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谷歌员工的“少数派”工会，能否成为科技界打工者未来的联合方式？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员工组建工会，成了最近科技界的头条新闻。由两百多位谷歌雇员，主要是湾区工程师牵头组建的Alphabet Workers Union（AWU），力图在科技业发轫多时的劳工运动中再添一把薪火。截止到1月10日，同意贡献出百分之一年度收入加入AWU的员工已经有近700名。被视为高薪白领的谷歌员工，近年来频繁介入各类种族、性别、移民和反审查运动，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了小有规模的行动网络，而AWU成为了这些网络的自然延伸。1月7日，AWU就国会冲击事件发表了声明，呼吁YouTube封禁特朗普的账户，这也显示工会将会延续谷歌员工介入社会行动的文化。

AWU所采用的少数派工会（Members-only或Minority Union）模式，不需要半数以上雇员投票支持即可成立。它虽然无法像多数派工会那样和雇主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却拓展了动员人群和议题的边界，创造性回应了大科技公司内部难以发起工会投票的困境。同时，在既有身份政治和疫情的联合绞杀下，科技业劳工行动的破碎性依然存在，未来的行动图景仰赖于领域内全职技术工人运动对外包和服务业工人的反哺。

谷歌工会的推动力：行业变迁与行动扩散

随着机构人员扩张，官僚化不可避免，科技公司早先看似民主的决策方式愈发失灵，员工对公司的不满逐步累积。

AWU成立的背后除了有科技劳工们多年的组织积累，也得益于几股力量的助推。首先，全球科技行业的规模变迁提升了科技行业工会的必要性。一方面，体量精巧的硅谷独角兽们接连上演通过IPO圈钱的游戏，另一方面，则是垄断性科技公司不断膨胀的雇员规模。2019年上半年，谷歌的总雇员数量首次突破了十万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经超越12万人，仅仅湾区一地就聚集了2.5万人，已可以和很多大型制造业工厂匹敌。依靠大量仓储、物流员工的亚马逊更是有80多万稳定职工，早就跃升为全球雇员最多的企业之一。

伴随着科技公司影响力和规模膨胀的是公司内部的官僚化和劳工待遇的分化。运营模式日臻成熟后，早期的理想主义褪色，公司很难再用创新的鸡血煽动员工卖命。经济社会学者Catherine Turco在一家中型科技公司所做的民族志中发现，随着机构人员扩张，官僚化不可避免，早先看似民主的决策方式愈发失灵，员工对公司的不满逐步累积。

相比其他大型公司，谷歌一度对劳工动员比较宽容，但近两年也接连报复性开除行动组织者，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并缩减了全员大会的议程。此外，技术劳工不同工种和人口间的分化也在加剧。同一公司内部，运营、测试、维护等“软性”技术岗位收入显著低于硬核编程岗位，客服等非技术岗位则不断被削减外包出去。近年来科技业的种族收入比一直在上升，性别收入比看似改善了，却被更大的资本所有权差异所抵消。

激发科技业劳权运动的还有来自近邻游戏产业的启发。相比传统科技行业，欧美游戏行业的平均工资更低，性别种族分化更严重。独特的游戏预售模式，也使得游戏劳工不断承受着旺季赶工的压力。其中，处于整个产业链底端的是游戏测试员（QA tester），ta们负责处理游戏中出现的程序和翻译错误，不少测试员的收入仅仅飘过当地最低工资。纵观不同的数字劳工类型，游戏劳工的自组织有极高可见度，劳工对工会的认同度也是最强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加入工会感兴趣的游戏打工人已经逼近一半。诞生于2018年初的Game Workers Unite（GWU）是最大的跨国游戏劳工联盟，已于多个国家设立分部和组织工会，协助拳头等主流游戏公司的反性骚扰运动，而它最早的组织者就是一批行业中最边缘的游戏测试员和剧本创作者。

事后看，GWU的成立对科技业的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因为正是GWU和美国电信工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的积极斡旋，促使后者于去年初推行新项目The Campaign to Organize Digital Employees，史无前例地将科技业和游戏业工人纳入工会运动目标。经过一年的发酵，谷歌工会也在GWU的协助下成功创立。因此，数字劳工的工会运动是跨行业扩散的产物。

