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頓認為，如果這些指控、特別是第二點指控成立，那麼自由主義者有關色情作品屬於言論自由的辯護就會站不住腳。因為色情作品引發的矛盾，不再只是自由與平等（男人消費色情作品的自由和女人平等的公民權）之間的矛盾，而是自由這一原則內部的矛盾——男人的言論自由扼殺了女人的言論自由。

反色情法案的爭議

這些女權主義者提出應將色情作品視為民權問題，因為它們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以及公民權的侵犯。

蘭頓的文章寫於上世紀美國女權主義者推動反色情法案的背景下。當時，色情作品仍被視為道德問題，由傳統的反淫穢法進行干預。然而，一批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目睹了色情產業對女性的傷害，包括一位名為Linda Marchiano的女演員在拍攝色情電影時遭遇毆打和性侵。這些女權主義者提出應將色情作品視為民權問題，因為它們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以及公民權的侵犯。她們希望推動反色情的民權法案，允許受害女性向民事法庭起訴這些作品的製作者和發行者，要求他們停止出售相關產品並作出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反色情法案不是自上而下的審查，而是由受害者主動提出訴訟、尋求法律救濟。其次，反色情法案也不是針對廣義的情色作品，而是對符合相關「色情」定義的作品進行干預。

兩位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女權主義活動家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女權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就在1983年起草了這樣一份反色情法案。她們受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的委託，起草的法案將作為當地人權法案的修正案。在法案中，她們將色情作品（pornography）定義為：

以圖片或文字明確表現的女性的性從屬地位（the graphic sexually explicit subordination of women in pictures or words），包括將女性非人化為性客體、性物品或性商品；享受痛苦、羞辱或強姦；被捆綁、割傷、肢解、弄出瘀傷或身體受傷；以性服從、奴役、展示的姿勢；被簡化為某些身體部位，被物體或動物插入，或出現在受辱、受傷、虐待的情景中；表現為骯髒或次等的；流血的、淤青的、受傷的，並在這些情況下顯示出性吸引力的。

法案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獲得了通過，卻被該市市長否決。法案的另一個版本則於1984年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獲得了通過，且到了市長的支持，但立法後不久就在American Booksellers v. Hudnut案中被裁定為違憲。該案的法官Frank Easterbrook認為，儘管色情作品描繪了女性的從屬地位（pornography depicts subordination），並且可能令女性的從屬地位得以延續（pornography perpetuates subordination）——例如令她們承受低薪和暴力，但「這只是反映出色情作品作為言論的力量」 （this simply demonstrates the power of pornography as speech）。換言之，他認為色情作品仍是言論，而非行動。

而德沃金和麥金農對色情作品的定義，則暗示了色情作品是一種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行動（pornography is subordination）。這一定義受到了法律界和知識界的尖鋭批評。有法官認為，這是法案的起草人在文字上「耍花樣」，以便將色情作品劃出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也有哲學家表示，這一定義造成了言論和行動概念上的混淆，「在哲學上站不住腳」。

言論可以是行動嗎？

色情作品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它構成了特定的行動：不僅描繪與延續了女性的從屬地位，它還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扼殺了女性的聲音。

蘭頓的文章是對德沃金和麥金農觀點的辯護。她首先澄清，女權主義者們並不是要將法律意義上的言論（speech）和行動（conduct）混為一談。在法律意義上，色情作品仍然屬於言論，但這裏的重點不是色情作品究竟是言論還是行動，而是色情作品應不應該受到法律保護。法案起草人們顯然認為，不是所有言論都應該無條件受到法律保護；法律應不應該保護某種言論，取決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言論、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那麼，色情作品是一種怎樣的言論？在這裏，我們仍要討論色情作品的行動屬性。蘭頓和麥金農都認為，言論和行動在哲學上並不是非此即彼的。試想一下，當訓練員對警犬說「咬」的時候，他在發表言論還是做出行動？蘭頓用「言論行動」來表達言論具有行動力的一面。她引用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丁（J. L. Austin）的觀點，「說某事就是做某事」（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

根據奧斯丁的觀點，言論可以包含的三方面的行動。第一是「語言內行動」（locutionary act），即言論本身表達的內容。例如在大街上，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說：「向她開槍」。這裏第一個男人的言論表達了字面上的意思，「她」指附近那個女人，「開槍」指用槍打她。第二是「語言效果行動」（perlocutionary act），即言論對它的聽眾產生了什麼後果。例如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說「向她開槍」，第二個男人感到震驚，但隨後舉起槍朝那個女人開槍。這裏，第二個男人被第一個男人的言論所震驚、說服，這就是言論對它的聽眾產生的後果。第三是「語言外行動」（illocutionary act），即當一個人說某事的時候，他說話這件事本身構成了怎樣一個動作。例如當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說「向她開槍」時，站在說話人的角度，第一個男人「鼓動」了第二個男人向那個女人開槍。「鼓動」就是言論在這裏完成的動作。

