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IPO热潮背后，你了解港交所大堂的秘密吗？

【编者按】本文英文版首发于Made in China Journal，端传媒获授权翻译转载，文章原标题为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Space Within a Virtual Border: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s Trading Hall.

2020年的头八个月，COVID-19疫情从中国向全球蔓延之际，香港证券交易所仍成功在公司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中募集了超过190亿美元。在2019年该地区受到抗议活动冲击之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毕竟相比之下，2019年同期筹集的资金只有不到75%。这些新上市公司的股票，构成了港交所上市公司5万多亿美元总市值的一部分，其80%都来自中国内地公司。在为中国内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股票交易的场所后，香港交易所有力推进了中国经济所有权的市场化。这些内地公司在香港交易所的上市流通也引发了关于中国边界的新问题：边界究竟在哪里，什么能出去，什么能进来？

港交所交易大堂是一个占地4000多平米的两层通高大厅，位于专门为它而建的“交易广场”办公室大楼内。交易广场坐落于香港中环德辅道和民耀街的西南角，十分显眼。交易大堂坐落在二楼，没有窗户，与中环繁忙的天桥人行道平齐。

虽然交易大堂只能通过预约进入，但并不隐形。只消看一眼国际金融中心、中环渡轮码头连接中环其他地区的交通要道，就能清楚了解交易大堂容纳的庞大人流。在大楼的西南角、交易广场的正门处，一个玻璃幕墙的大厅被一个滚动播放最新股价的数字广告牌包裹着。两侧各有一对大型彩色屏幕，循环播放着交易量的宣传广告。大厅的东南角有一条长廊，露出大厅的一小部分，人们可以自由地走上前去，从玻璃墙入口处窥视。这倒是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透明”，但它掩盖了现代交易所与公众关系的真正目的：在一个不断扩张的金融化的市场经济中投资的能力——最终产生了高度不平等的结果。正是这种渴望参与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走进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体现了Cecilia L. Chu（2021）所说的香港的“投机政府性”。

下面我会简要介绍港交所交易大堂近几十年的历史，考察从1986年至今交易大堂的大体制度变化和历次重新设计。第一部分是关于这个空间经历的迭代和迭代背后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学。后三部分则集中于现状。对港交所这一精英组织的简短总结，展示了它的交易大堂是如何成为中国内地经济边界内一个不可分割的空间——一个促进企业所有权在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之间流通的边界通道。

一、进入新千年

中国政府对股票市场近乎结构化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是精英金融家的利益，最后才是普通投资大众的利益。

在港交所搬到交易广场之前，中环有四家证券交易所在运作。在交易所的头头脑脑们最终同意后，港府牵头推动了它们的统一，立法会于1980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所合并条例》（Schenk 2017），由此创建了一家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新企业，并赋予其垄断殖民地所有股票交易的权利。

走完了纸面流程，下一步就是为这个新成立的交易所找一个安家之处。政府拍卖了中环的一块临海黄金地段，一家拥有中环周边大部分土地的房地产公司“置地控股”中标，建造了交易广场：香港著名设计公司P&T设计了外部建筑，交易所则聘请了一家规模较小的设计公司Lu, Woo & Partners，负责交易大厅的内部设计。偌大的大厅呈正方形，一圈圈交易台将一块醒目的四面电子报价板围在中央，报价板悬挂在天花板上，下方是一片开放的交易空间。地面铺着红色地毯，墙壁上布满一块块红色的隔音布。在西南角，二楼的观景平台可以让公众观察下面的交易情况。1986年，交易大堂正式开始交易，开启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当代史。

此后30多年里，港交所助力中国大陆经济的自由化，使其公司治理与全球规范接轨，帮助中国公司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上海和深圳也开设了新的证券交易所，容纳不同种类的上市企业。上交所最早的上市企业大多根正苗红，包括中国最老牌的一批企业，深交所则主要网罗新兴科技公司。Ellen Hertz（1998）在她对改革时期的上交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政府对股票市场近乎结构化的设计，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是精英金融家的利益，最后才是普通投资大众的利益。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在金融市场和行为体之间，以及城市经济之间，都造成了功能差异化——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就利用了自身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特殊地位（O’Donnell et al. 2017）。1986年，交易广场的交易正式开始时，对岸的深圳经济特区也提出了第一个总体规划，正式确定了国家加强与香港的跨境融合、打造国际连接枢纽的重要计划。

在这场城市竞争中，香港也不例外，它向中国政府推销自己内生于资本主义体制的股票市场，其专业性和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都能帮助中国打开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起初，这里浓厚的市场经济氛围和统一的技术基础设施，极大促进了香港通过所谓的B股公司吸引中国投资——这些公司在香港交易和注册，但真正的业务却在中国南方。随后，从1993年开始，一种名为H股的新金融产品出现了，通过将中国大陆公司的所有权直接在港交所流通交易，进一步实现了一体化。这些IPO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首次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出售股票，理论上将其近一半的所有权提供给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此后，港交所见证了无数中国国企的IPO。

