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原發於作者臉書，端傳媒版本在原文基礎上有新增及修訂。
這幾日，很多香港民眾都密切關注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由於受中國因素影響，這幾年對中國表現強硬姿態的特朗普，極為受到香港人的支持。不過，特朗普和拜登的競逐在大選後兩日為止，仍然處於膠着狀態，而且結果逐漸向拜登傾斜，自然引起相當多傾向抗爭的香港民眾失望。
據悉這幾天的事態，已發展到因為有很多主力國際戰線的政治人物，包括了前眾志的核心黃之鋒和羅冠聰、曾任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的張崑陽等，都呼籲民眾冷靜看待選舉結果，並且信任民間團隊 Bipartisan 對民主共和兩黨同時交好的運作。但此番言論隨後便被香港網民狙擊，指責這些政治人物離地、「左膠」。
政治人物與網絡領袖的分野
我自己觀察，部份香港人對美國大選的關心程度，已演變為對個別政治人物特朗普的寄望。市民除了留意主打國際戰綫的政治人物，更多的是依賴被稱為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 關鍵意見領袖）的人。他們的節目往往有數以萬計的點擊率，而且有明顯清晰的政治傾向和判斷，卻和國際戰綫人物側重的平衡和審慎的方式相當有距離。
其中一個在美國大選前發生的例子，可以揭示這些KOL和政治人物的殊異。事緣被暱稱為「袁爸爸」的意見領袖袁弓夷（其政經評論頻道有十數萬追隨者），在網絡上表示，香港的抗爭者可以向他電郵護照副本，提供相關聯絡方法，協助手足流亡；但他迅速受到身處海外的羅冠聰、曾任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的邵嵐等人的批評，指不應該用電郵等方法處理護照敏感資料，並且有關言論有離事實，根本並無此一機制。
對於KOL們將可能性不高、卻言之鑿鑿加以宣傳的做法，政治人物相當不以為然。但相當多香港的抗爭民眾，對 KOL 的意見顯得非常受落；種種資訊和感覺，成為了民眾吸收政治力量的途徑；政治人物另有部署和分析，無疑近似於對熾熱的群眾期望，淋下一盤冷水。這是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發展卻有跡可尋。
抗爭能量的爆發與困局
當香港自2019年6月以來，政治能量極速爆發，衍生出長達大半年的社會抗爭運動，卻在2020年年初，因為疫情關係而陷入停擺；北京和特區政府，更在今年六月尾推出落實國安法，不只是勇武抗爭，那怕是文宣綫、網絡言論等，都藉由嚴厲懲罰所威嚇；加上社會上針對教師社福等行業的打壓，令香港社會人人自危，抗爭力量困鎖其中，自然無處宣洩。
相比於政治人物，或多年來觀察國際政局的學者、傳媒人等角色，身處高度接觸政治的環境，得以比較資訊、進行事實核證 FactCheck；更多市民，是在直接行動消失後，不知如何投放自身的能量。當出現立場上比較實牙實齒的評論，就給予一種先見之明的力量；面對本地抗爭空間的壓縮，當指出特朗普的對華強硬路線是具希望的出路，自然加深對外部局勢的寄望。而經過大選這種外部焦點引導的情緒，卻迎來不如預期的結果，便爆發出對國際綫政治人物那種觀望和審慎態度的反撲了。
要解決這種失焦失躁的情形，要麼是對本地抗爭的限制都消失了，要麼是香港人能夠突破對抗爭的限制。前者固之然沒有可能，北京決不會讓民眾運動能夠捲土重來；後者的困難在於，如果大家有敢於突破政府限制的決心，過去幾個月疫情稍歇，已經重新出發，也不會把希望寄託在特朗普連任、維持華府強硬的手法了。
抗爭焦點的動搖：由尋找內鬼到等待時局
當然，運動衍生出來的焦燥情緒無可避免，今天對美國大選的過度期望，也只是運動晚期的變奏。若果對大選結果的寄託，來自於本地抗爭的無力；那在我的觀察中，運動早期，部份抗爭民眾極為關心內鬼的出現，同樣是因為對於抗爭現場的距離感使然；其後，即使強調和勇不分，卻仍然希望拉回勇武的行動。參與度的極限，對政治上關注的焦點受到動搖，深具影響。
在運動初期，部分和理非參加者認為體型健碩、頭髮剷短類似警察式樣的勇武行動者，多數是警察冒認裝扮的。然而，根據蘋果日報在本年2月的訪問，對勇武抗爭者而言，即使明知現場有內鬼，卻不願因此而剎停行動。反過來，對內鬼的關注往往來自安全顧慮，無法參與其中，又無法調適當中的距離，因此唯有在直播鏡頭或事後剪輯中，尋找蛛絲馬跡。
到運動中期，「唔好送頭（不要逞勇而誤中陷阱）」、「留得青山在」的要求開始浮現。因為參與度的距離，勇武抗爭的行動限度遠超想像，部份抗爭民眾難以參與其中，又無法正面接納自己在行動上的落差，就退而勸阻其他人的行動限度都收縮。筆者還記得在抗爭現場，中年參加者勸阻青年人不要換裝上前線時，理由是「暴政必亡」、「國際局勢對我們有利」、「不希望白白犧牲」。事後回想，這可說是將未來寄託於外部影響，特別是特朗普連任，能夠持續對北京施壓的開端。
正如在前述訪問前線手足的報導中所稱，若民眾間不斷疑心生暗鬼，最終退潮的將是整場運動。其原因無非是運動的焦點轉移到尋找內鬼，行動亦因此變得避忌；而我認為，把焦點放置於寄望在個別候選人當選，也產生同樣的結果。往後配合網絡言論，滋養出非此不可的判斷，而不是比較和分析；然而，我們都知道，即使大選結果一如網絡預期，也不可能突然產生出對推動香港抗爭即時有利的效果。
