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内舆论市场上冒出了不少的“中国模式”。论述内容说千道万，吹捧之中不时语出惊人又或者自相矛盾，更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作者群也是形形色色，有中国本土专家，有海外华人，还有正儿八经的外国人。
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官方一直对“中国模式”进行定义和概括，最近几年更是成为软实力输出的重点。总的来说，“中国模式”要回答的是中国如何融入西方的发展体系，而它要推广的是“中国模式”的成功。
但在这样一个受到高度管控的中国舆论市场，在定义了权威的中国模式后，还容忍民间对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进行水平参差不齐的解读。一些作者在网络走红后，更有机会登堂入室，高调出现在官方的研讨会。
如此，“中国模式”的话语推广，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是怎样的合流？而当这套话语锻造得越发具有解释性时，是否对其他地区也会有吸引力？换言之，这套不同于民主的、讲述中国如何“成功”的威权理论，是否会在全球扩散？
“中国模式”在西方
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政策创新和政策实验的“北京共识”与教条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引发了热议：中国是否提供了一条有异于西方发展理论的新道路？
中国模式这个词首先出现在西方学术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学术界到智库，产生了一股“中国模式” 热。最早也最著名的，是由英国学者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 。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政策创新和政策实验的“北京共识”与教条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引发了热议：中国是否提供了一条有异于西方发展理论的新道路？
各种不同的中国模式理论百花争艳，既有许成钢和钱颖一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 和“财政联邦主义”， “地方发展主义” （Kellee Tsai），也存在对中国特殊性持怀疑态度的市场列宁主义（Jonathan London）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Ian Bremmer）理论。总的来说，这些讨论是对中国发展的成功原因的不同总结。
中国模式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中国的制度体系，能够在与现代化理论提出的许多基本要求相违背，诸如法制建设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腐败严重、缺乏私有产权法律保护等的情况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并获得经济的迅猛发展？
上述理论通过引入非正式制度、官员激励、地方公司主义等一些概念，将中国的制度特点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必要元素相融合，成功将中国的发展路径纳入到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研究的框架下。比如，人事权的集中和经济决策权的下放，使得地方官员在职业激励下努力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对企业家财产私有权的保护，等等。
由于这些解释的出发点是，中国制度体系相对于理想的制度体系存在哪些落差，因此这些中国模式理论不但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够帮助理解其在发展过程中浮现出的各类问题，比如区域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扩大、劳工保护落后等。
“中国模式”在中国
中国模式作为一套话语，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蓬勃发展。既有官方的“中国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国模式” 。
中国国内则很早就有对改革开放的总结，比如不久前中国大陆关于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政策的发明权问题的热议，但是很少有形成整套中国模式论述的尝试。中国模式作为一套话语，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蓬勃发展。既有官方的“中国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国模式” 。
以历史学者徐友渔的总结，官方的“中国模式”内涵简单直接，即“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徐友渔，2011） 。自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就尝试摸索一套不同于“苏联模式”、“东欧模式”的话语，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在会见外宾的时候，经常用“走自己的道路”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指尚在襁褓中的“中国模式”。
直到2002年，江泽民才在中共十六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中国最近几年来逐步偏离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中国模式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官方话语中。2017年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标志中国模式话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媒体舆论市场上，占据了更多篇幅、吸引更多眼球的是出自于国内学术机构和智库等、半官方或者是说民间的“中国模式”。
比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物理学背景的经济学者陈平、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等等，论述中时不时出现有违常识的惊人之语。比如广泛流传的《金(灿荣)教授语录》：“二十年后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什么叫双赢？就是赢两次”；而胡鞍钢公开发表论文称中国“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除了个别功力较深者如潘维之外，大部分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都很散乱，互相之间极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对话，但是总体上这些中国模式都服从一定逻辑。
