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孤立、恐懼與愛情，醫生、康復者和抗疫官員的一年

編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一個足以癱瘓世界、爲時代畫下轉折點的病毒闖入人們的視線。隨後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萬人感染、超過兩百萬人死亡。武漢，作爲充滿爭議的「頭號疫區」，漸漸隱沒在其他重災區的塵囂中。在封城一週年之際，端傳媒重訪疫情起點，撿拾失落的個體，叩問疫情留下的改變、傷痛與重生。願回望的目光，溫暖當下的寒冬，並向未來注入力量。第一篇記錄了失親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二篇，重訪感染者、醫生和基層抗疫官員，還原他們被疫情改變的這一年。

康復者：捐了抗體之後他很開心，覺得自己給國家添了那麼多麻煩，終於可以回報一次

彭樂總覺得自己還能聽到醫院對講機的聲音。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再蓋着醫院裏慘白的床單，但總覺得那個對講機還掛在耳邊，醫生會在很早的早晨叫醒他，讓他去量體溫。

彭樂是汕頭人，因爲去武漢岳母家轉了一圈，他在2019年12月30日被確診爲2019冠狀病毒肺炎，彭樂覺得這就像中彩票，全汕頭幾百萬人口，就自己中招了，還是全國最早的那波。幸好頭彩沒有持續太久，住院12天後，他被診斷痊癒，放了回來。

但心卻沒有放下，哪怕到中國疫情已幾乎平復的5月，彭樂的生活依舊提心吊膽。5月的汕頭冷風和暖陽輪番上陣，彭樂很小心，風吹一下，怕感冒，趕緊回家穿衣服，太陽出來了流汗，也怕感冒，又得脫下，衣服穿穿脫脫，彭樂覺得自己從未這麼害怕生病過。他沒事就在網上刷消息，「副作用」、「康復之後的問題」……有的說康復者會氣喘，彭樂仔細感受了下自己呼吸的頻率，好像真的有些急促；有的說康復者會眼神發黑，這他沒有，倒可以鬆口氣。

最擔心的還是感冒。出院後的彭樂再去集中點隔離了十四天，着了涼，流了鼻涕。那時的彭樂總刷到復陽的新聞，懷疑自己是不是也復陽了，他立馬向醫院要求做核酸。好在覈酸結果顯示陰性，彭樂拿了幾包感冒藥回家了。

Covid-19後遺症

老婆因爲感染在住院，照顧小孩的任務全到他身上。他每天往屋裏噴酒精，開窗通風，一邊戴着口罩煮飯洗衣服，一邊看着復陽的新聞，心裏發慌，生怕自己復陽傳染給小孩。彭樂每天摸孩子有沒有發燒，盯着他們的大小便情況。他不敢咳嗽，實在忍不住就朝天咳一下，可偏偏小孩正在不懂事的年紀，喜歡抓爸爸的口罩玩，晚上還非得擠在他身邊睡。睡覺時總不能戴口罩呀，彭樂又無奈又心慌，恨不得找個地方把小孩扔了就好。

壓力實在太大時，彭樂就給醫院打電話，主動問自己要不要做核酸，醫生說不用，他又給疾控打電話。後來醫生安慰他，「如果你出事，我們把你放出來，我連飯碗都保不住了」，彭樂想想有道理，這才稍微放下些心來。

可外界似乎沒有放下他。5月彭樂去義烏出差，機場拿登機牌時，工作人員一臉迷惑看着他，問他是不是「中過肺炎」。他被安排在飛機最後端的座位，到達義烏後，又被要求走在人群的最前面。

下機後，一輛救護車等着彭樂，旁邊站着包得嚴嚴實實的防疫人員。他被量了三次體溫，額頭一次、左腋下一次、右腋下一次，36.2度——明明是正常體溫，但他還是被救護車拉到酒店裏隔離。酒店裏還不許開空調，彭樂只好給自己買了個風扇。

出差三天，隔離就用了兩天，彭樂有些生氣，明明已經準備好了健康碼和出院證明，爲什麼還是不行。彭樂還覺得自己被監視了，不然爲什麼從酒店出來去客戶那，馬上客戶的社區就給他打電話讓他去報到。「我今天晚上走了，」彭樂回覆對方，「我不想在這裏呆了，我覺得很煩。」

另一件讓彭樂放不下的是關於自己的謠言。疫情期間，他的小區微信群流傳起關於他各式版本的故事，有說他偷偷溜回來在小區亂跑的，有說他把武漢的岳父岳母塞在後備箱偷偷運回來的，還有說他把武漢人藏在另一套房子裏的，故事沒頭沒腦，但夾雜其中的個人信息卻準確無誤：名字、居住小區、門牌號、身份證號、甚至還有家人的身份證號。這讓他感到恐慌。

