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Google員工的「少數派」工會，能否成為科技界打工者未來的聯合方式？

Google母公司Alphabet員工組建工會，成了最近科技界的頭條新聞。由兩百多位Google僱員，主要是灣區工程師牽頭組建的Alphabet Workers Union（AWU），力圖在科技業發軔多時的勞工運動中再添一把薪火。截止到1月10日，同意貢獻出百分之一年度收入加入AWU的員工已經有近700名。被視為高薪白領的Google員工，近年來頻繁介入各類種族、性別、移民和反審查運動，在公司內部建立起了小有規模的行動網絡，而AWU成為了這些網絡的自然延伸。1月7日，AWU就國會衝擊事件發表了聲明，呼籲YouTube封禁特朗普的賬戶，這也顯示工會將會延續Google員工介入社會行動的文化。

AWU所採用的少數派工會（Members-only或Minority Union）模式，不需要半數以上僱員投票支持即可成立。它雖然無法像多數派工會那樣和僱主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卻拓展了動員人群和議題的邊界，創造性回應了大科技公司內部難以發起工會投票的困境。同時，在既有身份政治和疫情的聯合絞殺下，科技業勞工行動的破碎性依然存在，未來的行動圖景仰賴於領域內全職技術工人運動對外包和服務業工人的反哺。

Google工會的推動力：行業變遷與行動擴散

隨着機構人員擴張，官僚化不可避免，科技公司早先看似民主的決策方式愈發失靈，員工對公司的不滿逐步累積。

AWU成立的背後除了有科技勞工們多年的組織積累，也得益於幾股力量的助推。首先，全球科技行業的規模變遷提升了科技行業工會的必要性。一方面，體量精巧的矽谷獨角獸們接連上演通過IPO圈錢的遊戲，另一方面，則是壟斷性科技公司不斷膨脹的僱員規模。2019年上半年，Google的總僱員數量首次突破了十萬人，經過一年多的時間目前已經超越12萬人，僅僅灣區一地就聚集了2.5萬人，已可以和很多大型製造業工廠匹敵。依靠大量倉儲、物流員工的亞馬遜更是有80多萬穩定職工，早就躍升為全球僱員最多的企業之一。

伴隨着科技公司影響力和規模膨脹的是公司內部的官僚化和勞工待遇的分化。運營模式日臻成熟後，早期的理想主義褪色，公司很難再用創新的雞血煽動員工賣命。經濟社會學者Catherine Turco在一家中型科技公司所做的民族誌中發現，隨着機構人員擴張，官僚化不可避免，早先看似民主的決策方式愈發失靈，員工對公司的不滿逐步累積。

相比其他大型公司，Google一度對勞工動員比較寬容，但近兩年也接連報復性開除行動組織者，僱傭反工會諮詢公司，並縮減了全員大會的議程。此外，技術勞工不同工種和人口間的分化也在加劇。同一公司內部，運營、測試、維護等「軟性」技術崗位收入顯著低於硬核編程崗位，客服等非技術崗位則不斷被削減外包出去。近年來科技業的種族收入比一直在上升，性別收入比看似改善了，卻被更大的資本所有權差異所抵消。

激發科技業勞權運動的還有來自近鄰遊戲產業的啟發。相比傳統科技行業，歐美遊戲行業的平均工資更低，性別種族分化更嚴重。獨特的遊戲預售模式，也使得遊戲勞工不斷承受着旺季趕工的壓力。其中，處於整個產業鏈底端的是遊戲測試員（QA tester），ta們負責處理遊戲中出現的程序和翻譯錯誤，不少測試員的收入僅僅飄過當地最低工資。縱觀不同的數字勞工類型，遊戲勞工的自組織有極高可見度，勞工對工會的認同度也是最強的，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對加入工會感興趣的遊戲打工人已經逼近一半。誕生於2018年初的Game Workers Unite（GWU）是最大的跨國遊戲勞工聯盟，已於多個國家設立分部和組織工會，協助拳頭等主流遊戲公司的反性騷擾運動，而它最早的組織者就是一批行業中最邊緣的遊戲測試員和劇本創作者。

事後看，GWU的成立對科技業的工人運動功不可沒，因為正是GWU和美國電信工會（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的積極斡旋，促使後者於去年初推行新項目The Campaign to Organize Digital Employees，史無前例地將科技業和遊戲業工人納入工會運動目標。經過一年的發酵，Google工會也在GWU的協助下成功創立。因此，數字勞工的工會運動是跨行業擴散的產物。

