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20年終專題 大陸

走進體制的年輕人,漸漸成為它的一部分

體制裏的潛規則是——「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那麼,打不破的是什麼?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6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林秀麗的報告被打回來了。

那是2018年,26歲的她進入廣州一個鄉鎮政府工作,常會接到上級要求、請他們提供某一項數據。林秀麗發現,轄區內村幹部給的數據都是隨口估算的,要求他們重新統計、提交真實數據。

在報告上,她誠實地寫道:「組織開展黨員志願服務活動0場,共有0個支部參與,0名黨員參加服務,共服務0名群眾」。結果,領導嫌報告「不好看」,委婉地請她「潤色」。

如何報數據,是體制裏的重要一課。

2020年初疫情爆發,深圳各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在街道辦事處(簡稱「街道辦」)工作的張念負責招募「青年突擊隊」,到缺人手的小區或商業區出入口負責測量體温。張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團員的群裏招人,但因為沒有提供防護物資和補貼,幾周後,常來幫忙的十幾個人逐漸不見蹤影,「青年突擊隊」名存實亡。

每週,領導依然要求張念上報人數和完成的工作量。「本週青年突擊隊人數13,補位測温78人次。」連着幾個月,張念都報了一樣的數字,領導則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單全收。「她其實也知道我在虛報數字。」張念說。他今年27歲,在街道辦工作兩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剛入職時,領導要求張念兩週內把街道轄區內近1000位團員的團費收齊,他煎熬到最後,無計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墊上。

注:成為共青團員後,會被編入團支部或一個小組,組織關係即團員對基層團組織的隸屬關係。團員從學校畢業後,組織關係一般會轉接到新的工作單位,如果所在單位沒有團支部,則掛靠在當地街道辦。不過,掛靠在街道辦的共青團員未必會在本地工作,更換住址、電話也無需向街道辦報告,街道辦無法和他們保持緊密聯繫。

「其實沒辦法完成這個任務。」張念說,剛進體制工作的年輕人,最大的心理壓力就來自這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聽說過不少新來的同事,掛了電話就開始哭。

張念也逐漸意識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背後,是上級沒有明說的要求——編數據。「倒逼你作假,你要麼撒謊,要麼得罪一圈人還幹活幹得累死。」

體制裏的工作,自有一套運行法則,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輕人,在經歷了不解、憤怒和試圖改變後,亦漸漸成為了法則的一部分。

2008年8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袖章的監督員在街道上巡邏。

2008年8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袖章的監督員在街道上巡邏。攝:Guang Niu/Getty Images

3334:1

2011年,在深圳房地產相關行業工作一年的歐陽開始備考公務員,同事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在外面闖多好,當公務員限制多,工資也不高。」儘管當時歐陽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畢業於重點大學、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邊人都覺得,進入政府拿「鐵飯碗」並不是最優選擇,相反,這多少意味着退出競爭、選擇一種更保守的生活。

這樣的想法正在現實層面遭遇更多挑戰。2020年8月,杭州市餘杭區下轄的幾個街道辦兩年前聘用了10名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碩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熱議。

在中國行政層級體系中(中央-省-市-縣-鄉),街道和鎮屬於最低一個級別,也就是說,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做公務員,如果沒有特殊際遇,仕途的頂點大概率不會超過科長一級(注:街道辦和鄉鎮政府的領導職務最高到正科級,廣州、深圳的行政級別是副省級,比其他城市高半級,因此鎮領導可以是正處級)。因此,名校生參加公務員考試,通常會選擇中央、省級等行政級別更高、仕途前景更廣闊的單位;而街道辦崗位對公務員學歷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專學歷、軍轉幹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軍官)十分常見。

林秀麗畢業於一所二本學校(注:按大學招生時錄取批次劃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體來說,二本的錄取分數、教育資源次於一本。),是這個鄉鎮政府第一批大學生勞務派遣僱員(注:「勞務派遣」又稱「人力派遣」或「臨時勞動」,是一種臨時工制度)。在此之前,這裏的崗位沒有公開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職,學歷普遍是中專。而最近兩年招募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辦事員,大部分都是廣東省內的名校畢業生。