蘭頓指出，裁定反色情法案違憲的法官只看到了色情作品作為「語言內行動」和「語言效果行動」的層面。在「語言內行動」上，色情作品描繪了女性的從屬地位（言論的內容）——例如將她們描繪成性物品或次等公民。在「語言效果行動」上，色情作品延續了女性的從屬地位（言論的後果）——觀看色情作品的人，可能會繼續將女性視為性物品或次等公民，從而令女性受到騷擾和傷害。然而，法官忽略了色情作品作為「語言外行動」的層面（言論構成了怎樣的動作）：色情作品是一種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行動，發表色情作品這一「言論」這件事，構成了這一行為。這第三方面的行動，是人們討論色情作品時經常忽略的，也是反色情的女權主義者們希望引起重視的。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關注色情作品的「語言外行動」？蘭頓認為，色情作品之所以區別於其他言論，是因為它作為「語言外行動」的效力。如果色情作品只是描繪了女性的從屬地位，我們不一定要反對它，因為其他言論例如紀錄片、學術研究等也可能描繪了女性的從屬地位。同樣地，如果色情作品只是帶來了傷害，我們也不一定要反對它；吸煙也會造成傷害，但卻不會令吸煙者被置於從屬地位。而色情作品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它構成了特定的行動：不僅描繪與延續了女性的從屬地位，它還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扼殺了女性的聲音。

色情作品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

色情作品告訴它的聽眾女性有什麼價值——她們是物品、是獵物。色情作品告訴它的聽眾什麼動作是恰當的——暴力是恰當的，因為女性喜歡被強姦。

蘭頓的第一個論斷是，色情作品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她的理據何在？言論可以將他人置於從屬地位嗎？什麼樣的言論會將他人置於從屬地位？

我們不妨來看蘭頓給出的這個例子。「黑人不許投票」是一句言論，但它可以構成行動。當一個法官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可以分析它所包含的三種行動：它表達了字面的意思，「黑人」就是指黑人；它造成了一些後果，例如讓黑人遠離投票站；更重要的是，它構成了一種行動，就是禁止黑人投票——它將黑人列為次等公民、合理化對黑人的歧視、剝奪了他們的投票權。它將黑人置於從屬地位。

蘭頓認為，這個例子反映出言論可以將他人置於從屬地位，而這樣的言論有如下特徵：它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將某些人列為次等人；它合理化針對「次等人」的歧視行為；它剝奪「次等人」的重要權力。最後，這樣的言論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說話的人具有權威。

那麼，色情作品是否符合這些特徵？我們可以認為，反色情法案所定義的色情作品將女性列為「次等人」，合理化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但這些認定的前提是，說話的人具有權威。這裏，最大的爭議出現了：色情作品的創作者具有權威嗎？自由主義者往往認為，色情作品的創作者是無權無勢的小眾群體，不被主流社會認可，因此為色情作品辯護就是捍衞弱勢群體的自由。而麥金農等女權主義者聲稱，色情作品是「統治者的聲音」（voice of the ruling power）。

蘭頓沒有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她認為這是一個「實證」問題，無法完全由哲學家來回答。但是她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首先，她強調權威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某一個領域、某一群受眾而言。不管主流社會對色情作品如何鄙夷，只要它在「性」的領域、對一群渴望了解性的受眾而言是有權威的，就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其次，從日常經驗出發，這種權威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正如蘭頓所說，色情作品的創作者並不只是看客，而是有裁決權的發言人。色情作品告訴它的聽眾女性有什麼價值——她們是物品、是獵物。色情作品告訴它的聽眾什麼動作是恰當的——暴力是恰當的，因為女性喜歡被強姦。蘭頓引用的一些調查顯示，這些信息深入人心：百分之五十的男性認為，只要他們被女性性喚起，就可以強姦對方。百分之十五的大學男生表示，他們曾在約會中強姦過女性。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認為，他們享受性行為中「征服」的成分。蘭頓表示，在這個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受眾之中，色情作品創作者的權威也許不亞於一個「壟斷者」。如果我們接受關於權威的假設，那麼色情作品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這一論斷是成立的。

色情作品扼殺了女性的聲音

這種扼殺不是單純令女性無法開口說話，而是讓她們的話「不算數」了、讓某些話變成對女性而言「無法言說」（unspeakable）的。

如果色情作品的確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法律來限制它？既然說話人的權威是色情作品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我們能否設法削弱這種「壟斷者」一般的權威，例如在這個言論市場上增加更多言論，與具有誤導性的色情作品進行競爭？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教育，或者鼓勵女性說出她們真正喜歡什麼，甚至由女性來創作平等、健康、進步的色情作品？這也是自由主義者們反對反色情法案的常見觀點：與其進行言論審查，不如交給市場解決。

