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電影 風物 對話

遭遇種族歧視後,我在柏林策劃了一場影展

無論對政府和警察有多麼失望,我對文化依舊懷有信念。公權力不作為的地方,恰是藝術和公民社會最需要行動的。


「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 的現場觀眾。 攝影:Marvin Girbig
「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 的現場觀眾。 攝影:Marvin Girbig

10月23日,我策劃的電影系列放映「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在非營利組織 bi’bak 的影院 SİNEMA TRANSTOPIA 完成了最後一場放映,這晚兩位導演 Layla Toprak 和 Mukaddas Mijit 的影片和討論都帶來很多驚喜。活動結束後我甚至心緒有點激動,因為大家其實不知道,我做這個活動,源自於兩次親身經歷的基於國別、種族的歧視和攻擊。

2019年2月,柏林電影節剛結束,我和兩位從中國來參加影展的女性友人走在柏林 Kottbusser Tor 附近的大街上。這個街區魚龍混雜,常常有癮君子、毒販子、酒鬼出沒,我也在這裏被偷過一部手機。但它的亂也是它的「好」,因為三教九流,這裏也吸引了年輕藝術家,咖啡館雲集,畫廊鱗次櫛比。

正當我用中文跟朋友聊得起勁,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轉頭問:「嘿!你們說的什麼語言?是中文嗎?」我們看了他一眼,不加理會,繼續前行,他竟窮追不捨,並且語氣越來越有攻擊性:

「你們說的是中文嗎?你們是中國人?」
「這不關你的事!」我沒好氣地回答。
「你們就是中國人!我操中國!我操所有的中國人!」

華燈初上,車水馬龍。難以相信「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發表這等仇恨言論。我氣憤的同時也盡量穩定情緒,一邊掏出手機:「你是想出名嗎?想的話我幫你一把。」此刻荒誕的一幕發生了,他不禁沒有躲閃,反而掏出護照給我看。作為曾經專業的紀錄片導演,我完美地把他的名字和護照號碼都拍了下來。他在我的鏡頭面前又罵罵咧咧許久才離開。

我把視頻經過處理,隱去肇事者的護照信息後發到社交媒體上。其時我已在德國生活將近兩年,柏林是全德最以包容多元為傲的城市。因此每當我抱怨種族主義遭遇的時候總是被人質疑「你太敏感了吧?」「我是白人我有時候也遭人莫名呵斥,不要什麼都往膚色上面扯」,發這段視頻順便教育一下這些人。

收到的回應大致有三種:一、純粹安慰型。擁抱或者彩虹的表情符號,GIF。正能量,加油!愛你!不要難過!二、實用信息型。首先我被告知,歐盟有著非常嚴格的隱私法條,在街上無論拍到任何人任何行為的臉,都不得擅自發在網上。是否打馬賽克就合法?這也仍屬灰色地帶。有人則建議說視頻如果由媒體發出來才合法。三、由於護照上的土耳其國徽隱約可見,加上當事人的長相,視頻引來非常多的「恐伊斯蘭」(Islanmicphobia)言論。諸如「下次出門帶一塊豬肉防身」的建議也不絕於耳。當然,三種聲音之外,甚至還有一個人評論說「我沒覺得他侮辱你,看他臉上還掛著微笑,所以他不會造成危險」,已將之取關。

我回應了評論裏的有效信息,抨擊了恐伊斯蘭的言論。兩天後,出於對於歐盟隱私法的忌憚,我還是把視頻設成了僅自己可見,然後將之作為證據到警局報案,值班警察撲哧一下笑出聲來:「好傻逼!」

「阿Sir,你覺得好笑嗎?這是嚴肅的人身威脅和種族歧視!」他止住笑,拿本子抄下肇事者的護照號和名字,告訴我回家等消息。幾個月後我收到柏林檢察院的通知,他們決定不起訴肇事者。我找到了一個專門幫助種族歧視案例的 NGO,他們承諾幫我起草一份給警察局和檢察院的意見信,但後來不了了之。我寫信給了幾個媒體,也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返。

夜幕下的Kottbusser 。

夜幕下的Kottbusser 。圖:作者提供

柏林還是不是理想中的安全空間?當天同行的友人告訴我她們不敢再往 Kottbusser Tor 附近去了。種族的問題,往往與性別、身體、階級等等因素交叉相關。我一想到倘若一個瘦小的華人女孩單獨遇這種情況⋯⋯內心悲憤不已。又假如是午夜、凌晨,而不是黃昏時刻呢?

