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假作真時真亦假：人們為什麼相信假新聞？事實核查有用嗎？

【編按】：「資訊」面世時就有真假資訊，「新聞」面世時就有真假新聞。但謊言對現代政治的影響近年尤甚，因為，人們解讀世界、判別真相與謊言的權威框架，比之過往大大改變了。身份取代意識形態左右個體的立場，人們更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去影響輿論，算法加持——後真相時代，操縱資訊的主體更多了，真與假的層次變得更為複雜。今年，端傳媒首先推出小專題「假資訊·後真相」，希望用三篇文章解答人們對假資訊的基本困惑，並講述在香港和台灣，假資訊與政治操弄之間的最新表現。本文為第一篇。敬請關注——每位資訊吸納者，都值得一個真假分明的世界。

在特朗普年代，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時髦術語 (Buzzword）相信便是「假新聞」。而因為特朗普不時以此詞語批評和他意見相左的媒體，亦賦予了假新聞一詞複雜的含意，它常被用以指稱沒有事實根據的假消息，亦不時被用作針對政敵，尤其是不同意識形態取態的新聞機構的攻擊用詞。

而事實上，近年在社交媒體上的確有大量不實信息被廣傳，更令「假新聞」成為美國政治一大焦點。在剛過去不久的美國大選中，華語社會如台灣、香港對美國大選極其投入，亦令美國大選相關的假新聞爭議擴散至華文社會。近月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網上KOL（Key Opinion Leader）把美國右翼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圈內傳播的二手消息引用包裝，再加上自己的評論，不斷炮轟美國大選舞弊，部分信息的誇張程度尤如電影情節，例如，有意見領袖就引述美國大選是一場由中情局部分人策劃的政變，他們另設秘密總部在德國，更被美軍攻下——縱使這些不實信息已被新聞機構，例如美聯社的事實核查反駁，但仍無濟於事。

到底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相信和分享假新聞？針對假新聞的「事實核查」，又是否可以抑制假新聞的傳播呢？

不實信息、刻意造謠、假新聞

到底是甚麼令到假新聞如此瘋傳？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也許我們先要定義何為「假新聞」。

在日常生活和政治討論中，「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一般被引用得頗為隨意，經常被用來泛指種種不實的信息。但如果仔細點去推敲，不實的信息卻可以分為好幾種。

最常見的是，人們經常遇到不準確的信息，但這些信息未必有甚麼惡意，只是信息的發布者單純地搞錯了。比如，你在網上查找食譜，食譜寫錯了某經典菜色該使用的調味料；又或是一個歷史網站搞錯了某歷史事件的年份；甚或是一個記者不小心寫錯了新聞事件的詳情，這些都是Misinformation（不實信息）。不實信息只是不能準確地反映事實，發布者未必有甚麼誤導意圖。

而為社會帶來更大威脅的不實信息是另一種，即是Disinformation（刻意造謠）。Disinformation和Misinformation的關鍵分野在於，Disinformation的發布意圖是欺騙，而Misinformation沒有甚麼欺騙意圖（Freelon & Wells, 2020）；而且Disinformation一般希望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例如抹黑對手，為己方爭取支持等等。

但Disinformation仍然算不上是「假新聞」（fake news），因為「假新聞」之所以為「新聞」，其關鍵就是不確的信息是以「新聞」的表現形式發布，但信息本身卻是刻意偽造，並在撰寫時沒有採用新聞機構通用的的準則和核證程序來發布。

因此，「假新聞」其實是一種具有特定形態的不實信息，它更是屬於互聯網年代的一大特色。箇中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網絡誕生之前新聞只在傳統載體如報紙、雜誌、電視或電視節目中發行。因此，如果要炮製假新聞，造謠者需要印刷報章、雜誌、或經營電視台電台等，成本高得不可思議，一般人自然不可能透過假新聞的方式來造謠。但在網絡年代，架設一個網站，寫一篇貌似新聞報道的作偽消息，近乎沒甚麼成本。社交媒體的出現，亦令一般人也可以大量分發自己生產的內容，甚至一個人已可以成為「媒體」，造謠者要把謠言以新聞形式包裝，也毫不為難。這種社會信息散播的結構性轉變，是「假新聞」得以進化出來的歷史背景。

