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体制的年轻人,渐渐成为它的一部分

体制里的潜规则是——“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那么,打不破的是什么?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16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林秀丽的报告被打回来了。

那是2018年,26岁的她进入广州一个乡镇政府工作,常会接到上级要求、请他们提供某一项数据。林秀丽发现,辖区内村干部给的数据都是随口估算的,要求他们重新统计、提交真实数据。

在报告上,她诚实地写道:“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0场,共有0个支部参与,0名党员参加服务,共服务0名群众”。结果,领导嫌报告“不好看”,委婉地请她“润色”。

如何报数据,是体制里的重要一课。

2020年初疫情爆发,深圳各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在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办”)工作的张念负责招募“青年突击队”,到缺人手的小区或商业区出入口负责测量体温。张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团员的群里招人,但因为没有提供防护物资和补贴,几周后,常来帮忙的十几个人逐渐不见踪影,“青年突击队”名存实亡。

每周,领导依然要求张念上报人数和完成的工作量。“本周青年突击队人数13,补位测温78人次。”连着几个月,张念都报了一样的数字,领导则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单全收。“她其实也知道我在虚报数字。”张念说。他今年27岁,在街道办工作两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刚入职时,领导要求张念两周内把街道辖区内近1000位团员的团费收齐,他煎熬到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垫上。

注:成为共青团员后,会被编入团支部或一个小组,组织关系即团员对基层团组织的隶属关系。团员从学校毕业后,组织关系一般会转接到新的工作单位,如果所在单位没有团支部,则挂靠在当地街道办。不过,挂靠在街道办的共青团员未必会在本地工作,更换住址、电话也无需向街道办报告,街道办无法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其实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张念说,刚进体制工作的年轻人,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来自这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听说过不少新来的同事,挂了电话就开始哭。

张念也逐渐意识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是上级没有明说的要求——编数据。“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体制里的工作,自有一套运行法则,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在经历了不解、愤怒和试图改变后,亦渐渐成为了法则的一部分。

2008年8月,北京,一名戴上红袖章的监督员在街道上巡逻。
2008年8月,北京,一名戴上红袖章的监督员在街道上巡逻。

3334:1

2011年,在深圳房地产相关行业工作一年的欧阳开始备考公务员,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外面闯多好,当公务员限制多,工资也不高。”尽管当时欧阳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毕业于重点大学、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边人都觉得,进入政府拿“铁饭碗”并不是最优选择,相反,这多少意味着退出竞争、选择一种更保守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正在现实层面遭遇更多挑战。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下辖的几个街道办两年前聘用了10名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热议。

在中国行政层级体系中(中央-省-市-县-乡),街道和镇属于最低一个级别,也就是说,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做公务员,如果没有特殊际遇,仕途的顶点大概率不会超过科长一级(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的领导职务最高到正科级,广州、深圳的行政级别是副省级,比其他城市高半级,因此镇领导可以是正处级)。因此,名校生参加公务员考试,通常会选择中央、省级等行政级别更高、仕途前景更广阔的单位;而街道办岗位对公务员学历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专学历、军转干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军官)十分常见。

林秀丽毕业于一所二本学校(注:按大学招生时录取批次划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体来说,二本的录取分数、教育资源次于一本。),是这个乡镇政府第一批大学生劳务派遣雇员(注:“劳务派遣”又称“人力派遣”或“临时劳动”,是一种临时工制度)。在此之前,这里的岗位没有公开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职,学历普遍是中专。而最近两年招募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办事员,大部分都是广东省内的名校毕业生。

名校生进入街道办,表明体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2019年北大选择就业的名毕业生中,约有42%的人选择进入体制(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部队)。而2000多名签三方议(进体制及大型民营企业的毕业生通常会签的一份协议)的就业学生中,到民企就业的人数仅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毕业生最多的20个单位,只有华为、腾讯两家是民营企业,有8家是省级党委组织部。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共有公务员(拥有国家行政编制)719万人。此后,官方没有再更新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单位(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机构,可看作广义的政府机关单位)的就业人数达1989.8万人,其中除了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还有大量劳务派遣职员。

