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沒有改變什麼？

也許有人認為貿易戰已經大傷北京元氣，尤其對領導人的權威構成了損害。今年年初，疫情剛開始時，無數評論家都認為這是近年來北京高層的一場空前危機。然而，隨後的國際疫情走勢完全改變了這場危機的去向。

隨着中國政府控制住疫情，又隨着疫情在各國尤其是美國爆發到難以收拾，北京的壓力大大減輕。如果說年初武漢的糟糕應對、瞞報和各種家庭悲劇曾讓內地民眾憤怒之極，那麼全球各地的應對失敗則讓人們開始認為內地體制就算犯錯，也有遠勝於其他地方的修補和風險控制能力。而隨着疫情，全球範圍內出現追究中國責任或鄙視、排斥中國人和中國資本的傾向。這令許多本身並不親近體制的人群開始同情乃至認同體制——情況多少有些類似2008年年初西藏事件後，內地互聯網和海外留學生中開始出現的愛國潮。

放諸體制內，年初的疫情或許給了體制內反對聲音機會，以攻擊當前北京最高層的領導模式。但上月任志強案的重判，恐怕意味着這種聲音遭受了沉重打擊。事實上，十月份的「南巡」不僅是深圳特區40年慶典時的一場例行公事，也是一種政治表態：顯示在即將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之前，北京的政治局勢穩定，無後顧之虞。也就是說，無論是強力高壓也好，重新整合也罷，北京的局勢達成了一定的穩態。筆者認為這一穩態涉及到了經濟路線上的變動與對某些主張的妥協。這一點會在下文分析。

總的而言，貿易戰和疫情沒有改變政治格局和黨-國關係的走向，反而相當程度上催生了體制內的主動或被動共識。最壞的情況迅速轉化成了對外一致的局面，危險被轉化成了機會。這一速度，放在去年乃至今年年初，恐怕都沒人能預見到。

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想像，自由主義政治議程對中國的想像在今年遭到了重大打擊：在未來十年內，北京既沒有開啟政治改革的願望，也沒有任何壓力能夠說服北京改變政治體制。與此同時，對香港、台灣的政策，顯然也不會有新的變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講話的時間正好是在五中全會之前，而五中全會的日程安排，恰好放在美國大選之前。如果北京想要評估新的美國政治局面再作判斷的話，那麼理應採取更加觀望的態勢才對。然而北京恰恰選擇在美國的新局面出爐之前就敲定經濟和政治的安排部署。這意味着無論華府是誰上台，或採取什麼新政策，北京都希望保持「政治定力」，照着目前敲定的路線和應對方式「穩定地」處理下去。

「不均衡發展」重現？

2020年有很多失敗的預言，尤其是危機並沒有撼動北京的政治體制。但經濟壓力、貿易戰和疫情也顯著改變了北京對不少經濟思路的選擇。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說北京在用經濟路線上的變化換取政治路線的不變。

在先前近十年，北京的經濟政策可以說是不斷加碼調整，朝向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比如，過去數年間，北京、上海等地先後出台各種嚴厲政策以控制城市擴大和人口增長。各地政府在和網絡巨頭合作的時候，中央政府卻不斷打擊互聯網大企業，如2018年關停字節跳動旗下的「內涵段子」APP，又如壓制騰訊營收最大的《王者榮耀》手遊，等等。與此同時伴隨的是巨大規模的帶有鮮明「幹部包戶下鄉」色彩的精準扶貧工程和二、三、四線城市的開發搶人落戶。

這些政策當然是許多人，包括中產階級在內，對「另一場文革」或「左」的恐懼來源。但其背後的邏輯類似於中國「新左派」、農村問題專家温鐵軍的思路，即反思乃過去數十年改革開放中的貧富差距和不均衡發展問題，讓資源重新傾斜向鄉村、不發達地區，並限制大城市和沿海的發展速度，避免中國變成一個「北上廣深」和除此之外的廣大地區截然不同、差距巨大的國度——而這多少也是考慮到貧富差距將帶來社會不穩定進而危及統治。

也是同樣的時段，北京的體制——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體制收縮得更加嚴格，政治忠誠與是否能夠貫徹指令被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指標。以往中共體制下唯成績是問，地方官員和企業有更多「破格」空間和先斬後奏空間的「游擊隊模式」被極大壓縮。這一體制中上下行僵化的趨勢，充分反映在今年年初疫情中，地方不敢自作主張，等待北京指示的狀態裏。