除了个别功力较深者如潘维之外，大部分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都很散乱，互相之间极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对话，但是总体上这些中国模式都服从一定逻辑——为了实现两个目的：
一是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张维为，2017）。论述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国家主义（statism）。“国家主义脱胎于民族主义，但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许纪霖，2011）。
通过把国家主义同一党制威权国家相结合，这些“中国模式”普遍着眼于用几个要点来阐释中国的成功：选贤任能、党的强力领导、党代表全部人民、以及中国文化。
在政治层面，这些中国模式强调强大的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天然优势。比如潘维认为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基础上的“社稷民本制”，同时在社会层面还会贬低中国社会自身的能力，认为社会一盘散沙、缺乏有机组织、需要被国家所带领。这些论点与官方的观点遥相呼应，同时引入传统文化观做成一锅大杂烩，比如说在文化层面强调中华民族吃苦耐劳、敢拼、聪明的“天然优势”。
二是，这些中国模式也从不忘记要“强势地回应其他话语，包括西方话语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政治制度的质疑”（注：这句话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张维为在中国学论坛上的观点精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还在社会方面存在对立。比如，善治良治是衡量国家表现的唯一标准，民主则不是；台湾民主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弃等等。
这些中国模式往往借用了各种本土化的概念，比如“标本兼治”，“和谐中道”，“外圣内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拒绝和西方的中国模式理论对话。
重建意识形态权力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一些诉求和观念后面，是强调自由市场、强调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对想要牢牢把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形成了巨大挑战。
回到题头提出的问题，为何一个能够严格管控舆论的威权政府，在定义了权威的中国模式后，还会容忍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解读，并频频邀请作者为座上宾呢？
迈克尔·曼在阐述社会权力的起源时引入的意识形态权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理解中国模式话语的爆炸式增长。曼认为通过为社会提供规范和价值观，意识形态权力能够影响人们对直觉和经验的理解方式。意识形态权力指导人们进行仪式性的互动，能够形塑社会个体和组织的目标和行为，因此掌控了意识形态权力的国家对社会有很强的控制能力。
自打王朝时代开始，意识形态权力就一直是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在《儒法国家》一书中总结到，诞生于西汉时期的帝国儒学思想成为了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一，强化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整体的稳定性。儒家意识形态和乡村秩序相结合，帮助地方官员和乡绅合流，让国家权力得以缓慢地渗透到地方社会，在清朝达到了巅峰。然而到了王朝末期，清王朝对抗外部冲击的不断失败摧毁了社会对旧意识形态的信念。
长达半个世纪的外部侵略和内战过后，共产党以马克思阶级革命理论重建了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但经过十多年的运动和发展停滞后人民的信念再次摇摇欲坠。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开始复苏。同时市场化所需要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原本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计划经济，产生了极大冲突。意识形态转型的滞后，导致私营部门直到90年代中期还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产生了大量“红顶”企业家，很多实质上是私企的乡镇企业，也都不得不长期挂着集体企业的帽子运营。
直到王沪宁极具创造性的三个代表理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台，意识形态间的矛盾才暂时得到缓解，资本家（也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了一个位置，获得了合法性。从此确立了以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快就再次遇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在其《求是》文章中提醒，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已经成了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一方面，市场化进入深水区，要求通信、金融等关键战略行业进行进一步的开放；另一方面，自从中国打开窗户，公民权利意识开始慢慢提升，人民不但开始追求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和再分配体系，也开始出现对舆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诉求。
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强调、与现实的自由社会发展之间，打造了一个外实内空的新笼子，只待有野心的学者前来填词。
这些诉求和观念背后，是强调自由市场、强调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对想要牢牢把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形成了巨大挑战。重新确认意识形态权力，建立一种以强调国家权力，强调一党领导、抵抗外部影响的话语体系的需求迫在眉睫。