随着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崛起，港交所的物理设施面临全新的技术挑战。从交易所广场大厅引入新的光纤和卫星网络开始，以物理空间作为交易场所的必要性可能不复存在。1993年，港交所推出自动对盘及成交系统，并于1996年和2000年两次迭代更新，进一步推动了全线上交易进程。这一进程是漫长的，历经复杂的技术演变史，奠定了今日市场的社会基础设施（Pardo-Guerra 2020）。金融交易愈加便利，交易所的新空间关系也随之而来；更多的交易开始在场外，尤其是在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办公室内的线上交易大厅里进行。随着实体交易大厅内交易员数量的减少，需要对大厅进行改造，以适应日益数字化的交易所。

港交所自身的上市使其从一个会员拥有的非营利性公司转变为一个公开交易的营利性公司。这种重组使交易所作为一个企业的自身利益诉求更加突出。

临近新千年时，由于财政司司长的压力，证券交易所与香港期货交易所及三家结算公司合并，成立了新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KEX）。2000年，香港交易所在其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HKSE）上市。这种将交易所本身上市的行为被称为股份化；同一时期，许多其他证券交易所也进行了股份化（Akhtar 2002）。这使得香港证券交易所从一个会员拥有的非营利性公司转变为一个公开交易的营利性公司。这种重组使交易所作为一个企业的自身利益诉求更加突出。

2006年，随着更名后的交易所交易及展览厅综合大楼的启用，交易大堂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翻新。全球设计公司Aedas赢下了这一设计大单。大堂从单一的交易场所变身为多功能场所，可容纳300名交易员和他们助手的交易台被排成了环状，占据了不到一半的空间。根据该项目的设计负责人Dmytriy Pereklita（2017）的说法，此次改造“将之前孤立的设施改造成了一条温馨的林荫大道，游客可以在一侧畅通无阻地看到椭圆的交易大厅，并在另一侧进入新设的展览与互动教育媒体空间”。该空间还包括媒体展位，电视台可以租用这些展位来播放交易大厅的内景，以增加新闻节目的权威性。翻新工程历时6个月，耗资5000万港币(Yao and Kwok 2006)。

这次重装为交易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展示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占地面积比交易大堂本身还要大。例如，一个可容纳180人的新礼堂被用于举办公共讲座和会议，凝聚社会共识，其他地方的设施还包括交易所历史展览，以及服务游客的纪念品商店。

二、“金融大会堂”

从19世纪至今，股票交易空间在将权力从作为英帝国主义典范的香港，向新兴的新自由主义中国的转移中发挥了作用。

如今我们看到的交易大堂已经完全取消了实体交易大厅，变成了城市金融业的聚集空间，交易则以数字化的方式在场外进行。不过，即使没有了实体交易空间，交易大堂依然在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之间扮演着同样的跨界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两地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为港交所与内地深交所、上交所之间的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一个颇为矛盾的事实是，虽然新技术让交易员们可以远程工作，交易大堂的社交功能反而越变越多。基于过往的庆祝和演出形式，这些功能旨在巩固市场投资者和广大公众之间的信任和善意。

2014年，“交易所最后一次披露下述统计数据时，交易大厅的交易额仅占全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0.2%，可以忽略不计”（Yiu 2017）。3年后，交易大堂被关闭，以便完全取消交易员席位，到关闭之时，在实体交易大堂内进行人工交易的实践在香港不过践行了一个半世纪，距离职业化交易员第一次集中到室内开始交易也不过一个多世纪。整个交易大堂关闭后，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装修，将其改造成香港“金融大会堂”（Connect Hall）。除了新的空间，交易所还发布了新的标志、图形识别，以及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战略愿景（HKEX 2016）。

这个最新版本的大堂主要用于举办股票和金融相关活动，以及精英人士热衷参与的企业接待和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类空间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标配，作为股票市场的象征性中心，而不是一个交易的实体空间。“金融大会堂”对应英文名中的“Connect” （连接），指的是沪港通、深港通等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及2017年开通的债券通。这些项目体现了香港交易所作为中国与世界中介的战略愿景。从19世纪至今，股票交易空间在将权力从作为英帝国主义典范的香港，向新兴的新自由主义中国的转移中发挥了作用。

在2018年的金融大会堂开幕式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解释说：“金融大会堂具有双重意义，它既连接了市场各方，同时也指香港与内地的股票互联互通机制”（Yiu 2018）。交易大堂目前的形式让它得以承载香港金融界的聚会。该空间可供出租，全天价格最高约为32,000美元，这吸引了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重要人士。我们可以在Instagram上搜索“Connect Hall”的位置标签，就能找到那些发布的照片：内容涵盖商科学生举办的颁奖典礼、慈善拍卖会以及创业赛事、公司治理会议等。根据HKEX（2018）的说法，新大厅“设计上具备了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同时举办多个活动”。在大厅内也有扩展的媒体展位，可直接从交易所进行放送。大厅内的所有这些功能使交易所能够触达本地、全国和全球的观众。