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少数派工会

硅谷对中印为主的移民劳工的依赖，让全员动员要跨越公民权、种族、甚至种姓上的多重隔离，这些隔离往往大过阶级团结话语的黏性。

工会究其根本是劳工集体行动的平台之一，而具体的工会组织方式在不同行业、同行业不同公司、同公司不同工种，甚至同工种不同时期间都可以存在差异。与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会不同，AWU是绕过了正常法律程序的团结工会，又称少数派工会，它不被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认证，无法和雇主进行正式的工资谈判和签订协议。美国法律同时规定，这类工会只能代表加入的那些会员，而非全体员工。

少数派工会在美国一度是非常普遍的劳工组织模式，1935年瓦格纳法通过，私营部门的集体协商和罢工被制度化，劳工运动被民主党所吸收，有着更激进劳工团结立场的少数派工会才逐步式微。此后，大部分劳工选择在公司内部组织投票，如果半数以上协商单位（Bargaining Unit）的成员投票支持，工会可以组建，且获得排他性协商权（Exclusive Representation），必须同时代表会员和非会员和雇主谈判。

省略了全员投票程序的少数派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力不足，但有着自身的优势。它可以采用更灵活、更草根、更互联网的直接动员方案，不拘泥于已有的工会运动条条框框。比如，AWU可以和谷歌已有的社运小组整合，更迅速地介入广泛的平权、劳工和政治运动，采取更对抗性的手段，也可以囊括很难放在一个协商单位的合同工人甚至外国工人。

事实上，美国依托大工会的劳工运动向来有被批评过于官僚、保守、制度化，反而压抑了更激进的组织潜能和牺牲了非工会劳工的利益。曾有学者统计了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罢工数据，发现工会往往单打独斗，与社会运动组织结盟的情况仅仅占到四分之一。单一工作场合的工会组织，也有可能扩大整个行业内部和产业链上下游工资的不平等。

不过，CWA和谷歌员工们最终选择少数派工会的道路，大概并非看中其社会运动优势，而是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息息相关。2020年组建了多数派工会的Kickstarter和Glitch（Stack Overflow的拥有者）都是小型科技公司，前者正式雇员不到200人，后者则只有30多名。简单、扁平的组织结构为劳工自组织省去了大量问题，线下找会议场地等过程也容易得多。对动辄几万人，多个办公地点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说，别说发动三成雇员同意开展工会投票，绕过公司内部通讯将工会消息通知到全员都需要投入海量的精力。疫情下公司办公室关闭，很多硅谷员工索性搬到了租金更低的小城市，工会组织移到线上后沟通效率也受到了影响。

80年代后白领工作岗位的增加，特别是金融、科技行业内部中层管理人员比例的增长，也让劳工运动组织存在天然的阻碍。在大型科技公司内部，项目和工作组林立，很多人既是工人也同时是团队负责人，身份的模糊性、管理的破碎性和流动性让劳工的对抗目标很难统一起来。

此外，硅谷对中印为主的移民劳工的依赖，也让全员动员要跨越公民权、种族、甚至种姓上的多重隔离，这些隔离往往大过阶级团结话语的黏性。移民劳工参与社会运动代价过高，也让组织者陷入两难。一位工程师组织者曾向笔者坦言，他在做动员工作时会优先鼓励已经拿到绿卡的人，担心持有工作签的同事会因为被开除而被迫离境。

少数派工会是谷歌技术工人在组织传统多数派工会的困境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弯道超车的创造性策略。过去十年，在德州、田纳西等对正式工会极其不友好的南方州，少数派工会也被一些传统产业的劳工所采用。例如2014年，大众汽车的Chattanooga厂工会投票惜败后，工人选择了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建少数派工会，这一做法随后被南方多处制造业厂所效仿。与谷歌工会同属于CWA的United Campus Workers田纳西分部，就是该州20多所高校职工的少数派工会。

因此，采用哪种工会动员模式不仅取决于行业类型，还受制于变化的制度和法律背景。谷歌目前的少数派工会路径，在未来也可能逐步向多数派工会位移。

谁是技术业劳工？阶级排斥与破碎的技术工人运动

在此次传媒对谷歌工会的描述中，大量报道声称这是谷歌员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员工第一次组建工会，粗暴抹杀了服务业和外包工人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抗争。

技术业劳工至少包含三类人群，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白人亚裔男性为主的全职技术雇员，第二类是被统称为TVC的临时、末端销售和合同工人（Temporary, Vendor and Contract），理论上帮谷歌打工却不属于谷歌。

