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評論 2020美國大選 觀點

鄭司律:放大美國大選結果,香港民間的孤注一擲與抗爭變奏

終歸,戰綫間的不平衡和扭曲,滋長不平衡和扭曲的反應。


2020年11月4日香港,市民在一個商場的咖啡店内,屏幕播放特朗普的記者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1月4日香港,市民在一個商場的咖啡店内,屏幕播放特朗普的記者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註】:本文原發於作者臉書,端傳媒版本在原文基礎上有新增及修訂。

這幾日,很多香港民眾都密切關注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由於受中國因素影響,這幾年對中國表現強硬姿態的特朗普,極為受到香港人的支持。不過,特朗普和拜登的競逐在大選後兩日為止,仍然處於膠着狀態,而且結果逐漸向拜登傾斜,自然引起相當多傾向抗爭的香港民眾失望。

據悉這幾天的事態,已發展到因為有很多主力國際戰線的政治人物,包括了前眾志的核心黃之鋒和羅冠聰、曾任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的張崑陽等,都呼籲民眾冷靜看待選舉結果,並且信任民間團隊 Bipartisan 對民主共和兩黨同時交好的運作。但此番言論隨後便被香港網民狙擊,指責這些政治人物離地、「左膠」。

政治人物與網絡領袖的分野

我自己觀察,部份香港人對美國大選的關心程度,已演變為對個別政治人物特朗普的寄望。市民除了留意主打國際戰綫的政治人物,更多的是依賴被稱為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 關鍵意見領袖)的人。他們的節目往往有數以萬計的點擊率,而且有明顯清晰的政治傾向和判斷,卻和國際戰綫人物側重的平衡和審慎的方式相當有距離。

其中一個在美國大選前發生的例子,可以揭示這些KOL和政治人物的殊異。事緣被暱稱為「袁爸爸」的意見領袖袁弓夷(其政經評論頻道有十數萬追隨者),在網絡上表示,香港的抗爭者可以向他電郵護照副本,提供相關聯絡方法,協助手足流亡;但他迅速受到身處海外的羅冠聰、曾任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的邵嵐等人的批評,指不應該用電郵等方法處理護照敏感資料,並且有關言論有離事實,根本並無此一機制。

對於KOL們將可能性不高、卻言之鑿鑿加以宣傳的做法,政治人物相當不以為然。但相當多香港的抗爭民眾,對 KOL 的意見顯得非常受落;種種資訊和感覺,成為了民眾吸收政治力量的途徑;政治人物另有部署和分析,無疑近似於對熾熱的群眾期望,淋下一盤冷水。這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發展卻有跡可尋。

2020年9月15日香港,示威者高舉美國國旗遊行,並寫有“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2020年9月15日香港,示威者高舉美國國旗遊行,並寫有“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攝:陳焯煇/端傳媒

抗爭能量的爆發與困局

當香港自2019年6月以來,政治能量極速爆發,衍生出長達大半年的社會抗爭運動,卻在2020年年初,因為疫情關係而陷入停擺;北京和特區政府,更在今年六月尾推出落實國安法,不只是勇武抗爭,那怕是文宣綫、網絡言論等,都藉由嚴厲懲罰所威嚇;加上社會上針對教師社福等行業的打壓,令香港社會人人自危,抗爭力量困鎖其中,自然無處宣洩。

相比於政治人物,或多年來觀察國際政局的學者、傳媒人等角色,身處高度接觸政治的環境,得以比較資訊、進行事實核證 FactCheck;更多市民,是在直接行動消失後,不知如何投放自身的能量。當出現立場上比較實牙實齒的評論,就給予一種先見之明的力量;面對本地抗爭空間的壓縮,當指出特朗普的對華強硬路線是具希望的出路,自然加深對外部局勢的寄望。而經過大選這種外部焦點引導的情緒,卻迎來不如預期的結果,便爆發出對國際綫政治人物那種觀望和審慎態度的反撲了。

要解決這種失焦失躁的情形,要麼是對本地抗爭的限制都消失了,要麼是香港人能夠突破對抗爭的限制。前者固之然沒有可能,北京決不會讓民眾運動能夠捲土重來;後者的困難在於,如果大家有敢於突破政府限制的決心,過去幾個月疫情稍歇,已經重新出發,也不會把希望寄託在特朗普連任、維持華府強硬的手法了。

抗爭焦點的動搖:由尋找內鬼到等待時局

當然,運動衍生出來的焦燥情緒無可避免,今天對美國大選的過度期望,也只是運動晚期的變奏。若果對大選結果的寄託,來自於本地抗爭的無力;那在我的觀察中,運動早期,部份抗爭民眾極為關心內鬼的出現,同樣是因為對於抗爭現場的距離感使然;其後,即使強調和勇不分,卻仍然希望拉回勇武的行動。參與度的極限,對政治上關注的焦點受到動搖,深具影響。

在運動初期,部分和理非參加者認為體型健碩、頭髮剷短類似警察式樣的勇武行動者,多數是警察冒認裝扮的。然而,根據蘋果日報在本年2月的訪問,對勇武抗爭者而言,即使明知現場有內鬼,卻不願因此而剎停行動。反過來,對內鬼的關注往往來自安全顧慮,無法參與其中,又無法調適當中的距離,因此唯有在直播鏡頭或事後剪輯中,尋找蛛絲馬跡。

到運動中期,「唔好送頭(不要逞勇而誤中陷阱)」、「留得青山在」的要求開始浮現。因為參與度的距離,勇武抗爭的行動限度遠超想像,部份抗爭民眾難以參與其中,又無法正面接納自己在行動上的落差,就退而勸阻其他人的行動限度都收縮。筆者還記得在抗爭現場,中年參加者勸阻青年人不要換裝上前線時,理由是「暴政必亡」、「國際局勢對我們有利」、「不希望白白犧牲」。事後回想,這可說是將未來寄託於外部影響,特別是特朗普連任,能夠持續對北京施壓的開端。

正如在前述訪問前線手足的報導中所稱,若民眾間不斷疑心生暗鬼,最終退潮的將是整場運動。其原因無非是運動的焦點轉移到尋找內鬼,行動亦因此變得避忌;而我認為,把焦點放置於寄望在個別候選人當選,也產生同樣的結果。往後配合網絡言論,滋養出非此不可的判斷,而不是比較和分析;然而,我們都知道,即使大選結果一如網絡預期,也不可能突然產生出對推動香港抗爭即時有利的效果。

2020年11月4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次集會上停下來祈禱。

2020年11月4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次集會上停下來祈禱。攝:Matt York/AP/達志影像

不如國際政局觸目的社會後勤戰線

歸根究底,今時今日的狂熱,是沒有行動空間所使然;但要有抗爭行動空間,也就需要香港人敢於參與和介入,才能開拓出來。這點卻是國安法背景下,香港人最缺乏的因素。

不過,即使在最明顯的抗爭行動以外,還是很多社會上賦權培力的工作能夠開展。諸如鞏固抗爭經濟圈,堅持光顧黃店、抵制藍店;加入工會;參與民間研究和課堂,開拓視野;捐款支持社區媒體,以至身體力行出版社區報。若果政治能量能真正深入這些方面的話,相信對國際戰綫的關注,會平實很多。

終歸,戰綫間的不平衡和扭曲,滋長不平衡和扭曲的反應。香港的未來需要長遠的決心,即使在低潮之中,仍要與政府的打壓組織抗衡,而不是進入孤注一擲的暴走狀態。

(鄭司律,工黨前副主席,現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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