不如國際政局觸目的社會後勤戰線
歸根究底，今時今日的狂熱，是沒有行動空間所使然；但要有抗爭行動空間，也就需要香港人敢於參與和介入，才能開拓出來。這點卻是國安法背景下，香港人最缺乏的因素。
不過，即使在最明顯的抗爭行動以外，還是很多社會上賦權培力的工作能夠開展。諸如鞏固抗爭經濟圈，堅持光顧黃店、抵制藍店；加入工會；參與民間研究和課堂，開拓視野；捐款支持社區媒體，以至身體力行出版社區報。若果政治能量能真正深入這些方面的話，相信對國際戰綫的關注，會平實很多。
終歸，戰綫間的不平衡和扭曲，滋長不平衡和扭曲的反應。香港的未來需要長遠的決心，即使在低潮之中，仍要與政府的打壓組織抗衡，而不是進入孤注一擲的暴走狀態。
（鄭司律，工黨前副主席，現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不要纠结于疫情，其实在疫情之前，街头抗争就已经开始显示出自己的疲软（因为方法的限制）和一大致命缺点：如果困在和平抗争（走不通）和暴力革命（成本太高、后果难以预测，最差后果无下限）之间，就会导致消耗自己的体力和士气。
坦诚地说，香港的街头抗争，已经做到了能做的最好，不要在这个方面苛责自己，街头抗争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长期抗争才是应该考虑的结果，比如国际线（拉拢可以拉拢的一切党派，促使对方一致同意保护香港，争取美国两党的支持），还有就是“用钱投票”（黄色经济圈），“用脚投票”（就要让共产党看看，强行搞什么安全法律会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到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一手摧毁了一座金融中心）
天呐 虽然说的是香港 但是听上去太像是十几年来中国的现状了 因为行动空间挤压 所以互联网言论逐渐极化
瘋狂的世界 冷靜客觀成了邊緣份子
坚持光顾黄店 抵制蓝店 这一项还挺有趣的
@EllieY 我深有同感。我是曾经的香港临时居民，对民主派一直抱有同情，但将这个希望寄予个人本就不妥，更何况他还不是个decent man。
Joe Biden 在對華政策上乏善可陳，除了終結貿易戰的主張外，每當問及有何良策都閃縮避答。這樣的總統交出的成績單如同白紙一張。拜登能選上的原因是因為特朗普討人厭惡而己，並非他是一個有能力執政總統之材。但我看見某些親拜登民主派中人還真敢說：「不論拜登還是特朗普選上，美國對華政策立場也不變」這就真的當香港人是傻子。拜登國策明顯在「安內方可攘外」，着重更希望努力抵銷特朗普過去四年的偏去重大企業政策。拜登對華政策只會淪為次要，如同冷戰70年代的緩和政策一樣，更消極的應對中共及極權國家的擴張。「誰選上也沒有分別」恐怕只是某些人眼中的一相情願。
Trump 真的一手把美國社會弄到分裂對立，作為一個美國人投給拜登只為了安定生活，也是一個從我個人來可理解的原因。但若身為一個香港民運領袖，是不是應該為自己的香港人的處境而發聲，要求拜登採取更強硬的對抗政策，而不是每次都替一個對華政策交白卷的人辯護？
而回到香港層面上，抗爭派受不了某些民主派明明自己得半桶水，但還是強要別人認同自己擁有一桶水。為了維護自身的地位，不惜作出妄言。明明係議會之路不通，還要堅持販賣一些不太可以實現的願景。重覆做同一件事，卻希望得到一個不同結果，這根本緣木求魚。自己做唔到，就請自認「我做唔到、無能為力」、「我只能在議會佔個位子，拿政府資源，來拖延不受香港人歡迎議案的實施。」不要隨便給香港人假希望，妄香港法治是公平，有險可守的！這些花言巧語只能維護你自己的面子，而不能維持市民對你的信任。
當然不論抗爭還是泛民主派，我們多數都是和理非。而和理非大都有一般中國人劣根性之一：講左就當自己做左。只要情況還許可，所有野都係短視自利為先，希望尋求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最少的改變，就得到最多的回報。盼望着遊行多幾次，世界就如你所想般會改變真的可笑非常。藍營文宣最具破壞力的一點，就係「泛民主派推學生去死比人拉，而自己抽水沾光。」就是指這事。我們的心態根本未準備好，我們就係唔爭氣。連100%堅持要去黃店也未能做到。自己都不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那就算明天真普選來臨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真的能改變嗎？
最勇武的一批人曾不停比和理非指是鬼。今天基本已經離場/受清算了，但極權的紅線還是愈拉愈近。那逃走去外國，真的能讓你不用面對極權入侵你的生活嗎？
和理非們，我們是時候要面對自己的內心了。
我觉得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这句口号蛮讽刺的，明明他本身就是民主的破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