但人類使用Disinformation的歷史當然不是由互聯網年代開始。而且Disinformation許多時並非由一二好事者發布，相反，政治精英系統性地散播Disinformation倒更常見，這些Disinformation Campaign一般帶有強烈政治目的。例如，早在古羅馬時期，屋大維趁競爭對手安東尼不在羅馬，就有系統地向羅馬人宣稱安東尼唯女人之命是從，已經不像羅馬人，以打擊他的正當性。當代政府和政客也有這些操作，在威權社會情況尤甚，例如在前蘇聯和中國，Disinformation更加早就被制度化地使用，以為執政黨爭取最大程度的支持。凡此種種，都發生在「假新聞」近年成為大眾熱話之先。

所以，針對人們為甚麼會相信各種不實信息的學術研究，早在互聯網年代以前已經開始，但即使科學家對於人類為何會相信假新聞已慢慢認識增多，對於如何解決互聯網年代廣泛流傳的假新聞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仍然未有良方。

到底假新聞的散播有多嚴重呢？透過在推特上收集回來的大數據作分析，麻省理工大學的一個研究就發現假新聞比真新聞傳播得要快，而假新聞的傳播往往和讀者恐懼、噁心、憤怒等情緒相關。而假新聞的一大特點就是往往比真實的新聞要「新穎」，意思即是假新聞的內容往往是讀者從未見過的。這研究結果似乎和我們平日的觀察能印證得上。許多發布假新聞的內容農場的做法正是，標題語不驚人死不休，小小的事情誇張十倍引人點擊；而一些慣常散播假新聞的油管政論頻道，除了在論政之時會拉扯各種陰謀論之外，也往往愛談古論今，並牽扯上各種獵奇傳說來吸引讀者，這些傳說甚至不一定和當代政治直接相關，例如共濟會陰謀、亞特蘭蒂斯故事等。這些做法也許都迎合了讀者愛覓奇的閱讀天性，令閱讀者有「發現新大陸」般獲得有趣新知識的快感。

但讀者似乎也不是無條件的相信各種新消息。近年關於假新聞研究的另一個有趣發現，就是即使人們在社交網站上分享了假新聞，也不一定代表他們就真的沒能力分辦該則新聞的真偽，但他們就是糊裏糊塗地分享了。有學者以近期Covid-19疫情的新聞來做實驗，邀請受試者透過閱讀一則相關新聞的標題去判斷它們的真偽，發現他們大多都展示出不錯的判斷力。

人們其實是知道哪些新聞才是真的，但這些真偽判斷，居然和他們是否打算分享假新聞沒太大關係。而學者以政治新聞來作測試，也發現同樣的情況。

人們為何相信和分享假新聞？

為何如此呢？其中一個較可信的解釋，是人們平日根本沒有想清楚就分享資訊。在上述研究中，學者同時發現，如果把實驗的形式稍微改改，先要求受試者判斷新聞的真偽，再決定是否會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假新聞獲分享的比率即下降了51％。學者進一步推論，這種分享假新聞的傾向可能和受試者的專注力是否放在分辦新聞真偽上有關，而社交媒體的信息處境快速、複雜，有可能導致了人們注意力不夠用，常常不假思索地分享，令人們更加容易分享了他們未必真心相信的假新聞。

但無論如何，真心相信假新聞的人總是屢見不鮮，似乎人人身邊總有幾個。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這些人的行為？心理學家丹卡漢（Dan Kahan）就提出過一個著名假說，指出人們會傾向願意相信和自己意識形態吻合的假新聞，而這似乎是源於要保護自己的自我認同（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 —— 因為那些假新聞能證明他們的信念正確無誤，於是他們就選擇相信。例如，對於特朗普支持者而言，代表正義的特朗普不應該在普選中落敗，那選舉出現舞弊的假新聞，就正合他們的心意，拯救了他們特朗普是正義之師獲人民支持的政治信仰。這種解釋非常直觀，簡單而言，即是人類只願意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而且可能會陷入一種導向式思維（motivated reasoning）。

但這解釋有多正確歷來多有爭論。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說法在實驗中並未找到太多支持證據，雖然人們的確會傾向相信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資訊，但這卻不代表人們就會去相信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假新聞。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人們普遍仍是相信真實信息多於假新聞，而相對而言，人們因為政治信仰而偏信的傾向則微弱得多，凡此種種，都似乎不足以支持自我認同保護假說。

相對於單純由意識形態導致人們相信假新聞的說法，有另一個說法似乎獲得了更多研究證據支持，就是是否相信假新聞是和人們的思維方式傾向有關。這種理論一般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人類有兩類的思維模式（一般稱為Dual-process theory），這兩種模式曾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稱為「快思」和「慢想」。簡而言之，就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大部分思考都是憑直覺進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種自動化的直覺式思考方式可以稱為「快思」。舉例而言，你平日下班走路回家，一般都不需要仔細思考如何走才是最優解決方案，因為已經熟極而流；但在某些場合，例如你要在公開考試考取優異成績，或是你要為手上一個大案子做好行銷方案向客戶推銷，這時就容不得使用直覺思考，你必須高度專注，好好地考慮各種資訊和方法，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才能解決眼前問題。這種思維模式可以稱之為「慢想」。