注:事业单位指由国家行政机关举办、公共财政支出提供经费的社会服务组织,如学校、医院、报社。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工资也由财政拨款,但并非公务员。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因为编制数量的限制,除了狭义的“公务员”即国家行政编制人员外,还会有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及没有编制身份的编外人员。

2021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有3334人考同一个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睐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从省级公务员考试到街道办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2019年11月,河北石家庄,国考生完成考试后离开试场。
2019年11月,河北石家庄,国考生完成考试后离开试场。

欧阳庆幸自己早做了选择。那时考街道办公务员还很容易,一个岗位只有20、30人竞争。到2020年,深圳一个街道办放出一个科员岗位,有543人同时竞争。

在体制内工作的优渥待遇不言而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5.3万元,政府机关单位就业人员则为9.4万,接近前者的两倍。

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林秀丽一直强调自己的幸运:“对我们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工作,在民营企业工作很难赚到这么多钱。要是晚两年考,(以现在的竞争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前,她在职业中学做了5年老师,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强度和压力却并不小。如今,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张念是东北人,毕业于北方一所三本大学(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分数线通常较低)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后在当地做过补习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后来在一家优衣库门店做店员,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月薪大约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办做劳务派遣,每个月工资8000元,对他来说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尽管,劳务派遣的身份,时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进入体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识别“身份”。

一个行政机构可以招多少公务员,是地方机构编制委员会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中确定的,难以更改。张念所在的街道办,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张念的说法,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层需要的工作量,所以还招了300多劳务派遣员工。深圳基层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年薪在28万元以上,大部分劳务派遣的月薪则在4000-8000元之间,后者的人力成本远远低于前者。

除了领导,张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金字塔状的人事结构,才是街道办行事规范指引。

“劳务派遣做的是重复性的劳动,整理文件、统计表格。公务员要写材料,作报告,出外勤去现场解决问题。”张念说,他是三本学校毕业的,而其他同样是90后的公务员同事,基本都毕业于国内名校。他常常被公务员同事催着帮忙扫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认,有编制的同事可以支使雇佣性质的同事,琐碎的、辅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们来做。

一些细微的端倪提醒张念,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办公室一个公务员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发了照片,张念和另一个公务员同事闲聊提起,对方诧异:“你也看得到这条朋友圈?”

2020年10月,北京,一名戴上红色口罩的男子在街道上走过。
2020年10月,北京,一名戴上红色口罩的男子在街道上走过。

做了一年劳务派遣后,林秀丽考上原单位的事业单位编制职员,尽管不是公务员,但也有编制了。她的年薪从不足7万涨到25万元,也觉得自己获得了更多“尊严”。

“我去跟一个有编制的人沟通事情,如果我是编外人员,她不会听我讲话的。但我要是也有编制就不一样了。”林秀丽说,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编制本身不多,谁来了立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个阶层。”

林秀丽说,在这个“阶层”之中同事关系比较友善,因为大量琐事都交给“编外人员”去做了——“我每周的本职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么数据他们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给我,但是没人敢叫我干活。”

与此相比,之前做劳务派遣的工作她总是很疲惫。单位里有一个工作10年左右的编外同事,觉得基层工作没意义,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议,而这会被同事当成挑衅:“他们辈分观念很重,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们的分工就像流水线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会影响到我。”林秀丽考上编制后,这种敌意突然消失了。“他们会把你当成比他高一级别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乡镇政府里和林秀丽同龄的90后,也几乎都在准备考试——劳务派遣希望考上编制,事业编制想要考行政编制,名校毕业的公务员则希望在35岁前通过遴选(注:在职公务员不可以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但可以通过参加遴选考试,跨政府层级、跨工作部门,任职其他岗位)去中央或省里工作。