名校生進入街道辦,表明體制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進一步擴大了。《南方周末》的一篇報導引述北京大學發布的就業報告稱,選擇就業的2822名畢業生中,超過3/4選擇進入體制,到民企就業的人數僅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畢業生最多的20個單位,只有華為、騰訊兩家是民營企業,有8家是省級黨委組織部。

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發布的數據,中國共有公務員(擁有國家行政編制)719萬人。此後,官方沒有再更新數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單位(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機構,可看作廣義的政府機關單位)的就業人數達1989.8萬人,其中除了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還有大量勞務派遣職員。

注:事業單位指由國家行政機關舉辦、公共財政支出提供經費的社會服務組織,如學校、醫院、報社。事業單位編制人員,工資也由財政撥款,但並非公務員。在國家行政機關內,因為編制數量的限制,除了狹義的「公務員」即國家行政編制人員外,還會有事業單位編制人員,以及沒有編制身份的編外人員。

2021年,超過150萬人報名國家公務員考試,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有3334人考同一個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睞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從省級公務員考試到街道辦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2019年11月,河北石家莊,國考生完成考試後離開試場。

2019年11月,河北石家莊,國考生完成考試後離開試場。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歐陽慶幸自己早做了選擇。那時考街道辦公務員還很容易,一個崗位只有20、30人競爭。到2020年,深圳一個街道辦放出一個科員崗位,有543人同時競爭。

在體制內工作的優渥待遇不言而喻。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只有5.3萬元,政府機關單位就業人員則為9.4萬,接近前者的兩倍。

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林秀麗一直強調自己的幸運:「對我們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來說,公務員是性價比最高的工作,在民營企業工作很難賺到這麼多錢。要是晚兩年考,(以現在的競爭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進入鄉鎮政府工作前,她在職業中學做了5年老師,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強度和壓力卻並不小。如今,她很少跟體制外的同學談工作上的煩心事,在他們看來,她做的是一份「錢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顯得矯情。

張念是東北人,畢業於北方一所三本大學(第三批錄取的本科,分數線通常較低)對外漢語專業,畢業後在當地做過補習老師,一個月工資只有2000多。後來在一家優衣庫門店做店員,每天工作到晚上10點,月薪大約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辦做勞務派遣,每個月工資8000元,對他來說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儘管,勞務派遣的身份,時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進入體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識別「身份」。

一個行政機構可以招多少公務員,是地方機構編制委員會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中確定的,難以更改。張念所在的街道辦,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張念的說法,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層需要的工作量,所以還招了300多勞務派遣員工。深圳基層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的年薪在28萬元以上,大部分勞務派遣的月薪則在4000-8000元之間,後者的人力成本遠遠低於前者。

除了領導,張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間大辦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也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但金字塔狀的人事結構,才是街道辦行事規範指引。

「勞務派遣做的是重複性的勞動,整理文件、統計表格。公務員要寫材料,作報告,出外勤去現場解決問題。」張念說,他是三本學校畢業的,而其他同樣是90後的公務員同事,基本都畢業於國內名校。他常常被公務員同事催着幫忙掃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認,有編制的同事可以支使僱傭性質的同事,瑣碎的、輔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們來做。

一些細微的端倪提醒張念,公務員和勞務派遣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邊界。辦公室一個公務員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發了照片,張念和另一個公務員同事閒聊提起,對方詫異:「你也看得到這條朋友圈?」

2020年10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色口罩的男子在街道上走過。

2020年10月,北京,一名戴上紅色口罩的男子在街道上走過。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做了一年勞務派遣後,林秀麗考上原單位的事業單位編制職員,儘管不是公務員,但也有編制了。她的年薪從不足7萬漲到25萬元,也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尊嚴」。

「我去跟一個有編制的人溝通事情,如果我是編外人員,她不會聽我講話的。但我要是也有編制就不一樣了。」林秀麗說,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編制本身不多,誰來了立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個階層。」

林秀麗說,在這個「階層」之中同事關係比較友善,因為大量瑣事都交給「編外人員」去做了——「我每週的本職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麼數據他們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給我,但是沒人敢叫我幹活。」