TVC内部又分技术工人和服务类员工，后者包含一系列与再生产相关的职位比如物流、餐饮、安保、清洁和日托中心家教等，这些劳工63%是非裔和拉丁裔。除此之外，第三类则是最不稳定的数字零工平台的劳工。对垄断科技公司来说，保证一个庞大的低薪非正式雇员队伍是机构存续的关键。例如，为谷歌工作的TVC劳工数目高达13万，超过了正规雇员的数目。

舆论谈论谷歌工会，反对加班和996的时候，常将科技公司员工与技术工程师划等号，也因此错估科技业运动的整体图景。在此次传媒对谷歌工会的描述中，大量报道声称这是谷歌员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员工第一次组建工会，粗暴抹杀了服务业和外包工人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抗争。

硅谷的清洁工们是服务业劳工中最先组建工会的工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苹果和惠普等公司的清洁工们就加入了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2017年，加州脸书总部的500多位食堂工人成立了隶属于Unite Here的工会，距离不远的2300位谷歌食堂工人则在2019年末组建工会，这也构成了目前科技领域最大的集体协商单元之一。

过去几年，主要科技公司的合同制司机纷纷加入了卡车司机工会。据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统计，硅谷范围内有14000名加入了工会的食堂工人、清洁工和安保人员。服务业外，外包科技公司也不得不面对工会的挑战。2019年，为谷歌供货的著名印度外包商HCL的匹兹堡分部也成立了工会，这被普遍视作美国科技领域第一个技术工人工会。

非营利的科技业集体行动数据库，每年总结科技业不同劳工行动的趋势。它的统计显示，过去九年间，科技业的劳工行动主要由其中更不稳定的劳工贡献，比如非技术工种的罢工。然而高技术劳工的运动，比如谷歌Walkout等却得到了更多媒体的关注。这不仅不说明打工人之间的联合，而只是再次印证了打工人之间在话语权力上有多么不平等。从劳工的组织历史来看，更不稳定的科技业劳工也是各种运动组织的带头人，与游戏业中的情况相同，是行业中最边缘的工人点燃了全行业的运动。美国技术劳工联盟（TWC）早在2015年就有科技部门的食堂工人深度卷入，试图弥合蓝领和白领技术工人间的隔阂，而直到特朗普任期内才有多地白领劳工的大量参与。

从科技史的角度看，谁是高技术码农本就是科技行业话语建构的产物。数字劳工学者Lily Irani在研究中就指出，以MTurk为主导的幽灵劳工平台，为了维护其剥削模式，必须反复强调平台劳工所做的个体性的数据标注和编码是与传统码农不同的低技术劳动，殊不知编程也常常是相似的可以被打散的重复性劳动。

这种对高技术、低技术的二元划分成为BPO外包行业和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科技公司通过不断把客服、审查、测试等“低技术”工作转移给外包公司和零工平台来节省用工成本和避免劳动纠纷。过去两年发展最快的莫过于数字媒体审查员的外包队伍，这也已成为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之一。科技公司也精明地利用了女性、移民、性少数、残疾人和文科生在正规就业市场的不利地位，把低报酬的职位套上高社会地位的外衣，让ta们感觉自己从事着一份和家务、育儿等劳动冲突最小，又相对体面的工作。

尽管谷歌工会超越了传统多数派工会的理念，在纲领上维护外包合同和服务业工人的权益，目前加入的非全职技术工还是极少数，要让后者有机融入技术工人的运动还有太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外包与服务业工人的运动本就相对独立和组织化，对全职技术工人的鼓舞激发要远超过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实质性支持。

延续了一年的疫情也拉大了高技术工种和不稳定技术工人之间的动员距离，白领们纷纷居家办公后，科技园区停摆，平日为技术工种再生产提供保障的服务性工人被抛向更绝望的境地。从劳工行动频次也可看出，2020年全职高技术工人的行动减少了，不稳定蓝领的抗争则席卷了美国，从亚马逊仓储到Instacart罢工，科技业为了工资与生存的斗争变得愈发尖锐。

讽刺的是，疫情下谷歌工会的成立，它不同以往的动员策略，在开拓运动想象力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强化了“蓝领工人为生计，白领工人为社会正义”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越是在这样矛盾的时刻，就越需要识别两类运动的内在勾连和一致性，重述前者激发与塑造后者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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