重塑意识形态权力并非易事，首先需要先建立一个自洽且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当现实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所依赖的规范，和国家试图推广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偏差时，要建立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就更加困难。
中国的改革开放奇迹本身就是拥抱全球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这时若再强调国家管控经济，容易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思维，占话语主导地位的国企更是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强调、与现实的自由社会发展之间，打造了一个外实内空的新笼子，只待有野心的学者前来填词。
市场代理人：被容忍的民间阐释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叙事的晦涩和复杂程度，但是又担心过于简化的话语容易扭曲官方立场或带来社会反弹，而通过市场代理人创造中国模式正好填补了这个弱点。
民间一些有识分子准确抓住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重点，并解读补充那些中国模式中的模糊地带。金灿荣在《求是网》发表文章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和合文化，就是不寻求一方压倒另一方。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这个文化价值有别于西方文化。”， 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放开舆论市场，“中国模式”就难免被为了博出位而严重偏离了主流民意的言论带出争议。2018年一篇署名为吴小平的“资深金融人士”的文章提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发酵，随后被多个主流媒体转载讨论，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一个月内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都先后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对这篇文章进行辟谣，习近平更是连用三个“没有变”和一个“不能变”，来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喂定心丸。
事后看来，虽然步子迈得太大，但是方向却没有看错。《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8月刊，刊载了关于中国新经济模式的“习经济学”（Xinomics）的分析，认为中国正在通过控制经济周期，行政主导经济以及国家渗透私企，在朝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重塑意识形态权力的第二个挑战，是国家推动的意识形态需要同市场上的各种思想相竞争。出于本身利益，市场媒体很少愿意主动配合官媒进行思想传播，因此“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不仅有来自国际思潮上的巨大压力，更有内部的传播渠道上的主体性分歧的挑战”。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挑战就更加巨大。
由于传统的宣传语言和内容缺乏竞争力，政府媒体做出了很大努力来打造平易近人的人设，为了吸引读者不惜中二化 ，比如新华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萌化长江洪灾的“洪水二号”（但惨遭舆论反弹），甚至日常对政府的宣传文章运用了钓鱼手段，比如生活小贴士，以吸引注意力（Lu and Pan, 2020）。
但是这些努力远远不够。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叙事的晦涩和复杂程度，但是又担心过于简化的话语容易扭曲官方立场或带来社会反弹，如上文的吴小平事件。而通过市场代理人创造中国模式正好填补了这个弱点，国家可以赋予代理人有限的权威，通过官方的座谈会，附属于官方机构的职务（诸如高等院校的某个研究中心）来保证这些中国模式的话语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信用度，但是又可以与这些话语保持一定缓冲距离，在招致反弹的时候可以通过官方的媒体进行批驳以正试听，避免对政府的苛责。
中国模式话语在中国的推广，在过去的十年里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模式话语在中国的推广，在过去的十年里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四万亿和持续增加的政府债务推动了经济跳跃式的发展，一举越过日本站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民众越发相信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克服经济周期，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近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上，成功控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民众对国家能力是判断国家表现的唯一因素的信念。
对外输出的复杂面貌
中国模式话语的输出总体上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结果，尤其是与当地人同中国经济往来的实际经验相叠加时，常常造成所在国民众和精英之间进一步的撕裂。
中国不仅仅满足于在国内推广中国模式，还热衷于向外推销这一套话语，而目标随着地区不同而改变。正如金灿荣坦白，在欧美的舆论阵地是要争夺话语权，为政权争取合法性；而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要拉拢和培养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精英，巩固盟友。
为此中国设置了大量的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学校和企业的奖学金和游学项目，鼓励外国，尤其是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学生前来学习中国文化以及经验。仅在2019年，教育部分配在来华教育一项的预算开支就高达33.2亿元。中国在2017年就已经超越了英国和美国，成为非洲学生最大的留学国。
同时期的一带一路战略也给向外推广中国模式话语带来了新的机会。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不仅承载了输出资金和过剩产能里的任务，还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论，重塑中国话语权的好机会。”