與此相比,之前做勞務派遣的工作她總是很疲憊。單位裏有一個工作10年左右的編外同事,覺得基層工作沒意義,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議,而這會被同事當成挑釁:「他們輩分觀念很重,覺得我多管閒事,但我們的分工就像流水線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會影響到我。」林秀麗考上編制後,這種敵意突然消失了。「他們會把你當成比他高一級別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紹,體制內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鄉鎮政府裏和林秀麗同齡的90後,也幾乎都在準備考試——勞務派遣希望考上編制,事業編制想要考行政編制,名校畢業的公務員則希望在35歲前通過遴選(注:在職公務員不可以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可以通過參加遴選考試,跨政府層級、跨工作部門,任職其他崗位)去中央或省裏工作。

張念也看到,半隻腳踏進體制門檻的人,都拼命想擠進去。一個同為勞務派遣的同事,本科畢業於名校浙江大學,8000元的薪水對他來說「當然太低」,他做這份工作是為了積累考公務員的基層工作經驗優勢。張念的母親是石油企業工人,一輩子吃「公家飯」,對他進街道辦工作十分欣慰,常常問他,能不能請領導安排一下,「把身份轉成公務員」。

林秀麗依然在參加公務員考試,她希望在35歲(公務員考試的年齡限制是18-35週歲)前從鄉鎮考走,到深圳或上海當公務員,她覺得自己不可能離開體制了,只希望去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做事。但這個願望渺茫:「現在很多新鮮血液湧進體制,很多地方30歲就瞧不上你了,我還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朋友圈

張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類朋友圈開放給同事,涉及觀點的朋友圈則對同事不可見。後來大膽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見他轉發的各種評論:倡導同性婚姻合法化,談論重慶公交車落水,或批評《民法典》設立離婚冷靜期。不過,同事和領導始終只給工作朋友圈點讚,對私人生活和觀點沒有任何回應。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運動最熾熱之際,深圳的餐廳、商鋪、出租車上隨時可聽到市民在討論此事。張念所在的街道辦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辦公室裏也有從香港高校畢業的同事,但大家卻彷佛此事沒發生一樣,沒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張念說。同事一起吃飯,沒有人講自己的私事,只討論段子、明星。有領導一起,話題就變成區長或市長:「之前在哪裏履職,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學習,講這種正面的、積極的、表揚的話。」之前一個同事請假結婚,回來給每個人發了喜糖,也只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的寒暄。

北京,天安門廣場。

北京,天安門廣場。攝:Feng Li/Getty Images

不過,同樣在深圳一個街道辦工作的歐陽說,自己所在的業務科室同事間關係融洽,會聊私事,也會一起吐槽領導。歐陽形容黨政辦公室為「權力的中心」,每次經過,她都會低着頭匆匆走過。「可能每天繞着領導轉,黨政辦的人會比較謹慎,我們是最邊緣的部門,感受不到什麼官場的氛圍。」

她有時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歐陽和同事激烈地討論一河之隔發生的示威,同事重復著主流輿論場的觀點——這是一群受外國勢力鼓動的港獨分子,而她並不這麼認為。

7月,示威運動成為全球的關注焦點,她擔心自己出格的言論惹上麻煩,不再和同事討論此事。「以前我的同事會批判一些,但這兩年他們對黨國的認同更多了,更加親近民族主義了。」有時開會,她會看見同事在刷短視頻,都是「中國的高科技把美國甩開」之類的內容。

歐陽的爺爺在文革期間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後來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時候很不甘心。歐陽從小聽着爺爺的故事長大,跟着父親看香港的電視新聞,在對「國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權運動,從未屏蔽同事,也沒有領導為此找她談話。不過,她是街道辦的公務員裏最晚晉升職級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晉升了,她則是到第5年、街道辦換了「一把手」才得以晉升。

和歐陽一樣,林秀麗跟同在體制內工作的同學交流時,有時會抱怨對體制的不滿。一些人會警惕地質問她:「你發表這種言論你是想幹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說,體制裏的人會天然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這也是公務員考試的答題思路。

林秀麗還遭遇過一次同事的「舉報」。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當時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報告給了領導,要求她去做核酸檢測,儘管她去的湖南並沒有疫情。「只要你離開了這個系統,再回到這個系統之中,他就會質疑你。」 

「我本來不應該接受你採訪,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這裏工作一輩子,我還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個人。」談話中,林秀麗常常在這兩種心態間轉換。她似乎已接受了這套遊戲規則,她的一位剛畢業的同事說:「我覺得我來到體制,我就是一個對創造性沒什麼渴求的人。」林秀麗補充:「它並不需要你有多強的創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從性。」