編註：中國要求疫情防控保護患者隱私，但仍舊持續出現2019冠狀病毒患者及其家人朋友的隱私泄露事件，從已調查過的案件分析，疫情防控工作人員、輔警、村幹部等都是患者隱私的散佈源頭。

彭樂成了小區「名人」，進電梯一按樓層，大家就會知道這就是「那個人」。爲了不讓其他住戶尷尬，彭樂儘量不和其他人共乘電梯，看着顯示屏上別人的樓層到了，並確定停在那兒沒有其他人在用了，彭樂再按電梯鍵。小區群裏謠言傳得最兇的那陣，彭樂在群裏現身說法，交代自己治癒後的動態，「我們菜沒買，小賣鋪沒去，外賣都沒有叫過一個。」他在群裏寫道。大部分住戶給他加油，歡迎他回家，也有人回覆：「你回來幹嘛，你病毒攜帶者到處跑。」彭樂關掉手機，不想再理。

「得了這個病，你自己要明白人情世故。」彭樂在交往中一點點試探周圍人的反應。出院後剛復工時，他能感受到自己一咳嗽，同事就看他一眼，有的同事會在吃飯時躲開他，沒有人和他坐在一起。於是彭樂上了兩天班就向老闆提出在家辦公，老闆很快同意。

但更多人在不知不覺中釋放善意。彭樂有位「大大咧咧」的朋友，叫他去吃火鍋，沒有特意拿公筷，「他沒啥想法，我就沒有想法」，彭樂心想。戴着口罩去拜訪客戶，對方讓他把口罩拿下，「醫院都把你放出來了，如果說你有問題，他們壓力比你還大。」他們安慰他。聚一起喝茶時，彭樂看到朋友把自己喝過的茶杯燙一燙，又接着喝，也沒出啥事。漸漸的，彭樂自己也鬆懈了下來。儘管他依舊在家屯了幾千只口罩，畢竟「口罩就是安全感」。

一次，彭樂看到微博上新聞號召治癒者捐獻抗體，說是能救人，他便去汕頭的病毒研究所捐獻，結果顯示他的抗體指數是汕頭已有記錄中最高的，彭樂很開心，覺得自己給國家添了那麼多麻煩，終於可以回報一次。後來看到疫苗的消息，彭樂也開心，覺得裏面或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就算沒有，也是給自己打個雞血。」

現在的彭樂成爲了身邊人的疫情科普大使。一次客戶聊起自己的小孩從英國回來要隔離14天，彭樂立馬告訴對方14天不夠，國外是變種的病毒，需要再加個14天。現在河北疫情起來，他立馬聯繫在河北的朋友是否需要口罩，對方告訴他「口罩不缺、消毒水不缺、就缺自由。」

最近彭樂聽說這病的患者治癒之後不能打疫苗（編注：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建議，感染過2019冠狀病毒且治癒的患者依舊需要接種疫苗），他決定再去一次病毒研究所抽次抗體，「想看看我還有沒有抗體，擔心抗體會消失。」

防疫公職人員：思想中有一種包袱，怕疫情

安徽南子縣巨鹿鎮（編註：為保護受訪者，具體地名為化名）的王志國最近特別怕那些「大地方」來的人——沿海的、一線城市的、海外的，他覺得病毒如今主要在這些地方傳播，如果哪個「大地方」的人給鎮上帶回了病毒，整個鎮子都要遭殃。

王志國是鎮衛生院的院長，下管村衛生站、上接縣市的醫療衛健機構。自從鎮衛生院在近幾年被收歸爲農村衛生體系的一環，王志國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管家婆，什麼「政治性服務性」的內容他都要參與，任務一層壓一層，全落到他腦袋上，從過去的計劃生育、到健康脫貧，再到最近的城鎮化。與之相比，給人看病的機率倒少了很多。

2020年重點任務本來是村裏醫療機構的環境整治和中醫推廣，沒想到疫情從天而降，成了他的頂頭大事。國務院對鄉鎮衛生院的定位是負責疫情的發現與報告，指令到了王志國這兒，變成——「只要是關於疫情的，立馬執行，要求多少天完成的，必須做到。」

最忙的那幾個月，他一個人管整個鎮50個衛生系統人員的調配，誰負責消殺、誰負責上報，誰負責管理患者。除此之外，王志國還要接待從不同系統下來視查疫情防控的領導，有院感的（編注：醫院感染管理）、醫共體的（編注：醫院與縣域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組成的醫療聯合共同體）、疾控的、衛健委的……每個月近十次檢查，還有隨之而來的開會和應酬，這又佔據他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