但是，在面臨外部危機的時候，經濟上的收縮路線，和政治上的緊繃，讓位給了更加激進的「以空間換時間」的不均衡發展路線。

這些變化的一個重大信號是「超大城市城市化」傾向。這一路線的強烈信號，是九月「十四五」規劃專家座談會上出現了上海交通大學的經濟學家陸銘。陸多年來一直主張「大國大城」，即中國應該提升城市化比例，並且一定要發展超大都市，實現資源更有效率分配。

在過去，這一理論一直被主流的學者和官員狙擊，他們認為城市有極限的人口承載力，不能過度擴張。北京上海的人口控制，與雄安新區建設應對「城市病」的嘗試也證明，至少在此之前，超大城市被北京高層視為不可取或至少是非常有風險的一條路徑。但隨着「大國大城」理論正式「進京」。中國城市的規模限制似乎面臨「鬆綁」——九月，上海頒布新政，數所上海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直接獲取上海戶口。而十月，習近平在深圳的講話中已經出現了新的要求，明確讓深圳「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這一切都證明，相比對經濟增長和經濟能力的重視，分配公平或者發展均衡問題，再次被放到了被部分犧牲的位置上。

與此同時，大城市和巨型企業的關係也更為曖昧。就在不久前，上海正式和阿里巴巴簽訂了包括「城市大腦」在內的合作協議，而與此同時，深圳的新改革內容中出現了網民極為關注的「特殊工時管理改革試點」，許多人將之理解為深圳的企業，尤其是互聯網巨頭，可以在未來更加繞過有關勞動關係的法例，靈活用工，降低用工成本。這些城市和大資本的親近走向，顯然將對中國未來的政經環境帶來深遠影響。

「特區」的轉移

在許多港人眼中，深圳的經濟發展像是某種「背叛」：早年改革開放初期，是香港的資本助長了深圳經濟的起飛，也是香港人將管理模式、資本運作經驗與各種理念攜帶北上。但40週年的慶典上，沒有人提到香港在深圳乃至中國經濟騰飛中的貢獻。這當然是有意的「遺忘」。

如今，深圳仍然在許多細節上學習香港——福田中心區的馬路剛剛重新翻修，在鋪設大量無障礙人行道的同時，還把斑馬線漆上了「望左」和「望右」的提示。但在舊年的反修例運動後，北京對香港及港人的不信任已經足夠明顯。這種不信任感下催生的政策變化是：北京的首要目標正在從「控制香港為我所用」轉移到「讓香港對我不再重要」。

回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北京的盤算中，香港保持高度自治和相對自由的地位，並非北京向外部壓力妥協，而是北京認為，一個運行有效的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和自己本土制度不同的「特區」，更有利於自己在保持政治模式不變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發展上的好處。也就是說，雖然深圳的最初發展高度依賴香港，但在北京眼中，香港和深圳在整體的結構中類似——都是為了「國體」的延續而劃定出來和外界產生互動的一塊有特殊邊界（深圳的特區「二線關」於2010年代徹底廢除），實行和內地不同制度的地區。只不過深圳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劃出，而香港始終不夠「親生」。

舊年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的抗議者正是抓住了香港的「兩制」對北京的這一作用，才讓北京束手束腳，把主動權留給對手。這對北京來說恐怕是印象深刻，因而在其未來的盤算中，必然是想要削弱這種重要性。讓香港的反對者不再有籌碼和自己博弈。從北京的角度出發，未來只有不斷降低對香港的依賴，才能避免香港的反對者再次握有足夠博弈的籌碼。

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其實給了北京這樣一個機會。

無論是特朗普繼續連任，或是拜登上台，美國的政治建制和主流民意的對中態度都是清楚的：那就是需要和中國競爭，並對北京當局的發展道路加以遏制。北京也很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傳統上，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所依賴的道路，都是順應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包括依賴以美元為基礎的貨幣和結算體系，依賴以普通法為基準的司法制度和國際交易，這也是為何香港對北京如此重要，因為北京需要一個和美國體系的「接口」，才能發展得更好。

而在美中關係不可挽回地下行的今天，北京無疑會用另一種邏輯看待這個接口——把它看作美國滲透、撬動、驚擾或是阻止自己走向強大的一個渠道——過去是北京用香港這個接口獲得美國體系的好處，現在是華府用這個接口反向打擊北京。一個「機會」變成了要去控制的「風險」。更何況港人已經表明了自己絕非忠誠於北京。