张念也看到,半只脚踏进体制门槛的人,都拼命想挤进去。一个同为劳务派遣的同事,本科毕业于名校浙江大学,8000元的薪水对他来说“当然太低”,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积累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验优势。张念的母亲是石油企业工人,一辈子吃“公家饭”,对他进街道办工作十分欣慰,常常问他,能不能请领导安排一下,“把身份转成公务员”。

林秀丽依然在参加公务员考试,她希望在35岁(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限制是18-35周岁)前从乡镇考走,到深圳或上海当公务员,她觉得自己不可能离开体制了,只希望去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做事。但这个愿望渺茫:“现在很多新鲜血液涌进体制,很多地方30岁就瞧不上你了,我还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朋友圈

张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类朋友圈开放给同事,涉及观点的朋友圈则对同事不可见。后来大胆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见他转发的各种评论:倡导同性婚姻合法化,谈论重庆公交车落水,或批评《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不过,同事和领导始终只给工作朋友圈点赞,对私人生活和观点没有任何回应。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运动最炽热之际,深圳的餐厅、商铺、出租车上随时可听到市民在讨论此事。张念所在的街道办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办公室里也有从香港高校毕业的同事,但大家却彷佛此事没发生一样,没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张念说。同事一起吃饭,没有人讲自己的私事,只讨论段子、明星。有领导一起,话题就变成区长或市长:“之前在哪里履职,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学习,讲这种正面的、积极的、表扬的话。”之前一个同事请假结婚,回来给每个人发了喜糖,也只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寒暄。

北京,天安门广场。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不过,同样在深圳一个街道办工作的欧阳说,自己所在的业务部门同事间关系融洽,会聊私事,也会一起吐槽领导。欧阳形容党政办公室为“权力的中心”,每次经过,她都会低着头匆匆走过。“可能每天绕着领导转,党政办的人会比较谨慎,我们是最边缘的部门,感受不到什么官场的氛围。”

她有时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欧阳和同事激烈地讨论一河之隔发生的示威,同事重复着主流舆论场的观点——这是一群受外国势力鼓动的港独分子,而她并不这么认为。

7月,示威运动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她担心自己出格的言论惹上麻烦,不再和同事讨论此事。“以前我的同事会批判一些,但这两年他们对党国的认同更多了,更加亲近民族主义了。”有时开会,她会看见同事在刷短视频,都是“中国的高科技把美国甩开”之类的内容。

欧阳的爷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后来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时候很不甘心。欧阳从小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跟着父亲看香港的电视新闻,在对“国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权运动,从未屏蔽同事,也没有领导为此找她谈话。不过,她是街道办的公务员里最晚晋升职级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晋升了,她则是到第5年、街道办换了“一把手”才得以晋升。

和欧阳一样,林秀丽跟同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交流时,有时会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说,体制里的人会天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也是公务员考试的答题思路。

林秀丽还遭遇过一次同事的“举报”。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当时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报告给了领导,要求她去做核酸检测,尽管她去的湖南并没有疫情。“只要你离开了这个系统,再回到这个系统之中,他就会质疑你。” 

“我本来不应该接受你采访,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我还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个人。”谈话中,林秀丽常常在这两种心态间转换。她似乎已接受了这套游戏规则,她的一位刚毕业的同事说:“我觉得我来到体制,我就是一个对创造性没什么渴求的人。”林秀丽补充:“它并不需要你有多强的创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从性。”

街道办的指挥交通志愿者。
街道办的指挥交通志愿者。

改变

年轻、高学历的公务员来到基层,的确改变了一些东西。林秀丽举了几个例子: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的同事来了,发现之前的财务审计一塌糊涂;辖区内一家工厂发生泄露,化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同事判断气体有毒,要求前去现场的执法人员配上防毒面具;她当过教师,妥善地处理了一起家长上访事件。

不过,林秀丽说,发挥专业所长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持目前的稳定,应对上级的检查,不出什么重大纰漏,政策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目标。”

