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國家安全法 香港 台港漂流

移民台北後,一種內疚讓他們不知如何開口

這一家四口從香港而來,學習如何開口說香港故事。「自己的來到,可能這邊的人會有不同解讀⋯⋯我也是這裏的一個課題。」


美智與朱仔。 攝:張藍/端傳媒
美智與朱仔。 攝:張藍/端傳媒

美智與朱仔一家四口的新家,選在台北市市區,小巷子鬧中取靜。我們在中秋節前幾天見面,新學期剛剛開始,讀中學一年級的妹妹和中學三年級的哥哥住在學校宿舍,還沒有回家。

見面以前,我經常聽見美智與朱仔的名字,他們是傳媒界的大前輩。蘇美智,在香港本地報社、雜誌撰文多年,現在是獨立記者、作家。她寫外傭、基層家庭、少數族裔、新移民,也出版兒童繪本。朱漢強,高中畢業後到台灣唸書,政大畢業後留在台灣做了一陣子記者,後來回到香港跑新聞,現在香港的非牟利民間團體服務,多年來推動環保工作。

一家四口過去常常在台灣旅遊,探朋友,對台灣的人與土地都感覺親切,政大畢業的朱仔也希望有天能回台灣生活,加上這幾年香港大環境的推力,搬來台灣一直是腦海中的選項。今年2月,一家人來台灣參觀學校兼旅遊,沒想到學校很快收了兩兄妹,還建議孩子們馬上插班、開始上學。一家人就突然留了下來,原本六天的旅行,意外變成如過山車的半年。

「所以連內褲都不夠喔,」朱仔笑說。

「他一直在告訴人家不夠內褲。」美智吐槽。

偏離計畫的發展,他們始料未及,朱仔笑稱這是命運給一家人的試煉。再提起來看似輕鬆,但因為走得急,香港美孚的家完全沒收拾,美智和朱仔這幾個月一直在台灣與香港之間來來回回,收拾舊家、處理未完成的工作、看望留在香港的親人。在台灣的生活,一直還沒落地。

「很奇怪,好像我人在台灣,但還是在香港的時空。」在台北的家中,美智在準備晚餐,切著紅蘿蔔和馬鈴薯。多年來做記者,以前她都是聽受訪者說,時代與偶然的交互作用怎麼完全改變人的生活軌跡。這種無形的力量,這一年美智自己才深刻感受到。

「離開香港以後,我有一段時間不敢上Facebook,不敢跟朋友交代自己的情況。有一句話讓我很心疼,網上有一些人說,你們都走了,那年輕人出來的時候⋯⋯已經沒人啦。」開飯了,我們聊起這半年的轉折,餐桌對面的美智紅了眼眶,「但是又⋯⋯唉,但是又不成啊,我面前還有兩個孩子啊。」

美智與朱仔在台北的家中,掛上了一幅香港運動現場的拼圖。

美智與朱仔在台北的家中,掛上了一幅香港運動現場的拼圖。攝:張藍/端傳媒

抉擇

對美智與朱仔而言,感覺到警訊是在2012年。

當時,香港政府計畫在小學增加必修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培養孩子「關愛家國的情懷」。美智和朱仔是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核心成員,做倡議與抗爭。美智說,那時已經看到,政府想要在課程裏頭鬼鬼祟祟地做一些事情。「是一種情感教育,像是叫老師和小朋友一起唱國歌,你望著國旗唱歌的時候要感動才行。」朱仔說,看到這種情況,其實已經預期到香港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只是沒有想過會來得那麼快。

在那之後,香港的時間似乎以社會運動與政治事件紀年。2014年雨傘運動,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2016年魚蛋革命與立法會宣誓風波,然後踏入2019年,反修例運動如烈火般燒遍整座城市,原以為時代要加速前進,但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狂風暴雨,為香港帶來新的恐懼。

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校園裏開始出現鼓勵同學或家長舉報老師的文化。美智說,5月短暫回港時,她曾與一個當老師的朋友見面,她隨口問了一句:「最近怎麼樣啊?」口罩下,朋友的眼睛馬上紅了。這個朋友說,以前在課堂上與學生解釋天安門事件,用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詞來教英文,現在已經不可能。

「我能理解他的壓力真的很大。在這種氣氛下成長,我們覺得⋯⋯當然不好。」

美智說,她不擔心兩個孩子的適應力,也不擔心他們會被洗腦,但是擔心孩子們要用很大的力氣,去對抗外面的新主流論述。她憂慮,慢慢地孩子會發現,真誠不一定安全,他們慢慢學會,什麼時候可以說、什麼時候不能說、什麼時候應該拐彎抹角地說。

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被環境訓練到要這樣,不能隨心地去表達,不能說自己相信的事,或是為了要在這個環境生存,而說一些表裏不一的話。

