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喬瑟芬：台灣，要拒絕在一場不對稱的資訊戰裏成為武器

談到資訊戰，多數人會自動與「假新聞」畫上等號。用虛假訊息混淆人心可能從人類有戰爭開始已經存在，假新聞也非全新的現象。然而社群工具的出現，卻讓資訊戰脫離過去所有我們了解的戰爭形式，成為可以精準到針對個人量身定做、打擊的奈米級武器，也徹底改變了這場戰爭的本質。

在大數據出現之前，操作者並不真的知道投放出去的訊息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能多有效，直到搜尋引擎和社群工具為了解人類的嚮往與慾望、如何形成價值取向和選擇意向這個暗房，點起了一盞高瓦數日光燈。

在這場戰爭中，敵人並不（只）是特定國家的政府，而是握有海量數據的科技巨頭，和任何能花得起錢去購買它們服務的人。理解這場戰爭如何直接在你腦海中開打，才能完整認識這場戰爭的性質、找到解方。

假客戶，真商品

廣告主面對的也不再是「三十歲經濟獨立的都會女性」這種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費者，而是這樣的帳號：「OOO，三十五歲、台北人、外商業務、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間、希望與伴侶各自財務獨立，寧可養寵物而不是小孩，未與父母同住，每週上健身房兩次。」

社群平台的服務幾乎都是免費的，使用者並不是他們的真正客戶，廣告主、劍橋分析、政治公關公司、政治人物競選總部才是，而我們，其實是被販賣的產品。社群界面裏每一個按鍵、每一個功能，不只串連著你的人際關係，成為你與工作夥伴、親友最重要的連絡方式，同時也扮演著改變慣性甚至想法的作用，包括將原本你並沒有的念頭灌輸給你。

臉書用戶已超過24億，等於中國與印度的人口總合，YouTube 的使用者超過10億，推特活躍用戶數超過一億，谷歌的 Gmail 活躍用戶數超過15億，還握有全世界最大搜索引擎，累積了22年人類意向的數據庫。這早已不是單純販賣你的個資（個人資料）給詐騙集團或是銀行業務，廣告主面對的也不再是「三十歲經濟獨立的都會女性」這種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費者，像臉書這樣的社群工具能透過收集到的數據，能明確找到這樣的帳號：「OOO，三十五歲、台北人、外商業務、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間、希望與伴侶各自財務獨立，寧可養寵物而不是小孩，未與父母同住，每週上健身房兩次。」

是的，你每天使用的社群工具，就是這麼了解你，Google地圖比你的主管更能掌握你的行蹤，Uber Eats 比你的伴侶更了解你的飲食喜好，臉書比你更知道自己是否口是心非。所有資訊，都是我們或自願、或毫無察覺時透露的。這些公司不只知道你是誰，還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甚至能進一步透過對你的理解，創造原本並不存在的「需求」、改變你的想法。

或許有人覺得跟所換得的便利相比，這麼一點小小的資訊交換根本微不足道，但當這些被運用在選舉上呢？運用在政治宣傳上呢？我們仍覺得無所謂嗎？這些「數據點」，遠比過去任何極權政府對人民的政治監控檔案更細微。

這使「溝通」一詞變得極其諷刺，因為任何在社群平台上進行的溝通，都難逃由演算法與出錢的廣告主共譜一場大型操弄的命運。我們或許有博士學位，或許是律師、醫生、核子工程師，會設計半導體，卻不一定知道身為一個人類的心理機制是如何運作的，而這正是這些科技巨頭得以掌握重大財富的關鍵：將所有說服、改變人類行為的心理知識，融入進他們的設計。

被偷走的選舉與民主

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早已超越「跨出同溫層」的呼籲，不是小心填寫個人隱私就能解決的。

從2016年起，已經有學者、獨立記者開始注意到這個現象。社群平台起初的目的是將人串連起來，然而面對「如何營利」這個問題時，幾間巨頭不約而同走向利用手中數據、透過設計來壟斷人的注意力的路線，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自願為其勞動、生產。

深諳人類心理機制的設計師們，透過操作著間歇性增強、從眾、渴望被認同等效應，讓我們無法自拔的深陷在滑動與各類通知中，誰家的 app 可以讓用戶停留的時間更長，也就越有商業價值，因此設計者努力讓你得到更多正向反饋、覺得被認同，你開心了，就會付出更多時間和注意力。以心理健康的觀點來說，這就是一種數位毒品。