张念不这么想。

他见过同事眼中焕发价值的时刻。疫情爆发初期,他们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办值班。确诊人数迅速增长,几乎没有人请假推脱。“平时你觉得这个人挺势利的,这时又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身上都有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他对这份工作的价值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发现的确可以帮“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有人跟房东起了租房纠纷,去街道办上访,真的会有人接待、会帮忙解决问题,跟他过往理解的被消声的“上访”很不同。“有群众困难,没钱了,到街道办门口一坐,最后也真的给他想办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执行过程被扭曲了:“比如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说法,这样做为这个城市好,为市民好。但实际上指导我们做事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哪个级别的领导提了要求,要做到什么标准,什么时候应该完成,不完成会怎么样。”

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国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级别最高的头衔,由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创文”成功是地方行政主官的重要政绩,有助于仕途升迁。在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各级政府会购买大量外包服务(如增加环卫清洁工人)来实现“创文”目标。

据张念所知,2020“创文”期间,仅团区委请志愿者在马路上指挥交通就花了100万元,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宣传文明城市的大幅广告牌。检查组来临前,社区的人被动员去一户一户敲门,和居民套好“口供”。

上海党建服务中心外。
上海党建服务中心外。

张念执着于做出一些改变。

比如,体制里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给基层。他向下传达指令时,会给社区制造一些缓冲空间。“他们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报也可以。如果周五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是他们想在周一上班就准备好。”张念觉得,任务一层一层往下催,留给社区做事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是互相为难。

林秀丽对这种时间限制的层层下压也有所感受:“市里面给一个月,到了区里面给15天,等区里面反应过来发通知的时候只给7天,到镇里领导只给你3天。 ”

张念好几次提到,这个困境并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办之间团结起来,向区里讨价还价。他说,自己消极抵抗过,的确迫使上级降低了一些要求,“他们还是需要你来干活”。

自下而上推动改变,在欧阳看来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个区对接各街道办的微信群里,一位隔壁街道办快退休的大姐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上级领导取消对街道办业务部门的数量指标考核。欧阳深表赞同,打了一长段话附议。后来,欧阳在大会上被领导批评,告诫她有意见要通过内部渠道表达。

在体制内工作了8年,欧阳承认自己是体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这座中国最难落脚的城市买了房子。但她说自己对体制越来越感到悲观。“我不止一次听到处级干部以上的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说,他的年收入是60万还是70万,他讲这个是想给大家画饼,但是下面坐着的劳务派遣同事,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他是看不见他们的。即便是在基层政府,大家对底层的人也关心得很少。我觉得挺无力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张念对欧阳的态度表达出不屑,“她以一种很悲悯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愿意做任何改变。你要真觉得不好,就从这退出。你享受优渥的待遇,还表现一种很愤怒的态度,我就觉得很虚伪。”

张念曾尝试联合其他街道办给上级施压,但呼吁了几次,没有人答应。

他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没有报名公务员考试的劳务派遣。他说工作两年逐渐摸清了基层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也越来越失望。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规则,以及它们留在人身上的痕迹。

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名与会者扣上一个国徽襟章。
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名与会者扣上一个国徽襟章。

被改变

张念办公室新来的公务员,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归国留学生,受科长所托重建街道办里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门领导和分管签字,后拿到党政办盖章。新制度确立后,一个辈分高、资历老的公务员同事循旧例拿了一份文件请她盖章,说之后再补上签字,被留学生同事严辞拒绝了——按程序走。

“把这个大哥给得罪了,他有很多机会为难新来的同事。”张念说,几个月后,挫败的新同事也学会了向哪些人要求规则,给哪些人行方便——关系亲近的可以违反规则,不亲近但得罪不起的,请示自己领导。

尽管张念每天都加班到8、9点,但他觉得只有20%的时间是在做实事,80%的时间都是应对工作中这种人际关系。

有太多类似的东西需要“学”了。谈到被打回来的报告,林秀丽说自己后来“学乖了”。“把市里面的政策一读,把区里面要干的活都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了,超过多少的数据可能会是异常,低于多少的数据就会被检测到,我报个中庸的数永远没问题。”她看起来很柔弱,但讲话语速很快,连珠炮发式的,“这是浪费我的青春,我不愿意干这种弄虚作假的活。”