蘇美智

「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被環境訓練到要這樣,不能隨心地去表達,不能說自己相信的事,或是為了要在這個環境生存,而說一些表裏不一的話,」美智說。對她而言,教育是給予孩子探究的態度,引領他們去思考與判斷,而不是要他們去背誦一個答案,片面地輸入資訊。「成長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朱仔接過話:「你可以預期你的小孩在那個環境下,他那麼脆弱……我教他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但是在那種大染缸底裏面,他要做一個正直的人,那是多麼痛苦啊。」

美智說,讓他們決定離開的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次次累積的打擊。「之前有很多個關口,我們都在等待會不會有回去的機會,期待有小小的轉機。」美智說。

來台北之前,每次香港政府的記者會,一家人還是準時收看,但看見官員總是一樣的嘴臉、說一樣的話,每一次,留下的希望都被打碎。「破滅了。慢慢就明白,我們只能接受。」

香港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攝:陳焯煇/端傳媒

「跟雨傘後相比,沉淪的速度,是直線落下的,現在更不止,」朱仔說。

「這應驗了年輕人所說的攬炒,但是是政權自己加速了。你知道他(政權)是要那個島,不是要那些人,所以很可惜啊,」朱仔說,「但這些年看到年輕人的表現,好觸動。」

「他們自己發展出自己的使命。」朱仔接話,「對香港的使命。」

「從來沒有人教他們,他們很自然的就覺得,生於此地就要為此地貢獻、犧牲。年輕人讓我對這個地方有希望,但是又看他們被一個個⋯⋯」美智說,「你覺得有希望的時候,就越離不開,但你走了。」

失語

從香港到台灣,過程太快、太突然,許多累積的情緒還未消化,不敢說,也不知道怎麼說。

城市裏,關於離開或留下的討論,總是在一次次的日常對話中被輕輕提起又放下。縈繞的,是內疚和矛盾。

我很想幫忙,但是又有一種很像逃兵的自覺,所以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是失語的。

蘇美智

「我們有一票朋友,之前出去遊行的時候會帶上孩子,但我們現在離開,好像是教孩子,我們現在不能夠再在這個地方待下去,」美智說,「這種內疚讓我不知道怎麼開口,然後也覺得,已經到外面的人,再說什麼都好像會錯、沒有說服力。我很想幫忙,但是又有一種很像逃兵的自覺,所以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是失語的。」

9月底,台北詩歌節的開幕詩演出《說吧,香港》,移居台灣的香港詩人廖偉棠撰寫一系列的粵語詩,獨立音樂人黃衍仁從香港飛來表演。美智和朱仔一家四口去看了。

坐在台下,她感受複雜。「自己在外地看他們說香港⋯⋯好像這個幸福不應該是我這樣走出來的人應該享受的。我感覺這個感覺應該會一直跟著我一段時間,就好像是,是逃離自己家的人,也沒有那個身份去很用力的去講什麼。」

「這就是創傷啦,」朱仔說。

「所以我想,如果我只是到外地移居,不是在這個(政治環境的特殊)時空,我可以寫出我的鄉愁。但是現在好像,那種鄉愁也不那麼簡單,寫出來可能會⋯⋯讓人感覺不好,所以有些東西就可能⋯⋯」

「放在心裏面。」

「對,放在心裏面,」美智說。「過去這幾十個月,一直在很鬱悶的狀態,所以說創傷,每一個香港人都分到了一點。」

有些心情,離開過才真正明白。

美智與朱仔。

美智與朱仔。攝:張藍/端傳媒

1983年,朱仔在香港高中畢業,以僑生資格到政治大學念新聞系。在那個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視香港人為僑胞,一群香港年輕人來到台灣留學、拿台灣身分證,畢業後順理成章留下工作。

他在台灣一共待了八年,講起國語幾乎沒有香港口音,也見證了台灣從戒嚴社會走向民主轉型。「一個黃金時代,一票好朋友一起成長,我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可以住下去的,」他說,「我把台灣當成我的第二個家。」

回想起來,他說,當年來台灣的人幾乎是考不上香港本地大學,又沒有本錢到歐美唸書的學生,「不是很光彩的事」。誰也沒有想到台港的客觀環境一個進一個退,今日的香港越來越像過去戒嚴中的台灣,而當年的決定,讓他擁有台灣護照,在今天可以帶一家大小離開香港,到台灣生活。

不過,在台灣跑過新聞,在香港也跑新聞,朱仔記得當年回香港工作的第一天,就發現「咦,感覺不同」。「那個感覺當時我說不上,後來我釐清了,那是對土地的歸屬感,多了一層東西,那時候我就知道,香港是我的根。」