大城市的人情冷漠也是體會了,我的兩次遭遇都沒有碰到任何援手。別看德國人愛管閒事,喜歡指責別人闖紅燈,怪你垃圾分類不到位,可是遇到危險情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文化依舊是主流。大屠殺中,才有幾個辛德勒?而多的是告密者。

警察的不作為和法律上的欠缺,德國針對種族問題的法條甚少,錄口供時,在崗警察甚至告訴我他的部門主要負責德國人針對外國人的歧視,外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種族問題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

事情在警察找到肇事者之後變得更加複雜,後者坦誠自己當天吸食了毒品喝了酒。當聽到我們說中文,他想到了前幾天在網上看到關於新疆維吾爾人集中營的報道,「他腦海裏聽到一個聲音的慫恿」,於是對我們破口大罵。這樣的描述聽得我心情沈重。一個公民對於非民選政府的所作所為應該負有多少責任?我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裏各自的同溫層該如何打破次元?我天真地單方面向警察提出希望跟這個人當面交流,當然被拒絕。很長一段時間,想到這件事我就深感無力。

土耳其裔德國導演 Fatih Akın 的影片《憑空而來》/《烈愛天堂》/《公義暗角》(Aus dem Nichts)中,Diane Kruger 飾演的女主人公,丈夫和孩子在新納粹恐怖襲擊中喪失,她憤而出擊,引燃炸彈與對方同歸於盡。我遠沒有那麼壯烈大膽,只是在逛超市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收銀台一旁的防身胡椒噴霧,我拿了一隻放進購物籃。此後凡是夜間出門我都帶在身上。

2020年3月,這個胡椒噴霧險些派上用場。當時2019冠狀病毒開始出現在歐洲,亞洲面孔在公共場合受到越來越多不友善的目光。有天深夜地鐵上一個醉漢竟然直呼我為「冠狀病毒」(Corona),對中國、亞洲身份破口大罵,並且朝我臉上吐口水。我一隻手在錄視頻,一隻手放在裝胡椒噴霧的衣兜上。如果他再靠近我就要採取進一步行動了⋯⋯

跟一年前相同的警局裏,我不客氣地對警察進行了指責:「就是一年前你們的不作為,導致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我不知道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非要等到我們被槍擊才算嗎?」

2020年,柏林哈瑙事件的抗議行動。

2020年,柏林哈瑙事件的抗議行動。圖:作者提供

我所指的是2020年2月20日,德國南部城市哈瑙發生了極右勢力製造的槍擊案,九名遇難者中多為移民身份。德國主流雜誌《明鏡》(der Spiegel)的2月刊,紅底黃字的封面:冠狀病毒,中國製造(Corone-Virus, Made in China),引發不少爭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一國總統將2019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進一步鼓勵對於亞裔的歧視。2020年3月,由「亞太政策與規劃委員會」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和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airmative Action)發起的歧視舉報,在兩周內收到高達1100多起案例。這些數據和事實不由得令人心寒,多年來華人群體往往以「模範移民」形象自居,一場瘟疫就看透了你其實沒有朋友?

警察局查明了此人身份,雖然信件中沒有交代國籍,但對方有著一個北非常見的阿拉伯語名字。這讓我不禁感慨「移民何苦為難移民?」聯繫上個案例導致的恐伊斯蘭評論,更加讓我感到中國與中東、北非在文化溝通上的欠缺。絲綢之路曾經貫穿東西,交通文化,而今全球化的當下,我們彼此何以如此仇恨誤解?

歐洲城市裏,有著太多自發或者被安排的種族、群體邊界。僅就柏林而言,中產白人住 Charlottenburg,同性戀扎堆在 Schöneberg,藝術家住 Kreuzberg,有了孩子的則搬去 Prenzlauerberg⋯⋯雖然柏林沒有形成規模的唐人街,但康德大街中餐館林立,也是華人定居的熱門地段。我從搬來柏林就住在 Neukölln,幾年前講給其他中國朋友的時候對方會瞪大眼睛說「你怎麼住在中東人的區域?那裏很危險吧?」在我心中,危險的恰恰是這種種族隔離的思維。把倒掉的柏林牆築在我們心中,它可以更加徹底地隔斷人與人。