后来,每当有报数据的任务下来,她就摆明态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较真,报真数据,到时你还得改。她拒绝了自己厌恶的任务,自然有别的同事承担。“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间,有一周张念没报数字,领导打电话过来:小张啊,青年突击队这周的数据,你在微信上给我报一下。

“一定要留下记录,这个数字是由我报给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责任。”张念总结道。

2020年2月,北京,居委会成员在胡同入口控制出入人流,防止新冠病毒在区内传播。
2020年2月,北京,居委会成员在胡同入口控制出入人流,防止新冠病毒在区内传播。

在中国体制里,这被称为“痕迹管理”。2013年,习近平在共产党的纪律会议上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民间谚语要求从严治理党和政府内部的不良风气。在党政机构内部,这演变为每一件工作都必须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图片和档案纪录。张念说,他去餐厅贴“光盘行动”的宣传标语,辖区内几千个餐厅,每一个都必须拍照做台账,之后会有一队人去检查,检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账的台账”。

“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共产党内部对此新兴的党政机关绩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评声音。2018年,《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引用了“一位基层干部”不堪其扰的抱怨:“过去一年,光领导讲话内部通报发了100多期,各类会议纪要发了八九十期,这还不算各种综合汇报、专题汇报、调研简报……特别是今年以来,领导开口就要有记录,开会就要出纪要,调研就要有微信,会议就要有传达,‘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态。”

像张念、林秀丽一样的基层工作人员,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学会了用形式主义来确保自己不必担责。

“我现在说话都是一个口径——接哪位领导的话,有这样的安排。从来不说是我说的,而是领导说的,哪怕里面有半句是我说的。如果他反馈说做不来,我就说那我帮你汇报一下领导。”刚进政府工作的时候,林秀丽还没学会这么说话,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们会觉得这个任务是我派给他们的”。

工作快3年,林秀丽总结道:“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经过两年“搏斗”,张念已习惯了随时扑面而来的诸如“全区人都在等你一个人”的威胁性话语,也更能化解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务,哪些是虚张声势,是另一个人急着交差的焦虑——“如果交代得比较笼统,基本属于吓唬人;如果他说几号几点之前要达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大概是真的。我也会去打听一下其他街道的情况”。

不久前,街道办招了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员小红接替张念负责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间,张念教小红:“要让对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确认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沟通而不是发微信,说明有问题,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说的话,在微信发给他,请他确认,固定证据,以免过后推诿责任。”

几天后,张念的领导发消息给他,严厉训斥道:“不需要你教给她这些,领导的命令只需要执行!”

应受访者要求,林秀丽、张念、欧阳、小红为化名。

读者评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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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小红脑子有坑么?这些保护自己的小技巧别人好心教你你自己默默记下来就好了,让领导知道是几个意思?故意坑你师傅?

  2. 感謝記者來福這麼深入的訪問。幾乎沒有評論,但卻以受訪者的說話袒露了官場的微妙觀察。

  3. 困居,令人心酸,多謝端的報導

  4. 刚踏入社会,又不是很想在996挣扎,在体制内又觉得内心憋闷。“看不惯”好像变成我人生的关键词了。留学回来发现大家都在考公考国企,也怀疑自己在小私企打拼的路对不对,于是把劳动关系解除了继续找下一份工作。毕业之后,发现学有所长但想要有所用真的好难喔。

  5. “痕迹管理”在中国真的很严重

  6. 雖然我是在私企上班,怎麼這些職場小九九,只要服從不要創造,要琢磨人際關係等等,都是一樣的

  7. 社會的逆淘汰,可憐的納稅人

  8. 下面请K主任讲话。
    咳咳,来福记者的讲话很好,我都同意,希望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落实。下面我只强调一点,各位体制青年们,要切实把扯淡的事情往扯淡了做,不能因为扯淡而内心纠结而浪费生命,要理直气壮降低工作质量,不需要准确的数据,不需要漂亮材料,政府办要的材料要求领导审核把关签字之后上报,那你就大笔一挥帮领导写上名字,相信我,没人会在意的。反正我也不想当官,我就是来混日子的,领导们如果看不顺眼,那就不顺眼吧,体制内没有开除一说。

