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習近平發言說：「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確實『照』出了、『考』出了在應急管理、公共衞生、國家儲備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我深以為然。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公布「人傳人」的論斷之後，中國大陸公共空間出現了罕見的信息爆炸與集體狂歡，但至今，作為一名忙於搶購口罩與無限期自我隔離的普通國民，我仍無法從公開信息中得知所謂的短板是哪一塊，或者另一隻靴子何時落下。
在2013年開始的政治週期中，中國的官僚系統出現了一些顯見的特徵。其中一些是加速展開了過去行政結構變化的線索，有一些是這一週期中的新發展。它們都深刻形塑了此刻中國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的行政應對。
我嘗試在此文中尋找的，首先是一個結構性的答案。我將回顧中國官僚體系的結構性矛盾，說明地方政府如何產生了「超調」反應，對於防疫有何影響；而公民社會又是否是替代性的出路。
此時此刻，整個中國都成為了疫區，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答案。這兩者從來不是矛盾的，答案也從來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