另一個避不開的話題是階級,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移民身份。兩德分立時,勞動力或缺的德國分別以不同方式引進勞動力,西德以土耳其為主,東德則有很多越南人。這些人口在兩德合併之後很多留了下來,但社會根深蒂固的階層依舊難以打破。德國近年吸收頗多難民贏得國際好評,但難民的融入問題還困擾著這個社會。正是教育和信息資源分配差異導致了偏見,因此歧視事件中很多肇事者自己也是移民。

在 Neukölln 的三年,我已經離不開這裏的很多生活習慣,買菜要去常有打折的土耳其超市;有朋友來要帶他們去實惠又大份的黎巴嫩餐館;自行車壞了都是樓下的埃及大哥搞定⋯⋯近年來阿拉伯音樂在德國的夜店越來越流行。曾經在敘利亞一個小村莊裏做婚禮歌手的 Omar Souleyman,因為跟 Björk 的合作名譟一時。我去過他在柏林的演出,盛況空前。特別是哪些嫌德國 techno 太悶的人,都在阿拉伯音樂派對裏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柏林的華人和亞洲群體也都處在意識覺醒的事態,越南人從以前沉默的刻板印象中掙脫出來,不再只是開花店越南餐館的勤懇形象,越南裔德國人的 DJ、演員、運動員開始出現在媒體上;關注亞洲文化、權益的非營利組織 Korietation,創辦之初以韓裔為主,之後越來越吸引更多人參與,並且由於組織本身的性別構成,也以女權、性別等議題著稱;柏林這一文化地標也越來越受華人歡迎,這裏的夜店文化、藝術氛圍以及相較於巴黎、紐約低廉的物價吸引越來越多年輕人,旨在助力亞洲藝術家的 MSG&Friends 其中一位成員也來自中國。

無論對政府和警察有多麼失望,我對文化依舊懷有信念。公權力不作為的地方,恰是藝術和公民社會最需要行動的。

2019,bi’bak的舊址上進行的「不只是午夜彩虹」系列放映。

2019,bi’bak的舊址上進行的「不只是午夜彩虹」系列放映。攝影:Marvin Girbig

影院「bi’bak」的名字在土耳其語中恰好是「看一看」的意思,創辦者 Malve 和 Can 是一對德國土耳其夫婦,資深的影迷、藝術研究者、策展人。2019年我跟他們合作的的華語/華人酷兒電影展「不只是午夜彩虹」(More Than A Midnight Rainbow)場場爆滿。一個跨文化的以「看見」為主題的交叉展,太完美地貼合了我們彼此的願望,光想到我的朋友們能夠互相認識已經讓人激動不已。經過討論,我們決定以每場兩位/組藝術家/導演主頁的方式來呈現,分別來自兩個地理方位,又有所共鳴。

土耳其藝術家 Aykan Safoğlu 作品中酷兒、移民的身份與新加坡藝術家黃漢明很多類似,兩人甚至有過很多交集跟合作。中國藝術家陶輝作品中的表演性,以及對身份邊界的探討很可以呼應科威特裔的影像裝置藝術家 Monira Al Qadiri。來自伊朗的 Sholeh Zahraei 和塞浦路斯導演 Kamil Saldun 是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侶,他們常年拍片的塞浦路斯有著複雜的地緣政治,邊界將親人隔開,我想到了生活在香港的中國導演應亮。經剪輯師朋友鳳兮介紹,我認識了摩洛哥裔導演 Halima Ouardiri,她的片子主角都是孩子、動物,我的大學同學黃驥和她的搭檔大塚龍治的創作剛好也一直關注青少年題材,Mohammad Shawky Hassan 把埃及的政治局面,與個人經驗一起拍進了電影裏,這可以與香港藝術家 Isaac Chong 並置在一起⋯⋯而活動的最後一場我早已有了想法,維吾爾導演 Mukaddas Mijit 和庫爾德導演 Layla Toprak 的影片都有關音樂、舞蹈,她們各自的性別、民族身份跟創作有什麼樣的關係,可以探討出很多意涵豐富的話題。

電影放映現場戴著口罩交流的觀眾。

電影放映現場戴著口罩交流的觀眾。 攝影:Marvin Girbig

針對影展的框架概念我們也有很多思索和討論。作為一個鼓勵跨界,反對疆域的人,我們如何在地理上定義這個一個對話?何為中國?北非哪裏?而中東又根本是一個殖民色彩的指稱。諾丁漢大學的包宏偉老師建議我借用「南南合作」的概念,做出一個「東東借鑒」(East-East Reference)的活動,借此強調在想象中的全球東部地區(如東亞、中東、東非等)邊緣群體之間的交流。通過這種對全球化過程進行創造性重新構想的方式,來挑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霸權以及民族國家身份的單一神話,進而探討別樣的文化形態和社會想象。

