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所有青年的「大學習」

劉子琪記得，參與「青年大學習」一開始並不是強制性要求。後來漸漸變為，班級團支書每週都會要求她們上傳「青年大學習」完成的截圖，會不斷發消息催促：「做一下青年大學習，拜託啦。」劉子琪後來學會了更「聰明」的應對辦法——實在躲不過去的時候，就借同學的截圖交差。

根據學院微信公眾號公布的排名，今年3月中旬，劉子琪班級的學習率（學習人數/總人數）只有25%，排在年級倒數第二。未完成「青年大學習」的人員名單每週會在班級群裏公示，劉子琪常常名列其中。輔導員在班群裏叫她，沒有得到回應，添加她微信也被拒絕了。

4月份開始，驗收方式改變了，不再要求學生提交截圖，而是在後台統計學習率。團支書也不再催劉子琪，而是直接用她的學號登錄，每週幫她做完任務。到了5月，所有非畢業班的學習率都維持在了100%。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2020年第一季度平均每期青年大學習的淨學習人數達5000萬，比2019年5月發布的數據多出3000萬人。

與此同時，「青年大學習」也在社交網媒體上引發了大量討論。由於蘋果手機可以拉動視頻進度條「快速學習」，這一發現被人打上了「青年大學習攻略」的標籤，並錄屏分享到社交網絡上。

今年9月，一條「升級iOS 14可能無法快進『青年大學習』」的傳言，引發了許多學生群體的焦慮，當時流傳的一個段子是：「一般人只關心iOS 14系統是否更耗電卡頓，大學生只關心『青年大學習』是否還能拉進度條。」

也有學生通過「舉報」來表達對「青年大學習」的不滿。於是，一款「根正苗紅」的互聯網產品也會遭遇不時「404」的尷尬。

9月份秋季開學後，劉子琪返校，輔導員找她談話。

劉子琪告訴端傳媒，輔導員從職業規劃問到考研，最終從考研政治上找到突破口。「他說這個（「青年大學習」）上面有一些題目考政治是遇得到的，對你的考研做題有幫助」。輔導員讓劉子琪體諒他的工作，透露如果有人不配合，他就要被扣分。劉子琪直白地回覆他：「我不想做，我覺得沒什麼用。」

劉子琪並不是共青團員，她嘗試以此為理由避開「青年大學習」，但遭到輔導員反駁：「『青年大學習』是全國青年進行學習的，你目前屬於青年階段。」

張之懇是武漢一所高校的一位班長。從他去年進入大學開始，「青年大學習」一直如影隨形——儘管他從沒有點開看過，卻堅持着在班級學習簽到表上簽名。「其實後台可以看見數據，但是我們院查得不嚴。但簽到還是要簽的，不簽會來催你」。

2020年4月過後，「青年大學習」開始採取積累積分的形式，學習者需要在共青團中央或各省團委的微信公眾號後台錄入自己的信息：姓名和所屬團支部。一方面，每學一期所積累起來的積分可以兑換禮品；另一方面，被錄入的信息會化為學習率，最終生成各種「學習」排名榜單。

張之懇所在學院在從這學期開始，規定了班級需要集體學習。為了節約時間，大家通常會選在某節課之後集體留在教室裏，默契地拿出手機端坐一番，待負責拍照的同學喊一句「拍好啦」，教室裏的人們就拎起書包、衝出教室。

2019年4月，共青團中央官方微信公眾號曾發文表示：「青年大學習」不強求普通青年參與，即使是對於共青團員，各級團組織也應當採用倡導和動員的方法，而不可以強行攤派。

不過，這一公眾號在之前的推送文章中也提到：團中央在組織共青團政治學習方面頗費苦心，「每一期團課的製作，都要站在團員的立場上去思考，改了又改、拍了又拍，想着每一期都有創新，生怕團員們『審美疲勞』」，「如果這樣，連3分鐘的學習都堅持不下來，那應該是思想問題吧？！」

