問題：邊界究竟在哪裏，什麼能出去，什麼能進來？

港交所交易大堂是一個佔地4000多平米的兩層通高大廳，位於專門為它而建的「交易廣場」辦公室大樓內。交易廣場坐落於香港中環德輔道和民耀街的西南角，十分顯眼。交易大堂坐落在二樓，沒有窗戶，與中環繁忙的天橋人行道平齊。

雖然交易大堂只能通過預約進入，但並不隱形。只消看一眼國際金融中心、中環渡輪碼頭連接中環其他地區的交通要道，就能清楚了解交易大堂容納的龐大人流。在大樓的西南角、交易廣場的正門處，一個玻璃幕牆的大廳被一個滾動播放最新股價的數字廣告牌包裹着。兩側各有一對大型彩色屏幕，循環播放着交易量的宣傳廣告。大廳的東南角有一條長廊，露出大廳的一小部分，人們可以自由地走上前去，從玻璃牆入口處窺視。這倒是實現了字面意義上的「透明」，但它掩蓋了現代交易所與公眾關係的真正目的：在一個不斷擴張的金融化的市場經濟中投資的能力——最終產生了高度不平等的結果。正是這種渴望參與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走進香港的證券交易所——體現了Cecilia L. Chu（2021）所說的香港的「投機政府性」。

下面我會簡要介紹港交所交易大堂近幾十年的歷史，考察從1986年至今交易大堂的大體制度變化和歷次重新設計。第一部分是關於這個空間經歷的迭代和迭代背後世紀之交的政治經濟學。後三部分則集中於現狀。對港交所這一精英組織的簡短總結，展示了它的交易大堂是如何成為中國內地經濟邊界內一個不可分割的空間——一個促進企業所有權在中國和全球金融市場之間流通的邊界通道。

一、進入新千年

中國政府對股票市場近乎結構化的設計，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是精英金融家的利益，最後才是普通投資大眾的利益。

在港交所搬到交易廣場之前，中環有四家證券交易所在運作。在交易所的頭頭腦腦們最終同意後，港府牽頭推動了它們的統一，立法會於1980年通過了《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Schenk 2017），由此創建了一家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的新企業，並賦予其壟斷殖民地所有股票交易的權利。

走完了紙面流程，下一步就是為這個新成立的交易所找一個安家之處。政府拍賣了中環的一塊臨海黃金地段，一家擁有中環周邊大部分土地的房地產公司「置地控股」中標，建造了交易廣場：香港著名設計公司P&T設計了外部建築，交易所則聘請了一家規模較小的設計公司Lu, Woo & Partners，負責交易大廳的內部設計。偌大的大廳呈正方形，一圈圈交易台將一塊醒目的四面電子報價板圍在中央，報價板懸掛在天花板上，下方是一片開放的交易空間。地面鋪着紅色地毯，牆壁上布滿一塊塊紅色的隔音布。在西南角，二樓的觀景平台可以讓公眾觀察下面的交易情況。1986年，交易大堂正式開始交易，開啟了香港證券交易所的當代史。

此後30多年裏，港交所助力中國大陸經濟的自由化，使其公司治理與全球規範接軌，幫助中國公司融入全球金融市場。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上海和深圳也開設了新的證券交易所，容納不同種類的上市企業。上交所最早的上市企業大多根正苗紅，包括中國最老牌的一批企業，深交所則主要網羅新興科技公司。Ellen Hertz（1998）在她對改革時期的上交所進行的民族誌研究中認為，政府對股票市場近乎結構化的設計，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是精英金融家的利益，最後才是普通投資大眾的利益。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在金融市場和行為體之間，以及城市經濟之間，都造成了功能差異化——像深圳這樣的城市就利用了自身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特殊地位（O’Donnell et al. 2017）。1986年，交易廣場的交易正式開始時，對岸的深圳經濟特區也提出了第一個總體規劃，正式確定了國家加強與香港的跨境融合、打造國際連接樞紐的重要計劃。

在這場城市競爭中，香港也不例外，它向中國政府推銷自己內生於資本主義體制的股票市場，其專業性和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都能幫助中國打開國際金融市場的大門。起初，這裏濃厚的市場經濟氛圍和統一的技術基礎設施，極大促進了香港通過所謂的B股公司吸引中國投資——這些公司在香港交易和註冊，但真正的業務卻在中國南方。隨後，從1993年開始，一種名為H股的新金融產品出現了，通過將中國大陸公司的所有權直接在港交所流通交易，進一步實現了一體化。這些IPO允許中國的國有企業首次在大陸以外的地方出售股票，理論上將其近一半的所有權提供給世界各地的資本家。此後，港交所見證了無數中國國企的IPO。

隨着全球金融資本市場崛起，港交所的物理設施面臨全新的技術挑戰。從交易所廣場大廳引入新的光纖和衞星網絡開始，以物理空間作為交易場所的必要性可能不復存在。1993年，港交所推出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並於1996年和2000年兩次迭代更新，進一步推動了全線上交易進程。這一進程是漫長的，歷經複雜的技術演變史，奠定了今日市場的社會基礎設施（Pardo-Guerra 2020）。金融交易愈加便利，交易所的新空間關係也隨之而來；更多的交易開始在場外，尤其是在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辦公室內的線上交易大廳裏進行。隨着實體交易大廳內交易員數量的減少，需要對大廳進行改造，以適應日益數字化的交易所。