  9. 報導者podcast的最新一集很受歡迎,主題是美麗灣案中努力想阻止台東縣政府的基層公務員,推薦給對台灣公務員困境有興趣的人

  10. 好文,真实。
    希望端也可以推出香港公务员、台湾公务员的类似访问,看看大家的挣扎有什么异同?

  11. 我觉得有一点倒是踏入社会的人都应该学习的“要讓對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確認自己說過的話。如果他打電話過來溝通而不是發微信,說明有問題,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說的話,在微信發給他,請他確認,固定證據,以免過後推諉責任。”这倒不是推脱责任,而是明确责权,确保领导犯的错我绝对不会背锅,这一点在文章出来之前我也一直在实施,只不过文章点破了这一点,这种工作法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责权纠缠的问题,相当稳妥。至于有没有剥夺自主性这种问题我倒是看的比较开,因为本来我就不是那种冲在第一线的制度改革者(而且我也没这本事),老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能做到的唯一事情。
    总之比较低阶的中国公务员生存环境就是这样,早就不是那种古早政治小说里那种“送钱就能办事”的环境了,但也不见得就完全不存在领导和下属的层级关系,只不过这种层级关系在大城市更加明确且隔离,反倒不会因为私事容易被穿小鞋

  12. 作为一个同样在体制内工作的人表示很真实。早知道端要发表这篇文章不如采访我哈哈哈

  13. 看完文章之後,感覺學會了推諉責任的秘訣!

  14. 能够为这种东西而高兴的,真是不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是怎样腾飞的。正如周雪光指出的,中国广土众民所带来的中央一统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痕迹主义,唯上是从是典型的剥夺地方自主性,剥夺地方灵活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换来一场对于上对于领导忠诚的表演的运动。而中国崛起背后是什么,灵活的县域竞争,地方敢于闯荡灰色地带。

  15. 如果不和现在的发达社会相比,而是和国内自己相比的话,反而觉得欣喜呢。几百个大学生竞争一个岗位,讲究文字证据的痕迹管理....相比20年前无视学历靠关系入职,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现在的情况要好十倍。如果维持这种提升速度,20年后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可以接近香港台湾新加坡水平,就能支撑起比现在高2-3倍的人均GDP。

  16. 可以去豆瓣上的“体制内工作者茶话会”小组窥视体制内的生活和工作。比这篇报道还有意思。

  17. 還有台灣有理想的青年 有社運經驗的朋友後來進入體制內的狀態和言語表現 (想到電影 男朋友 ,女朋友) 也有蠻多無奈和自嘲的吧

  18. 想建議端傳媒報導台灣的公務人員耶 (個人有接觸過考公職的朋友 發現 "體制內"的特性有相似性呢

  19. 或者就是故意调侃,看不起对方,光国企里这种“阴阳怪气”的人一大把

  20. 插一句啊,“你也看得见这条朋友圈”按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设置分组按对付思维来说这种“低级别”“关系不深”的人是看不到日常生活动态的,因为朋友列表分组设置里,哪些人看的到哪些内容都是分好组的,我周围很多人都这样,并不是加了WeChat就能看得到对方所有动态

  21. 奇怪,从那句“你也看得见这条朋友圈”开始就没往下看了。真不是编的?正常人不会直接这么说吧,而且点赞留言都是能互相看见的,怎么会这么说

  22. 这种碎片叙事,各种人名毫无预兆的出现,让我读的有些脑袋大。

  23. “要让对接工作的习近平以文字的形式确认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沟通而不是发微信,说明有问题,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说的话,在微信发给他,请他确认,固定证据,以免过后推诿责任。”