劍橋分析的離職員工所曝光的文件指出，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數據來建立分析模型和演算法，將10,000種不同的廣告精準地投放到不同的族群當中。而臉書至少涉嫌洩露5000萬筆個資，且最晚2015年已知情，卻未採取任何補救措施，導致大西洋兩岸的兩場重要投票遭到了外力的不當介入。

劍橋分析在2016年歷經英、美國會的聽證會與司法調查後，已自行停業，臉書也在消息曝光、股價大跌後，保證會修改其隱私政策。然而根據英國《衛報》、《Channel 4》與美國《紐約時報》合作持續進行的調查報導指出，除了川普和脫歐陣營外，至少還有十幾個國家的政權和候選人，與劍橋分析有過接觸，曾試圖或已經購買過類似的服務，並且透過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數據，將大筆資金投入社群廣告，其中有陣營或政府涉及煽動暴力與種族迫害。在他們所列出的資訊地圖裏，台灣也赫然在列。當任何競選陣營透過購買這些數據，或委託社群平台進行透過數據分析的精準投放時，等於是在民主制度裏作弊。

除了川普和脫歐陣營外，至少還有十幾個國家的政權和候選人，與劍橋分析有過接觸，曾試圖或已經購買過類似的服務，並且透過這類公司所提供的數據，將大筆資金投入社群廣告，其中有陣營或政府涉及煽動暴力與種族迫害。

即使科技巨頭們承諾改進隱私政策，也增加打擊、查核假新聞的力道，此刻卻少有國家的法規，能跟上新科技的發展趨勢。況且，當臉書開始禁止或要求政治文宣有一定透明度，有需求的人們就轉往難以追查來源的 Line，以及尚未有明確管制政策的 YouTube 平台上。因此，數據權是此刻最迫切需要被明確納入保障的基本人權，民主國家也需盡快補強與選舉相關的法律，強制科技巨頭們在設計與開發流程中，建立如同醫藥類實驗的倫理規章與監察機制，才能扭轉這場不對稱戰爭的局面。

但法令能防範的畢竟有限，只能還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抵抗基礎。社群平台誓言對抗假新聞的行動也不算順利，一來人工通報、查核，遠比不上透過既有人脈網絡往外擴散的速度，二來查核的基準也經常為人所詬病，甚至因為缺乏覆核和制衡機制，還可能演變成新型態的言論箝制，或激起更嚴重的對立，例如推特或臉書刪除特定立場的帳號和貼文。

對於公共討論裏那些「被傷害的情感」和仇恨，我們甚至必須追問這些情緒是如何產生的？是屬於自己內在的，還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確實存在，卻被更挑起放大，到我們不願也無法跟差異者共存的地步？

因此，在法律未竟之處，需要更多人願意透過不斷練習，去察覺、破解這些操弄手段，彼此提醒，讓公共性與公民社會重新成為可能，包括直視那些最困難的提問、辨識自己在其中的反應，是基於政治理念與原則的辯論，還是「被傷害的情感」。這並非否定情緒在公共領域出現的資格，但情緒不會自動讓你的主張有正當性。我們甚至必須追問這些情緒是如何產生的？是屬於自己內在的，還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確實存在，卻被更挑起放大，到我們不願也無法跟差異者共存的地步？

台灣公共討論的毀滅

新興的各方意見領袖們，或許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卻早就從經驗中體會到越是簡化二分、激烈指責、選邊表態的言論，特別是讀完能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憤的圖文，就能獲得越多的按讚、轉發。

我們由此進入另一個階段：認清這場戰爭完全不對稱的本質，和它發生的場域。當演算法打造了無數分裂版本的「真實」，原本已經因為大眾媒體各擁立場的資訊轟炸而瀕臨崩潰的公共討論，和民主社會仰賴的不同社群相互理解、協商的公共性，直接被這場土石流沖毀。

過去，我們尚能抓住事實作為辯論基礎，例如氣候變遷的傷害是真實存在的，但各方對於是否改變生活方式（茹素、少用油與電）、限制碳排放與開發綠能各自的比重之間有不同看法。然而，現在我們卻要爭吵「氣候變遷只是自由派傷害經濟發展的陰謀」。當我們因此而失去辨識事實的能力，甚至否定事實的存在，「公共」也不復存在。

新興的各方意見領袖們，或許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卻早就從經驗中體會到越是簡化二分、激烈指責、選邊表態的言論，特別是讀完能讓人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憤的圖文，就能獲得越多的按讚、轉發，看到他們的成功經驗，不少政治人物和議題性粉專也紛紛跟進，忘卻身為民選政治人物或被任命政務官的責任，開心當起帶風向的旗手，為自己「社群行銷」成功而沾沾自喜。

