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16年一樣，剛剛過去的2020年美國大選，民意調查的失準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四年前，民調作為一種方法是否有效，曾經引起過業界和學界大規模的反思和檢討，然而在修正調查方法的短暫討論之後，民調仍然在美國主流媒體佔據着重要位置，並且仍然是評價政客成績、預測政治風向的最主要的指標。
在這次總統選舉之前，聲稱改進了調查抽樣方法的民調機構也仍然活躍，並且仍然被學者和媒體廣泛引用，作為總統選舉最終結果的參照——儘管，不少政客已經開始質疑調查數據的意義。現任威斯康辛州民主黨主席 Ben Wikler 就曾表示，當他看到ABC和華盛頓郵報的民調顯示，拜登在威斯康辛州（WI）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17個百分點時，直接就將這份民調扔進了垃圾桶，並指示州內民主黨機構不要宣傳這個民調結果，以防選民過於鬆懈而不去投票。而選舉結果也顯示，拜登雖然拿下了威斯康辛州，但優勢卻僅有不到1個百分點。而在本次大選中，威斯康辛也遠非民調失準的唯一一州。
然而，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在可見的未來，民意調查作為對政治進行評價和預測的主流方法的地位不會有太大動搖。的確，對於以數字作為評判標準的選舉活動而言，可能沒有什麼比一批數字更具有直觀的預測效果的了——歸根結底，選舉和民調所要求的思維是相統一的：將「民意」這一抽象的概念轉化為標準化、可測量、具有明確結構和規範的統計學概念。這種思維方式甚至也並不局限於選舉制度，而是絕大多數「現代」國家所共享的社會宏觀治理思路。
要反思民調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除了對調查做抽樣方法上的修正，更需要全面地思考：這種基於統計學的規範化思維對民主有哪些深遠的影響？而通過特朗普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又對這種社會治理的圖景提出了哪些深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