  24. 「厚黑」两个字概括足矣。疫情开始三个月后,有人说中国控制住疫情是「制度优势」,实际上只是因为病毒不长眼睛,从来就不会管你是领导还是老百姓罢了。赵家人贪生怕死,躲起来利用体制让体制外的医护为自己卖命,结果体制内作出巨大牺牲的没几个,牺牲的几乎都是体制外的人。尽管如此,有的人反倒歌颂起体制来了。厚黑学真乃一门千古绝学,就连千里之外的特朗普都对此赞口不绝。

  25. 一群豢养的奴才,懒汉懦夫投机分子,有几个为人民服务?反腐砸烂铁饭碗还会这么火吗?垃圾。

  26. 最後一段細思極恐。

  27. 電影 In Time裡 一直追捕男主角的人也是和男主角同樣地方出身,一旦走進體制內,成了其一部分。便繼續維持自身的階級身分 和階級制度 去繼續追捕所有 不守規矩的人。 但男主角是覺得制度有問題才去以身犯法 。 進入和在外的分別好大呢⋯⋯

  28. 我发现端传媒的许多文章对中国经济现状都带有一些奇怪的滤镜,几乎完全妄顾现实了。
    之前一篇文章中一个民营老板抱怨“从xx行业到无人机,都很内卷”,文章用一种消极的口吻谈论行业竞争,好像这些行业没有出路一样。但是绝口不提消费者无人机领域的大疆已经成为世界级王者。这说明内卷在带来巨大竞争的同时,也为头部企业带来竞争力。春秋笔法,可见一斑。
    今天这篇文章说北大毕业生“除了华为和腾讯,都去的是体制内”。这一点很明显不符合现实,华为给计算机专业硕士本科生的待遇是低于其他互联网集团的,北大毕业后去头条,阿里,百度的不知道有多少。我严重怀疑作者和编辑由于地处香港或者不太用互联网产品 只认识腾讯和华为两家公司,所以写出了这么奇怪的话。
    文章写的问题本身是切实存在的,所以直到疫情之前,我对我党的基层动员能力都报有巨大的疑惑。现在看来,这个体系在基层还能发挥作用,但问题在于优秀的年轻人能有多少透明的机会。我丝毫不担心中国会崛起,会有一天制霸东亚和世界,但是今天美国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强国的覆灭往往在它崛起时就埋下祸根,很多问题如果在崛起时人民还警惕的时候不解决,等到发达了人民会把这种问题视为本国的特色,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为什么要解决这种问题。美国人就觉得自己用英制英尺英寸没有任何问题。

    1. 讀者你好,我們的原文表述是:「招收北大畢業生最多的20個單位,只有華為、騰訊兩家是民營企業,有8家是省級黨委組織部。」這一數據來源於《南方週末》的一篇報道,請參閱:https://mp.weixin.qq.com/s/3O0GVVEr61NLLiKcqqbkDg 謝謝。

  29. @ketleman
    “去街道办或者中央组织部的毕业生和去了四大行、中粮、联通或者是人民日报之类的单位的毕业生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您自己也没理清这个“概念”否则 这段话的顺序就应该是 街道办 中组部人日为一组 四大行中粮联通为一组 把人民日报这样的正部级“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和中粮联通混为一谈 足见您比作者外宾多了

  30. 原来街道办的公务员也会加班,我过往的印象是公务员都是四五点就下班,工作清闲。

  31. 作者写文章之前能不能仔细核实一下,南方周末对北大毕业报告的引用完全是曲解。首先,所谓的“3/4进入体制内”,是指进入体制的毕业生与选择就业的毕业生的比数。而在北大,每年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一般只有1/3左右。所以说实际进入体制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不到1/4。其次,所谓“体制内的工作”过于语焉不详,这实际上把所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混为一谈。去街道办或者中央组织部的毕业生和去了四大行、中粮、联通或者是人民日报之类的单位的毕业生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1. 讀者你好,關於對《南方週末》報道的引用,表述確有一處不夠準確,我們已在文中進行了訂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