2020年8月，就讀於華北某高校的黎揚參加了在江西吉安舉辦的一場團幹部培訓活動。培訓會上，共青團中央一位分管文化產品的負責人聲稱他們也清楚基層粗暴收截圖的做法。

黎揚並不反感意識形態宣傳，他極度討厭的是強制攤派的做法。他認為這很像疫情應對中的「一刀切」邏輯，中央要求組織學習，地方為了政績強推，層層加碼，追求高學習率。「其實這個打卡，你也不知道我看沒看，你也不知道看進去沒有，反正截個圖就好了，他要的就是個截圖。」他說，一個人的政治身份並不能綁定他的行為，即便是團員，看視頻團課「為啥要是我的義務？」

共青團中央的另一發文中稱：政治學習與課業學習從來就不矛盾，相反加強政治學習能夠幫助學生團員增強學習動力、磨鍊吃苦精神，恰恰有助於提高學習成績。在這個問題上，學校共青團要理直氣壯。以課業壓力大將團的學習拒之門外，是對學生的不負責。

從基層和娃娃抓起

在讀職業中專的楊雪同樣需要每週完成「青年大學習」。班主任會在群裏通知，並附上每一期學習的問題答案。班上一共18人，只有2個團員。她說：同學都很自覺在做，自己也能「學習到很多東西」，印象最深的是內容是「鄧小平的故鄉」和「疫情期間的故事」。

「因為疫情的時候，醫護人員們都去支援武漢，想要武漢的人們快點好起來，也想要疫情快點結束、控制住。醫護人員們都不能睡覺，都不能給家人們打電話，臉上都留下了痕跡。"她認真又謹慎地回答「這部分內容為何令她印象深刻」這個問題，像每一次在政治試捲上作答那樣。

一般在每次班主任的通知後，都會很快地有同學發出自己完成的截圖以示響應，踴躍及時的回覆會出現在下午兩三點左右，那正是職業中專的上課時間，但沒人會藉此責怪他們在課堂上使用手機。

楊雪的弟弟楊文正在念初三，他對「青年大學習」流露出直接的反感。楊文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晚上11點寫完作業。「青年大學習」雖然只有10分鐘，但這項多出來的任務在緊張的中考備考期間常常讓他覺得累贅與煩躁。他甚至想好了高中去寄宿，再以「回家的時候不用手機或者沒時間」為藉口拒絕「青年大學習」。

楊文的另一位姐姐正在讀寄宿型高三，每個月回一次家，她並沒能豁免「青年大學習」——條件不允許，由家人幫忙也要完成。

余惜夢就一直在幫讀高三的弟弟做「青年大學習」。弟弟的班主任曾經在班級群裏轉發學校的通知，並表示「如果這項任務（青年大學習）完不成，給我班級工作帶來麻煩…凡在群裏的都要求學習，不學習的，學生寫檢討，家長踢出群。」

沒有一個家長提出質疑。

余惜夢的母親並不清楚什麼是「青年大學習」，她在基層婦聯工作，所在單位要求職工在「學習強國」上刷分，自己常常因為晚上出去跳廣場舞而忘記做，一度落為單位最低分。不過兒子的「青年大學習」她特別上心，「既然老師要求了，那就做」。有時候她還會拿自己的手機陪着余惜夢一起學習一起完成，交兩張截圖到群裏，以示踴躍配合。

根據《中國共青團》雜誌2020年第13期介紹，河北滄州八中的「青年大學習」完成率最高達到750%（學習人數/團員基數）「通過定期發動、學習、積分、通報，在全校學生中形成了比學趕超、增比進位的氛圍。」

「學生按部就班地完成，大多數家長都挺配合的。」滄州八中一名班主任教師對端傳媒表示。滄州八中實行寄宿制，學生週末回家完成視頻學習任務。她們把任務傳達給家長後，需要家長提供子女完成打卡的截圖，發到班級群。

甚至有小學生也被要求「青年大學習」。安徽省亳州市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的家長告訴端傳媒，今年5月份時，他收到班群裏班主任的通知，需要孩子做「青年大學習」。另一位小學二年級的家長也確認了此事，「後來亳州的排名上去了，就沒有要求再做了」。

基層鎮團委也被安排上相應的完成目標。張凡在2020年下半年進入上海市某鄉鎮團委工作，9月，區團委給他們下達了通知：以所在地區內的團員為基數，要求每一期的學習率達到50%。

