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良的商業套路抑或國家的監管真空
2021年春節前夕，湖南益陽養老院暴雷事件又一次觸發了人們對於「養老」的爭論。幾乎同時，在東北新一輪疫情爆發中人們發現，針對中老年人的營銷推廣活動成為了感染風暴的暴風眼。這些登上媒體頭條的事件不斷豐富、強化着一個養老行業「騙老人一生血汗錢」的敘事。與此類似，2017年我開始做關於養老產業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後，每當朋友聽說我的研究，他們常常問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養老院是不是打老人？」在這些敘事中，它們不斷將無力、易受騙當作一個屬於老人的本質弱點加以強化，而「欺騙老人」則成為了養老行業的標籤。
這樣的新聞事件之所以引人矚目，當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們直指當下人們生活中的焦慮，以 「2036年養老金或耗盡」為代表的警告不絕於耳。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媒體熱點和追問方式也掩蓋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是在激化了的受害老人和無良的養老行業的矛盾之中，國家的角色靜悄悄地缺席了。
從普通個人的角度來看，社會化養老被等同於一場晚年別無選擇的商業賭注，而從養老行業從業者的角度來說，繁重、平淡的日常工作卻被時而爆發的極端案例淹沒。如果說通過興建一個全新的產業——養老產業越來越多地被稱作「朝陽產業」——來探討安享晚年生活本身就是藴含在商業養老內部無法簡化的矛盾，那麼把沉重的個體悲劇歸因於喪盡天良的商人時，這一行業面臨的無序性和風險本身卻恰恰在這一邏輯中被合理化和自然化。但是，這種無序和風險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中國政府其實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對公民養老需求應承擔的責任，但就像在益陽事件中以及其後的輿論發酵中我們看到的那樣，事件就彷彿發生在一個監管的真空中，彷彿監管的缺席是遺憾的，卻非可以追責的。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簡短地考察這種應然與現實的錯位，以及在目前的養老業監管規劃體系下，與這次益陽納諾養老公寓事件的預防最為直接相關的信用制度政策。需要強調的是，我的關注點並不在於信用體系本身的治理邏輯，在這一問題上已有豐富的討論，如端傳媒此前發出的文章《人臉識別 + 社會信用系統，一場重塑人類行為的社會實驗？》和《依信而治：社會信用作為一種統治工具的解析和傷害》等；在本文中，我希望依循它內部的邏輯來展示它目前失敗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