一般而言，「慢想」對比「快思」作出來的決定在決策質素上當然更為優秀，但「慢想」極為累人，不是重要的事，一般人根本不會願意花這麼多心思去思考。而且，生活中許多事件快速發生，電光火石之間也未必容許人們仔細思考之後再作決定，是以人類會進化出「快思」的思維模式，其實是為了應對現實生活，因為直覺思考可以幫我們省力生活，也容許我們快速應對現實問題。但科學家亦發現，每個人「快思」和「慢想」的傾向有個體差異，簡化一點的說，就是有些人心理上甚懶，不是必要的事他們都不想花心思去想，非常依賴直覺性的「快思」；有些人則不然，平日生活裏有很多事即使沒有非深思不可的必要，他們都願意用心「慢想」，這種傾向一般被稱為Cognitive Reflection Tendency（CRT; 認知反應傾向）。

不少學者相信，一個人的認知反應傾向很可能和他會不會輕信假新聞有關，愈是傾向於「慢想」的人，愈不會盲信假新聞。而這種說法近年獲得愈來愈多證據支持（更多資料可以參考：Bronstein et al. 2019; Pennycook & Rand, 2019; Ross et al., 2019; Tappin et al., 2020）。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在針對假新聞的實驗中獲得。因為在一些實驗中，實驗人員反覆發現，當他們強制受試者在實驗中先討論新聞真偽的證據，再去判斷新聞真偽時，人們對假新聞的辨認能力普遍都大幅度提升。因此，愈來愈多科學家相信，對假新聞的盲信其實是一種思維懶惰的結果，當人們願意慢下來靜心分辨眼前的證據和論據，他們是有能力分辨真偽的。而一旦人們不願意「慢想」，「快思」就會取得主導，這時候，假新聞是否合耳、是否似曾相識和人們是否信得過新聞的來源等，這些直覺就成為人們是否信得過某則新聞的關鍵。

這種說法也相對能解釋為何受過高等教育或是智商很高的人，也有輕信假新聞的例子。其原因可能在於，即使一個人的智商高、思辨水平高，也不等於這個人就願意事事「慢想」。這種人也許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表現出眾，但不等於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或政治事務上，願意花同樣的心力，或覺得有必要花同樣的心力去慢慢思考資訊的可靠性。可能是他們懶，又或太過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直覺，不一而足。情況尤如一部車子馬力再強勁，但如果司機老是在開低速，也不可能跑得多快一樣。

事實核查為何不能挽救這場公共危機？

假新聞對於民主社會運作造成了很大困擾，畢竟正確地認識現實是所有公共討論的根基。是以如何改正人們的錯誤認知，是近年假新聞研究的重中之重。但到底一個人誤信了假消息，向他們提供改正信息有沒有效果呢？不幸地，許多研究都指出，一旦人們真心相信了假新聞，針對假新聞的改正信息的效果很有限。

遠在特朗普上台令「假新聞」爭議發酵之前，科學家早已開始測試改正信息能不能改變人們對假新聞的認知，令他們省悟過來辨清真偽。但這些研究的結果大多令人沮喪，改正的結果不是不成功（Nyhan & Reifler, 2010），就是效果參差（Nyhan & Reifler, 2015; Weeks & Garrett, 2014），而即使有研究發現改正信息能夠有限度地糾正人們的錯誤現實認知，如果情況涉及了政治新聞，則改正更為困難（Chan, Jones, Hall Jamieson, & Albarracín, 2017; Walter & Murphy, 2018）。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一些因素能夠增加改正信息的效果，如果改正信息來源的公信力增加，如果改正來自人們信任的人，如果改正以比較幽默惡搞的方式作出等等，都可以增加改正成功的可能。但總體而言，心理學界和傳播學界對於如何可以有效地改正不實信息，仍是所知甚微，更說不上找出大規模應用解決方案，這方面的努力可說尚未成功。

