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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始，我們通常將思考稱作，我開始與自我的沈默對話。拒絕作為一個人，艾希曼完全交出那個最為人類所獨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再有能力做出道德的判斷，這種思考的無能，為許多普通人製造出一種可能性：犯下規模龐大的罪惡行為，这種罪行世人前所未見，真的。我用哲學方法思考過這些問題，思考的風，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知識，而是分辨是非的能力，判斷美醜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給予人力量，在這些不多的時刻裏，在危機時刻，阻止大災難的發生。」
以上這段話摘錄自電影《漢娜·阿倫特》的片段。漢娜·阿倫特是猶太人，20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納粹上台後流亡至美國，她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描繪了在猶太大屠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的特點。阿倫特發現這位被人們視為十惡不赦的「惡魔」實際上只是一位極為平凡和膚淺的人。他之所以簽下處死數萬猶太人的命令，原因是他根本不願思考，只是像機器般地對上級命令的順從。為此，阿倫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的概念，即犯下猶太大屠殺這樣的反人類罪行的，並不是一群很特殊的人，而是許許多多不願思考的平庸的「普通人」。上文引用的電影片段正是對此「平庸之惡」的解讀和反思。
緬甸軍方於2月1日發動政變以來，緬甸局勢的發展受到中緬兩國人民、媒體、學者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然而，對於緬甸軍事政變的定性問題中国的許多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一些中國學者試圖為緬甸軍方的政變（他們不願使用政變一詞）尋找合法性的解釋。為此，本文試圖從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經典的三類合法性，即法理型、傳統型、卡裏斯瑪型來分析緬甸軍事政變的性質。
法理的視角
法理型是指建立在法律和政治規則之上的政治合法性。判斷某個政權是否具有法理型合法性，就要看該政權獲得權力的途徑是否嚴格依循了既有的法律規定。軍方自政變以來已多次強調其是合法奪取政權的，其理由是2020大選存在著嚴重舞弊的情況，而舞弊的依據是有大量的選民名單錯誤的情況。而軍方要求聯邦選舉委員會進行調查回覆，要求新一屆議會推遲召開都未得到回復，在不得已下決定「接管」政權。
雖然，聯邦選舉委員會和議會未回復軍方的訴求在「危機處理」層面上是否正確的選擇有待商榷。然而，從法理層面而言，聯邦選舉委員會和議會並未有過失。因為，根據緬甸憲法、聯邦選舉委員會法，選委會在選舉工作上擁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並不需要向政府和軍方報告工作。同樣，根據憲法和議會法，軍方也無權要求議會推遲召開。
此外，正如選委會此前的公告中指出，不排除選民名單有錯誤情況，但選民名單錯誤並不等於選舉舞弊，兩者不能混淆。而且，即便選委會有嚴重失職和舞弊的嫌疑，由於選委會在選舉上是擁有完全自主權力的機構，選委會的失職不能由整個政府、議會和民盟來承擔。
有中國學者根據憲法和法律的層面分析了軍方政變的合法性，然而這些分析的特點在於，皆從軍方的第二步行動開始討論，即由臨時總統吳敏綏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將行政、立法、司法移交總司令的行為開始。不論是政變軍方還是上述學者都有意或無意地避開了對第一步的解釋，即軍方在淩晨使用武力扣押了現任總統、國務資政及14位省邦首長，取締全國民盟黨部，使第一副總統（軍方代表）順勢成為臨時總統的步驟是否符合憲法。
傳統與魅力視角