三、不断改进和更新

该事件揭示了交易所作为一个机构目前的能量和中国内地的影响力，以及内地官员、香港公众和精英金融家对市场空间的不同看法。

在新的金融大会堂里，大约四分之一的装修面积被用于一个名为“香港金融博物馆”的展览空间。这个空间展示了交易所的历史照片和物品，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金融史。该展览由中国金融博物馆策划，这是一个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准非政府组织，它和地方政府、北京当局都有密切合作，在中国各地共策划和运营了九个金融、银行和货币博物馆。

展览聚焦于中国金融史，尤其是货币的历史，占据了很大篇幅。货币作为物质文化中的常用品，是公众喜闻乐见的主题，然而把货币摆到证券交易所展览中如此突出的位置，却有多重目的。它将博物馆的内容延伸到股票市场之外，将其与影响深远的货币经济混为一谈。由此，它将不受约束的股票市场纳入到实体经济的组分中，而不是如左派所言，股票市场只是金融经济。

金融大会堂落成后不久，港媒就报道了策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在展览入口处，一面弧形的高墙展示了由中文“钱”这个字根创作的众多迭字，而“钱”字根源于贝币。一些特色的字符指代财富和胜利，但也有一些字符的含义是盗窃和贿赂。社交媒体上的批评者发现了这些不雅的选字，在盛大开业后不久，交易所就将其中的许多字符遮盖了（Cheng 2018）。该事件揭示了交易所作为一个机构目前的能量和中国内地的影响力，以及内地官员、香港公众和精英金融家对市场空间的不同看法。

为了缓和这一失误带来的尴尬，交易所发言人对记者表示：“展览中心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程2018）。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能概括交易所的历史。这种不断变化的辩证法让人想起Amy Thomas（2012）在一篇关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开创性文章中，将其表述为交易大厅的本质悖论：交易大厅容纳了股票市场，然而这个市场也被嵌入到由被交易的上市公司构成的巨大的物质地理环境中。正是在交易所自己试图缓解这种矛盾、不断改进和更新空间以更好适应时代的过程中，这一存在的矛盾才变得明显。

四、敲锣仪式

在实体的交易大堂，在新的金融大会堂里，才能最直接地感知市场：尤其是在IPO仪式上，在高管们吹响胜利号角的演讲中、在香槟酒的推杯换盏间去感知。

为应对COVID-19疫情，在一名上市公司敲锣仪式的与会者被检测出病毒阳性三天之后，港交所设计的“虚拟敲锣”就首次上线了。不过，这一计划其实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在此前，中国内地的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上市前的在线“路演”。疫情之前，一场典型的上市敲锣仪式会在中环的交易大堂举行，敲响铜锣标志着当天交易的开始，在仪式之前，还会举行简短的招待会、媒体拍照，以及上市公司高管和交易所代表的讲话。

证券交易所的大厅是股市的一个舞台。在日常生活中，股市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来呈现（Clark等，2004）。屏幕上的讲解员和股票行情构成了公众对市场的大部分认知：是上涨？还是下跌？但正是在实体的交易大堂，在新的金融大会堂里，才能最直接地感知市场：尤其是在IPO仪式上，在高管们吹响胜利号角的演讲中、在香槟酒的推杯换盏间去感知。

这些敲锣打鼓的仪式最能说明交易所与日俱增的象征意义。大约八年前起，作为一系列新服务的一部分，交易所开始举办这些仪式，其中包括其他形式的推广活动，以“帮助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中获得更多的知名度”，从而“帮助上市公司寻求高效、低成本的资金来源”（HKEX 2012）。在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交易员的交易场所后，交易大堂添置了一个更新、更大的铜锣。这座新铜锣在金融大会堂启用的同一年落成，据说比上一代铜锣大了80%，重达200公斤，耗资4.5万美元（Shenshen 2018）；它最早用于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小米的上市。这面铜锣和改造后的大厅，代表了世界上许多交易所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随着交易走向虚拟，交易大厅的象征意义也越来越大。大铜锣拍摄效果更好，增加了敲锣动作的戏剧性，放大了公司上市的预期象征意义，使这一做法具有巨大的纪念意义。

虽然数字锣鼓的戏剧张力没有那么足，但把锣鼓搬上网，对香港交易所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香港交易所是全球有能力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集最多资金的交易所。这一排名完全归功于其与中国大陆企业的关系——随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能力的增长，全球投资者对这两所交易所愈加有信心，香港交易所也在积极寻求保持这一关系和地位。COVID时代，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动画模拟的、在线的锣声，我们可以听到通常在交易大厅内才能看到的内地与香港融合的情景。随着这一融合加速，以及香港在内地经济中的重要性仍在不断提升，我们很可能会见到更多诸如此类更壮观的空间和美学表演——新的身份建构形式，以试图支撑起港交所作为穿梭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重要边境。

（Sben Korsh，密歇根大学建筑系博士生，建筑历史学研究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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