但假新聞並非只是一個認知心理學的問題，它不止牽涉個體決策，而是牽涉到政治和信息環境的建構，要分析假新聞，必須正視假新聞出現的演化根源。在坊間，當人們使用「假新聞」一詞互相攻擊時，很多時都不會牽涉到針對不同證據的權衡追證，而只是單純地表達出一種對信息環境的不信任。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當一些新聞機構作出事實核查（fact-check）之時，網民如果提出異議，最常見的回應是「邊個fact-check你個fact-check？（誰核證你的事實核證？）」，網民最常見的是直接質疑新聞機構的公信力，又或質疑他們的動機。這種質疑背後的邏輯並非嘗試把討論帶入對現實認知的反思考證（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當中，而是表達出一種對媒體公信力，甚至是對整個信息傳播環境的不滿。

這種對信息傳播體系不滿的困境，其來有自。在傳播學史上具有最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美國政論家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曾有力地總結過公共輿論在工業社會的混亂本質。利普曼形容，在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簡單，許多人一生中根本不會離開自己所居的村落，因此其信息環境也不複雜，人們要親眼目睹和探究自己生活牽涉的大多數事物，即是在村裏發生的許多事物，並非不可能的事。但當社會規模愈大，人的注意力就愈不夠用，當現代工業社會變得複雜無比，人們就根本沒有可能靠自己窮究考證社會上發生的大事小事，甚至沒有時間仔細思考大多數的公共事務——畢竟生活已經夠難夠複雜了，哪有這個時間精力？例如，人們鮮能在買股票之前自己去親手親眼研究想投資的公司實際運作是不是卓越，要買股票，就唯有依賴財經平台的數據、新聞記者的報道和分析員提供的分析來作決定。同理，人們要決定是否支持某政策，自己也未必有時間心力去理解研究政策本身，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有人為自己作出簡化的解讀，這些人可能是記者、政治人物本身、學者又或是網台KOL。

因此，在工業社會，人們必須依賴他人提供的簡化的準確資訊，來幫助自己作出人生的決策，甚至作出政治決定。在工業社會，每個人本質上都是在依靠一個虛擬的外部信息環境為自己提供一個簡化的世界資訊版本來生活。這個信息環境在互聯網時代之前完全是由社會精英，包括新聞記者、學者、政治領袖支配，但在互聯網世代卻非如此，信息的流通很大程度上由精英單獨把關變成「精英——公眾」共同把關。這種新的信息環境是比以往開放了，但也面對流通的資訊難以確保質素的問題。而相信假新聞的人，其實不過是相信了假新聞提供者的簡化的世界資訊版本，質疑舊精英領導的信息發放結構，認為他們的信息具有欺騙性，甚至會因此願意相信一些很誇張的說法（例如整個世界都被深層政府操縱）；而不相信假新聞的人 ，則傾向相信原有的信息結構仍然可信，至少不會這麼容易有人能協同造假，亦覺得假新聞相信者那種「政府、新聞機構、學者們全都在騙我！」的心態荒誕不經。

在當代涉及假新聞的爭議當中，不少政治精英嘗試挽救現存信息環境的公信力崩塌危機，但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的挽救手法往往是進一步加強精英把關的角色。例如，新聞機構增加資源去扮演信息核查者，社交平台則增設編輯並積極刪除假新聞，或在有爭議的新聞當中列出警告字眼。這些努力容或是必要的，但其短處也很明顯，因為這些手法和互聯網信息時代「精英——公眾」二元信息把關的結構並不相容。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在互聯網年代，新聞記者和社交平台再努力把準確的資訊塞給公眾，也未必左右得到他們信甚麼不信甚麼，也堵不住他們廣傳假消息，卻忽略你硬塞的真信息，而再怎麼刪除假新聞，任何的編輯團隊也不可能追得上假新聞的海量生產規模，因為信息生產已是人人可以參與。這樣強行以舊手法去解決新問題，也許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更甚者，假新聞之所以獲得生命力，很可能根本就是源於現有信息體制的公信力崩塌，這種公信力崩塌和現有體制獲得的支持息息相關，而現有建制內的舊精英嘗試加強信息把關的任何舉動，只會更加引起不信任者疑慮和反感，他們不會視這些介入為救贖，反倒會視之為進一步的控制和審查。而這種不信任感給予了野心家能夠利用的空間。在這個文本下閱讀，就不難理解為何許多政治人物在提及「假新聞」一詞時，都從不會具體考證某一條新聞是真是假，而只是用來籠統攻擊新聞機構（例如特朗普直接批評CNN記者Jim Acosta「You’re fake news」），因為這種指控的基礎不是證據，而是人們對信息環境的不信任感。而如果「假新聞」背後涉及的是針對信息環境的不信任感，那根治「假新聞」問題的處方，可能從來都不是研究甚麼改正信息更有效，而是要提升信息環境的整體公信力，牽涉的就必然是更深層次的社會整合和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