但是这种软实力输出是否成功？从个别案例上看，对外宣传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强调国家主义的中国模式话语广受非洲各大威权国家领导的欢迎。2016年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在视察当地一个中资服装厂时发表了以“复制中国发展模式”为主题的讲话，讲话中使用了 “五年计划”、“坦赞铁路”、“经济特区”等中国特色的政策用语。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模式输出的积极信号（王文，2016）。
一些非洲研究者在研究非洲当地的中国企业后，也认为中国模式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Sempiga，2017）。大规模的培训确实增加了非洲国家精英对中国的认识，不少学生即便对他们的课程本身没有印象，但是仍然通过中国经历带给他们的贸易和商业机遇获得了成功，并传播中国经验。
但是中国模式话语的输出总体上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结果，尤其是与当地人同中国经济往来的实际经验相叠加时，常常造成所在国民众和精英之间进一步的撕裂。中国在安哥拉、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投资采取了上层路线，中国模式话语广受统治者和地方政府官员欢迎。由于政治不透明，中国投资为官员和其盟友带来了可观的个人经济利益，然而投资进一步剥夺了当地人的资源，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困难的现象时有出现。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忽视当地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行为也备受诟病，两者导致了对中国模式大量的民间反对声音，相似的结果也频繁出现在南亚和东南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缅甸的密松大坝项目。项目导致超过10000人、47个村庄被迫迁徙，还可能带来潜在的地震风险，因此造成了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及国际环保和人权组织与缅甸政府的冲突。项目开工两年后，项目从最初宣传的“中国模式”变成了最后所有行动方的“中国困境”（BBC，2019）。一些中国观察者认为这是对中国“建设一座大坝，带动一方经济，保护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百姓”的区域发展理念的重大打击（王维洛，2012）。
内部的反噬
鼓吹中国模式会合理化这个打压松散过程，结果是削弱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
中国模式的话语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比起对外更加复杂。
首先，中国模式话语强化了意识形态权力，周雪光进一步解释为固化刚性体制弊端。国家主义思想中超越个人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会消解国家对个体的责任，让个体牺牲被合理化、被遗忘。
以疫情为例，抗疫的中国模式话语中看不到不计成本的封城造成的负面效应，更看不到武汉瞒报的制度问题。封城导致的次生灾难，诸如其他病患无法得到药物治疗，无法返乡而露宿街头等现象都没有被纳入反思和考量，只剩下在强大的国家能力面前疫情构不成威胁这样的印象。在中国抗疫模式话语中，体制不是问题的根源，反倒是问题的答案。
其次，信奉“强国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会贬低自组织、公民社会的价值，消灭建立超越私人网络的公共网络的可能性。社会组织能够迅速、灵活回应社会问题，是一国社会治理的有机补充。新中国的国家构建过程打散了原本的乡村宗族的社会组织结构，转化为个体对生产队，单位制度等国家组织的依赖。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中重新浮现出自组织，唯近年来不断遭到打压。
鼓吹中国模式会合理化这个打压松散过程，结果是削弱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在武汉对抗疫情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对物资的搜购、调配到武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内外社会团体自发完成的，搜购能力之强甚至造成了海外市场很长一段时间的口罩和消毒用品资源的短缺，但是很快政府就全面接管了物资的征用和分配，阻断了民间物资捐赠渠道。相应的，中国最终官方产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治理模式话语中，丝毫见不到自组织的身影，只剩下对国家机器的赞歌。
第三，中国模式的话语强化了民族主义情绪，恶化了外部环境，会导致对中国自身发展的反噬。张维迎曾警告强化国有资本和国家主导的中国模式话语完全违背了开放的精神，可能导致改革大业前功尽弃。鼓吹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发展理论不兼容的“另一条道路”会被理解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中国和国外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并逐步反映为经济和政治对抗。张维迎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崛起原因的错误解释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恐慌。相应的，海内外战狼行为和言论都是在为中国模式话语中中国和西方必然走向对抗这一自我实现预言添砖加瓦。
中国持久的高速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中国模式解读，但一个看不见脚下的大地，不能够也不愿意与其他发展模式对话的“中国模式”，成为统治性话语，无疑是危险的。这令人想起雷诺阿笔下莫奈描绘的雄伟的火车头：“喷吐浓烟，四下里什么也看不清。这真是一番让人着迷的景象，一个梦幻的世界”。待得滚滚浓烟散去，看清火车头孤行去远，可能已经噬脐莫及了。
参考文献：
Lu, Y., & Pan, J. (2020). 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FT中文网，2018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将贸易战归咎于“中国模式论”
许纪霖 2011 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 张维为论中国话语的崛起
徐友渔, 2011 什么是“中国模式” BBC中文网
王文，2016 非洲发展宜复制中国经验
Sempiga, O. (2017). Does China offer a new narrative and an alternative v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3(1), 4.