大型科技公司的集體行動困境與少數派工會

矽谷對中印為主的移民勞工的依賴，讓全員動員要跨越公民權、種族、甚至種姓上的多重隔離，這些隔離往往大過階級團結話語的黏性。

工會究其根本是勞工集體行動的平台之一，而具體的工會組織方式在不同行業、同行業不同公司、同公司不同工種，甚至同工種不同時期間都可以存在差異。與大部分製造業和服務業工會不同，AWU是繞過了正常法律程序的團結工會，又稱少數派工會，它不被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認證，無法和僱主進行正式的工資談判和簽訂協議。美國法律同時規定，這類工會只能代表加入的那些會員，而非全體員工。

少數派工會在美國一度是非常普遍的勞工組織模式，1935年瓦格納法通過，私營部門的集體協商和罷工被制度化，勞工運動被民主黨所吸收，有着更激進勞工團結立場的少數派工會才逐步式微。此後，大部分勞工選擇在公司內部組織投票，如果半數以上協商單位（Bargaining Unit）的成員投票支持，工會可以組建，且獲得排他性協商權（Exclusive Representation），必須同時代表會員和非會員和僱主談判。

省略了全員投票程序的少數派工會對僱主的強制力不足，但有着自身的優勢。它可以採用更靈活、更草根、更互聯網的直接動員方案，不拘泥於已有的工會運動條條框框。比如，AWU可以和Google已有的社運小組整合，更迅速地介入廣泛的平權、勞工和政治運動，採取更對抗性的手段，也可以囊括很難放在一個協商單位的合同工人甚至外國工人。

事實上，美國依託大工會的勞工運動向來有被批評過於官僚、保守、制度化，反而壓抑了更激進的組織潛能和犧牲了非工會勞工的利益。曾有學者統計了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罷工數據，發現工會往往單打獨鬥，與社會運動組織結盟的情況僅僅佔到四分之一。單一工作場合的工會組織，也有可能擴大整個行業內部和產業鏈上下游工資的不平等。

不過，CWA和Google員工們最終選擇少數派工會的道路，大概並非看中其社會運動優勢，而是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集體行動困境息息相關。2020年組建了多數派工會的Kickstarter和Glitch（Stack Overflow的擁有者）都是小型科技公司，前者正式僱員不到200人，後者則只有30多名。簡單、扁平的組織結構為勞工自組織省去了大量問題，線下找會議場地等過程也容易得多。對動輒幾萬人，多個辦公地點的大型科技公司來說，別說發動三成僱員同意開展工會投票，繞過公司內部通訊將工會消息通知到全員都需要投入海量的精力。疫情下公司辦公室關閉，很多矽谷員工索性搬到了租金更低的小城市，工會組織移到線上後溝通效率也受到了影響。

80年代後白領工作崗位的增加，特別是金融、科技行業內部中層管理人員比例的增長，也讓勞工運動組織存在天然的阻礙。在大型科技公司內部，項目和工作組林立，很多人既是工人也同時是團隊負責人，身份的模糊性、管理的破碎性和流動性讓勞工的對抗目標很難統一起來。

此外，矽谷對中印為主的移民勞工的依賴，也讓全員動員要跨越公民權、種族、甚至種姓上的多重隔離，這些隔離往往大過階級團結話語的黏性。移民勞工參與社會運動代價過高，也讓組織者陷入兩難。一位工程師組織者曾向筆者坦言，他在做動員工作時會優先鼓勵已經拿到綠卡的人，擔心持有工作籤的同事會因為被開除而被迫離境。

少數派工會是Google技術工人在組織傳統多數派工會的困境面前，所採取的一種彎道超車的創造性策略。過去十年，在德州、田納西等對正式工會極其不友好的南方州，少數派工會也被一些傳統產業的勞工所採用。例如2014年，大眾汽車的Chattanooga廠工會投票惜敗後，工人選擇了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組建少數派工會，這一做法隨後被南方多處製造業廠所效仿。與Google工會同屬於CWA的United Campus Workers田納西分部，就是該州20多所高校職工的少數派工會。

因此，採用哪種工會動員模式不僅取決於行業類型，還受制於變化的制度和法律背景。Google目前的少數派工會路徑，在未來也可能逐步向多數派工會位移。

誰是技術業勞工？階級排斥與破碎的技術工人運動

在此次傳媒對Google工會的描述中，大量報導聲稱這是Google員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員工第一次組建工會，粗暴抹殺了服務業和外包工人規模更大，歷史更久的抗爭。

技術業勞工至少包含三類人群，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白人亞裔男性為主的全職技術僱員，第二類是被統稱為TVC的臨時、末端銷售和合同工人（Temporary, Vendor and Contract），理論上幫Google打工卻不屬於Google。