既然舊模式已經開始行不通，那麼轉換新模式當然就意味着香港變得更不重要。「內循環」的論述看似是一種極其保守的經濟收縮，但是北京卻並非無牌可打。中國大陸的人口和空間意味着還有無數的人和地方沒有被納入增長和資本增值的邏輯。只要北京能夠承受不均衡的代價，那麼用空間換時間、用空間換發展就仍然可以屢試不爽——比如讓更多人放棄土地進入超級大都市，然後資本直接下鄉獲得更多的土地進行開發。這種手段在過去遇到了極大的阻力，但外在的環境惡化讓資本和決策者更有理由走向這樣的路線。

更不用說，在疫情下仍然保持正增長的中國市場和極高消費力的富人群體，對國際資本來說仍然充滿吸引力。也許，「內循環」的核心盤算是，把國內市場運轉出一個「小國際市場」的體量，然後用這個市場的活力將外界的資本吸納進來，最終用這個循環去創造一個以中國市場為中心的小國際體系，來抗衡美國體系。

而這其中就包括了將香港的部分「特區」功能轉移至中國內地的其他區域。比如，以海南的「免税島」承接購物和旅遊，吸引中國富人的海外消費流向國內（全島零關税，封關運行目前已經提上日程）；又如以深圳目標明確地發展高端服務業，開放「金融、税務、建築、規劃」等領域高端消費品的外國供應商進入，削弱香港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中佔據的高端服務業位置。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在於，國際資本願意承擔進入中國市場的潛在風險，並且他國市場確實不如中國市場那樣能夠提供穩定可見的收益。只要資本在這些方面仍有疑慮，香港對北京就仍然有其極為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價值。

此外，「特區」的轉移帶來另一值得觀察的趨勢：在更「安全」和更團結的高層政治氛圍下，北京是否會大規模重啟「游擊隊模式」——即鼓勵地方放權，發展「特區」，多多試點，再推廣全國的經濟模式？隨着深圳、海南、上海自貿區的新政策一條條提出，這幾年間的「新實驗」似乎沒有休止，但其速度、效率和自由度多少令人存疑。地方政府在當今的政治環境之下是否還能有餘量創造新模式，也有待觀察。

10月11日，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明文規定深圳在2022年即要「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制度成果」。而如今，距離2022年這個即將召開中共「二十大」的年份，已經只剩下十四個月。這或許可以理解為，北京非常急切地希望特區再次「特別」起來。但深圳是否能夠滿足這個目標？這個目標的完成情況，足以反映在過去十年的政治調整和管理變革後，中共的黨組織是否還有活力來滿足進取的經濟追求。

下一個十年

可以說，從新一波城市化思路，到深圳的新目標，所體現出的是在貿易戰和疫情後的國際局勢下，北京對發展方向的重新且大幅度的調整。這個調整非一時權宜之計，也涉及到北京如何看待自己在無法避免的中美衝突中的生存方式。

已經呈現出的圖景是：在中美對峙下，北京更進一步地拒絕了政治改革的路線，併力主投入一場和美國競爭的「偉大鬥爭」。

不過，相比先前數年，北京的新「鬥爭」無疑會形成如下局面：更多的資源會被從「腹地」吸納到超級都市區，而資本的積聚效應、精英的積聚效應和大城市的「吸血」功能會空前強大。這就意味着大資本，尤其是巨型公司在中國經濟乃至政治中的地位會在未來持續上升。

從2015年股災以來，金融資本、商業資本、互聯網巨頭無不和北京的管制關係微妙，而貿易戰中美國將中國巨頭定位為對手予以打擊，相當程度上讓中國政府和資本之間的關係「被迫」走得更近。這和上述更親近資本的政策傾向之間，也許是互為因果的。

只是，這種未來的走向，是否會在舊利益集團被習時代打擊之後，催生出新的政商利益結構？是否意味着地區間的不均衡，超大城市居民和一般居民間的不均衡，富人和中產階級之間的不均衡，乃至南北之間的不均衡會進一步拉大？又或者，當北京和大公司大資本們試圖以此走出和美國對峙的困境，以圖實現突圍的過程中，資本巨頭是否會變得「大而不倒」？到那時，北京的政治力量會用什麼方式讓巨頭們跟隨自己的指揮棒？

（李海，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