然而蘭頓指出，色情作品作為一種言論行動，不僅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還扼殺了女性的某些言論行動。這種扼殺不是單純令女性無法開口說話，而是讓她們的話「不算數」了、讓某些話變成對女性而言「無法言說」（unspeakable）的。

蘭頓給出了一些「無法言說」的例子。例如在一個舞台上，演員在表演救火的場景。這時舞台上真的起火了，演員高喊「着火了、着火了！」可是觀眾們卻無動於衷。演員雖然發出了警告，但他的警告「不算數」了，警告對他而言變成了「無法言說」的。

那麼，色情作品讓哪些話變成了女性「無法言說」的？蘭頓重點關注了「拒絕」和「抗議」。「拒絕」的例子非常典型。「不就是不」（No Means No）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女權運動口號，它背後是很多女性發自內心的困惑：為什麼男人聽不懂我的話？為什麼明確的拒絕會被解讀為同意？蘭頓指出，色情作品為女性的言論設限，它規定了女性什麼樣的話算數、什麼樣的話不算數。在色情作品中，女性的「拒絕」是不存在的，「好」是同意，「不」也是同意。色情作品扼殺了女性的「拒絕」，將「拒絕」變成了她們「無法言說」的事。

「抗議」的例子則更耐人尋味。蘭頓指出，色情作品有「自我強化」的特點，當一個女性試圖抗議自己遭遇的性暴力時，她的言論可能會變成另一種「色情作品」。例如前文提到的Linda Marchiano，她將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寫成一本書，講述她作為色情片女演員，如何在被毆打、下迷藥、虐待等情況下被迫演出。然而，這本書卻被當作色情讀物來宣傳，書中「色情地獄的囚禁」等字眼，竟然諷刺地成為賣點。

筆者想到的另一個例子是台灣作家林奕含。她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是對性侵的控訴，然而「房思琪」卻成了某些情趣卡牌裏的角色，出現在上海成人展上。許多人對事件的憤怒，也正是源於「女性對性暴力的抗議之聲淪為另一種色情作品」的荒誕。在這個意義上，色情作品扼殺了女性的「抗議」，將「抗議」變成了她們「無法言說」的事。

如果色情作品的確在這些層面扼殺了女性的聲音，那麼僅僅讓「女性開口說話」是不夠的。即便她們可以說話，她們的話也可能是無效的、被男權社會肆意曲解的。如果一種言論扼殺了另一種言論，那麼「言論自由」的辯護在這裏是不適用的。因為女性也有言論自由，她們的自由也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結語

如果言論自由並不承諾女性說「不」的自由，不保護她們表達抗議的自由，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虛偽的，是不值得女權運動依靠的。

蘭頓的文章給今天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發。對女權主義者而言，「色情作品遭到審查」的新聞往往令人心情複雜。正如此前漫畫作者JM被刑拘一事引發的爭議，一方面，我們渴望更多的創作自由，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對侮辱損害女性的作品視而不見。蘭頓的文章告訴我們，我們並不總是要在兩個極端之間做選擇。

首先，言論自由不是無限度的。一種言論應不應該得到法律保護，取決於它是一種什麼言論、有什麼行動的面向。當一種言論將他人置於從屬地位、扼殺他人的言論自由，這種言論的合法性是值得懷疑的。即使是在言論自由至上的美國，也不乏女權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求限制色情作品。在我們的女權運動中，這種訴求也是合理的、不應被妖魔化的。

其次，限制某種言論不意味着要無限擴大打擊面。蘭頓清晰地指出，之所以要限制反色情法所定義的色情作品，是因為它構成了特定的行動：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扼殺女性的聲音。根據這樣的標準，我們並不需要將所有言論一網打盡。如果一個作品只是表現了性，而沒有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反色情的女權主義者並不要求禁止它。如果我們身處的社會可以令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權力，讓女性的言論不被男性的言論所界定，那麼我們也可以對那些物化女性的言論更「寬容」，而不一定需要用法律來制約它。

言論是權力的投射，有權者可以說更多、做更多。而現實的弔詭之處在於，人們一方面對反色情的行動小心翼翼，生怕它是破壞言論自由的洪水猛獸，另一方面卻對本就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的言論自由漠不關心。如果言論自由並不承諾女性說「不」的自由，不保護她們表達抗議的自由，這樣的言論自由是虛偽的，是不值得女權運動依靠的。

參考文獻

Langton, R. (1993). Speech acts and unspeakable act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93-330.

（韓吉，研究女權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