美智也有類似的體驗。她和朱仔以前在英國北邊的一個小鎮讀研究所,生活很安靜,他們也喜歡當地的生活,以為自己可以留下來。可那時家人重病,美智一接到電話就飛了回香港。

「飛機在香港上空的時候我覺得,啊,回來啦。我就知道我跟這個土地結連很深,所以要離開,其實⋯⋯其實是挺辛苦的。」

「港配」

也是這半年美智與朱仔才發現,旅遊與生活、讀書與移民,有許多不同。

美智說,這幾年忽然覺得台灣很親切,「有共同的語言,好像也有比較多共同的追求。」她在工作上認識了一些台灣做童書和出版的朋友,一家人也常常來台灣自由行,探望台南的老同學、住在花蓮種文旦的朋友的農場裏。那時候覺得,香港和台灣,兩地文化相似,應該不會有太多生活上的衝突,沒想到住下來,差異仍大。

朱仔說,最初他們找了一個在圓山、靠近台北美術館的公寓。房子在內街,非常安靜,也有兩個露台,空間很大,外面還有一個公園。「超喜歡的,量那個呎啊什麼都做了,但到前一天還是決定不租。因為老房東受幾年前兩個香港女孩的影響,說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的,所以要我們找保證人,還要預繳12個月的房租。」

短短半年時間,美智說,已經感受到「新移民」的標籤貼在身上,感覺是多麼無力。「好像不管你做什麼,怎麼解釋,都很難抹去別人對你的刻板印象,」她說,「那時候是因為他見到我拿香港的護照,就覺得不放心。」

台灣台北市。

台灣台北市。攝:陳焯煇/端傳媒

「可是那天是我來簽約啊!」朱仔拿的是台灣護照。

「簽約的是他,可是他們就覺得有一個香港的太太。」

「你是港配!」

「對,就是我,我是新、移、民!」美智說。

後來美智多了心思。去看房子的時候,她盡量不說話,簽約的時候晚一點才到。「好像是不見得光的,這種不好的感覺。」

初來乍到,發現在台灣人眼中,香港人有時候「勢利、自大、只會賺錢、說話很大聲,有種優越感」,美智一口氣說出香港人在台灣人眼裏的形象。但有時候,刻板印象則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同情可能也是一個刻板印象吧,未必是同情我們兩個,是同情香港人,或是代表那種身份的人......我們就作為一種投射,代表最苦的那些人來接受同情。

朱漢強

「我們連去菜市場買個水果人家都跟我們說,你們留下來吧,台灣保護你們。」朱仔說,感覺自己一家一下就成了香港人的代表。

「香港現在很亂,你們不要走啦,留下來啦,」美智說,「或是溫暖的拍拍你,說辛苦了。」

「同情可能也是一個刻板印象吧,未必是同情我們兩個,是同情香港人,或是代表那種身份的人,」朱仔說。「我們就作為一種投射,代表最苦的那些人來接受同情。」

美智說,有時候她會輕輕的提點兩個孩子,他們是學校裏唯二的香港人,要「好好表現」。

「這是無可避免的,台灣對香港的關注比以前高,大家對自由民主的想像,也都會投射在他們身上,」美智說。「不過我相信刻板印象會由個人與個人的交流打破,你沒有遇到個人的時候,你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投射很多好的不好的想法,但是當人與人接觸之後,好的事情會發生。」

美智說,妹妹在學校玩得很開心。「第一天回來就告訴我,我的腳很酸啊!」以前在香港長沙灣區的小學操場裏,學校規定不能跑步,「所以她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追,回來就腳酸了。」

有同學想學廣東話粗口,妹妹教他們這樣說:「你好靚女」。

哥哥的壓力相對比較大。開學第一天,老師已經在黑板上貼了升高中會考的倒數。「但是他們真的好厲害,突然之間丟他們過來,丟他們去宿舍,丟他們去學校,丟他們去面對會考,我覺得他們很厲害,起碼比起我厲害。」美智說,她因為多在家工作,生活某些方面還是和香港差不多。

台灣的教學方式,兩個孩子也還在調適。香港期望學生討論、分析,小學的功課已經有新聞分析,要剪報,畫畫或者寫一些簡單感想。「但很好笑的是,香港的報紙沒有適合這麼小的小朋友看的,沒有來龍去脈,只能找一些類似趣聞或社會新聞,撞車、送院啊。好多時候感想都是,啊我以後開車會小心一點。」

相較之下,台灣則更多綱領式、資訊性的輸入。「哥哥說他學的東西多過以前,但是他指的是寬度不是深度,」美智說。「香港好心急,幼稚園就要他們自己做分析,這可能是跳步驟的,台灣是去到孩子需要有自己想法的年紀,不夠空間給他們思考和分析。如果兩邊可以混合一下就好啦,我們還在探索。」