一旦情緒被挑起，特別是在恐懼和憤怒這兩種情緒下，多數人已沒有心理的餘裕，不論是去看見他者的苦難，或是思考恐懼的成因。在進入媒體識讀之前，我們需要搞清楚自己為什麼憤怒、為什麼恐懼，而在這種憤怒與恐懼中，我們放棄了哪些，忘記了哪些，否定了哪些，又為什麼改變了想法。

我不同意將這股底層的情緒簡化為狹義的國族主義，但我們確實必須正視這股集體的情緒，這情緒已在我們的公共討論中蔓延許久

舉一個近期在台灣極具爭議的例子：公視晚間新聞製作了一則有關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內容是中共官媒拍了一部記錄片試圖改變外界對此事的看法，也轉述了美國國會和相關人權組織對其的批判。官方粉絲頁在分享這則新聞的文字稿時（有附該則新聞完整影片），僅截取了一段文中中共官方對外宣稱的說詞，並未加註譴責字眼，此舉引來網友的誤讀，並在相關社群傳開，公視粉專瞬間被洗版，也有KOL下場參戰，指責公視的報導手法，是「在邪惡納粹政權面前假中立」。

批評公視的論點大約可歸納為三個面向：一、新聞標題讓人以為是在為中共宣傳；二、公視接受大筆政府補助，怎可播放敵對國家為慘無人道的種族迫害行為洗白的記錄片；三、內文只有並陳雙方說法，沒有批判中共，是假中立，有違媒體道德。

事實是，公視的新聞下標使用「官媒」、「續宣揚」已清楚點出批判中共的立場。公視也僅於該則新聞使用一小段記錄片畫面，不足一分鐘，事發數天之後，卻仍有不斷湧入的留言指稱公視播放「整部」影片。而第三點看似有理，卻搞錯了「呈現報導」和倡議報導或評論的差異，前者是敘述「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後者是「我們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記者在此篇用字譴詞的細微差異，也顯示「並陳」不等於沒有立場，不等於「平衡報導」，且長期且揭露新疆集中營慘況，只要往前翻幾則報導，立刻都能知道。

唯一可稱為瑕疵的，是公視小編的政治敏感度不足，但讀者的誤讀，並不是該篇記者或公視這個製作單位的錯，讀者「不讀」就亂批，更不是公視的責任，但這個應被指正的風氣，在這波爭吵中反而被「正當化」了。

數日後，中央社製作了一則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線上演說內容的報導，全篇完全只有摘述講稿內容，並無任何「平衡、譴責」，但前幾天指責公視的KOL們都安安靜靜的，義憤填譍的網民們也都不見了。如果他們前幾日所主張的「媒體倫理」為真，為何中央社不必被質疑是為帝國主義喉舌，而公視新聞就是在為極權政府「洗白」？

立法委員王定宇譴責公視的貼文：「不願幫台灣做國際宣傳、卻為中國央視做大外宣」，具象的呈現了整個事件裡情緒蓋過事實、迫使理性讓位的根源：網民真正不滿的不是新聞該怎麼報，而是兩個月前，公視董事會拒絕文化部以專案委託執行方式，扮演國際宣傳一事。在台灣急切向世界宣傳防疫成績與民主成果的此刻，此派憂慮公視因此失去公共性的意見，無疑觸了主流民意的逆鱗：「身為靠納稅人（拿我的錢）製作節目、發薪水的公視，拒絕為台灣宣傳這麼光榮的任務，本來就欠修理，還跑去報導中國央視拍記錄片的事？」這才是公視事件炎上的主因，也是這些粉專、KOL、網民們可以如此雙標、濫用新聞倫理詞彙的原因。

我不同意將這股底層的情緒簡化為狹義的國族主義，但我們確實必須正視這股集體的情緒，這情緒已在我們的公共討論中蔓延許久，並從兩年前民進黨地方選舉敗選後急速惡化，「韓流」所造成的恐懼、普遍籠罩的「亡國感」，在總統大選裏因抗中激情而更加匯聚，然而在台灣社會裡涌動的這股情緒，並為隨大選落幕而逐漸遞減，反而因為疫情更增添了人們對中國的憤怒，而來到新的高鋒。

屬於台灣的特殊性：亞細亞孤兒那受傷的情感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團結、結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權」很容易被工具化，當它可以用來區隔對手或敵人時，就樂於擁抱所有進步的修詞，當觸碰到我們的情感邊界時，還對理念的堅持就被劃入「危及生存、不切實際、不顧國家安全、要害死我們」那一邊了。