那時巨鹿禁止私家車出行，除了要隨時調配手中僅有的幾台救護車運送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那些生孩子的，腦溢血的病人，也只能靠衛生系統的車統一運送處理，這是最讓王志國頭疼的，都是人命，但人手不夠、物資太少、太多事情需要臨時處理、24小時不斷有電話撥入。那時的王志國睡眠很淺，因爲一直在緊張。

上頭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嚴格，疫情最緊張時，巨鹿鎮確診了6名患者，是南子縣唯一有確診病例的地方，屬於「防疫不力」，從鎮政府到衛生系統的十幾位官員便落了馬。其中一位鎮政府官員被處理的原因是「禁止聚餐」的條例執行不嚴，那是三月，這名官員上午去上級政府開會接到通知，第二天回鎮上再開會傳達通知，等下屬去執行時，發現一場酒席已經開始，「當着熟人的面，也不好把人家的酒席給掀掉是不是。」王志國認爲，但沒想到，偏偏那場酒席裏出了縣裏的第一位確診患者，於是鎮政府的領頭人丟了烏紗帽。

王志國的衛生所沒有受到處分，但壓力一直圍繞着他。他負責的區域有一個一家五口的確診案例，三月中，這家的最後一位患者治癒出院。縣領導謹慎，希望這位患者出院後不回家，繼續集中隔離14天，但當時並沒有文件這樣要求，家屬們又希望家人趕緊回家。擔心強行隔離會擔責任，縣裏的疫情指揮部讓王志國拿一份隔離同意書給患者家屬簽字，「同意了以後，如果到時候你在裏面鬧，有什麼後果的話，我們責任也小一點。」

但這位被再次隔離的患者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整日渾渾噩噩，「滿腦子都是病」，隨訪人員和她說什麼，她都只以「這怎麼搞」回應。「她覺得就是因爲她的病重，家裏人都出來了她出不來，自暴自棄了。」王志國分析，他只能安排村醫多陪她說說話，還去做她丈夫的工作，讓家人多支持支持她。大半個月後，這位患者能「融入社會，正常上街」了。

4月份巨鹿恢復正常交通後，王志國終於覺得輕鬆了，「人只要精神上不累，沒有害怕和壓力，即使工作還是一樣的工作，累的程度也完全不一樣。」他終於可以找回一點點疫情之前的節奏——早上六點多送孩子上學，七點半到醫院，看看值夜班的人有沒有把燈都關掉，去預檢分診的地方查查物資是否準備齊全，再不緊不慢地迎接新一天的開始。一些被疫情耽誤的常規工作，比如扶貧、家庭醫生簽約、公共衛生服務，也在「三步並作兩步走」地趕上來，即便現在他依舊要不時去村裏看看疫情防控的情況，隨時準備迎接下來檢查的領導。鎮上組織公職人員做核酸檢測，王志國因爲安排領導吃飯，沒做上。

進入夏天，中國的疫情一度平穩，但對王志國這樣的公職人員來說，疫情防控依舊是持續一整年的頭等大事。好在此時已經有文件下發，指導像他一樣的基層公職人員如何「常態化」應對疫情，包括物資儲備建議、各式情境下的穿着裝備、治療流程、核酸檢測規範等，這讓王志國覺得比年初「打沒頭仗」時要好多了。

但這些文件大多只對發熱病人，或從中高風險疫區回來的人有明確規定，沒有具體規定的部分，王志國依舊犯難，比如那些從低風險區回鎮上，沒有發熱的人，要不要要求他們做核酸檢測呢。「省裏面的要求是，應檢盡檢，但上面也沒有說他不來，派出所就給他逮來。」王志國擔心，這些人如同埋在地裏的雷，不知道哪天就踩爆一個。

王志國覺得病毒不像地震，「幾天就過去了」，這是一個持續的、全方位挑戰人類的東西，他的職業生涯裏還沒見過這種狀況。但有時一想，「全球都在搞，老美都沒有好點子，搞得還不如我們呢！」，心裏就快活了一些。而且經過這一遭，他發現自己的潛能還是不錯的，「過去扶貧工作來的時候，講我的媽這怎麼搞，不照樣幹掉了嗎？現在又來一個疫情，看不見摸不着，不也照樣幹嗎？」他認爲自己相比其他沒有確診病例的鎮子，在「經驗上、思想上」，都更經歷豐富。