美智5月短暫回港,香港多區示威反國安法,有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的學生被捕,美智看到新聞後畫下了這一幕。
美智5月短暫回港,香港多區示威反國安法,有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的學生被捕,美智看到新聞後畫下了這一幕。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的家,朱仔一人把家當或送走或包裝後,自己睡地上。
香港的家,朱仔一人把家當或送走或包裝後,自己睡地上。圖:受訪者提供
朱仔回台北隔離在家。
朱仔回台北隔離在家。圖:受訪者提供
冰箱。
冰箱。圖:受訪者提供

島嶼

9月中,從香港舊家寄出的最後一大堆物品,裝在27個紙箱內,終於寄達台灣的家。美智在不同的箱子裏,找到三卷用了一半的廁紙,分別來自香港老家三個不同的角落。幾個星期過去,生活用品大致收拾好了,只剩下一些雜物需要整理。

「我收拾行李的時候,有一些情緒,」美智說。有些箱子放了一陣子還沒有拆。「尤其是看見香港的書都寄來了,有一些書跟著你很久,看見它忽然間在這邊出現的時候就覺得,唉⋯⋯自己的根又被砍了一段。」

其中一本跟著美智搬家多次,最後一起來到台灣的書,是香港作家陳慧的小說《拾香紀》。小說裏,連家最小的女兒連十香剛好與她同年,帶領她看家庭裏的錯綜複雜,還有她成長的香港,以前讀的時候,已經感覺許多神奇的聯繫。「它也討論對一個地方的愛。書裏所說的那種愛,我想是永恆的,只是現在我們都轉換了另一個距離去愛這個地方,同時努力適應在台灣的生活。」幾年前,陳慧也搬到了台灣。

美智說,最近她常常問自己:「究竟我幾時可以好像鍾意香港咁鍾意呢個地方?(究竟我什麼時候可以好像喜歡香港一樣喜歡這個地方?)」。對這個問題,她有很大的懷疑,也才發現,原來對家鄉的情感,不是那麼容易轉換。

以前美智在香港訪問少數族裔,遇見有些家庭一路活在自己族群的小社區,和外面的世界沒什麼發生關係。「當時會覺得好可惜呀,也覺得好不可思議,現在自己成為一個新移民,開始明白那種慣性,為什麼他們會活在某一個時空裏面。」

走出去,需要花很大的力氣。

「要知道自己的來到,可能這邊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你應該理解,我也是這個地方的一個課題,要怎麼去進入、參與,是要有敏感度的,不可以自己覺得我來了,我就來了。」美智說。

像是國語要學好。她笑說,女兒的老師打電話給她,有時候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不可能每天在這邊掛著『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在這邊過生活』的招牌...... 我的想法是做一個港台人、或台港人吧。

朱漢強

朱仔則說,他在台灣生活過八年,過去也常去出差,採訪過華航空難、921大地震,但是發現自己對台灣的理解還是很少。而且,十多年過去了,一個城市會有很大變化。「隔了十幾年再來,記憶很淡,那時候我有點害怕,台灣是我成長過程很關鍵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都沒有了,我讀書的時候也還沒有捷運啊,所以跟自己說,我對這個地方的理解真的是不到皮毛。」

「我最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不可能每天在這邊掛著『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在這邊過生活』的招牌,這樣說不過去,」朱仔說,「我的想法是做一個港台人、或台港人吧,因為兩邊的身份都有,我們究竟可以在裏面做一些什麼角色,無論是加強一些溝通或是理解是不是可以呢?」

美智與朱仔。

美智與朱仔。攝:張藍/端傳媒

在台灣短短半年時間,美智和朱仔已經開始在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開廣東話節目、在獨立評論@天下寫專欄,談台港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生活體驗,也訪問他們關心的人與議題,例如疫情裏的教育、香港人的精神創傷,希望能讓香港人更真實地瞭解台灣,台灣人更真實地瞭解香港。

許多事情他們還在習慣,像是日常的倒垃圾。

台北的新家裏,冰箱上貼著垃圾車的時間表——在台灣,住戶要追垃圾車、做資源回收。美智說,自己到現在都還記不起時間,於是,妹妹幫媽媽製作了一張倒垃圾攻略表。

「還有我剛剛就想問你,捷運上除了國語跟台語的廣播,還有一個是什麼?」

「客家話。」

「喔,客家話。你看,有好多事情都還不知道。」

最近,朱仔開始抓美智出去見朋友,兩人說有機會想多去不同的縣市走走。

「我們現在未必做得很多,但是慢慢的,總會有一些群體會看得到。好像很微薄啊,不過就慢慢的就好,」朱仔說。「台灣我蠻喜歡的,當然我已經沒有那麼天真,知道台灣有好,也有很多不好,非常多不好。但喜歡一個地方,就是喜歡他的好與不好。我想關鍵是,我認識了很多好的朋友、好的人,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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