港交所自身的上市使其從一個會員擁有的非營利性公司轉變為一個公開交易的營利性公司。這種重組使交易所作為一個企業的自身利益訴求更加突出。

臨近新千年時，由於財政司司長的壓力，證券交易所與香港期貨交易所及三家結算公司合併，成立了新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HKEX）。2000年，香港交易所在其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HKSE）上市。這種將交易所本身上市的行為被稱為股份化；同一時期，許多其他證券交易所也進行了股份化（Akhtar 2002）。這使得香港證券交易所從一個會員擁有的非營利性公司轉變為一個公開交易的營利性公司。這種重組使交易所作為一個企業的自身利益訴求更加突出。

2006年，隨着更名後的交易所交易及展覽廳綜合大樓的啟用，交易大堂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翻新。全球設計公司Aedas贏下了這一設計大單。大堂從單一的交易場所變身為多功能場所，可容納300名交易員和他們助手的交易台被排成了環狀，佔據了不到一半的空間。根據該項目的設計負責人Dmytriy Pereklita（2017）的說法，此次改造「將之前孤立的設施改造成了一條温馨的林蔭大道，遊客可以在一側暢通無阻地看到橢圓的交易大廳，並在另一側進入新設的展覽與互動教育媒體空間」。該空間還包括媒體展位，電視台可以租用這些展位來播放交易大廳的內景，以增加新聞節目的權威性。翻新工程歷時6個月，耗資5000萬港幣(Yao and Kwok 2006)。

這次重裝為交易所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展示提供了充足的空間，這些空間的佔地面積比交易大堂本身還要大。例如，一個可容納180人的新禮堂被用於舉辦公共講座和會議，凝聚社會共識，其他地方的設施還包括交易所歷史展覽，以及服務遊客的紀念品商店。

二、「金融大會堂」

從19世紀至今，股票交易空間在將權力從作為英帝國主義典範的香港，向新興的新自由主義中國的轉移中發揮了作用。

如今我們看到的交易大堂已經完全取消了實體交易大廳，變成了城市金融業的聚集空間，交易則以數字化的方式在場外進行。不過，即使沒有了實體交易空間，交易大堂依然在中國與全球金融體系之間扮演着同樣的跨界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兩地的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為港交所與內地深交所、上交所之間的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一個頗為矛盾的事實是，雖然新技術讓交易員們可以遠程工作，交易大堂的社交功能反而越變越多。基於過往的慶祝和演出形式，這些功能旨在鞏固市場投資者和廣大公眾之間的信任和善意。

2014年，「交易所最後一次披露下述統計數據時，交易大廳的交易額僅佔全香港交易所總成交額的0.2%，可以忽略不計」（Yiu 2017）。3年後，交易大堂被關閉，以便完全取消交易員席位，到關閉之時，在實體交易大堂內進行人工交易的實踐在香港不過踐行了一個半世紀，距離職業化交易員第一次集中到室內開始交易也不過一個多世紀。整個交易大堂關閉後，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裝修，將其改造成香港「金融大會堂」（Connect Hall）。除了新的空間，交易所還發布了新的標誌、圖形識別，以及 「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戰略願景（HKEX 2016）。

這個最新版本的大堂主要用於舉辦股票和金融相關活動，以及精英人士熱衷參與的企業接待和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問題。這類空間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標配，作為股票市場的象徵性中心，而不是一個交易的實體空間。「金融大會堂」對應英文名中的「Connect」 （連接），指的是滬港通、深港通等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以及2017年開通的債券通。這些項目體現了香港交易所作為中國與世界中介的戰略願景。從19世紀至今，股票交易空間在將權力從作為英帝國主義典範的香港，向新興的新自由主義中國的轉移中發揮了作用。

在2018年的金融大會堂開幕式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解釋說：「金融大會堂具有雙重意義，它既連接了市場各方，同時也指香港與內地的股票互聯互通機制」（Yiu 2018）。交易大堂目前的形式讓它得以承載香港金融界的聚會。該空間可供出租，全天價格最高約為32,000美元，這吸引了來自不同經濟領域的重要人士。我們可以在Instagram上搜索「Connect Hall」的位置標籤，就能找到那些發布的照片：內容涵蓋商科學生舉辦的頒獎典禮、慈善拍賣會以及創業賽事、公司治理會議等。根據HKEX（2018）的說法，新大廳「設計上具備了足夠的靈活性，能夠同時舉辦多個活動」。在大廳內也有擴展的媒體展位，可直接從交易所進行放送。大廳內的所有這些功能使交易所能夠觸達本地、全國和全球的觀眾。