除了個體去正視、覺察自己的情緒來源外，我們也必須正視如今盤據在台灣集體意識中的情緒。這是屬於台灣的特殊性，身為亞細亞孤兒那受傷的情感。我們在一個又一個殖民政權中跌跌撞撞，在被人壓迫、也壓迫他人（原住民族、族群械鬥）的歷程裏，逐漸形成了一個「台灣人認同」、艱難的完成了民主轉型。然而一切並未隨之幸福又美好，我們仍活在中國威脅下，惶惶度日。這個「台灣人認同」，與其說是被什麼號召，不如說是透過一個又一個共同敵人（日本、威權、中國），透過「討厭什麼、不要什麼」而形塑出來。

即使不談歷史，在缺乏共同宗教指引，家庭、婚姻和任何社會關係都不斷變動的現世，投向一個身份認同（例如女人、同志、客家人），確認一份「共同體」（台灣人）的關係，特別是在全球經濟秩序重組、外有疫情與中國威脅之下，選擇成為「我們」，於一份被主流認可的認同中尋求安全感，似乎成了最當然、也最理性的選擇。

然而，當公共討論裏的風氣從渴望找到「我們」，渴望表達「我們是一樣的」，漸漸擴張成為「指責那些不一樣的人」，甚至演變成「他們竟然敢不一樣」、「那些不一樣的人會害死我們」的時候，我們與可怕的國族主義之間，就不存在那麼遙遠的距離了。

社群時代，更多人學會了的是如何用看似理性的語言，來包裝自己情感先行的選擇。情感先行、直覺先行不一定是錯的，甚至它是人類之所以能在演化中存活勝出的關鍵，然而當我們要成為一個共同體，就有必要理解並意識到自己是用什麼在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團結、結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權」很容易被工具化，當它可以用來區隔對手或敵人時，就樂於擁抱所有進步的修詞，以表示「我們不一樣」，然而當實踐它或回應它本質性的需求，觸碰到我們的情感邊界時，還對理念的堅持就被劃入「危及生存、不切實際、不顧國家安全、要害死我們」那一邊了。

我們要把公共性，建立於何種根基？

數月前在台灣社群廣為流傳的報呱網站專文《德國研究中心分析：為何台灣防疫經驗不易複製》，幾乎一眼就能辨識出這是有問題的內容農場文，然而在「台灣之光」的光榮感加持下，難以計數的言論領袖、知識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學者，都轉貼了該文。

很多人並非真的不知道是非或自身的雙標，但情緒先行、選擇立場以後，「媒體識讀」的技巧，只會被工具性使用。以數月前在台灣社群廣為流傳的報呱網站專文《德國研究中心分析：為何台灣防疫經驗不易複製》為例，幾乎一眼就能辨識出這是有問題的內容農場文，然而在「台灣之光」的光榮感加持下，難以計數的言論領袖、知識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學者，都轉貼了該文。

當疫情喚起台灣人在SARS中被世界孤立、放棄的絕望感，被中共打壓的憤怒、對大型傳染疾病爆發的恐懼疊加爆發，台灣人空前的團結，但公共討論的健康度也來到近幾年的最低點。

自今年一月以來，關於引入數位監控、透過手機定位找出感染者行動軌跡、將健保資料庫對接口罩實名制系統、禁止特定職業離境等措施，是否有侵害人權疑慮、有足夠法律授權的討論，都成了公共輿論中的「敏感詞」，就算想善意提醒、建言者，開口前也必須以「政府做很棒、支持防疫原則以保護台灣人優先」當起手式。

台灣人空前的團結，但公共討論的健康度也來到近幾年的最低點。

正因為對中國長年的不信任，台灣提早應對一切，成為疫情中少數正常運作的國家。然而，很多人在自豪於這份如先見之明的同時，也將情緒轉移到個體的中國人身上。九個月來，在台灣的中生、中配、中配的孩子們，不論他們個人政治或國族認同為何，都集體承受著這股不被信任、不受歡迎的情緒，甚至被認為「那就是他們身為中國人活該承受的」。而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言論鋪天蓋地的程度，連新住民社群都深感恐懼，畢竟他們也屬於隨時可能被質疑的群體。

在中國輿論界為方方出版封城日記陷入混戰，甚至有人稱其是「為西方帝國主義遞刀」時，台灣的社群討論裏，也有許多人被類似地質疑。提問政府為 COVID-19 提出的特別條例第7條是否真有那麼大法律授權的人，被指責為人權膠、不顧台灣人生命安全，即使多年來都站在第一線對抗威權、一直是民進黨最佳盟友的學者和公民團體，只要認真討論對是否包機接台商回國，以及中配及「小明們」入境資格，也都必須承受巨大的網路言論暴力。