BBC, 2019 中资缅甸密松水电站是否重启成为昂山素季面对的“中国困境”
王维洛，2012 缅甸搁置密松大坝建设是对中国区域发展理念的重大打击RFI.
中國模式還是存在的，包括對外的統戰、盜竊知識產權、信息都是證據。
出发点还是在以西方体系为主的论点，同样的封城，不同样的点评，中国只是希望进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世界还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有些斗争，不是你妥协或者韬光养晦就能捱过去，安格鲁萨克逊人就是要永葆最高，必然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何謂中國模式，將人民視為蟻民，隨時可被犧牲，沒有權利，人民只是為國家發展的棋子，死活不重要，最重要是勞動，不聽話的就抓掉，親友也要問罪，實行連坐法。
還要讓人民要有自我認知，認知自己只是賤民的事實，不要妄圖叫國家給予權利和保障。
封闭式防疫的负面影响：
轉：哈佛、牛津和斯坦福三位顶级流行病专家10月4日提出大伯林顿宣言，倡议立即改变防疫政策，实施重点保护高危人群的策略，低危人群全面放开，实现群体免疫。宣言书三天已获得近四千医学专家，七千医务工作者和近十万公众人士联署。宣言指出，由于封闭式防疫所造成的其它不可挽回的损失，如错过流感疫苗，心血管疾病延误治疗，癌症早期诊断等，已经大于疫情本身的危害。日前世卫组织估算，全球已有10%的人口感染。洪水已经形成，靠堵是堵不住的。世卫组织同时也宣布，目前病毒主要是通过无症状感染者传播。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的病毒，自然倾向于无症状感染。病毒随着传播而毒性降低传播性增强，既符合科学规律，又已被数据证明。比如高校开学以来，学生已出现7万多例阳性，但需住院的只有四人，死亡一人。正如宣言中写的，对低危人群，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已经低于流感。整个宣言只字未提经济社会方面的利害，仅仅考虑医学上的取舍。
作者是誰? @initiumnews
南韓與台灣的發展本來就不符合華盛頓共識，根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依據那些教條發展成功的。美國的發展經驗就是不符合華盛頓共識的教條。美國第一任的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就是國家主義經濟發展的始祖，啟發了德國學者里斯特。經歷了那麼多金融危機後，這些史實已經廣為人知。我們也知道中共移植了台灣經驗，通過二元的勞動體制壓榨了農工原始積累。這些在過去的西方經濟史上也有相對應的現象。所以，不知道所謂中國模式之類的話語究竟有何值得宣傳為傲的?何況中國還沒有完成發展，還差遠的。根據本人印象，一旦學者開始吹噓模式的時候，也就是該模式快垮台的時候。1997年前幾年吹噓儒家資本主義，借用偉伯來解釋東亞經驗的著作不少，中英文著作都有，然後呢，韓國就垮了，接下來就換成一個新的說法–crony capitalism. 現在還有誰會去念那些東西? 中國人嗎? 好耶!