三、不斷改進和更新

該事件揭示了交易所作為一個機構目前的能量和中國內地的影響力，以及內地官員、香港公眾和精英金融家對市場空間的不同看法。

在新的金融大會堂裏，大約四分之一的裝修面積被用於一個名為「香港金融博物館」的展覽空間。這個空間展示了交易所的歷史照片和物品，以及源遠流長的中國金融史。該展覽由中國金融博物館策劃，這是一個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準非政府組織，它和地方政府、北京當局都有密切合作，在中國各地共策劃和運營了九個金融、銀行和貨幣博物館。

展覽聚焦於中國金融史，尤其是貨幣的歷史，佔據了很大篇幅。貨幣作為物質文化中的常用品，是公眾喜聞樂見的主題，然而把貨幣擺到證券交易所展覽中如此突出的位置，卻有多重目的。它將博物館的內容延伸到股票市場之外，將其與影響深遠的貨幣經濟混為一談。由此，它將不受約束的股票市場納入到實體經濟的組分中，而不是如左派所言，股票市場只是金融經濟。

金融大會堂落成後不久，港媒就報導了策展當中出現的問題。在展覽入口處，一面弧形的高牆展示了由中文「錢」這個字根創作的眾多迭字，而「錢」字根源於貝幣。一些特色的字符指代財富和勝利，但也有一些字符的含義是盜竊和賄賂。社交媒體上的批評者發現了這些不雅的選字，在盛大開業後不久，交易所就將其中的許多字符遮蓋了（Cheng 2018）。該事件揭示了交易所作為一個機構目前的能量和中國內地的影響力，以及內地官員、香港公眾和精英金融家對市場空間的不同看法。

為了緩和這一失誤帶來的尷尬，交易所發言人對記者表示：「展覽中心的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作，需要不斷完善和更新」（程2018）。沒有什麼話比這句話更能概括交易所的歷史。這種不斷變化的辯證法讓人想起Amy Thomas（2012）在一篇關於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開創性文章中，將其表述為交易大廳的本質悖論：交易大廳容納了股票市場，然而這個市場也被嵌入到由被交易的上市公司構成的巨大的物質地理環境中。正是在交易所自己試圖緩解這種矛盾、不斷改進和更新空間以更好適應時代的過程中，這一存在的矛盾才變得明顯。

四、敲鑼儀式

在實體的交易大堂，在新的金融大會堂裏，才能最直接地感知市場：尤其是在IPO儀式上，在高管們吹響勝利號角的演講中、在香檳酒的推杯換盞間去感知。

為應對COVID-19疫情，在一名上市公司敲鑼儀式的與會者被檢測出病毒陽性三天之後，港交所設計的「虛擬敲鑼」就首次上線了。不過，這一計劃其實已經醖釀了一段時間，在此前，中國內地的公司已經在世界各地進行了上市前的在線「路演」。疫情之前，一場典型的上市敲鑼儀式會在中環的交易大堂舉行，敲響銅鑼標誌着當天交易的開始，在儀式之前，還會舉行簡短的招待會、媒體拍照，以及上市公司高管和交易所代表的講話。

證券交易所的大廳是股市的一個舞台。在日常生活中，股市更多的是通過電視、報紙和網絡等新聞媒體來呈現（Clark等，2004）。屏幕上的講解員和股票行情構成了公眾對市場的大部分認知：是上漲？還是下跌？但正是在實體的交易大堂，在新的金融大會堂裏，才能最直接地感知市場：尤其是在IPO儀式上，在高管們吹響勝利號角的演講中、在香檳酒的推杯換盞間去感知。

這些敲鑼打鼓的儀式最能說明交易所與日俱增的象徵意義。大約八年前起，作為一系列新服務的一部分，交易所開始舉辦這些儀式，其中包括其他形式的推廣活動，以「幫助上市公司在投資者中獲得更多的知名度」，從而「幫助上市公司尋求高效、低成本的資金來源」（HKEX 2012）。在成為一個完全沒有交易員的交易場所後，交易大堂添置了一個更新、更大的銅鑼。這座新銅鑼在金融大會堂啟用的同一年落成，據說比上一代銅鑼大了80%，重達200公斤，耗資4.5萬美元（Shenshen 2018）；它最早用於中國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小米的上市。這面銅鑼和改造後的大廳，代表了世界上許多交易所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隨着交易走向虛擬，交易大廳的象徵意義也越來越大。大銅鑼拍攝效果更好，增加了敲鑼動作的戲劇性，放大了公司上市的預期象徵意義，使這一做法具有巨大的紀念意義。

雖然數字鑼鼓的戲劇張力沒有那麼足，但把鑼鼓搬上網，對香港交易所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香港交易所是全球有能力通過首次公開募股籌集最多資金的交易所。這一排名完全歸功於其與中國大陸企業的關係——隨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能力的增長，全球投資者對這兩所交易所愈加有信心，香港交易所也在積極尋求保持這一關係和地位。COVID時代，透過香港證券交易所動畫模擬的、在線的鑼聲，我們可以聽到通常在交易大廳內才能看到的內地與香港融合的情景。隨着這一融合加速，以及香港在內地經濟中的重要性仍在不斷提升，我們很可能會見到更多諸如此類更壯觀的空間和美學表演——新的身份建構形式，以試圖支撐起港交所作為穿梭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重要邊境。

（Sben Korsh，密歇根大學建築系博士生，建築歷史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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