與此同時我也感受到德國媒體對於種族問題的覺醒。柏林州立電視台 RBB 以「柏林四面牆」為主題,請住在柏林的30位導演分別創作一個2分鐘短片,我在受邀之列。我把自己的遭遇嵌套在「廚房德語課程」中,用幾個簡單的德語食物單詞,串聯起食物和文化、種族之間的關係,質疑病毒何以用國界劃分。隨後「德國之音」也採訪了我,我因此收到來自全德不同城市的亞洲人的來信。

電影「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海報。

電影「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海報。圖片提供:黃漢明

德國從6月解封,讓民眾度過了一個相對輕鬆的夏天。Bi’bak 影院也在新的政策下準備9月重開,可是要在嚴格消毒、限制人數的條件下進行觀影。影院還引進了超大暖風機用來通風。本來100多個座位,現在只能賣30多張票。想象中人頭攢動,各種語言熱烈交談的場面,變成了超半數空椅子的慘淡景象。人們不能擁抱親吻,就連摘下口罩喝酒都是高危行為,「看見」變成彌足珍貴的奢侈品。10月份柏林先後推行又推翻了宵禁,每放完一場就開始擔憂下一場會不會因為新一輪的封鎖而暫停。

這讓我不禁回想起2008年開始,在中國做「中國酷兒影像巡展」的日子,我和其他幾位導演一起坐硬座火車,睡同志酒吧去一些二、三線城市放地下酷兒電影。由於傳播途徑,常常也是每場只能來二十幾個人;基於當時的社會開放程度,人們之間的交流相當審慎;審查也成為活動的不確定因素,更換時間、更換場地,甚至取消活動也時有發生。當時我也困惑這樣的活動是否有意義。可是這每場的二十多個人裏總會有很多驚喜,更何況這樣的活動我們做了上百場。直到現在都還常常有人告訴我,ta第一次看酷兒電影是參加我們的活動。也有的人因此決定做電影,或者參與社會運動。而最被這些活動改變的人其實是我自己,這些經驗其實真正啓發了我對電影的熱愛。

「坡坡你太棒了!今年我的片子被疫情搞得都線上了,這個月只有你們做了線下放映。」Halima 首先寫信息給了我最大的鼓勵,她告訴我摩洛哥大使館派人來看了電影,並且很感動於這樣的安排和組合。而現場觀眾中,社交距離+口罩的阻隔下,也收到非常多的積極反應。由於疫情期間的票數限制,大部分放映都要提前很早訂票,來的觀眾都是忠實影迷,因此討論非常熱烈。部分導演由於旅行受限而未能到場,但遠程視頻讓交流非常具有現場感。

就在23號晚上的這場放映中,一位身在現場的維族觀眾跟身在法國遠程視頻的 Mukaddas 用維語打招呼,我能聽出語氣中的激動情緒。後來這位觀眾講了自己在新疆長大,上海求學的經驗,在這些地方卻甚少從影像裏看到對自己同胞的客觀呈現。這次在柏林放映 Mukaddas 的作品《Qetiq. Rock 'n Ürümchi》拍攝的是一支維吾爾搖滾樂隊,觀眾與導演一起探討了關於如何呈現維吾爾文化而又避免刻板的話題。

在現場的Layla Toprak和在法國的Mukaddas Mijit與現場觀眾交流。

在現場的Layla Toprak和在法國的Mukaddas Mijit與現場觀眾交流。圖:作者提供

雖然活動未及預設中的廣度,但對於文本、美學、文化差異、社會運動等等層面都有很多深刻的探討。特別是當前的境況下,彌足珍貴。更讓我感動的是,「配對」的藝術家們之前的惺惺相惜,有的即使只通過郵件看了彼此的電影,也傳達了真誠的贊美。真希望在未來這些導演和觀眾能夠有機會當面交談、擁抱。而活動到底有沒有改變什麼?現在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我個人從無力感中掙扎了出來。能否有更遠的影響,還有待時間沉澱。

11月份德國開始了新一輪的封鎖,餐飲和文化場所統統暫停營業。生活還在繼續,雖然以上說了柏林的諸多不好,但我還是很喜歡這裏的人和事。我不會因為一件事情否定整座城市,也不會因為幾個人而對某個群體偏見。

(感謝諾丁漢大學包宏偉對此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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