同學校和國企單位的團委能直接接觸大量團員不同，鎮團委在推廣「青年大學習」的過程中非常艱難。張凡說：團關係仍然留在鎮政府的團員多早已畢業開始工作單位是沒有團委的外企或私企。「就像殭屍粉一樣，很難聯繫到他們，聯繫到了人家也不想搭理你」。

他為此頭痛，50%的目標遙不可及，「我們要提升的數字是幾百上千的，靠幾個團幹力量很難。不像砍拼多多，拉幾個親戚朋友就行」。

每一期排名公布後，張凡也會發現有一些地方政府每一期的學習率都特別低，甚至只有3%，「明顯人家不在意這個東西」。他猜測，那些地區可能「比較有錢」。「如果經濟發展水平好，政府的經費就肯定多，那些街鎮發展重點可能就不在（青年大學習）這些項目上。」張凡解釋。

完成「青年大學習」項目指標沒有任何獎金，張凡也不知道具體的考核細則，但他們單位非常在意這個項目。長期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們，「如果弄得不好的話，一些優秀團委之類的榮譽，區裏可能就不考慮你了」。

根據共青團中央的官方文件，「青年大學習」是「各級團組織考核評價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文件會把分派給各學校和單位的指標數目詳盡列出，並明確表示「將對學習情況較為落後的組織負責人進行約談」。中央和國家機關團工委副書記陳利明在《機關黨建研究》期刊一篇署名文章中聲稱，「青年大學習」行動已成為共青團為黨育人最響亮的工作品牌。

一切還是從前的模樣

《中國青年報》在一篇報導中描述了「青年大學習」的產出流程：負責團隊需要提前一兩週寫好文案，製作封面和題板，準備相關拍攝工作，留出一天甚至兩天剪輯；隨後他們組成一個「大學習測試群」，邀請95位各地團員進入微信群，擔任「質檢員」，下週要上線的內容做好後，先發到測試群裏，大家確定沒有問題了，這周的工作任務才算完成。

這樣相對細密和科學的產品製作流程，是中國共青團近年來宣傳策略的體現。一位研究共青團宣傳策略的學者告訴端傳媒：「共青團做產品時很在意有沒有群眾基礎，是不是喜聞樂見，迎合青年，同時把青年帶到他的口味上，從而能在青年人當中造成一種網紅般的影響力。」

但在多位受訪者看來，這樣的嘗試僅有形式之變，換湯不換藥，實質內容還是老一套。

在鎮團委工作的張凡告訴端傳媒，迫於績效和學習率指標的壓力，自己也會看「青年大學習」，但觀感並不好，每一期主持人和嘉賓像在講劣質的「對口相聲」，「演得比較尬，內容又流於表面」。他說：「共青團在嘗試用一些年輕人能接受的形式來講在政治和歷史知識，但本質仍然和「開大會」沒有區別，掌握話語權的人自顧自講大道理。」

讀初三的楊文不喜歡「青年大學習」，原因之一也是「內容太普通了」。他記得有一期內容講遵義會議，那是他初三歷史課上剛剛學過的內容。而其他「革命前輩的精神與故事」則與他的政治課上日常背誦和考試的內容差不了多少。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教授陳澄告訴端傳媒：「青年大學習」背後的執行表現，「有地方表忠誠、邀功的成分，但是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在習近平治下，相比胡錦濤時期，中央權力更為集中，中央的政治意志更能在地方得到貫徹的大趨勢」。

他說，習政府認定校園意識形態陣地如果不去佔領，就一定會被別人搶佔，影響政權穩定。近年來在台灣和香港等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強了官方的這種想法。

陳澄說，意識形態教育雖會促進年輕人對政權的認同，但不必認為中國學生就是因此就成為了消極不會主動思考的被灌輸對象，「大部分人參加這類學習的時候也知道這些就是宣傳」。

比如，因為怠慢「青年大學習」而被輔導員約談過的劉子琪，困惑伴隨着不適感依舊強烈地存在她身上：「『青年大學習』的存在我都能理解，但我不理解大家為什麼這麼配合」。

（文中所有受訪學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