街道辦的指揮交通志願者。

街道辦的指揮交通志願者。攝:來福/端傳媒

改變

年輕、高學歷的公務員來到基層,的確改變了一些東西。林秀麗舉了幾個例子:重點大學會計專業的同事來了,發現之前的財務審計一塌糊塗;轄區內一家工廠發生泄露,化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同事判斷氣體有毒,要求前去現場的執法人員配上防毒面具;她當過教師,妥善地處理了一起家長上訪事件。

不過,林秀麗說,發揮專業所長並不是他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維持目前的穩定,應對上級的檢查,不出什麼重大紕漏,政策需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們並沒有自己的目標。」

張念不這麼想。

他見過同事眼中煥發價值的時刻。疫情爆發初期,他們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辦值班。確診人數迅速增長,幾乎沒有人請假推脱。「平時你覺得這個人挺勢利的,這時又產生了一種很奇怪的氛圍,大家身上都有種英雄主義的感覺。」

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他對這份工作的價值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發現的確可以幫「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有人跟房東起了租房糾紛,去街道辦上訪,真的會有人接待、會幫忙解決問題,跟他過往理解的被消聲的「上訪」很不同。「有群眾困難,沒錢了,到街道辦門口一坐,最後也真的給他想辦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覺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執行過程被扭曲了:「比如說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說法,這樣做為這個城市好,為市民好。但實際上指導我們做事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哪個級別的領導提了要求,要做到什麼標準,什麼時候應該完成,不完成會怎麼樣。」

全國文明城市

「全國文明城市」是中國城市綜合類評比中級別最高的頭銜,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命名。「創文」成功是地方行政主官的重要政績,有助於仕途升遷。在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各級政府會購買大量外包服務(如增加環衛清潔工人)來實現「創文」目標。

據張念所知,2020「創文」期間,僅團區委請志願者在馬路上指揮交通就花了100萬元,大街小巷上隨處可見宣傳文明城市的大幅廣告牌。檢查組來臨前,社區的人被動員去一戶一戶敲門,和居民套好「口供」。

上海黨建服務中心外。

上海黨建服務中心外。攝:Artur Widak/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張念執着於做出一些改變。

比如,體制裏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給基層。他向下傳達指令時,會給社區製造一些緩衝空間。「他們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報也可以。如果週五下班之前報,其實也就是他們想在週一上班就準備好。」張念覺得,任務一層一層往下催,留給社區做事的時間本來就很少,應該儘量幫助他們,而不是互相為難。

林秀麗對這種時間限制的層層下壓也有所感受:「市裏面給一個月,到了區裏面給15天,等區裏面反應過來發通知的時候只給7天,到鎮裏領導只給你3天。 」

張念好幾次提到,這個困境並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辦之間團結起來,向區裏討價還價。他說,自己消極抵抗過,的確迫使上級降低了一些要求,「他們還是需要你來幹活」。

自下而上推動改變,在歐陽看來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個區對接各街道辦的微信群裏,一位隔壁街道辦快退休的大姐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上級領導取消對街道辦業務部門的數量指標考核。歐陽深表贊同,打了一長段話附議。後來,歐陽在大會上被領導批評,告誡她有意見要通過內部渠道表達。

在體制內工作了8年,歐陽承認自己是體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穩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這座中國最難落腳的城市買了房子。但她說自己對體制越來越感到悲觀。「我不止一次聽到處級幹部以上的領導在開會的時候說,他的年收入是60萬還是70萬,他講這個是想給大家畫餅,但是下面坐着的勞務派遣同事,一個月就拿幾千塊錢,他是看不見他們的。即便是在基層政府,大家對底層的人也關心得很少。我覺得挺無力的。」

「站着說話不腰疼。」張念對歐陽的態度表達出不屑,「她以一種很悲憫的心態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願意做任何改變。你要真覺得不好,就從這退出。你享受優渥的待遇,還表現一種很憤怒的態度,我就覺得很虛偽。」

張念曾嘗試聯合其他街道辦給上級施壓,但呼籲了幾次,沒有人答應。

他是辦公室裏唯一一個沒有報名公務員考試的勞務派遣。他說工作兩年逐漸摸清了基層體制內工作的潛規則,也越來越失望。這種潛規則,用他的話概括——「明面定下的規則都可以隨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規則,以及它們留在人身上的痕跡。