上面給他的衛生所一些「政治上的榮譽」，提拔了一個副院長，表彰了幾位醫師護士，給所裏授予「最美文明崗」一類的稱號。經費上也給了一些「傾斜」，報銷了當時醫護人員的吃住費用。但本來說的200塊一天的待遇沒有落實，上面給的說法是衛生所只是協調和轉運作用，不負責給確診患者看病，「是不認可的」。而且參與疫情防控的機構部門那麼多，萬一「這個補了那個沒補，很難搞」。

現在新一輪疫情眼看開始，王志國的工作又要緊張起來。他在前不久的會議上讓同事們做好心理準備，「所有人都能過好年，我們衛健系統不管有沒有疫情，是過不好了。」他強調工作的重點，「思想上首先要有一個高度的認識和重視」，足夠使用兩個月的口罩和酒精也已經準備好。仗，又要開始打了。

面對今年春節期間的疫情防控，上面已經下了指示，從外界回來的人都要做核酸檢測，或者持有檢測報告。「但省裏面只是這樣說，還沒完全去執行，疫情到底怎麼幹，地方還在拿方案。」王志國算了算，假如春節鎮上回來一萬人，都來衛生所做核酸檢測，手上根本沒那麼多人對付，而且檢測一人就是80塊，一萬人的檢測也要近百萬了，這個費用誰出呢。「政策就一句話，但只是要求，具體落實的時候，能不能做到還是一個考驗。」

「你把物資儲備再多，事情做得再好，疫情防控還是很難有一個確定性。」王志國琢磨，「現在思想無形中有一種包袱，怕疫情，不要有這個疫情就好了。」

一線醫生：與志願者相愛是抑鬱裏的唯一稻草

安一免自殺被救回後，決定爲自己而活。他是武漢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去世那晚，他在ICU的床邊看着他沒有了生命跡象，同事們依然在搶救，與此同時，醫院的各大社交平臺賬號不斷否認着李文亮去世的消息——這些他搶救結束後才看到。他還看到同事的父母雙雙感染，同事只能在幾秒鐘的時間裏選擇唯一空出來的床位要給誰。這已經是幸運了，更多排不上床位的患者倒在急診科，等着病床上誰去世了可以挪出空位，或者根本等不到這一刻。方方日記被輿論攻擊時，安一免覺得很無力，「她的東西其實是真的，但大家又能怎樣呢」，像他在疫情中目睹的太多不可理喻的事一樣，他形容自己只能「無能狂怒」。

他也收穫了蜂擁而至的關懷，認識或不認識的人日夜發來問候，在外地的同學抓住每一個機會收集物資寄給他，沒有車的他在封城期間不缺交通工具，同事志願者乃至陌生人，都搶着爲他的出行出一份力。「疫情見了很多人性，貪婪、險惡、善良、美好、懦弱，瘋狂和黑暗的，都見到了。」安一免突然理解爲什麼總有人說日常生活裏的人們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而武漢封城的日子讓這些面具擊穿，「疫情時是黑暗，但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但這些龐雜的感受只能自己消化。雖然被稱爲安醫生，但病人們直到治癒那天可能都不知道到底是誰在挽救自己的生命——工作時穿着厚厚的防護服，鼻子嘴巴遮得嚴嚴實實，病人並不認識自己；同事下了班脫掉防護服就走，大家都有默契的不多說什麼；爲了不傳染給父母老婆，安一免下班後繼續住在醫院，不與外界接觸。這是一場隔絕了交流的戰鬥。

武漢解封後，安一免看着重新人山人海的江漢路，有些恍惚，他覺得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那段日子。由於不再有大量病人涌入，加上疫情後人們似乎格外忌憚醫院，他還減薪了。現在對他而言，拿着醫務工作證免費去各景點遊玩，工作時額外關注有沒有發熱病人，以及偶爾有患者主動提及的2019冠狀病毒病史，是這場戰役曾經存在的少數痕跡。

不，還有痕跡，安一免發現自己心中的光亮不見了。疫情最嚴重時，安一免一邊不停手地接待病人，一邊關注網上鋪天蓋地的消息，還要不斷向外界聯繫物資，整夜睡不着覺，即便睡着也只有兩三個小時，「亢奮，每天都像在透支自己」。而逐漸轉緩時，安一免又發現自己情緒低落，對什麼事情都沒有興趣。他給自己做了情緒檢測，結果很直接，他得了抑鬱症。

安一免還想起曾經看過的抗日老兵的故事，那些從前線回來的軍人們，有的可以順理成章地迎接新生活，有的會偶爾懷念激情燃燒的歲月，而他是第三種——心還留在戰場上，不想回來了。