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对封城模式的批评是夸大，单就次生灾害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尤其2月时有很多白血病人连医院都没法去，有病人就这样去世了（微博上的柚子的妈妈）；需要洗肾的尿毒症患者找不到定点医院在家憋了一周跳楼的也有（老人，vista有报道后来文章被删了）；还有得癌症的住不了院得不到护理在微博上求救；更不要说边缘的艾滋病患，需要药物大部分都是靠自组织的帮助。之后北京和新疆二次爆发时在微博上也同样有相似的求救，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官方统计，现在谁也不知道因为次生灾害死了多少人。
@EricChan 那部分我们好像确实是一致的。
效率话题方面，政府不对舆论作出反应可能是满足舆论体现的需求，在其效率函数的评价下可能并没有用。即使自组织满足了一些热点需求，从整体效率而言也不一定有提升。如果只是提升微小那可能无伤大雅，但以过往自组织筹款中曾有审核发现被舆论大量关注的筹款者并不贫困的例子，这种分配可能是不公义，且负效用的（导致整体捐款意愿降低）
所以单单因为自组织更好的满足舆论期望而认为其有更高效率可能是不公平的，那可能只是“满足舆论”的效率而已。
@jackhui
獲得信息和做出行動的能力與效率是兩回事。單純談獲得信息的能力沒意義。你覺得是廣東某市市長比較早知道武漢出現不明肺炎，還是YouTube上關注中國醜聞的大紀元系媒體，又或是台灣PTT的鄉民？今年的武漢肺炎在最初的一兩個月發生的事情不記得的話可以回去看看新聞。百步亭社區的萬人宴和武漢紅十字會的一系列騷操作還是歷歷在目。就算不談中國，日本美國在疫情開始爆發後因為各種原因的遲緩反應還是歷歷在目。就算是共產極權的蘇聯也出現了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情況。政府龐大的官僚體制，複雜的利益糾葛決定了政府的運作效率容易較低。各種渠道傳來的情報往往是出事了以後才到決策者的手上
@jackhui
「公民自組織對比國家力量的優勢從來都是靈活性與效率作為國家力量的補充，而疫情初期的確體現了這一點。」
我說的好像跟你這里說的沒衝突吧。
@ EricChan 非政府就非中国模式是谁定义的。。。
@EricChan 我也同意用政府生产与公民抢购对比确实有点奇怪，两者其实相辅相成不是对立因素。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吧，公民从舆论所获得的信息与政府从行政角度获得的信息对比，两者到底哪个更具灵活性和效率？
前者的信息来源是舆论，其分配的逻辑在于有需求的群体会在舆论中发出更大声音，因此获得更多分配。后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统计。按舆论声音分配真的就比按统计分配有效率吗？
舆论发声是需要能力的，按舆论声音分配其实会与舆论能力成正比，而舆论能力与获取资源能力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分配对弱者倾斜程度不一定高于政府分配。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急救的定律：叫得最大声一般不是最需要救的。真正有需求者往往同时丧失发生的能力，按声音高低分配并不一定更有效。
舆论上认为公民自组织更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两者是同一信息来源，解决问题的优先度一致，会更有效解决舆论关注目标，因此造成更灵活有效的假象。我认为政府按统计分配在整体问题解决上是更有效率的，公民自组织的分配模式由于和政府不一样，所以可以有效补充一些被忽略的面，但根本上是一种较低效且不公平的问题解决模式，也许该比较的是政府+公民与纯政府模式。
但。。。这公民参与救助在中国模式没有吗？新闻能看见的例子就不少吧。
今年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對「中國模式」有很大的挑戰，主觀上我感受很深的是即使有網絡刪評的存在，互聯網上對於政府的批評和質疑開始多了起來，這也許是因為演算法的原因所以也不能作準。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對中國政府體制的觀感從前幾年的「這是一個好的政府體制」變成了「這是一個不算差」的政府體制。以最近幾天來說就有游泳冠軍因體測成績不過關，即使打破亞洲紀錄也無緣領獎台的事情發生。過去中共自詡乃至外國都不得不讚揚的技術官僚主導，專業有效率的官僚體系（不管事實上是否存在）似乎已經不是群眾對於政府效能的普遍印象。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失業率持續上升。「中國模式」必然只會遇到更大的挑戰
“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级的庞氏骗局
@Jackhui 我想回應一下你的看法
1 關於封城這一點，我覺得作者提到封城所帶來的副作用的確是誇大了而且描述也不準確，這一點我是同意你的