TVC內部又分技術工人和服務類員工，後者包含一系列與再生產相關的職位比如物流、餐飲、安保、清潔和日託中心家教等，這些勞工63%是非裔和拉丁裔。除此之外，第三類則是最不穩定的數字零工平台的勞工。對壟斷科技公司來說，保證一個龐大的低薪非正式僱員隊伍是機構存續的關鍵。例如，為Google工作的TVC勞工數目高達13萬，超過了正規僱員的數目。

輿論談論Google工會，反對加班和996的時候，常將科技公司員工與技術工程師劃等號，也因此錯估科技業運動的整體圖景。在此次傳媒對Google工會的描述中，大量報導聲稱這是Google員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員工第一次組建工會，粗暴抹殺了服務業和外包工人規模更大，歷史更久的抗爭。

矽谷的清潔工們是服務業勞工中最先組建工會的工種，早在上世紀90年代，蘋果和惠普等公司的清潔工們就加入了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2017年，加州臉書總部的500多位食堂工人成立了隸屬於Unite Here的工會，距離不遠的2300位Google食堂工人則在2019年末組建工會，這也構成了目前科技領域最大的集體協商單元之一。

過去幾年，主要科技公司的合同制司機紛紛加入了卡車司機工會。據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統計，矽谷範圍內有14000名加入了工會的食堂工人、清潔工和安保人員。服務業外，外包科技公司也不得不面對工會的挑戰。2019年，為Google供貨的著名印度外包商HCL的匹茲堡分部也成立了工會，這被普遍視作美國科技領域第一個技術工人工會。

非營利的科技業集體行動數據庫，每年總結科技業不同勞工行動的趨勢。它的統計顯示，過去九年間，科技業的勞工行動主要由其中更不穩定的勞工貢獻，比如非技術工種的罷工。然而高技術勞工的運動，比如Google Walkout等卻得到了更多媒體的關注。這不僅不說明打工人之間的聯合，而只是再次印證了打工人之間在話語權力上有多麼不平等。從勞工的組織歷史來看，更不穩定的科技業勞工也是各種運動組織的帶頭人，與遊戲業中的情況相同，是行業中最邊緣的工人點燃了全行業的運動。美國技術勞工聯盟（TWC）早在2015年就有科技部門的食堂工人深度捲入，試圖彌合藍領和白領技術工人間的隔閡，而直到特朗普任期內才有多地白領勞工的大量參與。

從科技史的角度看，誰是高技術碼農本就是科技行業話語建構的產物。數字勞工學者Lily Irani在研究中就指出，以MTurk為主導的幽靈勞工平台，為了維護其剝削模式，必須反覆強調平台勞工所做的個體性的數據標註和編碼是與傳統碼農不同的低技術勞動，殊不知編程也常常是相似的可以被打散的重複性勞動。

這種對高技術、低技術的二元劃分成為BPO外包行業和平台經濟的意識形態基礎。科技公司通過不斷把客服、審查、測試等「低技術」工作轉移給外包公司和零工平台來節省用工成本和避免勞動糾紛。過去兩年發展最快的莫過於數字媒體審查員的外包隊伍，這也已成為菲律賓的支柱產業之一。科技公司也精明地利用了女性、移民、性少數、殘疾人和文科生在正規就業市場的不利地位，把低報酬的職位套上高社會地位的外衣，讓ta們感覺自己從事着一份和家務、育兒等勞動衝突最小，又相對體面的工作。

儘管Google工會超越了傳統多數派工會的理念，在綱領上維護外包合同和服務業工人的權益，目前加入的非全職技術工還是極少數，要讓後者有機融入技術工人的運動還有太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外包與服務業工人的運動本就相對獨立和組織化，對全職技術工人的鼓舞激發要遠超過能從對方身上獲得的實質性支持。

延續了一年的疫情也拉大了高技術工種和不穩定技術工人之間的動員距離，白領們紛紛居家辦公後，科技園區停擺，平日為技術工種再生產提供保障的服務性工人被拋向更絕望的境地。從勞工行動頻次也可看出，2020年全職高技術工人的行動減少了，不穩定藍領的抗爭則席捲了美國，從亞馬遜倉儲到Instacart罷工，科技業為了工資與生存的鬥爭變得愈發尖鋭。

諷刺的是，疫情下Google工會的成立，它不同以往的動員策略，在開拓運動想像力的同時，也不經意間強化了「藍領工人為生計，白領工人為社會正義」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越是在這樣矛盾的時刻，就越需要識別兩類運動的內在勾連和一致性，重述前者激發與塑造後者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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