他不是孤例。陸軍軍醫大學對武漢部分定點醫院醫務人員的心理狀況進行分析，發現一線醫護人員伴隨的焦慮、抑鬱情緒顯著高於全國標準，而且程度與在一線工作的時間正相關。安一免自己也負責患者的心理狀態回訪，他發現600多名患者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早期有心理問題。同事也有，有護士告訴他自己會整夜失眠，或正在使用抗抑鬱藥。他和協和醫院的哥們聊天，問「那段時間」怎麼過的，發現對方和自己一樣，也處於極度的亢奮和透支中。但如果不問，安一免都看不出來，「這是最隱私的事情，怎麼會表達出來。」

包括安一免自己，他家庭一般，一路從農村拼搏長大，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學習，再去知名醫院成爲青年醫生，他從小被教育要頂天立地，成爲負責任的男子漢。即便自己是醫生，他還是或多或少覺得精神類疾病是「懦弱的表現」，他想自己扛。

但扛不住。他偶爾向家人表露脆弱，家人安慰疫情已經過去了，一切會好的，但他覺得沒有經歷一線情況的家人並不能理解他的真正感受。那時的他覺得自己很孤單，「我是一個男人，只能愛國愛工作，扮演兒子和丈夫的角色，卻不能表現出自己的脆弱，不能爲自己而活。」有時他覺得，自己從小到大被灌輸的東西，真的是自己想要的麼。

直到艾莎的出現，讓安一免覺得自己又看到了光。艾莎是一名出版社編輯，疫情中，她的身份是一位幫忙聯繫物資的志願者。他們在疫情最忙亂的時候認識，但直到疫情逐漸平復，安一免終於有時間處理些與工作無關的事後，他們才開始閒聊。安一免覺得這位女生和她一樣，被困在社會賦予的身份和責任中，他心生好感。現在想想，安一免還是會感慨命運的神奇，如果不是疫情，醫生和編輯原本會是「兩條平行的命運線」，但偏偏，命運線交叉了。

武漢解封那天，整個城市像溺水的人再次呼吸到氧氣，肆無忌憚地揮灑着新生的喜悅。艾莎也是，她走上街頭，就着當時流行的《火紅的薩日朗》跳了一段舞，發在了朋友圈上。那是一首喜氣洋洋的歌，配上艾莎肆意歡快的舞步，安一免「一下子就被感染了」，那是正處於黑暗中的安一免看到的一絲光亮，「很放鬆、很歡快、感覺到了共鳴」，那一刻，他「淪陷」了。

和艾莎在一起的日子，安一免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其實都是很簡單的相處，在江邊手牽手散步、互相依偎、去白天空蕩蕩的武漢廣場閒逛。但每一秒和艾莎的相處，都讓安一免覺得無比放鬆，他認爲那是沉重生活裏唯一的輕鬆時光，「我有我的求生欲」，他說。

但他已婚，妻子盡責，沒有做錯什麼。終於有一天，他向艾莎坦白。女孩崩潰了，收起所有展示給安一免的脆弱和關懷，她也終於戴上了她的面具。

「有時候覺得，我死在疫情那個時刻也蠻好的，因爲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心更近」，安一免想着，「可以在人們的關心中死去，何必在這時冷漠的世界活着呢。」10月，安一免決定自殺，因爲內疚，因爲覺得傷害了艾莎，因爲想解脫，「那一刻，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但自殺沒有成功，他被救了回來。之後的日子他決定爲自己而活，他離了婚，承擔所有房貸；不再強求和艾莎在一起，打算順其自然；生活中他放鬆了自己，一些以前會努力爭取的榮譽稱號或獎項，現在看得淡了一些，但他決定明年去上海讀博，去賺錢，提升自己。

他修改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從「爲國出力」，變爲「不要辜負感情」。「好像人生目標狹隘了一些，」安一免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希望爲自己多考慮一些，他覺得這應該能實現，畢竟「自己救了那麼多人，命運應該會給個好結果吧。」

但一部分的自己已經隨着疫情和那次自殺離開了，可以的話，他希望回到去年年初，生活像從前的那些年一樣，疫情從來沒有來過。

應受訪者要求，彭樂、王志國、安一免為化名。

實習生薛曉咚對此文亦有貢獻。

武漢封城一年，我們將在本週六（1月23日）帶來一場線上的聲音分享會，邀請曾於封城時於武漢以文字和影像記錄的特約記者，以及疫情親歷者，以聲音片段，剝開封城記憶的禁忌與忘卻。

本次活動免費，「點此」報名即可參加。

📌小聚時間：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漢特約記者
疫情親歷者

📌主持人：
吳婧 端傳媒總編
甯卉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