傳統型是指依據傳統的習俗和習慣形成的政治價值和規則的政治合法性。1988年，緬甸發生全國性社會運動8888大革命時，在當時社會主義綱領黨政府的實際領導人奈溫的指示下，軍方接管了政權，並承諾在1990年進行大選，屆時將會把政權移交至勝選政黨。民盟正是在8888大革命誕生的政黨，並在1990大選贏得選舉。但軍方卻拒絕移交權力。直到2010年，軍方才又根據新制定的2008憲法舉辦了一場沒有民盟參與的大選，將權力移交給了由軍方將領組成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然而，從2012年補選開始，民盟參選以來，2012補選、2015大選、2017補選、2018補選和2020大選皆為民盟大勝。從1990大選以來，除了沒有參選的2010大選外，民盟從未在大選中失敗過。這些選舉結果（傳統）都表明，民眾支持民盟不希望軍人的統治。而且，從大選的本質而言，選民決定大選結果，參選政黨可以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但軍方無權推翻選舉結果。
卡利斯瑪型（charisma）又稱超凡魅力型，此前主要用來描繪擁有超凡魅力的宗教創始人，後用來描述統治者憑借自己的超凡人格和品質獲得的政治合法性。關於這一點，民盟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姬擁有全國無人能及的超凡魅力，是毫無爭議的事實。雖然，敏昂萊是近數十年來唯一一位在社會上擁有民意基礎的軍方領袖，但其形象魅力依然還無法與昂山素姬比擬。從此次政變後，緬甸全國先是在網絡上發起聲勢浩大的譴責，每晚在家裏家外敲打鍋盆（緬甸民間信仰中驅邪的手段）表示抗議，再到大規模的上街遊行都表明了社會民眾更加認可卡利斯瑪型領袖昂山素姬。
或許有人會提出，我們不能忽略也有人群公開表示支持軍方政變，反對昂山素姬的事實。但是，在這裏又有個權重的問題。因為，從客觀的風險角度而言，反對軍方遠遠比反對昂山素姬更加「危險」。即便如此，反對軍方的人數遠遠超過反對昂山素姬的人數。敏昂萊在2月8日晚8時的電視講話中就表示，民眾要關註「事實」而非「感情用事」，正說明了民眾的感情在昂山素姬和民盟身上而不是軍方。
2月9日，緬甸首都內比都的和平示威現場中已有人被武裝人員從遠處狙擊射殺。而在曼德勒市也出現惡意開車撞向示威人群，致2死3傷的情況。隨著示威的持續，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死傷人數將會繼續出現。
道德與利益
綜上所述，不論是法理型、傳統型還是卡利斯瑪型的角度，軍方的政變既缺乏合法性也缺乏民眾的基礎。
從緬甸民眾角度而言，經過了10年的民主發展後，民眾再也無法忍受回到過去數十年的軍政府時代，正如在2020大選前由緬甸朋克歌手 Kyar Pauk 創作演唱的一首支持民盟的政治歌曲「恐怖時代」的歌詞所言：「以前不敢討論政治，現在我們在罵政府，以前什麽都怕的孬種，現在卻充滿勇氣，是誰讓這一切實現的，答案是很清楚的，我求你了，不要讓我們又變回狗了！」當2月1日發生軍人政變，一段文字在憤怒的人群的臉書上廣為流傳：「我的爺爺沒能抵抗住奈溫將軍的奪權，我的爸爸沒能抵抗住梭貌和丹瑞將軍的奪權，我這一代一定要抵抗住敏昂萊將軍的奪權。讓我們成為恐怖時代的最後一代吧！」
在這一次反抗軍人政變的社會運動中，緬甸華人青年的積極參與是其中一個特點。是什麽原因讓尚來「保守」的緬甸華人參與進來。緬華青年學者亨凱在其「再致緬甸華人同胞」一文中，稱目前緬華社會因為這場運動已分裂為三派：保持距離、激憤參與和無所謂。他表示，激憤參與派是緬甸第三、四代華人，生活在城市之中，受過緬甸學校教育，將自己視為緬甸一份子的人，是華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
根據亨凱所言，緬甸的公民法將公民分為三等，而大部分華人只能獲得二等和三等公民身份，還有許多華人手持公民身份之外的「國民登記證」或者沒有任何身份證件。而曾經華人甚至不允許上大學的重點科目。他指出，這些歧視政策都是軍人制定的。亨凱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國家認同與身份歧視在這場社會運動中對華人產生的作用。無人能夠保證新一屆的軍政府不會出台更具歧視的政策。因此，華人不論從道德上還是實際利益的考量，都促使他們參與到這場反政變的民主運動之中。
這些積極活躍的緬甸華人在社交媒體已經建立起「瓦城華人示威大隊」、「仰光華人示威大隊」、「臘戌華人民盟支持群」與「緬甸木姐華人示威游行群」的群組，他們正在積極策劃第二天的游行。即便他們的父輩依然在勸阻孩子們要「安分守己」，但新一代華人們拒絕犯下「平庸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