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我們摯愛的人類學家和無政府主義夥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終年59歲。這樣的年紀,以思想家來說,死得有點太早;以行動者來說,死得有點晚。儘管我未有機會和 Graeber 碰面,但對我這樣一名人類學學生和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行動者來說, Graeber 的理論與實踐一直是重要且罕見的思想及行動資源。不論 Graeber 走得是早還是晚——都是可惜和難過。
作為人類學生:在佔中時讀《為什麼上街頭》
本著「We Are The 99%」(佔領華爾街口號,Graeber也參與了這口號的創作之中)的精神,重新「佔領一切」,其實是一種最直接的行動,去奪回本來屬於99%的社會,然後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無政府主義感召的NGO組織者、人類學畢業生及運動者。在香港佔中運動爆發的時候,我和同學無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觀地想:到底人類學的知識和方法,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去理解運動?在佔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情況下,在香港NGO界及社運力量被壓抑、消耗而渴望爆發的那個當下,怎樣使得「佔領」這種運動模式發揮它最大的潛力,而不只是一次動員力的展演?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味道濃厚的論述,可否為香港帶來什麼啟示?而人類學,是否能提供什麼答案?
順著這些思路,我們很快找到了 David Graeber 的思想,那是2014年,從接觸時間來說,不算走在「潮流」尖端,但自此他對我的影響很直接。因為 Graeber 剛好踩在運動和人類學兩條線上,並跟我們一樣,希望在知識的行動及行動的知識中,改變我們覺得具壓迫性的文化、社會、國家及經濟結構。只是, Graeber 對我來說更具備另一層意義——他是無政府主義革命路上的小夥伴。
人類學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互相契合,似乎是順理成章的。首先,是因為人類學的學院氛圍一直都有一種開放性:既然人類學在面對復活島石像、亞馬遜獵頭族、薩比亞部落的口爆成人禮等「千奇百怪」的文化行為時,都可以深刻共情並冷靜理解,那麼被當今普遍的社會大眾認為是不可思議、甚至是瘋狂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在人類學所遇到的其他研究面前,可說是小巫見大巫。