那段時間裏，恐怕我們討論的並不是公民或居留資格該怎麼認定，也不是如何維持防疫成果，而是比賽著誰比較恨、誰比較討厭中國人。如果我們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這裏應該辯論的是資格，而不是他們的言行與內心認同「配不配」。在這一題，顯然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認為既然中國流氓，我們也能理所當然的拒絕辯論與承擔。

相似的情緒也展現在近來對待香港政治難民的態度上，不少人堅信越嚴格、名額越少越好，免得中國派間諜假裝政治犯混進台灣，社群風向普遍也覺得香港的前途必須靠港人自己努力，台灣並不欠他們什麼。我們好像忘記了，就算沒有反送中運動逆轉民進黨一度低迷的選情，台商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第一批大舉登陸、幫中國賺進第一桶金、走向大國崛起的功臣之一，賺到人民幣的，並不是只有藍營支持者。

除了譴責民間人士的救援「沒有現實感」外，KOL們宣稱「救援標準不宜明確化、規模太大有違國家安全」究竟有沒有事實基礎？在港澳條例框架下，什麼是台灣所能做到最大程度的救援？我們有否打算藉此向國際展現作為民主陣營最佳盟友，台灣不只能輸出防疫經驗，同時也懂得承擔國際責任，而不是只想把香港難民送往歐盟、北美？

我們或許沒有餘裕去支持、去為他們發聲，但台灣的委屈和苦難，並沒有給我們貶抑、輕視他人所受壓迫、還為自身政治利益將其正當化的權利。

台灣人的情緒近來甚至外溢到BLM運動上，認為這是在扯「最挺台灣的總統川普」的後腿。我們可以對BLM中個別失控的暴力表達不認同，甚至確實可能有中、俄勢力在其中試圖激化運動，但這並不改變BLM運動的本質，是嚴重的種族歧視、司法、社會、經濟的長年不公。你個人可以期待川普當選，可以去向有投票權的美國朋友拉票，但不該加入那些種族歧視陣營的論調，認為黑人就是暴力、活該。

我們或許沒有餘裕去支持、去為他們發聲，但台灣的委屈和苦難，並沒有給我們貶抑、輕視他人所受壓迫、還為自身政治利益將其正當化的權利。

回顧過去兩年，正因中國威脅的陰影面積實在太大，於是我們先對內自我審查了起來；DPP的支持者，甚至民代、幕僚開始戲稱自己為「沙包黨」，認為選民什麼都要找他們負責、要求他們做好，是不公平的，即使多數公民團體在民進黨執政時抗爭力道已經非常客氣，甚至是多所期許的態度，還是會被稱為「中共同路人」，意思是「就算沒有直接與中國勾結，但你們的批評與反對會造成同樣的結果」。

梳理這種大家都不想面對、不想承認的情緒，是很不討喜，但卻也是此刻很必要的過程。學者 Bernard Yack 曾在《沒有幻想的自由主義》一書中，改寫霍布斯的話：「民族主義是討人嫌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則是討人喜歡的民族主義」。除了修辭和程度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其最後的結果，並沒有那麼天差地遠。

不論是愛國（國族）主義還是民族主義，信仰的都是「我們」的信條，意思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只是民族主義是丟掉鑰匙、封上大門，只有已經在裏面並被認可的人才能擁有相關權利，愛國（國族）主義在表面上看似比較包容，更懂得怎麼使用包容、多元的語言，但卻把責任丟給那些要求要被接受成為「我們」的人：是「你們」要向「我們」要證明自己。

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不是透過上述兩者的教條、資格的設定來建立的，只能透過生活裏彼此尊重、互助、協商而來。此刻，我們會選擇將這個國家建立在哪一種根基上呢？

究其根本，兩者都不接受人們珍惜、保持、甚至發展出更多差異卻仍就彼此相屬，不相信人可以無感、淡然、不憎恨敵人卻仍願利益與共。然而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不是透過上述兩者的教條、資格的設定來建立的，只能透過生活裏彼此尊重、互助、協商而來。台灣人渴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已近百年，此刻，恐怕也是我們終於能遠望到終點的開端。我們會選擇將這個國家建立在哪一種根基上呢？

（喬瑟芬，基督徒性別運動者，曾任職媒體、出版業與表演藝術行政，關注性別與文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