2 關於政府主導的生產為主 vs 公民自發搶購為主 這兩種口罩供應模式的比較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首先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產國，日產量破億。政府全力重啟因春節而停頓的口罩生產供應是必然也是最有效率的選擇。但是不能忽視中國國家體制在疫情初期對於口罩供應以及分配的低效，包括部分主力收治病人的醫院得不到口罩，反而是需要醫生在微博求救需要公民購買並經由快遞寄送到醫院，而部分口罩被地方官員扣為己用，或是交給並不需要處理肺炎病人的莆田系醫院，甚至出現了不同省市地方政府相互扣押徵用別的省市的口罩的狀況，更讓人質疑國家體制的運作有效性。另一方面，口罩全球性的短缺是因為疫情全球爆發導致對口罩需求急升所導致的，中國公民海外搶購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公民自組織對比國家力量的優勢從來都是靈活性與效率作為國家力量的補充，而疫情初期的確體現了這一點。
没有枪杆子打到柏林就没有东欧的苏联模式，斯大林同志深明的道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同志怎么就不懂呢？
习近平早说了，没有共产党（铲平社会），没有共产主义制度（暴力专政后盾的超低人权优势），没有中国文化（以无耻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就没有中国模式。
许多对“中国模式”的辩护，最终都要诉诸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要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物价大幅上涨了呢？那不就说明这套制度失灵了吗？现在中共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此不得不找各种其他的可以引爆民族主义的点来维持自身合法性，最终只能引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最终又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反噬其本身。
其实我觉得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民主理论”“威权理论”对应的一种概念，想尝试将中国模式理论化再进行比较总是有点别扭，当然现实中确实有不一样的理论选择，但更可能是在更高层面理论形成逻辑方面上的不一样。
想回应一下文末所提“内部反噬”数点：
1. 很多人都看见武汉封城导致了其他病患缺乏照顾的问题，但都没有看见这些问题都在一个月内被解决（作为反应缓慢的公民自组织一部分的我在一个月左右介入发现已无大事），并完善了一套较少负面影响的封城模式为后期封城提供经验，而解决模式本身就包含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对“固化刚性体制弊端”缺点的批评完全落在空想和推演上，作者是只在香港看新闻了？
2. 迅速反应的公民自组织购买口罩例中，公民自组织造成的后果是世界性市场上口罩的缺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恐慌。而政府接管后，由生产而非抢购为主线的政策在满足国内需求后，成为国外疫情爆发前期的主要供应。自私的优势真的不需要兼顾外部负面影响吗？
3. 民族主义确实是个问题，这点非常同意，我也挺讨厌这个的。
回到前面提出的“為何一個能夠嚴格管控輿論的威權政府，在定義了權威的中國模式後，還會容忍這些水平參差不齊的解讀”，难道“定义一种模式后不允许不同解读”不是教条主义的特点吗？西方社会确实容许解读，但却没看见不符合“教条”的“民主自由”解读被承认，只会被冠以“威权”“保守”而排挤出自由民主论述，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排斥参差不齐的解读啊。当然这只是比较理论层面的特点，意识形态对抗就是另一回事了。
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中国模式”，它更多的是作为一套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通过洗脑大多数中国人以维持党国统治的合法性，虽然目前看来洗脑是成功的，但无实在的“中国模式”总有“破产”的一天，在那天之前党国仍需寻找新的宣传话语，甚至党国会随之一起倒塌。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官方用意识形态来巩固合法性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毕竟忽悠又不会有太大的花费。
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并非前无古人。至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仍远高于中国大陆。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家积极参与规划和引导的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的不完美复制。
看到一个本吹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现在宣扬民族主义、一个号称信奉以无政府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现在宣扬国家主义来建立意识形态，毕竟是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