2014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一名與會者扣上一個國徽襟章。

2014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一名與會者扣上一個國徽襟章。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被改變

張念辦公室新來的公務員,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的歸國留學生,受科長所託重建街道辦裏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門領導和分管簽字,後拿到黨政辦蓋章。新制度確立後,一個輩分高、資歷老的公務員同事循舊例拿了一份文件請她蓋章,說之後再補上簽字,被留學生同事嚴辭拒絕了——按程序走。

「把這個大哥給得罪了,他有很多機會為難新來的同事。」張念說,幾個月後,挫敗的新同事也學會了向哪些人要求規則,給哪些人行方便——關係親近的可以違反規則,不親近但得罪不起的,請示自己領導。

儘管張念每天都加班到8、9點,但他覺得只有20%的時間是在做實事,80%的時間都是應對工作中這種人際關係。

有太多類似的東西需要「學」了。談到被打回來的報告,林秀麗說自己後來「學乖了」。「把市裏面的政策一讀,把區裏面要幹的活都捋出來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麼樣的數據了,超過多少的數據可能會是異常,低於多少的數據就會被檢測到,我報個中庸的數永遠沒問題。」她看起來很柔弱,但講話語速很快,連珠炮發式的,「這是浪費我的青春,我不願意幹這種弄虛作假的活。」

後來,每當有報數據的任務下來,她就擺明態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較真,報真數據,到時你還得改。她拒絕了自己厭惡的任務,自然有別的同事承擔。「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間,有一週張念沒報數字,領導打電話過來:小張啊,青年突擊隊這周的數據,你在微信上給我報一下。

「一定要留下記錄,這個數字是由我報給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責任。」張念總結道。

2020年2月,北京,居委會成員在胡同入口控制出入人流,防止新冠病毒在區內傳播。

2020年2月,北京,居委會成員在胡同入口控制出入人流,防止新冠病毒在區內傳播。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中國體制裏,這被稱為「痕跡管理」。2013年,習近平在共產黨的紀律會議上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民間諺語要求從嚴治理黨和政府內部的不良風氣。在黨政機構內部,這演變為每一件工作都必須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圖片和檔案紀錄。張念說,他去餐廳貼「光盤行動」的宣傳標語,轄區內幾千個餐廳,每一個都必須拍照做台賬,之後會有一隊人去檢查,檢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賬的台賬」。

「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共產黨內部對此新興的黨政機關績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評聲音。2018年,《湖南日報》一篇評論引用了「一位基層幹部」不堪其擾的抱怨:「過去一年,光領導講話內部通報發了100多期,各類會議紀要發了八九十期,這還不算各種綜合彙報、專題彙報、調研簡報……特別是今年以來,領導開口就要有記錄,開會就要出紀要,調研就要有微信,會議就要有傳達,『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態。」

像張念、林秀麗一樣的基層工作人員,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學會了用形式主義來確保自己不必擔責。

「我現在說話都是一個口徑——接哪位領導的話,有這樣的安排。從來不說是我說的,而是領導說的,哪怕裏面有半句是我說的。如果他反饋說做不來,我就說那我幫你彙報一下領導。」剛進政府工作的時候,林秀麗還沒學會這麼說話,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們會覺得這個任務是我派給他們的」。

工作快3年,林秀麗總結道:「我們在體制裏幹活,不是個人意志的體現,是集體意志的體現。」

經過兩年「搏鬥」,張念已習慣了隨時撲面而來的諸如「全區人都在等你一個人」的威脅性話語,也更能化解隨之而來的心理壓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務,哪些是虛張聲勢,是另一個人急着交差的焦慮——「如果交代得比較籠統,基本屬於嚇唬人;如果他說幾號幾點之前要達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現過這種情況,那大概是真的。我也會去打聽一下其他街道的情況」。

不久前,街道辦招了一個新的勞務派遣員小紅接替張念負責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間,張念教小紅:「要讓對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確認自己說過的話。如果他打電話過來溝通而不是發微信,說明有問題,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說的話,在微信發給他,請他確認,固定證據,以免過後推諉責任。」

幾天後,張念的領導發消息給他,嚴厲訓斥道:「不需要你教給她這些,領導的命令只需要執行!」

應受訪者要求,林秀麗、張念、歐陽、小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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